在《控制论革命者》中，伊登.梅迪纳讲述了两个相互交织的乌托邦愿景的历史，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技术的。第一个是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领导下的智利的和平社会主义变革实验；第二个是同时试图建立一个管理智利经济的计算机系统。这两个设想都没有完全实现——阿连德的政府以一场暴力军事政变告终；被称为 “Cybersyn项目”的系统从未完全实施，但它们对今天的技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具有借鉴作用。
利用大量的档案材料和访谈，梅迪纳研究了智利政府设想的控制论系统--该系统的特点是整体系统设计、分散管理、人机互动、全国电传网络、对不断增长的工业部门进行近乎实时的控制，以及对动态系统的行为进行建模。她还描述了网络中类似于《星际迷航》的操作室，并配有照片，其特点是带有扶手控制面板的转椅、显示数据的屏幕墙，以及指示经济紧急情况的闪烁红灯。
今天研究“Cybersyn项目”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处于政治变革中的政府的技术野心，也有助于理解智利革命的局限性。这段历史进一步表明，人类试图将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以创造一个更公正的社会为目标，可以开启新的技术、知识和政治的可能性。梅迪纳写道，技术是历史文本；当我们阅读它们时，我们在阅读历史。
【注】本书中文版已出，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批判传播学文论丛书。
这本关于美国与计算机通信的浪漫故事的书，不是把互联网看作是未来的预兆或下一件大事，而是作为时代的表达。斯特里特表明，自发明以来，我们对联网计算机的用途的想法一直在不断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它们被想象成打击核战争的手段；在60年代，它们被想象成给混乱复杂的社会生活带来数学确定性的系统；在70年代，它们被想象成反文化的游乐场；在80年代，它们被想象成自由市场美好事物的标志；在90年代，它们被想象成有待征服的新边疆；到90年代末，它们被想象成无政府主义开放源代码乌托邦中对市场的超脱。
本书揭示了文化如何影响了互联网的构建，以及互联网的结构如何在社会和政治思想文化中发挥作用。它认为，互联网的真实和想象中的无政府主义特质并不仅仅是技术的产物，而是它如何出现和被接受的历史特殊性的体现。在互联网的发展中发现了几个不同的传统——最独特的是浪漫主义——Streeter证明了技术的创造是如何被深刻的文化力量所击穿的——记忆中的过去的深重，以及共同激情的压力被表达出来。
【注】本书中文版已出，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批判传播学文论丛书。
尽管经过三十年的努力，苏联建立全国计算机网络的尝试是如何被那些似乎像资本家一样的社会主义者破坏的。
从1959年到1989年，苏联的科学家和官员们多次尝试将他们的国家联网，构建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网络。这些尝试都没有成功，在苏联解体时，这项事业已经被放弃了。与此同时，ARPANET，美国互联网的前身，于1969年上线。为什么拥有顶级科学家和爱国主义激励的苏联网络失败了，而美国的网络却成功了？作者在本书中颠覆了通常的冷战二元论，认为美国的ARPANET的形成得益于管理良好的国家补贴和合作研究环境，而苏联的网络项目则因为自利的机构、官僚和其他人之间无节制的竞争而陷入困境。资本家的行为像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者的行为像资本家。
在研究了本世纪中叶网络学的兴起、自治系统的科学以及经济网络学在苏联的出现之后，作者将这种不安的角色转换复杂化，同时记录了苏联建立 '统一信息网络 '的各种尝试。他利用以前不为人知的档案和历史材料，重点介绍了这些项目中最后也是最雄心勃勃的项目——全州自动化管理系统（OGAS），以及它的主要发起人维克多.M.格卢什科夫。本书描述了OGAS的兴衰——它的理论和实践范围，它对由网络管理的国民经济的设想，它遇到的官僚主义障碍，以及扼杀它的体制僵局。最后，他考虑了苏联经验对当今网络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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