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苟且，你的诗和远方
——《陶渊明全集》读书有感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漫漫长卷，我们把坐标点定在一个叫做东晋的朝代，在这样一个军阀混乱，战火纷飞的时代，一个叫陶潜的人在思想上搅动了后代几千年，直到今日仍未停息。
回望我泱泱大国几千年历史，不难发现，在诗作上，他没有李白那样“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奇，没有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辛酸，也没有苏轼那样“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豪迈。在人生经历上，他也没有像李白那样“力士脱靴、贵妃研磨”又赐金放还的曲折，没有杜甫那样流浪四野的悲苦，更没有苏轼那样的“三起三落”，这些人生的大起大落他都没有，他的人生当中只是经历了五次做官的经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辞官。
但是李白喜欢他，李白在《戏赠郑溧阳》中写道：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字里行间洋溢着粉丝对偶像的仰慕之情。
孟浩然喜欢他，他在诗中说：
赏读《高士传》，最佳陶征君。目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这是不是等于说，虽然星空灿烂，但你是我的唯一?诗歌创作方面，孟浩然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上，对陶渊明诗作多有传承。
杜甫喜欢他，杜甫在安史之乱之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把陶渊明引为隔世的知己，他咏诗道：
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
杜甫不但认同陶渊明的儒家政治精神、独立自由人格，而且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吸纳、发挥陶渊明思想和诗艺。由表及里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做这样有品位的粉丝，方不辱没自己所崇拜的偶像。
白居易喜欢他，白居易的44岁是他一生的一个分割点，他被贬江州，写出了流传千古的《琵琶行》，江州离陶渊明的故乡浔阳很近，白居易在这里任江州司马，曾去拜访陶渊明的故居，写下了《访陶公旧宅》一诗，用“尘垢不污玉，灵凤不啄腥”赞颂陶渊明高尚的人格。白居易自称是“异世陶元亮”，也就是另一个时空的陶渊明，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和生活情趣，被他引入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之中。
天才的文学家苏轼更喜欢他。苏轼曾在《致子由书》中提到：
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
如果不是熟悉陶渊明的诗歌，敬佩陶渊明的人品，如何做出这样的评价呢？他甚至认为曹植、刘昆、鲍照、谢灵运和后世的李白和杜甫都赶不上他。后世对于陶渊明的理解，大多都是他是仕子们的一个精神的灯塔，在他们在仕途之中遭遇了阻碍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到陶渊明，然后效仿，寻求安宁。苏轼的官途，在乌台诗案之后极为坎坷，在这种坎坷之中，陶渊明成为了他的精神慰藉。
“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
元祐七年，苏轼在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事任上。远离政治中心的他，何尝不是从陶渊明的诗歌中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人生的最后时节，苏轼再一次被疏远，这一次真的很远，当时的儋州，现在的海南，到处都是瘟疫，教化未开，在这里他和陶渊明的诗高达109首。谪居生活里的苏轼，还拉上儿子一起“追星”，读陶诗、和陶诗曾是他们父子谪居生活中的一大乐事。苏轼晚年在《与苏辙书》中说自己“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又说：“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苏轼说，我也只能学习陶渊明的万分之一罢了，这是何等的崇拜之情？！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留下的六百多首词作中，其中吟咏、提及、明引、暗引陶渊明诗文的就六十首，也就是说，他差不多每十首词中就有一首与陶渊明有关。
我们不仅惊呼，那个在种豆南山下的男子，那个结庐在人境的退隐之人，到底具备了怎样的魅力？使后世万千粉丝为他倾倒？
一、他接纳自我。
在四言诗《时运》里，陶渊明感慨说：“黄唐莫逮，慨独在余。”
我再也赶不上黄唐盛世，深深地感慨自己的孤独。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可以跟战国有一比，战火纷飞，门阀制度的巨大压力使他看清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应该何去何从，虽然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但是溪族的血缘标志没有改变他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社会洪流中被侮辱的结局，他们的家庭被当时的人谩骂为“溪狗”。在给十四岁长子陶俨的《命子》中，他这样交代自己的始源——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
显然，辉煌的起源没有带来相应的美好结果，追求血统源流的东晋王朝虽然也想让陶渊明在这样一个时代去奉献他的些许思维，但是，“风气”的影响终于让陶渊明“节节败退”，他开始在田园中寻找自我的生存价值。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是他观察官场后认真的自我接纳。
接纳自我，其实这一个人生很大的话题，其实我们看到后代名人的很多人生悲剧，都是来源于对于自我的不接纳。这里我重点说杜甫，杜甫矜夸自己是陶唐氏尧皇帝的后人，其实张氏也是尧族的后代，但是我本人从来没有骄傲过什么！可以追溯的是他的先祖是西晋的杜预，这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灭吴统一西晋的大功臣，杜甫的爷爷杜审言，这是武则天所赏识的诗人，与陈子昂齐名，在唐诗史上这也是一个厉害重要的人物，而杜甫在他爷爷杜审言的熏陶下，自认为是“诗是吾家事”，可是偏偏，杜甫他没有接受自我诗人的身份，而是一门心思做官，长安困守的十年，他执着，结果家中无人照顾，小儿子也饿死了；安史之乱，他仍求一官半职，结果自己的人生最终成为了一个人生定位失败的悲剧。
由此可见，一个在时代之下，能够接纳自我的人有多重要。陶渊明恰是这样的人，阮籍和嵇康是当时对抗司马家族的两个断头者，我不敢预言如果陶渊明真的站位在官场之中，他的下场是不是断头台、毒酒或是白绫，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少了一位田园诗人的开拓者和先驱者。
二、他忠于自我。
陶渊明的诗歌里很少像后世那样，咏松、咏菊、咏梅，他咏贫士，写了十七首。陶渊明六十二岁，称自己是贫士，他写道：
“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唐代有很多人把归隐当做自己的一种终南捷径，因为这条路中你是会遇到王公大臣，没准一隐万古名。陶渊明不是，田园生活，是他少年便爱的，这是他对生活回馈的最天真的方式。他咏二疏，这是在他知天命的年纪，他向往疏广和疏受叔侄俩立功不居，功成退归的贤达。他咏三良，这是秦国子车氏族的三个儿子，杰出的人才，他感慨仕途可畏。
他也咏荆轲，他说荆轲是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他说荆轲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你难以相信这是陶渊明的诗句，大气如虹，甚至衔远山吞长江，很多人说，陶渊明是消极避世，是对现实的逃避，他没有宏愿吗？一点儿也不是。陶渊明说：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他在这样的诗歌里总是喜欢用“猛”这样的词汇，这样的猛志是什么？济苍生和复故土！如果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是他对于官场的厌恶，那他还有另一面，看他写道：
袁安困积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见钱入，即日弃其官。
刍槁有常温，采莒足朝飡。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
这是为了表达什么呢？这是在表扬当时官场中廉正自守的官吏。但是，几经思考之后，他发现爱好自然是他的性情，归隐是自己的主观动机，当时乱浊的社会只是客观因素而已。右手是田园，左手是官场，要哪个?
他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我欲归去，我要归去，我可归去，我便归去。
三、他坚持自我。
任何一个时代下，我们都可以不避讳地说，正直的人道路是坎坷的，甚至说，是没有出路的。抛去陶渊明最原始的“溪族”身份不提，他这样“不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性格在那个时代是活不久的。那个时代需要趋炎附势、需要狼狈为奸，需要……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除了军阀战乱和门第歧视，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士族经营的庄园经济的空前发展，封建皇权经济的相对削弱。——刘禹锡说“旧时王谢堂前燕”，王谢是当时土豪家族的代表，这里不再赘言，这里说一个大家都有所耳闻的人，潘安，他在当时一个极有名声的组合——“金谷二十四友”里的一员，他也是你熟知的美男子。他们的老大叫石崇，《晋书·潘岳传》里说他：
“岳性格轻率浮躁，趋名逐利，与石崇等人献媚从事于贾谧。”
我们对于古人的审美往往会停留在这样的一个“误区”里：有颜值，有人品，有才华。对于潘安这样一个美男子，我们似乎也会不由自主地绑上一个“高尚”的道德，但是一个人的“趋名逐利”能被记载到正史之中，我们便可以从中窥见一斑。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没有依附“组织”恐怕难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没有一个稳妥的政治靠山恐怕更是难以活命，阮籍和嵇康的被杀不难说明问题。可悲的是，这样的背景就造成了一个很可怕的结果——
“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
后代的干宝，就是写《搜神记》的那位，在他的《晋纪总论》中就这样形容当时的污浊之气。
生命的考验就在眼前，大环境也是这样，进一步，趋炎一步，有可能是锦衣玉食，但是陶渊明在自己的自传《五柳先生传》中就是说得这样振聋发聩：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他在《归去来兮辞》里说：“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
同样是《咏贫士十七首》中，他说：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
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
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固穷守节，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你降低人格，可以把富贵追求来，过上很舒服的日子；你保持尊严，就要承受饥寒困苦。守仁抱义，已经被这样一个工业文明的社会洗刷得只剩下斑驳的痕迹，甚至有可能，这样的陶渊明在当下的时代会被人骂作傻瓜，太幼稚。也有人说，真正的成熟就是开始接受自己的残缺和不完美，原谅身边的人和事，坦然面对庸常而琐碎的生活。生活如此，不如随波逐流。可是，陶渊明在四十岁离开官场以后，经历过一次为官的邀约，这是一个著作佐郎的官职，大体是可以掌管编纂国史的要职，这可能是陶渊明人生中所面对的官位中最高的一个了，这也是陶渊明人生之中第六次可以大大方方地走入官场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再后来，也有亲朋好友举荐或规劝他做官，他依然拒绝。四十岁，心智已经非常成熟，应该已经到了可以“原谅”官场的年纪，可是，他为什么还要拒绝？因为他对田园爱得深沉。
《杂诗·其九》当中写道：
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
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萧条隔天涯，惆怅念常餐。
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关梁难亏替，绝音寄斯篇。
他的心真的是对世界纯情的，所以在官场和田园中的纠结中流泪，我们难以和陶渊明一起感受当时社会的黑暗，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一个人可以接纳自己，忠于自己，坚持自己，连灵魂都有香气。
公元416年，刘裕调集全国的兵力，从东向西，分五路讨伐后秦。首发攻克了洛阳，西晋故都得到光复。第二年又攻克长安。长安经过百年沧桑，终于被晋军收复。消息传到江南，东晋朝野一片欢腾。刘裕通过北伐，极大的扩大了他个人的权利。朝廷为了讨好刘裕，下诏书封刘裕为相国，总管朝政，又封他为宋公，食邑十个郡，加九锡，位在各诸侯之上，刘裕故作推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控在刘裕手里，他想要什么，朝廷就得下诏书给他什么。他想当朝廷，当今的朝廷也得赶快让位给他，这是早晚的事。
那一年秋天，陶渊明总是闷闷不乐。他早就看透，东晋的气数已尽，刘裕篡位只是迟早的事，他整天为这件事悲伤郁悒。只要东晋存在，曾祖父陶侃的功绩就光辉灿烂，照耀家邦。一旦东晋灭亡，这一切就一笔勾销了。他又想一切都在发展变化，兴衰荣辱也在不断地交替更换。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莫不如此。
公元420年，刘裕弑君篡位,建立南宋,东晋就此灭亡。陶渊明知道后,遂将名字改为“陶潜”,以“潜”表达“永不出仕”的决心。
这样的人生经历与思考，我们看到了陶潜的家国情怀，他绝对不是遁世后的脱离尘世，他的心还在尘世之中，怀赤子之情，不同的是，他选择了一种更巧妙的方式，这是高洁的开端，也最终成为了“陶渊明式”的独立人格。
道格拉斯说：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那就当一条小路；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那就当一颗星星。决定成败的不是你尺寸的大小——而在做一个最了解的你。黑塞也曾说：对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无论他的归宿是诗人还是疯子，是先知还是罪犯——这些其实和他无关，毫不重要。他的职责指使找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他人的命运 ——然后在心中坚守其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
立于这纷繁的人世间，做自己太难了，可是陶渊明却在千年之前做了一个超前的典范：我是陶渊明，我为自己代言，我把你们的苟且活成了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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