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王庾桓谢四个当轴执政的士族，谢氏是最后一家，也是最具特色的一家。谢氏既有士族揽权执政的本能，又有忠于皇室强化君权的良心。这种自相矛盾的心态，为什么会出现在谢家呢？
谢氏起步
谢氏自陈郡南渡后，从谢鲲这一代开始显露出名士风范，当时正是瑯琊王氏掌权之时，谢鲲以名士身份优游，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分量。到谢鲲儿子这一辈，开始有意识地攀附当时权贵王、庾家族，才逐渐得到参与朝政的资格。
代表人物是谢鲲的儿子谢尚，谢鲲之弟谢裒的儿子谢奕、谢万与谢安。后世皆以为陈郡谢氏崛起主要靠谢安，这个结论自然不错，但开启谢家崛起势头，并带给谢安启示的，却是谢尚。
谢尚少年时就显露出过人的名士修养，温峤、王导等名臣对其都非常肯定，王导甚至称之为“小安丰”。安丰是指西晋名臣、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王戎因灭吴战功封安丰县侯，故世人称之王安丰。王戎留名于后世，固然是因为竹林七贤，但他毕竟有战功在身，与嵇康、阮籍等人略有不同。王导以此人称誉谢尚，大概是看出谢尚身上有与一般名士向玄放诞之风气的不同之处。
的确，谢家虽在谢鲲、谢裒兄弟时就由儒入玄，按理说都应该是竹林七贤那种做派，但谢氏骨子里遵行的处世原则，仍是儒家积极入世的那一套。在这种原则指导下，谢尚刻意与当轴大族拉近关系，瑯琊王氏在位时，他辗转于王氏子弟门下，俨然是王导的忠实门徒。在这期间，谢尚陆续出任会稽王友、黄门侍郎、建武将军、历阳太守、转督江夏义阳随三郡军事、江夏相等职。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建武将军、历阳太守和督三郡军事，历阳即今安徽和县，该地与建康隔江相望，是建康西面门户，军事意义非常重要，历阳太守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建康外围警备司令。督三郡军事，意义更为突出，江夏、义阳、随郡三郡都是地邻北国的军事要冲，这就是实打实的领兵打仗了。军职是东晋名士不屑为之的，桓温就因为出身军职而屡遭名士大族嘲笑为“老兵”。谢尚以名士出任此职，大概与王导将其目为“小安丰”不无关系——暗指其注重事功，而谢尚也十分乐意于这样的职务，丝毫不认为这是浊污家声，谢氏重视事功的姿态，可以说在谢尚时就形成了。我们说谢尚对谢安的启发，也正是基于重视事功而言。
王敦之乱平定、颍川庾氏登上中枢执政位置之后，谢尚果断放弃与瑯琊王氏的旧谊，向庾氏靠拢。在庾翼、庾冰的推荐下，谢尚得以出任豫州刺史，这是谢氏崛起至关重要的一步。
东晋时州是一级行政区划，比较大的州分别有扬州、荆州、豫州、江州、益州、广州、交州等，冀、青、兖、徐等州都是在淮南侨置，大多没有实土。论实力及区位重要性，依次为扬州、荆州、江州与豫州。豫州是比较混乱的一个州，既有淮南部分残存下来的实际豫州土地，比如淮河上游的弋阳郡一带，中游的寿春一带，也有已经沦丧于北国但又在江东侨置的郡县，比如梁郡、颍川郡、襄城郡、谯郡等等，这些名属豫州的郡实际上处于扬州境内，其中豫州刺史的驻节地在扬州的历阳郡，历阳既是扬州的属郡，又可以算作豫州的属郡。
这种糊涂账大概与东晋沦丧之痛有关，宁可糊涂账算不清也要保持与中原故土的关系。谢尚这个豫州刺史，就比较奇妙地驻镇于不属于豫州实土的历阳郡。虽说面子上糊涂，却给谢尚加了一重权力，他既是拱卫建康的将领，又是边陲重地豫州的长官，在东晋军政格局中的地位骤然上升起来。
谢尚死后，堂弟谢奕、谢万又相继出任豫州刺史，谢尚、谢万在任期间还参与了北伐，虽然比不上王、庾、桓几家掌握大州那样势力煊赫无匹，但至少也慢慢形成了一个有话语权的门户派系。
谢安虽然在谢奕、谢万出任豫州刺史期间给予过匡助，但都是幕后而非台前，论开创意义是万万比不上谢尚的。谢安的过人之处在于，把谢氏的努力方向作了调整，从士族共治向尊崇皇帝权威转变。这是谢安有别于当时士族的出奇之处，而这一切都绕不开一个人——桓温。
对抗桓温
桓温是个极富争议的人，主要是在政治上。桓温娶晋明帝之女南康公主司马兴男为妻，公主之母庾文君，是颍川庾亮之妹。在与帝室、大族的双料姻亲关系基础上，桓温继承庾氏在荆州的势力，一跃成为东晋最大的实力派。桓温一生发动了三次北伐，扩大东晋版图、稳定国防形势，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但功劳愈大，愈显得争议大。桓温不管是对司马氏皇族还是对有甥舅之亲的庾家，都没有什么香火之情。桓温宰制荆州，对庾氏旧人十分排挤，庾亮、庾翼、庾冰兄弟去世后，庾氏子弟急剧退出荆州和建康权力高层，一方面因为庾氏子弟才能一般，另一方面就是桓温的排挤。
桓温带给皇帝的挑战更大。桓温总领荆州诸郡后，威权在己，根本不把朝廷当回事，“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声言北伐，拜表便行……”桓温两次北伐收复河南后，向朝廷上书奏请还都于洛阳，皇帝与建康众臣都恐惧不已，不仅担心到洛阳后陷入围攻，更加担心到洛阳之后被桓温完全操控，以至社稷动摇、神器易主。
桓温的形象慢慢从社稷之臣转变为奸雄、野心家、“当代”曹操，他自诩为司马懿、刘琨，自高自傲，认为过于常人。北方有一位见过刘琨本人的老婢女，仅仅因为说桓温相貌略略不及刘琨，桓温就数日郁郁不乐。时人拿他和王敦相提并论，暗喻他是不轨之臣，他意气甚是不平。
公元371年冬，桓温第三次北伐在枋头大败后，声望和实力都大受损失，地位岌岌可危。其心腹郗超建议，不如行废立之事以增长威望。桓温说干就干，遂废去司马奕的帝位，降为东海王，次年又降为海西公。桓温又立与自己关系较好的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
简文帝是东晋一位传奇人物，他是晋元帝之子、晋明帝的弟弟，经历了元、明、成、康、穆、哀、废七朝，是前任皇帝的叔祖，此时竟以尊继幼，当上了皇帝。他明白自己是在桓温淫威强横之下当的皇帝，自己实际上全无一点权力。因而只能搞一搞清谈，在桓温的阴影下委委屈屈地活着。
简文帝时时担心像海西公一样被废，心情抑郁，在位不到一年，便得了重病。这正是桓温所要的结果。在他的计划中，简文帝即位只不过是一个铺垫，待时机成熟，简文帝必然会迫于形势，作出禅位的举动。此时桓温不仅坐拥荆州兵马，还通过郗超等人控制了京口部队，解除了建康的自卫能力；地方州郡也不再有元帝时代苏峻、祖约那样的流民帅，建康朝廷丧失了武力对抗桓温的资本，如果桓温一旦决定动粗，比当年王敦叛乱可致命的多。
就在满朝皆惧桓温的情况下，手无寸铁的谢安站了出来。
谢安年轻时一直没有出仕，在幕后辅佐谢奕和谢万，谢万北伐失利被废黜后，谢氏门户无人支撑，谢安这才站出来准备做官，这时已经四十多岁。桓温久闻谢安之后，请他去做自己征西将军府司马，谢安施施然前往。那时桓、谢之间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桓温不臣之迹尚不显著，谢氏实力与桓氏相差悬远，构不成竞争关系，所以彼此相安无事。谢万死后，谢安辞了桓温这里的官回到会稽，随后被朝廷征用，一路做到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随着地位的上升，谢安对桓温的态度日渐负面，嫌厌其凌逼朝廷，欲行不轨。
谢、桓之间相看两厌，随着简文帝的去世到达顶峰。公元372年夏，简文帝病重弥留，一日一夜连下四道诏令召桓温入宫计议大事。桓温坚持不去，实际上，他等的是简文帝禅位之诏。简文帝生前憋屈，死时倒硬气了一回，下诏太子司马昌明继承皇位，是为晋孝武帝。
简文帝留给桓温的遗诏本是效法刘备托孤，说什么嗣子可辅则辅，如不可则君自取。王坦之看到诏书后，赶忙毁掉，重拟为“家国大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桓温接诏大失所望，认为简文帝如此举动，全是谢安、王坦之所为，对两人衔恨不已。桓温到建康，准备“欲诛王、谢，因移晋室。”桓温“伏甲设餽，广延朝士”，一时间杀气凝重，人皆裹足，不敢赴会，王坦之神色惧怕，而谢安则表现出超然的胆识，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桓温终究还是没敢动手杀王谢二人。
桓温为什么没有踩红线强行篡位呢？盖因桓氏一族根基终究不如琅琊王氏，而陈郡谢氏也在逐渐崛起。当年王敦的军事实力，也足以废掉元帝，但王敦终不敢公然求禅，其家虽盛，而政治声望远远没有达到开基建国的地步。桓温实力虽较王敦更盛，但政治环境没有质的变化。从王氏到庾氏，再到谢氏，士族此起彼伏，虽然他们没有实领兵，但这些士族政治上的能量不可小觑。桓温与他们相比，并没有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否则他根本不需要废海西公积累政治声望。假使桓温篡位，诸家士族的政治声望会迅速转化为军事实力，号召天下群起而攻之，桓氏虽有数万强兵，恐难敌天下汹汹。
公元373年夏，桓温在反复催逼朝廷授其九锡而不获后，饮恨病死于姑塾，终年62岁。
立功北府
东晋度过这场重大政治危机后，谢安地位骤然上升，成为炙手可热的头号权臣。但桓氏子弟、部曲仍在，荆州、江州、扬州、豫州等都在桓氏手中。如果处置不当，仍有可能酿成激变。
桓温死后，其弟桓豁才能不足，与前秦交战失利后忧愤而死，家族代表人物是桓温幼弟桓冲，桓氏部曲劝桓冲杀了谢安。桓冲的性格和桓温有很大不同，倒是与谢安有几分相似，待人处世比较宽和，他拒绝这一非分之请，并向朝廷表示诚意，先后交出扬州、江州兵权，后来干脆退回起家之地荆州。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善意，朝野十分高兴，桓冲还镇之日，晋孝武帝饯别于西堂，赐钱五十万，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头犒赐文武。谢安亲自送至建康城外的溧洲，以示谢意。朝廷恢复了对扬州、江州的掌握，暂时远离了权移方镇的威胁。
经历了桓温事件后，已经走在时代潮头的谢安感到，不掌握一支军事力量，而任由方镇大族手握强兵任意凌割，终有一天会再次出现王敦、桓温逼宫的局面，陈郡谢氏必须掌握一支绝对可靠的军队，才能确保当前政治秩序的稳定。
与此同时，统一了北方的前秦把矛头转向东晋，其兵力逐渐进逼至淮河沿线。曾经是抗敌主要力量的桓氏军队，因为北伐失败和桓温去世，已经全面缩回荆州，两淮防线几近于真空。再不建军，国将亡矣。
两重需求之下，376年，谢安推荐侄子谢玄出任兖、徐二州刺史，掌握江北的军权。谢玄到任后，借鉴郗鉴当年组建北府军的经验，大规模招募北方逃亡来的流民，彭城人刘牢之、东海人何谦、琅琊人诸葛侃、乐安人高衡、东平人刘轨、西河人田洛及晋陵人孙无终等后来名重一时的北府猛将，都在这时应募入伍。谢玄驻节于京口，京口在建康之北，号称北府，这支军队因此称为“北府军”。
北府军的兵力具体数字不详，但根据后来淝水之战的情况推断，当在八万人左右。以往建康掌握的兵力从未如此之多，这一方面说明了谢氏威望之高、募兵能力之强，也更说明了东晋皇权在逐渐伸张，可以自主实现政治军事方面的意图，而不必受士族的掣肘。
谢氏的军事行为，与王、庾、桓三族掌握部曲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都是从皇帝手中分割军权，形成当轴执政的政治力量。但有意思的是，由于谢氏的部曲是顶着内（桓氏）外（前秦）两重压力组建起来的，谢氏与皇帝同处于这两重压力之下，所谓同仇敌忾，北府军在既是谢家的部曲，又近似于拱卫皇权的禁军。
那么这支军队的控制权到底在谁？并不是说谢玄组建之、指挥之，就完完全全是谢氏私兵了，它天然带有挽救危亡、拱卫皇权的性质，换言之，晋孝武帝也有实打实的指挥权。从士族的利益出发，应当一开始就杜绝皇帝染指这支军队的可能性，严防死守，不给空间，弄不成铁板一块，也要在各个要津安插门生子弟。
然而重压之下，谢安似乎并无剖解这种深层政治、军事意义的余裕。前秦军队不断南下侵略，谢安立即命谢玄率北府兵抵抗。379年，谢玄、谢石等率兵相继在彭城、盱眙、三阿等地击败前秦军。383年，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淝水大捷，这是东晋立国以来最大的胜利，谢氏名望由此登上巅峰。
然而盛极则衰，作为北府军的掌门人，陈郡谢氏却遭到了司马氏皇室的猜忌。门阀士族共治的局面之下，任何一个大族一枝独秀都不见容于其他大族和皇帝，谢氏也是如此。北府军如日中天，又与建康近在咫尺，作为制衡力量的王氏力量弱小，桓氏又远在荆州，都无法有效约束谢氏的力量。
孝武帝重用弟弟司马道子，令其担任司徒，与谢安的地位相颉颃。司马道子没有什么本事，唯一强项就是揽权，对内对外一无作为。若是放在王敦、桓温时代，这种废柴宗室基本就是死路一条。但谢安性格谦和，素来又以忠于皇室著称，面对司马道子咄咄逼人的气焰，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反制措施，而是逐步退让，避免争执。东晋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手中无兵无地的宗室大臣，逼得重兵在握、威望如日中天的士族退避的局面。
385年，谢安在请求北伐被拒绝后，于失望中病死。
而最关键的，则是谢玄让出北府军的兵权。司马道子在谢安退避后，逼迫谢玄主动解除兖州刺史、都督江北诸军事的职位，改任其为会稽内史。388年，谢玄病逝于会稽。北府军的领导权归于司马氏皇室之手。
谢安、谢玄之死，标志着谢氏执政地位的衰落，虽然东晋后期以迄南朝，谢氏仍不断有人物活跃在朝中，但再也没有出现谢安、谢玄之流能够左右政局的人物。
晋孝武帝在位期间，凭借北府军的组建以及淝水大战的资本，取得了空前的统治威望，东晋皇权在王朝末段突然焕发了生命力，也算得咄咄怪事。不过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非由于司马氏人物有多么强大，而是士族力量变得衰弱。
纵观王庾桓谢四大当轴士族，虽然代代不乏允文允武的全能型人物，但士族作为一个整体，越来越倾向于精神贵族，而越来越不屑于具体事务，特别是军事。即以谢氏来说，谢安当政之时，认为儿子谢琰还颇有军事才能，让他单独带领一支多达八千人的队伍。即使是与谢氏有门户之异的郗超，也觉得谢琰人物确实不错。但就是这位谢琰，在任上却有乃叔谢万的风范，不屑于打理军务，把军队弄得一团糟。后来孙恩起义爆发，被人誉为时望的谢将军，被义军一战击溃，谢琰及其两个儿子全都战死。
从这个意义上讲，谢氏的崛起，更像是士族时代的回光返照，而非士族持续振兴。谢氏之后，东晋再也没有形成当轴执政的士族，司马氏皇族也无力扭转王朝腐败堕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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