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玄妙在于画家以笔墨体悟自然中的奥秘，在笔墨中寻求超越现实的可能性，这恰恰显现出艺术创作的本质。
艺术创作，是艺术家进行的有意向的活动。在美术领域有意向活动是指画家以一种艺术方式画出与其生活相关的事与物，此活动蕴含着思想和情感，表达了画家对生活的态度和对世界的看法。所谓“艺术方式”是以目的性的实验寻求可能性[5]，是画家耽于当下的体验和感受，实现超越自身的活动。在此，以当下实验寻求一种可能，显现出人是以“不是”实现“所是”，超越自身实现自己的本体特征[6]，让自己处于可能性之中，强调不要一个固定的模式和标准，只有在发生、发展中才能够实现自己。
庄子在“庖丁解牛”中，讲述“技”和“艺”的关系，是以“技”的纯熟作为实现“艺”的条件，让“艺”在“技”中呈现。在此“技”所实现的“艺”具有目标和要求（目的性），由于“艺”的标准设定，“技”才有了目标和方向。但是“技”并不是抽象的概念，是与当下行为、感受密切相关的活动，正是有了当下的活动，“艺”才有实现的可能。而且“艺”的目标设定，具有当下活动的合目的性，也即“技艺”活动本身就是目的，不会寻求外在目标，在不断完善的状态下超越自身，实现自我。
中国画程式化技法仰赖传统文化的滋养，在“技艺”思想的框架内，沿着“人文化成”的途径，学书依法，不离碑帖；画山水，画树木，都依画谱，逐渐形成一整套程式化笔墨方法，编织出“画谱”。“谱，布也。布列见其事也，亦曰绪也，主绪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是把对事物的认识经验进行分类提炼而凝结为经典，为后人遵从的范本。对着“谱”，就有了依据和根基，就可以“会意”、“释意”、“写意”，在“谱”氛围中陶冶、成就自己。而让学画者照谱绘画并不是被动的灌输，而是让其“技艺”不断完善，主动融入“谱”，潜移默化合于“谱”。
其实“谱”只是一个氛围与框架，能够体现出中国画品格的仍在毛笔工具上，尤其显现在毛笔的锋端。中国画毛笔的选取与其效能十分适应，精巧的画笔取自动物的毛发，引自动物之灵性，把柔软而又富有变化的动物毫毛置于笔杆的前端，形成纤巧锥形的笔尖。而绘画之“绘”，是动词，即强调手之动作，也表示使用工具，当手指依序握笔形成玄妙的“气”场，贯通于绘画的始终，密切了画面与画家的关系，就把自然与愿望融合在“绘”与“画”氛围中。而在中国画实践中，毛笔特殊的执笔方式，使手指在笔杆与笔锋的和谐关系中让潜在灵性得以发挥：执意坚定的信心行于中锋，可绘出正直、强力又蕴含着韵律的线条；灵活多变的侧锋，产生无限多样的可能，可画出不同质感的笔墨痕迹；点划勾勒、顿折、皴擦、揉染都增添了中国画语言的丰富性；墨分五色更呈现出墨、水在富有自然融化特性的宣纸上细腻、微妙的多层次表现；“守白知黑”原则，执“玄黑”为“虚”打破了白色宣纸物理属性的“实”，使画面的构图布白、笔墨经营、气韵生动、虚实相间，尽显中国画秩序。
显然有“谱”的中国画与西方经验下的对象化思维方法构建起的写实绘画方法不同。写实绘画是西方传统绘画形式，是利用眼睛的错觉，在二维平面上绘画出三维空间立体的图画，由于其偏重于视觉真实，更关注眼睛所看到的事与物的特征特点，以科学理性的方式，如透视、明暗等方法在画面上再现对象。因此，在西方写实绘画中，自然景物是对象，绘画是理性的制作，画家对自然景物精细的观察，以一种造成视觉真实感的绘画方法，将对象描摹出来。可以看出西方写实绘画不是凭着内心对自然与世界有感而发的情感抒怀，而是以描摹对象为目的，突出画面视觉真实感，其结果更像科学探究的认识展现，偏离了更为直接的审美。
审美即是一种活动，也是意识状态，是由审美对象诱发起审美者内在的体验和感受，在主客交互的境遇中产生审美快感。中国画不视笔墨为对象，而是借助“画谱”形象，依据程式化笔墨实施，使画家处于“物我两忘”的状态，这样就不只是关注对象化图式的展现，也不仅致力于外在形式的翻新，而是以笔墨沉于个人内在生命的体验状态，执着于当下的技艺活动，在技艺完善中更为直接地实现审美。因此中国画更尊重个人的经验与感受，以内在体验感悟艺术的真谛，崇尚艺术以品格为上的审美理想。“人格不俗，画自不俗”（宋 韩拙《山水纯全集》），以真性情为艺术创作的原动力，使中国画艺术的创作、审美与追求品格高尚的精神境界相关联。
总之，中国画不仅是承袭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而且其创作要依靠笔墨体验造就出审美氛围，潜移默化顺应人化自然的“谱”。其中“笔墨”是由经验练就出的程式化模式，却是精神层面上的不经意所为，经历磨砺的笔墨中所蕴含的随机和应变，会将游弋的审美定格在“画谱”的局势和处境中。画家也以文人风度，不动声色，高雅脱俗，信手笔墨，挥洒出雅致情趣，顺“谱”行事。笔墨是天，笔墨是地，随意点划乾坤，豪情充满天地。所以，要画出真正的中国画，就要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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