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康熙四年《通山县志》记载：“程九伯（百），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百）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本省总督军门佟嘉其勇略，札委德安府经历”。程九百，一山里乡民，组织乡兵，于乱世中保卫家乡。李自成，推翻明王朝的大顺皇帝，满清南明眼中的“贼首”。一南一北不搭界的二人在湘鄂赣边的大山沟里偶然相遇，竟然改变了天下格局。
乡兵，民兵的一种，由居民自动组织或政府组成的不脱产的武装力量，是按户籍丁壮比例抽选或募集土人组成的地方民众武装。平时不脱离生产，农闲集结训练。乡兵一般由乡里年少力强的人组成，大多由地方乡绅或豪强统率。虽然在政府挂了名，地方官也会不时巡查，但官府不发行粮，不加调遣，职责以保护乡里为主，毕竟它与其他的民兵不同，不是专职的地方军队。乡兵体制使乡村农民、壮丁得到一些 必要的军事训练对于平定地方性骚动、维护封建秩序，其意义也是毋庸置疑的。
明代乡兵源于元末。元末至正十八年（1358），朱元璋下令设立“管领民兵万户府”，简拔民兵，“稗农时则耕，闲则练习，有事则用之；事平，有功者一体升摧，无功令还民”①。大明帝国建立后，在军事上推行卫所制度，社会也逐渐安定，乡兵作为乡里百姓自我保护的非专业军事组织用处就不大了。乡兵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乡村的富人是想办法行贿不服役的，贫穷的农民因无钱财只能亲身服役，还须自备武器，负担极重。其次，乡兵本意是寓兵于农，农民每日辛苦劳作，还有不时参与操练，经常遭受地方官吏的任意刁勒，掯索钱财，苦不堪言。农民只好卖田宅、鬻妻子，作为罚赎之费。为此，乡村农民因充任民兵之役而破产者也大大有之。正如明人所言:“乡兵无有工食，养之无道，教之无素，强令操戈，实滋扰害”②。乡兵之无用，其根由确实就是因为不加训练。当时的乡兵，“县官徒应故事，有以疲弱之人充数者，有一个而顶二名者。召募方集，即驱应敌，坐作进退之节，茫然不知，是无异驱群羊以格猛虎，欲不败难矣”③。 所以一般太平年代，许多地方并不组建民兵，或虚应故事。
自明中期以后，卫所制度逐渐趋于败坏，战斗力急剧下降。国家发生危机时，一些有声望而财力又足以号召他人的地方乡绅或豪强，就号召乡民，或起兵应援勤王 ，或起兵抗御, 保护乡里。嘉靖中叶以后 , 由于东南沿海的倭变，以及某些地区民众的骚乱，乡兵才又一次应运而生，成了明末乡村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嘉靖二十四年（1545），倭寇为患，给事中袁世荣奏令“沿海府州县佐贰巡捕官，择其廉能材干者，另给团练札付一道，以督其事。各乡择材干一人为团长，授之冠带”④，又是因为倭变，“奉例拣选壮丁，名为乡兵”⑤。乡兵成为抗击倭寇的重要力量。此后，乡兵体制在明末一直久盛不衰。
到明末，政府腐朽不堪，民不聊生，北方与满清战事不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烽烟四起，乡兵更是广泛兴起。开始乡兵主要是抗击盗贼，维护本地方百姓的利益。当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时，乡兵逐渐成为地主乡绅维护利益的工具了。
如崇祯年间，李自成起义军围开封时，推官黄澎创设的“义勇大社”，当属于乡兵。这种“义勇”兵制，传统的封建关系极其浓厚，如“刑牲祭关壮缪侯，与众饮血洒盟”，而参加者的成份也极复杂，郡王、乡绅、士民、商贾，各色人物都成了义勇大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社分为“五营”、即中权、后劲、前茅、右翼、左翼，分设头目，大多由举人、乡绅、郡王统率。凡是社中义勇，“人给社票一纸”，并在腰间系上“无忧条”⑥。开封人称佃户为“牛人”。当李自成率兵攻打开封时，这些佃户也被统治者组织起来，用来抵御起义军的进攻，这在当时称“牛兵”。
崇祯十二年，副总兵杨德政想出了一着高招。他认为流寇之所以难平，是因为他们出没无常，流动不居。要想灭寇，关键在于加强地方武装。因此，他建议地方政府实行“裁练”，具体说来就是府裁去通判，设练备一职，品级相当于官军的守备；州裁去判官，县裁主簿，县添设练总一职，相当于把总级别。练备、练总隶属于知府、知州、知县，专门负责训练民兵（或称乡兵）。民兵的任务是捍卫乡土，不得调往他处。并且规定数额，每府练民兵一千、州七百、县五百。这个方案得到朝廷的欣赏，杨嗣昌提议先在畿辅、山东、河南、山西实行，然后推广到其他地方。⑦广平府曲周县知县李岩，“简民间殷实壮丁五百名为富户兵。班分为两，居平更迭守城，有警听调辄集，月各给银一两，以武举张云翀为总练官，操习有方”⑧。崇祯十六年，“黄石港楚诸生程天一集乡兵二万夜击贼于大冶，擒伪知县奚鼎铉，杀之”⑨。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葛麟在焦山召集乡兵，“与丹徒诸生吴中奇及弟敏章等计议，招同社十余人图兴复，盟于关壮缪庙，驰檄远近，刻日举义旗，一时忠义不期而会者数千人”⑩。
当大明王朝腐朽不堪不能保护地方时，乡兵逐渐成了抗击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力量，虽然缺乏训练的乡兵的战斗力一直不强，甚至有时成为盗匪或反抗政府的义军，但在保护地方抗击义军以及散兵游勇方面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
而当满清入侵时，战斗力较弱的乡兵的抗击就显得格外的壮烈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清军大举进攻高阳，“知县雷之渤走免”⑪，孙承宗领家人组织乡兵守城，城破被擒，自缢而死，他的五个儿子、六个孙子、两个侄子、八个侄孙都战死。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清军颁布剃发令，嘉定百姓拒不从命。乡绅侯峒曾带领嘉定绅民组织乡兵反清，清吴淞总兵李成栋立即领兵五千来攻。嘉定城城破，李成栋下令屠城，大约有三万多人遇害。三四天，侥幸逃脱的嘉定的幸存者开始溜回城里。他们回城后在一个叫做朱瑛的义士领导下，重新集结起来，共两千多人。朱瑛领导着幸存者们在这座残破的城市展开了一场反屠杀运动，处死了归降清军的汉奸和清军委派的官吏。成栋又领着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把吴之番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又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著名的"嘉定三屠"。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江阴士民公推典史阎应元、陈明遇领导士民固城抗清。清将李成栋、刘良佐联兵围攻江阴，陈明遇出战败亡，士民又推举阎应元代陈指挥，督军应战，屡败清军，固守江阴二月有余。八月底，清军主力增援，进围江阴，昼夜炮攻，又值连日大雨，城崩塌，清军由缺口突入城内，阎应元率1000余乡兵与清军白刃巷战，矢尽粮绝，全部战死，清军屠城，据史载城内外男女士民被杀者约十余万人。
当民族危难之际，一群没有经过训练的乡兵和民众在几个乡绅的带领下，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起，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这威武不屈、不挠不折、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可歌可泣！
总的来说，明末的乡兵虽然战斗力不强，不能在战场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在保卫地方、维护秩序、剿灭盗匪、镇压农民起义、抵御外族入侵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李自成这个推翻大明王朝的大顺皇帝，南明和满清眼中的“贼首”在山旮旯里碰到乡兵是正常不过的事，死于通山乡兵程九百之手确实偶然，但究其因，也是必然的。
通山本是鄂赣边界山区的一座小县城，既没有丰富的资源，又不是当冲的战略要地，很少有战争，旧通山县志里是没有兵事记载的。但自元朝至今，战乱不断。《通山县志》载：“元季贼寇蜂起，土匪全式臣等蹂躏城乡，世家望族，多为殄灭。”“（明初）子贵集众保乡里，盗不敢犯。授兵马，骁勇有胆略，敕镇通羊，管军万户。”⑬古诗云：“任是深山最深处，也应无计避征遥。”世道如此，通山这山旮旯也是避免不了的。为避免同类事情发生，明代通山开始组织民兵，采用保甲制。
“（明）成化间，设三十五堡：曰羊都堡，曰吴田堡......曰宝石堡......曰高湖堡......各有堡长”。
“嘉靖二十四年，方地屡警，抚按檄照旧规，每大村或合数小村，共设团长一名；十人编一甲，置小甲一名；百人为一总置，搃甲一名。衣甲器械，操演如法，遇警，互相救援。知县吴道夫编为一十九堡：曰上市堡，曰羊都堡，曰山口堡......曰九宫堡，曰高湖堡。”
“万历十年，知县张书绅复置张公隘、九宫隘二堡于要害处，并旧二十一堡，各以堡长以守之。岁时儆点，以戒不虞”。⑭
“校场在县西北半里许，罗阜山麓。明嘉靖间，知县张一拱建厅其中，后倾颓。万历七年，知县王嘉相修亭三间，曰“演武亭”。庭前为门，俱圮。”⑮
然而，一旦社会稳定，战事平定，通山这样的小城就很难养兵了，校场都“倾颓”“俱圮”了。
崇祯年间，烽烟又起。崇祯皇帝接受副总兵杨德政的建议，地方政府实行“裁练”，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崇祯十三年湖广各郡县都已着手裁练。
据《烈皇小识》逆闯伏诛疏载：“闯势实强，闯夥实众，何以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 诚有其故；“闯逆既死，则宜留首级示信,何以首级竟不可得？”亦有其故。请为皇上陈之:臣自道左变,投身江涛，遇救得生。臣揣闯逆知左兵南逞，势必窥楚，即飞檄道臣傅上瑞、章旷、推官赵廷璧、姚继舜、咸宁知县陈鹤龄等，联络乡勇以待。从文中“九宫山团练”“乡勇”可以看出咸宁、通山都有团练乡勇，也就是乡兵。
时任通山县令西蜀马负图于崇祯十三年重修关圣庙，碑文记载：“（崇祯）丁丑之秋，邻盗啸作燎原，不可向尔，属郡懔懔无所出计，且薄瞰门者谍数至，是时震叠倡义，帅其兵民，越疆毁巢，俘其渠魁，两地歌颂，咸扬于邻。”从碑文中可以看出崇祯丁丑（1637年）通山邻县盗贼猖獗，大有入侵通山之势。知县马负图“帅其兵民”跨县剿匪大获全功，其中的“兵民”应该就是民兵。然而“崇祯十一年八月初一白昼，大盗入城，杀人掠物，诸民惊散。”⑯不知马知县是如何应付的。可惜资料缺乏，马知县于两年后重修关圣庙，碑文中对此事只字不提，无法知晓。可以推测当时事发突然，民兵平日归农，驰于操练，难以应对这种突发事件。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攻占武昌，自称西王，改武昌府为天授府，江夏县为上江县。经过张献忠的系列安抚及整饬，当时武汉三镇一度秩序井然，开始恢复生机。湖广布政司中共有二十一州县归附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其中就有咸宁、崇阳。崇阳人蒙正发在崇阳纠集乡勇起兵，与张献忠义军对垒，逐走其设的崇阳知县。此事被湖广巡抚何腾蛟所知，许其“以功准贡”。当时通山隶属武昌府兴国州，张献忠也应派官吏去过。《通山县志》记载：“崇祯丙子，马负图，岁贡。四川南溪人。升衡州府通判。崇祯甲申，赵向宸，举人。御赐进士。广东东莞人。皇清知县，顺治丙戌，胡士遇，岁贡。山东冠县人。”⑰这表明1636-1643年通山知县是马负图，1644年是赵向宸，1646年是胡士遇。马负图能升任衡州府通判，说明他不仅仅是有政声，除了崇祯丁丑（1637年）跨县剿匪，可能1643年和崇阳的蒙正发一样，组织了乡兵，赶走了大西政权派来的官吏，立了大功，才会荣升的。同时也说明通山一直组织有乡兵，而且还有一定的战斗力。
“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人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幸国朝王师荡除，百姓如解倒悬，渐复故土”。⑱1645年5月，清军追着大顺军来到通山，县志上并没有提到通山政府组织抵抗，也没有提知县赵向宸，肯定是跑了，不然战死的话南明朝廷是会有封赐的，县志上也会有记载。没有政府组织的乡兵自然是分散四处，各自与大顺军、清军这些外来者作战，保卫乡里。混乱之中，就发生了这样的奇事：几个农民组成的没怎么训练的乡兵拿着农具把一个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大顺朝皇帝给打死了。这谁能相信？？？
阿济格开始是信的，后来也不敢相信，“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⑲
何腾蛟相信，因为是李自成属下和亲兵告诉他的，他分析：“今日逆首已泥，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剪灭，而致弩刃之交加，为千古大快也”。“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闯若不死，此二十万之众，伪侯伪伯不相上下，臣亦安能以空拳徒手操纵自如乎？”⑳李自成还有数十万大军，仍然可与满清、南明争天下，不可能就此放弃。李自成不死，他的属下也不会去降清或和手下败将何腾蛟合作，有幕后指挥却仍然四分五裂日趋衰落的说法是不可思议的。
实事就是实事，李自成真的死了，之后几十年，直到李来亨茅麓山自焚，大顺军彻底失败，也没有李自成的信息了。一百多年后，有人不信，几百年之后，更多的人不信，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李自成死在阿济格手里，肯定都信了，因为阿济格是大将军，就不会有人编造说死的是李自成的替身了。死在一个乡兵手上，冤哪！但天意如此，乡兵也是兵，李自成当皇帝不成还是贼，贼首死在兵手里，合理。
【注释】
①《明太祖实录》卷六 , 戊戌十一月乙未
②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一O ，《民兵》
③康太和:《拟应诏陈言以安攘大计疏》，《明经世文编》卷二一三。
④万历《漳州府志》卷七，《兵防志》）。至万历十七年 (1589 )
⑤《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三O，《广平府部》。
⑥李光里:《守沐日志 》
⑦《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第八三页至八六页。
⑧《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三O，《广平府部》
⑨《绥寇纪略》卷十。
⑩叶廷馆:《鸥波渔话》卷二，《葛苍公传》
⑪《国榷》卷九六。
⑫⑯同治七年《通山县志》卷之三，兵事。
⑬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卷之五，武勋。
⑭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卷之一，乡坊。
⑮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卷之二，园场。
⑰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卷之三，县令。
⑱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卷八“杂志·灾异”
⑲《清世祖实录》卷十八
⑳《烈皇小识》
【参考文献】
1、《明末农民战争史》（顾诚）
2、《大顺史稿》（黄卫平）
3、《明代的民兵与乡兵》（陈宝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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