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上海城，半部工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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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缘系列》之上海

作者：温骏轩  /  编辑：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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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江南第一城

名字和位置可以透露出很多信息，上海这座城市的名字看起来很简单明了，你很容易结合其位于长江口的位置，感觉到这是一座可以充当整个长江流域出海口的城市。不过要是回到上海这座城市出现的时间，你却会发现它最初并不是长江的上海，而只是江南的上海。长江的上海，只是世人在近现代给予它的厚望。

自隋唐以来，江南的富庶便已是天下公认。争议的只是江南的范围到底有多大，若是以纯地理的概念来说，整个长江以南地区都可以称之为江南，不过便是先秦的江南也是不包括四川盆地，只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唐朝设立的“江南道”最初就是将中下游地区的湖南、江西、安徽等地都包含了进去。

“道”严格说并不是一个行政区，而是皇帝为了 监控地方而设的监察区。然而不管是行政区还是监察区，江南道的范围都实在太广了。于是便有了“江南西道”和“江南东道”的分拆，世人印象中的江南便位于江南东道的北部。

之所以说是北部，是因为江南东道的范围依旧有点大，大到把福建也包了进来。要说毫无争议的江南，你在京杭大运河在长江以南的两个起止点：镇江与杭州之间连条线，位于连线以东的区域就是江南的核心区。在这个区域里，无论是现下归属江苏的“苏锡常”（苏州、无锡、常州），还是浙江境内的“杭嘉湖”（杭州、嘉兴、湖州），都是妥妥的江南名城。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江南一词看起来多少有点古香古色了，取而代之的是看起来可以成为整个长江流域龙头的“长三角”一名。只不过无论长三角的范围外溢到什么程度，核心的依然是上述这些江南名城。

不去管这些标签，只从地理本质来说，无论江南还是长三角的核心之地，指向的都是长江口与杭州湾之间的这片三角形平原。由于长江和杭州湾都只是用来围边的，居于其间的核心水域是太湖，这片平原也因此被称之为太湖平原。雨热资源适宜的温带大平原，向来是最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之地。太湖平原在气候上属于降水充沛、积温较高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这一点太湖平原便占尽了优势。

一个区域总归是要有个中心的。提到江南的经济中心，位于太湖平原中心的苏州，以及南端对接钱塘江流域的杭州当是最有力的竞争者。南宋官员范成大在其所著的《吴郡志》记录了一条当时的民谚“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可以证明，最起码在宋朝时苏杭的双经济中心地位便已奠定。

然而江南虽富，最受益的却未必那些最能盛产稻米丝绵之地，能够把江南物产转运出去的枢纽点，才是最大的受益者。换而言之，只有能够成为商业枢纽的城市，才能够成为整个区域的经济龙头。今天的上海能够成为全国经济之都，说到底也是因为有这种优势。

最初的时候，凭着位置优势成为“江南第一城”的并不是上海而是扬州。公元7世纪初，隋炀帝下令全线修通了贯通江南及整个华北平原的大运河。位于长江与大运河交办处的扬州（时名江都）遂由此脱颖而出，在此之前扬州的定位更多是一座抵御北方入侵的军镇。

想要控制江南，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的这点位的确有独特的优势，略显尴尬的是，扬州虽然在此后1000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江南的代言人，却不是一个位于长江南岸的城市，而是位于长江北岸。究其根源是中国历代大一统王朝，除了明朝在开国时曾短暂将都城置于长江南岸的南京以外，都城皆位于北方地区。从北统南的角度考虑，自是不愿意让如此重要的经济命脉，再同时拥有长江之险。

从扬州因大运河而生的这个地缘背景可以看出，除非有一天大运河不再是中国的经济命脉，上海才有机会成为新的江南第一城。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成为新水运枢纽后，来自运河的旧力量同样融为了这座新地区中心的一部分。为了抱团取暖，长江以北那些依靠漕运谋生的漕工结成了行会性质的漕帮。这个在武侠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江湖第二大帮派，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青帮。

漕运的没落使得这些江北漕工将谋生的目标转向了上海这个新物流中心。虽然旧时的漕船已经完全不适应这个海洋时代了，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无论是用蒸汽火轮还是中国式海船运抵上海的货物，总归还是需要人力把货物从船上卸载到码头上的。

谁控制了码头，谁就能够控制这座商业之都的物流节点，并为更多的江北老乡在上海谋得生存的机会。于是回顾历史你会看到，“抢码头”现象成为了近代上海文化的一部分。凭借运河漕运打造出更强组织力的青帮，不仅成为了控制上海各码头的主要势力，更因为这座城在中国近代史的影响力，而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显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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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上海“市”再有“上海县”

公元1290年，《元史》记载了一个关于全国人口的数字，整个大元统治之地共有户1319.6206户，人5883.4711万口，平均到每个县大约5.22万人。次年应当时的松江知府仆散翰文的请求，分出了松江东北的五个乡设立上海县。这个时间点也成为了上海建城的起点。

上海也的确应该建县了。当时的江南是全国人口最为稠密之地，仅以前面所列出的杭嘉湖、苏锡常几个核心地区的人口来说，在1290年就已经有800余万。分拆出上海之前，松江府治下只对应有华亭县一个县，人口则为888051人。要是按全国平均值来说，足以分拆出17个达到平均值的县来。

即便是分拆给上海县的部分，户数也有72500余户，算下了人口将近40万。这个数字放在人口较700多年前已经翻了快24倍的今天，也能在县级行政区当中排进前50%。

很显然，是太湖平原优越的农业条件使得上海有了独立建县的基础。不过这个诞生于鱼米之乡的城市，从诞生之日起就带着浓浓的商业基因。按《新元史》的说法，上海这地方“宋时商贩云集，又曰上海市”，这个上海市“市”并不是城市的意思，全称是“市舶司”，是唐宋以来管理对外贸易的官方机构，通俗点讲就是现在的海关。

宋朝是中国历代王朝中商业属性最强的王朝，以至于从与辽国签订檀渊之盟起，一直就延续着花钱买和平的习惯。无论怎么看待这件事，宋朝在做生意这件事上的确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尤其是在南渡之后。宋高宗赵构曾经明确表示“市舶之利，颇助国用”。根据相关专家测算，宋朝来自海外贸易的财政收入，最高能够占总收入的20%。

上海能够抓住宋朝海外贸易的机会，成为一个商贾云集之地，得益于它两江交汇的点位。这两条江一条是黄浦江，另一条则是苏州河。如今去上海旅游，必去的打卡处是黄浦江边的外滩。再稍微细心点还会发现外滩北端有一条东西向的苏州河与之相汇，横贯于河口之上的“外白渡桥”知名度比外滩那些万国建筑还要高。

苏州河是上海人的叫法，意思是从苏州流过来的河，它的正式名称是吴淞江。

吴淞江对接的不仅是苏州更是整个太湖。太湖位居中国四大淡水湖之列，需要有水道将它汇集来的雨水排向海洋。其它几大淡水湖都是连通长江完成水体循环，太湖因为离海最近，文明初始时便有一条径直向东连通大海的独立通道，这条通道便是现下上海人口中的苏州河。

你可以想象在太湖平原，一条能够连通太湖与海洋的河流，在开展海外贸易时会有多大优势。如果说苏州河沿岸城镇都有机会把握住这个机会，那么与黄浦江的交叉则帮助上海锁死了它的独特优势。苏州河连通的是苏州和太湖，黄浦江则贯穿远离太湖的东南地区，再加上连接苏杭的南北大运河，可以说整个太湖平原的城市物产，都能透过最靠近海洋的上海出海。

1276年，元军攻破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上海的外贸地位，次年元朝便在上海设立了市舶司，与广州、泉州、温州、杭州、庆元、澉浦等六个东南沿线港口，共称为元朝七大市舶司。

除了海外贸易这条线以外，元朝还帮上海打开了南粮北调之门。对于这个将首都定在北京的王朝来说，来自江南的粮食是维系运转的命脉，尤其在北方地区因为战乱而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下。纵观整个元朝存续期间，虽然也曾努力像之前的王朝那样开凿大运河，但由于运河沿线需要协调的利益较多，而元朝内部管理风格粗犷，元朝的南粮北调工作总得来说还是更为倚重海运。

1282年，在攻灭南宋后的第三年，元朝政府下令在上海建造海船60艘，从海路将4.6万余石至大都（北京），而这一事件也成为了整个元朝海运粮食的起点。

然而上海这一得天独厚的枢纽地位，却在明朝建立不久后遇到了挑战。作为一条帮助整个太湖出海的主通道，吴淞江也会遇到和其它类似河流一样的烦恼，那就是更容易被洪水困扰，以及与洪水相辅相成的是淤塞现象。隋唐时吴淞江入海口处的宽度还能有20里宽，到了北宋时吴淞口则缩减到了9里宽。

淤塞的越严重，洪水来的时候下游两岸就越危险。这一困扰使得上海建城时的城址，并没有定位在吴淞江与黄浦江交汇处，而是选择了与交汇处拉开了约2000米的距离。至于这段位于上海县城与吴淞江之间的黄浦江沿岸地区，则被称之为“外黄浦滩”，简称“外滩”。

上海县城的位置可以为了安全远离吴淞江，水患却是必须治理的。回顾历史，历朝历代的地方官员都为了疏导这条太湖排洪通道做了不少努力。比如曾经担任苏州知府的范仲淹，就采取了截弯取直的办法。在支持这一方案的官员看来，平直的河道能够提升水流的速度，让洪水和淤泥更容易排入大海。只是这一方案显然并没有起到效果，因为到了上海立县之时吴淞口的宽度已经缩减到了2里。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在明成祖朱棣登上皇位之后。具体来说就是在吴淞江上游，另行疏导一条向北的主河道，由今隶属苏州的太仓市刘家港注入长江。由于新的主河道被命名为浏河，整个工程也被称之为“掣淞入浏”。与此同时，太湖平原南部的河流，更多被导入黄浦江入海，以减少太湖的泄洪压力。

掣淞入浏对整个太湖平原的地缘政治生态造成了深远影响。在上海地区，吴淞江由于不再承担主排洪任务，此后以苏州河之名蜕变成了黄浦江的支流。只是原本属于吴淞江的入海口，虽然归了黄浦江却还保留了吴淞口的旧名。

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上海港不再是太湖平原的主港。1404年，“掣淞入浏”完成，次年由南京出发的郑和舰队便在刘家港集结，以此为起点开启了他七次下西洋的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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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引发的革命

虽然因为刘家港的出现，上海错失了太湖平原第一商港的头衔，甚至与郑和下西洋那段大历史擦肩而过。不过这座城市在立县之初抓住的另一次风口，却为上海的基础属性中注入了工业基因，甚至引领了一场中国的“手工业革命”。

这个风口与一个叫黄道婆的历史名人有关。黄道婆出生于南宋还未覆灭的1245年前后，历史记载她年轻时因为不堪受婆家虐待而流落至海南三亚。在三亚定居的30余年间，黄道婆向当地的黎族妇女学习了先进的棉纺技术。大约在公元1295-1297年间，已是花甲之年的黄道婆本着落叶归根的想法，搭乘海船回到了家乡乌泥泾。此时上海县刚刚建立，乌泥泾则被划归了上海县。

黄道婆的历史贡献与棉花有关。中国的传统织布材料主要是丝麻，富贵人家的衣服是丝绸、平民百姓则穿麻布，至于棉花和棉布的普及时间则要晚得多。晚的原因是因为气候，棉花分为亚洲棉、非洲棉、美洲棉等多种，不管哪种棉花的原产地都是热带。

中国幅员虽然辽阔，但真正属于热带气候的只有被古人视天涯海角的三亚地区，以及云南的西双版纳。依托独特的气候优势及海路传播的便捷，三亚地区成为了中国最早种植棉花的区域，并因此发展出高超的棉纺织技术（黎族引种的为俗称“木棉”的亚洲棉）。

作物适应新环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选育，及至宋元时期棉花已经能够在亚热带气候的南方地区种植了。单从种植棉花的角度来说上海地区倒是有些地利的。海陆交接的位置，使得上海靠海的区域为透气性较好的砂质土壤，用来种水稻还要花很长时间改良土壤，但用来种棉花却是正好。为此在黄道婆回来并传播棉纺技术后，上海地区的农业亦形成了“东棉西稻”的基本格局。

虽然黄道婆将黎族纺织技术带回家乡之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有了棉花种植的深度，但无论是棉花种植还是棉布的使用都未能普及。关于黄道婆的贡献，一般认为是带回来更先进的纺织技术。然而事实却没有那么简单，将棉花变成棉布的最大技术难点并不在于纺织，毕竟纺织这件事中国人已经做了几千年。

棉花中含有许多棉籽，剔除干净的棉花叫作皮棉。将这些棉籽从棉花中一个个剔除出去，是一件足以让人崩溃的事。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工作一天只能生产一斤多的皮棉。可以说要么有足够低的人工来做这件事，要么有机械助力，棉花和棉布的普及才能够突破瓶颈。

由于种植棉花的历史够长，黎族已经发明了轧花机来解决棉籽剔除的问题。黄道婆从海南带回来的手摇轧花机技术，并将之改良为在当时被称之为“木棉搅车”手摇脚踏式轧棉机，借助这一先进的轧花技术，皮棉生产效率提升了数倍（工利数倍）。同时黄道婆还改进的弹棉、纺纱、织布技术，让这些环节的效率也都提升了数倍。

不要小看纺织革命和提升皮棉生产效率这件事。在重商的西方，工业革命便是由纺织技术革新而触发的。这从逻辑上看倒好理解，吃和穿是人类最基本的两大需求。相比容易变质的食物，布匹要更容易商品化。这种强烈的商品属性，甚至使得布匹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充当着货币的角色。比如宋朝为避免战争，定期向辽、金政权输送的“岁币”，就是由白银和丝绢组成的。

1733年，英国钟表匠凯伊为织布的梭子加装滑轮和弹簧，并安装在滑槽里，从而发明了能大幅提高棉布纺织速度的“飞梭”。由此在整个纺织产业链上引发的一系列技术革命。不仅触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更对全球地缘政治革命造成了极大影响。

比如为了供应英国的纺织厂，已经独立的美国南方地区开始种植棉花。然而当时无论是英国还是其它国家开辟在上的棉花种植园，都面临着和当年的中国一样的问题，那就是需要手工将棉籽从棉花中摘出来。

使用人工成本低廉的黑人奴隶是一种解决之道，但却无法让美国的棉花拥有成本优势，毕竟其它地区的殖民种植园也在这么做。1793年一个叫伊莱·惠特尼的美国年青人，发明了能够让皮棉生产效率提升50倍的锯齿式轧花机。这一技术革新很快便让美国棉花占领了英国市场。只是棉花经济的兴旺，一方面让美国南方地区与英国进行了更紧密的经济捆绑；另一方面也积蓄出足够与北方抗衡的力量，为后来的南北战争埋下了伏笔。

由于大环境的封闭性，上海与中国虽然早在500年前开始使用轧花机，却并没有能够触发一场工业革命。不过即便是一场颠覆中国传统纺织业的“手工业革命”，也足以对中国的地缘结构造成深远影响。

明朝建立之后，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恢复农业生产时，决定大力推广已经在上海地区发展成熟的棉花种植和棉布纺织技术。建国之始朱元璋就颁布法令“凡民四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在政府的强制推广下，农民很快体会到棉布在成本和保暖性上的优势。于是到了明中期以后，棉花便成为了中国人最普遍使用的纺织材料。

虽然全中国都在织棉纺布，但作为这场革命发起地的上海地区，却并没有满足于单纯作为技术起源地。结合上海在立县之前就已经具备的商业基因，这些被认证为“松江布”的棉布，在当时并不是小农经济的产物，而是作为商品布生产的，并且有着明确的分工合作。

《 松江府志》记载了明朝正德年间上海的纺织业盛况“ 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意思是说上海城乡各地都在从事纺织业，妇女早晨拿纺好的纱入市换回棉花，第二天早上就能再纺成纱去卖，没有一刻是清闲的。有的织布工人通宵不睡，一天一夜就能织成一匹布。

于是在农-工-商三种基因的共同作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在上海地区大量种植，作为商品布生产的松江布更是行销全国各地，在当时被世人形容为“衣被天下”。在地缘政治层面，中国能够在明清时突破温度线的困扰，将控制力延伸到东北地区，棉花和松江布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直以来，中国都以出产丝绸而闻名于世。可以说在上海这些纺织业革命的带动下，棉布终于取代丝绸成为了中国纺织的代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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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近代工业之路

如果中国继续按照自有的逻辑轮回，那么即便出现更多的黄道婆，也无法触发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究其根源在于中国文明在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真正的威胁，即便不时有来自北方的马上民族入主中原成功，其落后的生产力也会使之在文化上迅速被同化。这使得中国历代王朝，一直秉持着以农为本、追求稳定的思维。同时对能够带来更多技术创新的工商业持排斥态度。

追求稳定本身并没有错，有错的是用凝固技术的方式来追求稳定。问题是在人类的农业时代，中国人不主动追求创新、只专注于土地的做法，又的确使得中国在经济上一直居于领先地位。直到有一天，这种经济自信被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洗礼的大英帝国所打破，一切才开始发生质的改变。

1842年，赢得第一次鸦片战争胜利的英国，与当时的清王朝签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必须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对英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将这些城市标注在地图上，你会发现它们均匀辐射了最为富庶，也最具海洋文化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在此之前，清政府只愿意开放广州作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一背景也使得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事件，成为了鸦片战争的导火索。将广州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除了珠三角的确拥有对接海洋的区位优势以外，更多是保守心态的一种表示。长期以来中国内部的地缘竞争，主线一直表现为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争，长江流域更是帝国的经济命脉所在。至于广州所引领的珠江流域，即便因对外开放而引发不稳定因素，在北京城的帝国官僚看来，也不至于动摇国本。

如果让英国和后来的其它列强选，无论是出于制衡中国政府（切断大运河），还是纯粹的商业思考，他们心目中的第一口岸无疑应该定位在长江口。

由于承担了太湖的主泻洪任务，明初取代上海港地位的刘家港，已经在明末因为港口淤浅而衰弱。相比之下，两江交汇之地的上海区位优势却再次被突显，尤其经过数百年的疏浚，黄浦江已经成为太湖平原河道最为宽广的河流，足以让英国的舰船顺畅进入其航道，躲闭长江口的风浪。这也使得上海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又如宋元时期一样，成为了整个太湖平原的贸易口岸。

随着通商口岸的开放，租界这一特殊的历史产物开始出现的上述城市。1845年，根据南京条约及相关补充条约的约定，英国首先在苏州河与上海县城之间的外滩地区建立租界。今天游客在外滩见到的万国建筑群，以及东西向与之交叉的南京路，正是当年租界的核心。在精于商业的英国人看来，这块当年因水患被上海县城放弃的两江交汇之地，却恰是整个上海最具体商业价值的区位。

上海的租界是所有租界中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以至于上海如今中西文化交融的气质，正是由这些租界奠定的。同时上海的繁华之地，也从城墙环绕的上海县城，转移到以外滩、南京路为核心的租界地区。

从政治角度看，允许外国势力在自己国家建立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必定是一件让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事情。只不过单就上海这座城市而言，你必须承认这是一次历史性机遇。事实上相比宋元时期，上海这次所面对的机遇还要大得多，大到不仅让它可以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甚至能够成为整个远东地区最大最现代化的都会。

口岸开放除了让封闭的中国市场，从此必须接受工业产品的冲击以外，还对清政府的税收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传统上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田赋，开放对外贸易后，关税逐渐成为清政府的主要收入之一。

考虑到江南当时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以及依托上海辐射整个长江流域区位优势，上海成为了英国及之后效仿它与中国签订通商条约的其它各国，经略中国地区的核心之地。1854年，英、美、法三国与清政府谈判，在上海组织“海关税务委员会”，由三国各派一人为税务司，共同以中国海关之名代征关税。四年后这一模式在其它口岸得到复制，管理全国海关税务的“总税务司署”则设在了上海。

一组数字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关税之于近代中国的重要性。在未打开国门的1801年，清朝在这一年的关税收入为496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在1865年升至830万两，等到清朝终结的1911年，更是上升至4300万两白银。关税在在清朝财政收入中的占比，最高的年份能够达到1/3。

这个比例到了民国时期变得更为夸张，以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例，关税占比高达48.4%（325,534,850元/671,924,755元）。

在这个工业技术已经取代农业技术，成为拉动人类进步主动力的时代，无论是活跃的对外贸易还是关税，最大的意义在于刺激工业的发展。对于这一点来说，最起码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是看得到的。1865年，由曾国藩规划、李鸿章承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上海成立。这个中国近代最大的军工厂，因此成为了中国工业的起点。

为了发展江南制造局，曾国藩决定上海海关20%的关税，固定作为制造局的运转经费。至此上海算是代表中国打通了以商带工、工商一体之路。

1895年，输掉甲午战争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除了割让台湾岛以及支付2亿两白银作为战争赔款以外，这份条约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开放之门，又一次被迫打得更开了。条约第六款第四条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

从南京条约开始，“片面最惠国待遇”成为了列强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保留条款。这一条款简单点说，就现下或者将来给予第三国的待遇，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国家，也将自动享有。于是从《马关条约》之后，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各口岸开办实业的障碍被彻底清除。

这一转变让租界和所在口岸城市的属性发生了彻底变化。之前列强的重心在于通商，将本国生产的商品输入中国倾销，投资的重点在于租界的基础设施；工业领域的开放，则让列强的投资重心迅速转向工业。

彻底的开放及在中国经济中的首位度，也让上海成为当时国际资本最为青睐之地。资料表明，1911年时外资在上海的工业资产较1895年增加十倍以上，上海的工业产值亦由0.28亿元增长到1.19亿元。19世纪下半叶的上海，成为了“冒险家的乐园”。这也让近代的上海有了“十里洋场”之称。

在这场争夺中国市场的工商业竞争中。上海成为了全球最先进技术在亚洲落地的首选。比如1882年7月，中国第一盏电力路灯在租界南京路点亮，这个时间距离美国费城点亮全球第一盏电力路灯，过去了仅仅三年。

当然如果事情只停留在这一步，上海和中国的定位就只能是国际冒险家的乐园。好在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工商业基因，以及中国人在积贫积弱后对工业化的渴望，使得上海很快便抓住历史机遇，成为民族工业重地。

1914年至 1918年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严格来说更应该是一场“欧洲战争”。为了争夺欧洲的控制权，列强纷纷召回自己的海外国民。这让蓄势已久的上海民族资本迎来了黄金期。等到国际资本再重返上海时，中国工业无论是技术还是经济实力上，都已经能够与之分庭抗礼了。

如此重要的一个工商枢纽城市，再定位为县级行政区，甚至仍放在江苏省辖区内都不太合适了。1925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宣布建立直辖中央的“上海特别市”，上海直辖市的地位就此奠定。

更高的行政级别，进一步推高了上海的发展速度。上海地方志显示，1933年上海工业资产总额约占全国40%，产业工人约占全国43%，工业产值约占全国50%。1937年的调查数据表明，当时全国共有工厂3935家，上海的数字则为1235家，占比高达31.4%。如果加上受上海辐射的江浙地区，占比更是高达6成。

正因为在工业上有长足进步，1927年-1937年的这十年被一些研究者称之为“黄金十年”。值得一提的是，在上海因通商之利成为中国工业中心后，棉花和纺织业在这场虽迟但到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的上海市花是白玉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1929年，在已经开始使用现代纺织技术的上海，棉花曾经击败莲花、月季、天竹、桂花、牡丹等真正的花卉，当选为上海市花。

然而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启，以及1937年8-11月淞沪会战的溃败。上海和中国这刚刚起步的工业化之路，就此划上了中止符。弱国无外交，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弱国，同样没办法铸就属于自己的工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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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1949年之后的中国，基于安全考虑，中国先后与冷战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保持了距离。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上海还是中国其它主要工业城市，都更多是依靠原有的积累艰难探索前行。

1978年，当中国决定面向西方主导的世界开放自己，从全球引入资本和技术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时。广东再次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第一批被批准设立特区的四个城市（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中有三个位于广东。这当中直接对接香港的深圳，更是从一个小村庄迅速成长为中国的超一线城市，深圳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在地缘经济层面最大的收获。

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标志，是加入全球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这个由联合国牵头，于1947年签订的贸易协定，为的是重塑二战后的全球贸易规则，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同时也是1995年正式成立的世蜀贸易组织（WTO）的前身。

1986年，已经初步适应全球化世界的中国，照会关贸总协定秘书长，要求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成员国地位。为了适应全球贸易规则，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内部改革（比如在1993年取消粮票）。而在这个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突破中，最为重要地缘经济调整，就是将探索开放的重心转移到上海，于1992年在黄浦江以东那片原本为农田覆盖的土地上设立“浦东新区”。

如果说深圳的成功得益于与香港的接壤，那么浦东作为改革开放新前沿阵地的成功，无疑得益于与旧十里洋场历史的对接。既然中国已经决定全面开放，那么上海的这段历史和基因沉淀，自然会被视为一笔遗产。区别在于浦东作为上海的一部分，它在这个大时代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会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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