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中，刘姥姥可以说是最为著名而广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了。
她虽不过是一个村野鄙人的配角形象，却在小说中俨然有比肩、甚至是凌驾于十二金钗的气势。
特别是她进大观园，粗俗的、惹人发笑的语言举止，分明是一个穷亲戚上门来打秋风的样子，却意外地获得了贾母的喜爱，王熙凤甚至还愿意让刘姥姥给自己的女儿起名，不得不让人感叹她的处事智慧。
更不要说她在最后救下了巧姐，这当然可以说是王熙凤此前结下的善缘，但不能否认刘姥姥的善心。
对于《红楼梦》这样一部精心结撰的巨作来说，其中理当无一闲笔、无一闲人。
野鹤就曾忠告读者：“读《红楼梦》，言人不可专注十二金钗，言地不可专注大观园，否则便是坐井观天。”
而刘姥姥这一角色的设置，以其独有的低俗状态，形成了与贾府、大观园之间的直接冲撞。
她一方面作为大多数喜剧及写实主义小说中常常出现的人物，因为在能力或智慧方面有所缺陷，从而可以让读者在观看她的愚蠢时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
另一方面，这样一位既写实又反讽、既粗鄙又慧黠的年老女性，显然远远超过了贾宝玉基于少女崇拜心理而作出的“粗笨可怜”的“鱼眼睛”的评价范畴。
欧丽娟老师就认为，当刘姥姥进入大观园时，除了打开戏笑谐谑的喜剧情境以驱散/拓深那四处弥漫的悲凉之雾，同时更是整部《红楼梦》中狂欢诗学的最高体现。
01
“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如果说前五回是整个女性悲怆交响曲的序奏，是小说正式开始前对背景进行铺垫的楔子，那么接下来的第六回才是人物故事的真正开场。
有趣的是，刘姥姥竟然是荣膺这一揭幕仪式的首选之人。看她的出场：
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倒还是头绪。
本来已经准备好接受作者为我们勾勒出的贾府诸人，还等着看人物之间复杂的关系、情感，却不想竟等来了这样一个小人物，而且笔墨不少。
第六回先是交代了刘姥姥的女婿王狗儿以务农为业、女儿刘氏又操井臼，家中孙子女两个无人看管，狗儿便将岳母刘姥姥接来一同过活。刘姥姥这人是积年的老寡妇，膝下无儿，此时与女儿女婿在一起岂不愿意。
在清朝的社会风俗中，像刘姥姥这样依女为生并非是违逆男权中心体制的罕见现象。
有学者的研究中就指出：在那些有女无子的老年父母家庭中，立嗣养老是主流，而依靠女儿养老也常常见诸史籍，同样也是清代家庭的一种养老方式。
刘姥姥作为一个寡母角色，首先是对女婿一家展现了“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的能力与担当：她借助包羞忍耻的毅力与智略，即使处于求救者这一极为卑下的姿态，最终仍然完成了向荣国府告贷脱困的任务；
其次，她在此回初露脸，就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老练世故。一开始见着周瑞家的，就这样解释此番来意：“原是特来瞧瞧嫂子你，二则也请请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领我见一见更好，若不然，便借重嫂子转致意罢了。”
这一通话说下来，将听到这话和没听到这话的人都抬举了一遍，难怪脂砚斋有一批语云：“刘婆亦善于权变应酬矣。”
刘姥姥内在的世情练达在她二进荣国府的时候更加突出，她不仅没有“穷亲戚”自带的胆怯属性，还别有一种自在的气场。这显然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
02
打破一切的狂欢仪式
巴赫金将“狂欢”理解为是一种暂时自由，“它表现为一切等级秩序、特权、规范和禁忌的暂停”。
就看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按照宝玉的建议，其时筵席的设计正是不按桌席、不定样数，大家各自择其所爱而随心所欲。
这已经初步展现了一种较为平等自由、不分贵贱的开放气息了，特别是体现出对富贵簪缨之族繁文缛节的某种“反规范性”；
之后在行酒令的时候，鸳鸯更是以丫头的身分担任令官一职，不仅可以与主子同席而坐，还说出了“不论尊卑，惟我是主。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这样的话。
而这一狂欢的最高潮则是由刘姥姥引起的，当她自然地说出“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之后：
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
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
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
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
这一幕可谓是《红楼梦》中最为解放脱序的场面了，和贾府其余宴饮时的“一声咳嗽不闻，寂然饭毕”（第三回）、“里面鸦雀无声，并不闻碗箸之声”的严肃状态完全不同。
不论是端庄自持的贵妇闺秀，还是谨小慎微的丫头下人，此时都变成了不顾形象、颠倒粗豪的凡夫俗女。
正是刘姥姥的意外闯入，为原本封闭、幽深、典雅、沉穆的大观园导入了一种开放的、戏谑甚至是粗俗的“狂欢节精神”。
而且，第四十回中描绘的这吃酒行令本是一种结合骨牌牌面图像与诗歌韵语的特殊游戏，参与其中的人需要掌握雅言系统、复杂的游戏规则和禁制罚约，就连迎春都因为“错了韵，而且又不像”而受罚，足可见这个游戏的门槛之高。
刘姥姥则是借助“大火烧了毛毛虫”“一个萝卜一头蒜”这样的粗俚白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虽说押了韵，字意与牌面也相对应，但毕竟不同于其他人多以唐人诗句或文言雅词作令的方式。
这样不受拘束的土语俗话，得以通过刘姥姥的口闯入了大观园这一诗意盎然的文雅殿堂。
原本只存在于上层精英阶级的官方雅言开始和下层村野群众的民间俗语并行、激荡。
在中国近世时代的《红楼梦》中，“官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野乃是沿着“诗歌语言”与“村野俗话”的界限而展开的。
且透过刘姥姥所衍绎的乡村粗鄙俚俗之口语，不但为充满春伤秋悲的大观园逆向制造了欢乐高潮，更掌握了“命名”之至高权柄，为十二金钗中惨遭横祸的巧姐儿预设了消灾解厄的契机，诚然展现出一种来自民间的坚韧生命力。
03
接替贾母的新“母神”？
刘姥姥之所以为人所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她在贾府破灭之际，承凤姐临危托孤并最终拯救了十二金钗中巧姐儿这最后一线命脉。
前面谈到的，她自身的能力是她可以完成这一任务的基础，而她本身又与巧姐儿有多重缘分：
刘姥姥初进荣国府时便“来至东边这间屋内，乃是贾琏的女儿大姐儿睡觉之所”，先到巧姐儿的寝室，这是第一重缘分；
二进荣国府时，板儿拿着佛手玩耍，巧姐儿见了也要佛手，众人就把一个又香又圆的柚子给了板儿，把佛手换给了巧姐儿。
之前小北介绍过不同类型的“关情小物”，而像板儿和巧姐儿的这一对佛手和柚子，正是对二人姻缘联系的设置。这是第二重缘分；
而佛手本就具有“慈悲引渡”的象征意义，刘姥姥更是奔着本着“以毒攻毒”的思维，为生于七夕的大姐儿取名为“巧”字，还预告说：“姑奶奶定要依我这名字，他必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难成祥，逢凶化吉。”
如此三重，都暗暗透露出了卷终刘姥姥救赎巧姐的预告。
但她又不仅仅是巧姐儿的救助者，刘姥姥五进荣国府，事实上是伴随着贾家命运变化全过程的。
第一次在第六回，第二次在第三十九回，之后便在前八十回的手稿中完全消失。一直到第一一三回刘姥姥才第三次现身，第一一九回又集中出现了两次，并最后划下句点。
可以想见，刘姥姥进入荣国府的频率是由疏而密的，越到后面出现得越频繁、越密集，这似乎也正映照着贾家之后急转而下、生命力极速抽离的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原本稳居贾府最高权力中心的贾母与作为卑微粗鄙的乡下老妪的刘姥姥，最终成功完成了换位。
她们二人本是不会相交的平行线，但第三十九回贾母一句“天上缘分”使得平行线开始交会；到了贾府获罪被抄，贾母病逝，前来吊唁的刘姥姥却当机立断地伸出援手，成为了贾母退位后的新“母神”。
有别于高高在上的贾母，刘姥姥作为接替贾母而担负着救赎任务的新母神，她由“污泥生殖”的特殊范畴中展现了另一种救世的力量。
无论是贾母对刘姥姥超乎寻常的喜爱，还是对刘姥姥粗俗行径的纵容和鼓励，这不仅体现出贾母对各样的人情世态的智慧、胸襟的欣赏，还体现出对此种民间粗鄙顽强生命力的肯定。
不过，巧姐儿最终成为了辛苦持家的农妇，这比起流落烟花巷而言自然是一种拯救，但对照大观园之于香菱而言，其“新生”的意义也并不是绝对的。
或许应该说，狂欢诗学的宗旨并非一味赞扬民间民间文化而导致另一个极端的偏执，而是彰显出生命图景中被刻意忽视的另一面视野。
提醒我们面对人生与人类文化时的另一种价值观，并在彼此调节、互相权衡的动态过程中，激发出具有更多可能的开放性与再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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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整理自：
《红楼梦人物立体论》，欧丽娟
编辑：王予立，妍书
图片来源：87版《红楼梦》截图
作者：欧丽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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