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灭亡后，居住在青海的蒙古人有的北迁回到塞北，有的降明而被安置。明代中期以后，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因各自特殊的情况，大批蒙古各部落或奔袭或迁徙至青海湖周围。多民族、多部落在各种矛盾交织中，冲突频仍，征战激烈。
第一节 明朝初年蒙古人外迁和被安置及“塞外四卫”
明朝初年，就全国范围来看，蒙古贵族及其部属相当部分退至塞北草原，与明朝对峙，展开了长期激烈的战争。散居明朝内陆的蒙古族也有数以十万计的人众，被编入明朝的户籍和军籍，一般民众耕地自食。由蒙古壮丁组成的队伍叫作“土达官军”或“汉达官军”等。明朝对他们实行强迫同化政策，在《大明律》中规定“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并令改为汉姓，更改服装。由于长期民族杂居和同化的结果，内陆的蒙古族成批地融合到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了。居住在青海的蒙古族，除外迁者以外，则被安置在边地卫所管辖的地区。
一、明军西进，蒙古人外迁和被安置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初二日明军占领大都以后，分兵略地打击元朝在各地的武装力量。同年底，取太原，元将军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奔大同，转甘肃，到鸣沙，继续抵抗。此时，蒙古人祁贡哥星吉，仕元为甘肃理问所土官，举起反元旗帜，归附明朝，成为青海境内响应明朝檄谕、举部归附的第一位地方实力集团首领（后为西祁土司始祖）。洪武二年（1369年）春明军渡陇，略定陇右，四月克秦州（今甘肃天水）。大将军徐达遣平羌将军冯胜取巩昌（今陇西），徇临洮，元将李思齐降。接着，兰州降。徐达遣平章俞通海袭攻元豫王阿纳忒纳失里于西安州（今宁夏海原县），豫王兵败退至河州。五月，徐达军出萧关，克平凉，下庆阳，元将张良臣以庆阳降，陇右平。二年冬，徐达命将驻守各地，自率大军凯旋南还。同年冬，扩廓帖木儿侦知大军南旋，又纠众反攻，洪武三年（1370年）正月围攻兰州，“将欲结连青海，扰乱西北”。明指挥使张温固守兰州待援，镇守巩昌的指挥使于光援救兰州兵败战死。驻扎庆阳节制西北诸军的冯胜兵单力薄无以为计，遂有洪武三年、四年再次大军经略西北之举。
明朝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邓愈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兵分两路。徐达“自潼关出西道，捣定西，取扩廓帖木儿”；李文忠“自居庸，出东道，绝大漠，追元嗣主”。
徐达
东路军向元主妥欢帖木儿驻地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进攻，四月元主卒于应昌，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称必力克图汗，年号宣光。五月，明军克应昌，必力克图汗率数十骑趋走和林。西路军于四月初七日在定西沈儿峪与扩廓帖木儿进行激战，大败元军，擒获诸王、国公、平章等官1865人，俘将校士卒84500余人，获马15200余匹，扩廓帖木儿仅与妻子数人北遁，得流木以渡黄河，遂奔和林。元嗣主复任以事，后从徙金山之北。明将郭英追至宁夏，不及而还。从此，故元军事主力被彻底摧毁，再也组织不起来称之为有力的抵抗了，明军乘胜分兵经略甘青各地。汤和率军略定宁夏。邓愈经略河州及黄河以南地区，冯胜经略河西等。
（一）黄河南地区
洪武三年五月邓愈自临洮趋“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所在地河州（今甘肃临夏），豫王阿纳忒纳失里和镇西武靖王卜纳剌及宣慰使何琐南普（藏族）据城抵抗。经过激战，五月辛亥（二十三日）明军“克河州”。邓愈安缉流亡，招抚诸部，何琐南普等率部众纳印请降，豫王西逃。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于六月二十八日在今黄南州境内举部归降。据调查所知：今同仁县隆务河两岸的藏族和土族群众，于每年夏历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盛大的祭神歌舞活动，届时乐舞连天，藏语称“六月鲁热”。据说这项活动起源于元末明初蒙古军。相传，蒙古军为了反对战争继续打下去，以安定民心，毅然将全部武器毁于其地。广大群众为庆祝这一义举，举行祭神祝福活动，延续至今。对照史事，镇西武靖王卜纳剌反对战争继续打下去，毅然向明将军邓愈议和归降，争取地方和平。蒙古军在热贡地区的这种举动深得人心，可能是“鲁热节”的原始本事。果真如此，卜纳剌被后人代代不忘，则是完全应该的。豫王西逃，邓愈追击，“追豫王至西黄河，抵黑松林，破斩其大将，河州以西朵甘、乌斯藏诸部悉归附”。这里所云“西黄河”，是指黄河从今果洛玛沁县拉加寺北流，经今贵南县、贵德县西境的一段黄河。黑松林应指今同德县内的大片原始森林。豫王西逃后的具体情况，史书缺载，可能先留驻于今玉树地区，而后北迁。
上述镇西武靖王卜纳剌和豫王阿纳忒纳失里都是西平王奥鲁赤的后裔，这一带是该系后王镇守之地，地利人和等均顺利。而两人的政治态度不同，结果也不相同。镇西武靖王“以吐蕃诸部来降”后，于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入朝京师（今南京），安置居住，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授以“武靖卫指挥同知”官衔。至此，青海东部黄河以南地区的蒙古军被肃清，蒙古人外迁。过了百余年，到明代中叶后又有“西海蒙古”进入莽剌（茫拉）、捏工（热贡）二川。
（二）西宁及其以西地区
经略河西五郡的任务由冯胜总之。据史载，“及明兴，使耿炳文收河、湟，冯胜取甘、肃”。西宁一带在冯胜及其属下耿炳文招抚下，基本上是传檄而定、不战而下的。元初镇守这里的宁濮郡王章吉和岐王脱脱木儿的后裔到底有部众若干，驻兵何地，态度若何，至今无法详知。据《甘宁青史略》卷十三，在洪武三年六月“镇西武靖王卜纳剌以吐蕃诸部来降”条下注文：“元封驸马章吉为宁濮郡王，镇西宁，管理吐蕃诸部，至是悉归降。”说明西宁等地吐蕃诸部也归降了，但对这里蒙古余众的情况未作出详细说明。西宁一带地方首领人物颇识时务，相继归附明朝，决定了这里的传檄而定。例如祁贡哥星吉于洪武元年五月即归明，随明将军韦正军前效力。洪武五年调往西番地方，六年授副千户，挂武略将军印信，守御碾伯地方，洪武三十一年卒。其子祁索南袭职，升千户。索南子祁贤时，升卫指挥佥事、指挥使，是为东祁土司。元西宁州同知李南哥（民和李土司之祖）于洪武四年以西宁州归附，佐耿炳文经略西宁等地。该《李氏族谱》说：“值天兵定关辅，率众归附，高皇帝嘉其诚，授忠显校尉，佐长兴侯耿炳文经略西平，置规划，甚称上意。”“抚番族、通道路、广积储、置邮递，其功甚多”。元甘肃行省右丞朵儿只失结，率部随平章、太保朵儿只班屯青海。洪武三年率部众二千人诣冯胜归降，明朝任命他为宣武将军，西宁卫指挥佥事（为东祁土司之祖），率所部跟从冯胜征甘肃。如此等等。
蒙古贵族岐王朵儿只班曾抗拒不降，据守于西宁以西息利思沟（今乌兰县希里沟）。洪武五年十一月，明指挥使徐景，协同朵儿只失结袭破其营，获岐王金印一，司徒银印一，及军士马匹等。朵儿只班率部退入北大通山中，又北退至居延海。以后冯胜北征，击走之。至此，湟水流域一带蒙古人除部分归附明朝外，全部外迁。明朝时期湟水流域的东祁土司（朵尔只失结后裔，居住乐都胜番沟）和西祁土司（祁贡哥星吉后裔，居住西宁东川寄彦才沟），在过去地方史籍和有关研究论著中，被当作土族土司。20世纪80年代中，该两家土司的部分后裔先后更改民族成分为蒙古族。鉴于本章着重点在于论述明代时期居住在牧业区的蒙古人的活动，所以对两家祁土司的历史活动，略而不赘。
二、宁王降明和西宁“塞外四卫”始末
（一）宁王降明
明朝初年率部归附明朝并在原地安置的，是居住在柴达木盆地西部的故元宁王卜烟帖木儿。有的出版物中有所谓“明初，青海境内并无蒙古族游牧者”，实乃对“塞外四卫”的设置原委视而不见所致。
宁王原镇守的柴达木盆地西部，北连敦煌，西接若羌。青海境内的噶斯草原是水草丰美之地，汉代羌在这里立国，元时称撒里畏兀儿地面。撒里畏兀儿也称黄头回纥，原居住在河西走廊。约在公元1028年，西夏攻破甘州回鹘时，该部二十余万人西逃敦煌，傍祁连山阴游牧，其中有数万人越祁连山而南，游牧于噶斯草原上，于是这里成为撒里畏兀儿的一块主要游牧地。元末封宗室卜烟帖木儿为宁王，镇守其地。当时居民中，宁王及其武装是统治力量，撒里畏兀儿地面还有一些藏族属于从事生产的基本群众。此外还有一部分从扬州迁来的乐户（应是汉族）。据《秦边纪略》卷一载：“元封哈忽失里为武威王，迁扬州乐户一族，（随宁王迁青海）以快其心。遂以乐户之族为撒力畏兀儿。久之，其人同回夷之俗，然必养犬以自别。元末，乃同阿端之人徙于青海。”又载：“元遣扬州乐户，谓之撒力畏兀儿。元末，自哈密而徙青海。明初，［卜］烟帖木儿贡铠甲刀剑内附。乃以乐户之后，分为若［苦］先、帖里二族。”哈忽失里，《明实录》写作忽纳失里，《明史》写作纳忽里。上引两条史料说明下列四个问题：一是扬州乐户先迁武威，归武威王哈忽失里，元末迁于青海，到撒里畏兀儿地面。二是卜烟帖木儿与哈忽失里同为元朝宗室，当他就藩撒里畏兀儿时，哈忽失里送给他一部分乐户，跟随前往，成为统治集团中的基干力量。三是扬州乐户在撒里畏兀儿地面居住长久以后“同回夷之俗”了，但为了保持其特点，“必养犬以自别”。至于《秦边纪略》的作者认为撒里畏兀儿是乐户之族的改称，则与史实不符。四是扬州乐户人数不少，到了明初，分别安插在苦先和帖里二部之中。
由于宁王僻处青海省西北一隅，当明军在定西、河州以及河西走廊甘州等地与元军战斗时，没有受到较大震动。当明军抚定河州、西宁等地，并设置河州卫（洪武三年冬）、西宁卫（洪武五年）以后，便着手招降宁王卜烟帖木儿的事宜。洪武六年五月宋国公冯胜命故元甘肃右丞，“宣威将军朵尔只失结招安定王归附”。宁王降明后封安定王，所以在《明史》卷三三十《西域传》中径称他安定王卜烟帖木儿。洪武七年六月，“［卜］烟帖木儿遣使入贡”，贡铠甲刀剑等物表示顺应时势，归附明朝。明太祖朱元璋“诏其酋长立为四部，给铜印，曰阿端、曰阿真、曰苦先、曰帖里”，洪武八年正月，卜烟帖木儿遣其王傅卜颜不花等朝贡，“献元所授金银字牌”。明廷随即下诏，“置安定、阿端二卫指挥使司”。“以沙剌为指挥同知，亦班藏卜卜理不花护出完者帖木儿为指挥佥事”，“封卜烟帖木儿为安定王”。经过上述招降、朝贡、置卫、封王等活动，以卜烟帖木儿为首的在青海西北部的故元封建主与明朝确立了臣属关系，统领其原有部众，继续在噶斯草原上繁衍生息。
（二）西宁“塞外四卫”始末
安定卫、阿端卫、曲先卫和罕东卫，统称“西宁塞外四卫”。这四卫连同沙州卫、赤斤卫、哈密卫，因地处嘉峪关以西，合称“关西七卫”或“西北七卫”。七卫的统治者多为蒙古族，故亦称“蒙古七卫”。到英宗正统时沙州卫内迁，宪宗成化时在原沙州卫地置罕东左卫。实际上先后称卫者有八个或九个。下边着重叙述“塞外四卫”的建置、兴废等情况。
1.定安卫
洪武八年（1375年）置。《秦边纪略》卷一载，安定卫在西海北，距西宁三百八十里。据此，有的人把安定卫的地望定在今海北州的祁连县、海晏县一带，“安定卫在西宁西北、甘州西南。汉为羌，唐为吐蕃地”，与《明洪武实录》和《明史》所记相同，在“甘州西南一千五百里”。据此，其地望则不能定在今海北州内，而应在今海西州的西部。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安定卫的首府为昔儿丁，在今当金山口以南、花海子以北。安定卫初辖阿端、阿真（即阿真川，位噶斯库勒湖以西）、苦先、帖里四部，以后，分置阿端卫。
洪武九年，明延命郑九成等至安定卫。“赉王及其部人衣币”。洪武十年，安定王卜烟帖木儿被指挥同知沙剌所杀。王子板咱失里复仇，诛沙剌。沙剌的部将复杀板咱失里，部内大乱。番将朵儿只班叛走沙漠，经安定卫，大肆抢杀，掠其印去。朵儿只班乃西番土官，洪武九年叛，率众攻掠罕东（在今湟中县境内），被河州卫指挥使宁正击走之，“追至西海北山口而还”，朵儿只班西逃，经安定卫向北遁去。经过这一次骚乱，安定卫衰落了。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蓝玉西征逃寇祁者孙，徇阿真川。土酋哈昝等惧，逃匿山谷不敢出。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子肃王朱就藩甘州，原安定卫的土酋哈昝等遣僧人拜谒肃王，乞求授官以安部众。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明廷派中官陈诚至其地巡视，复立安定卫。酋长哈孩虎都鲁等五十八人悉授官职，并随陈诚入京朝贡谢恩。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派人持敕“抚谕撒里诸部”。原先安定王卜烟帖木儿被杀时，其子撒儿只失加亦被杀，部众溃散。撒儿只失加之子亦攀丹流寓灵藏。永乐十一年（1413年）五月亦攀丹朝贡，“自陈家难，乞授职。帝念其祖率先归附，令袭封安定王，赐印诰”。自是以后历任安定王朝贡不绝。
到武宗正德时，东蒙古亦不剌、阿尔秃厮等入据西海，纵掠邻境，“安定遂残破，部众散亡”。“仅存余孽江缠尔加等僧俗四十有奇，徙居西宁沙棠川威远城东”。从洪武八年（1375年）卜烟帖木儿被封安定王，传四世，历一百三十余年，至正德年间，安定卫破亡，王位不存。
2.阿端卫
洪武八年置。《明史》称在撒里畏兀儿之地。《秦边纪略》卷一称，“阿端卫，在曲先西南，盖鞑靼别种。自哈密迁青海，与安定卫之人同属［卜］烟帖木儿者也”。“洪武八年，以［卜］烟帖木儿所部，凡属夷种（指蒙古——笔者注），皆为阿端，以别于乐户之族”。[插图]阿端卫在安定卫之西，首府在帖儿谷。在今茫崖噶斯口附近，其辖地包括今新疆境内若羌河一带地方。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朵儿只巴叛逃抢掠，阿端卫遂废。
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遣官持敕“抚谕撒里诸部”后，永乐四年（1406年）冬，酋长小薛忽鲁札等朝贡，请求置卫设官，即授小薛忽鲁札等为阿端卫指挥佥事。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安定卫散哥和曲先卫散即思等邀劫朝廷使臣时，胁迫阿端卫指挥佥事锁鲁丹同行，因而招致明朝李英等率大军征剿。锁鲁丹惧，率部远窜，失其印。宣德初年朝廷派人招抚，锁鲁丹仍不敢归，依附曲先卫杂处。宣德六年（1431年），镇守西宁卫的都督史昭奏言，“曲先卫真只罕等本别一部，因其父助散即思为逆，窜处毕力术江。其地当乌斯藏孔道，恐复为乱，宜讨之”。朝廷命“遣人宥其罪，命复故业”。于是真只罕率部还居帖儿谷旧地。宣德七年（1432年）正月真只罕入朝，授阿端卫指挥同知，令掌卫事，以指挥佥事卜答儿为之副。真只罕奏言：“阿端故城在回回境（指维吾尔地），去帖儿谷尚一月程，朝贡艰，乞移本土为便。天子从其请，仍给以印，赐玺书抚慰之”。迄英宗正统时，数入贡，“后不知所终”。
3.曲先卫
洪武初年置，确切年代不详。《明史》说，“洪武时酋长入贡，命设曲先卫，官其人为指挥”。大约在洪武八年，与安定卫、阿端卫同时设置，而《明洪武实录》失载。一说曲先即苦先，而苦先为洪武七年分设故元宁王所部为四部之一。曲先卫地望“东接安定，在肃州西南”，“元设曲先答林元帅府”，在阿真川以北，其首府为药王滩。《秦边纪略》卷一说，“在罕东卫北，大通河之南也”，“在西宁西北三百里”，约今海晏县和刚察县一带。这可能是初置卫时的情况。“后遭朵儿只巴之乱，部众窜亡，并入安定卫，居阿真之地。”徙居至阿真川北部。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批准安定卫指挥哈三等请求，从安定卫析出，恢复曲先卫建制，哈三即为曲先卫指挥使，掌卫事，散即思副之。永乐二十二年散即思“劫杀朝使”，李英率军征剿时，他“率众远遁，不敢还故土”。宣德初年，明廷遣陈诚往招抚，“复业者四万二千余帐”，朝贡如初。到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朝使自西域还，言散即思数率部众邀劫往来贡使，梗塞道途。”命都督史昭为大将率兵至曲先卫，散即思先逃。宣德六年四月“遣其弟副千户坚都等四人贡马请罪。复待之如初。令还居故地并归其俘”。宣德七年（1432年）散即思卒，其子都立嗣职，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遣使贡玉石。
武宗正德七年（1512年），东蒙古亦不剌等迁据西海，“曲先为所蹂躏，部众窜徙。其卫遂亡。”
4.罕东卫
洪武八年置“罕东等百户所五”。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明将军蓝玉西征追击祁者孙，其部多窜徙。经瞿昙寺僧三剌为书招抚，相继来归。洪武三十年（1397年）其酋锁南吉剌思遣使入贡，诏置罕东卫，授锁南吉剌思为指挥佥事。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锁南吉剌思偕其兄答力袭入朝，晋指挥使，授答力袭指挥同知。自此以后，数入贡。永乐十六年（1418年），命中官邓诚巡视其地。
关于罕东卫的地望，颇有歧说。《明史》卷三三十《西域二》说“在赤斤蒙古南，嘉峪关西南，汉敦煌郡地也”。《西宁府新志》亦持此说。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三说：“罕东卫西北去卫（西宁卫）三百里”，顺治重刻《西镇志》说：“罕东卫在西宁西北。”《秦边纪略》卷一说，罕东卫“在西宁西北三百余里”，并说：“按罕东卫在青海，罕东左卫即沙州，在甘肃之西，相距二千里许。世之著书者，以二卫合而为一，不知多一左字，相去悬殊……以此言之，边地考据，岂易言哉。”我们认为，罕东卫明初在西宁西北，其地望在归德所北边的黄河以北。其民从事游牧生活，“无城郭宫室，以毡帐为庐舍，逐水草，孳牧畜，与曲先、安定、阿端辅车相依，而各分其地，要不离乎青海左右”，可能在洪熙、宣德年间，或由于发展牧地的需要，或由于部落之间的冲突，或由于反抗明朝的统治等原因。其后罕东卫人大部分西迁，分布在今敦煌、玉门、安西一带。武宗正德时，“蒙古大酋入青海，罕东亦遭蹂躏，其众益衰”。嘉靖时移其部落于甘州。
三、明朝与“塞外四卫”之间的茶马互市和民族关系
明朝与“塞外四卫”在建立政治上隶属关系的同时，经济交往也日益密切起来。这种经济交往主要通过“茶马互市”“贡使贸易”进行。四卫的居民主要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茶叶是肉食民族的生活必需品。马匹是明朝的重要作战物资，明之西北边卫，从“阶州而河州，西而西宁，折而北而庄浪，又西而凉州、甘州、肃州，东而靖虏、宁夏，及于榆林，皆边卫也”。均需战马，以茶易马，对双方都很需要，相互有利。
（一）茶马互市
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置秦州、洮州、河州三茶马司，与今甘肃、青海的藏、蒙古等少数民族互市贸易。洪武三十年（1397年）长兴侯耿炳文奏言，秦州距西宁远，少数民族往返不易，乃移秦州茶马司于西宁。塞外四卫的茶马互市，主要由西宁茶马司主持。河州茶马司、西宁茶马司的贸易对象，包括河州卫和西宁卫管辖的“番族”，《明史》作“西番”，也包括安定、阿端、曲先、罕东四卫。
茶马交易的数额是相当大的。如洪武十三年兵部奏：“河州茶马司市马用茶五万八千八百九十二斤，牛九十八头，得马二千五百匹。”又，洪武三十年，明太祖朱元璋对户部尚书郁新等言：“陕西汉中以茶易马，每马约与茶百斤，岁给茶三百万斤，可易马三万匹。”明初市马用汉中产的巴茶，到明代后期湖茶盛行，方改用湖茶，故此处言“汉中以茶易马”。又，永乐二年，安定卫指挥朵儿只速等来朝，“自陈愿纳差发马五百匹”。洪熙元年，罕东卫指挥那那奏：“所属番民桑思塔儿等一千五百人，例纳差发马二百五十匹”。正统十二年，巡按陕西监察御史冯靖奏：“征收西宁、罕东、安定、阿端、曲先五卫番民马二千九百四十六匹，给茶叶一十二万五千四百三十斤”等等。
为确保茶马互市的正常进行，防止卫所将士擅自索要或营私舞弊，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制定金牌信符制度，颁给四卫及河、洮、西宁、河西等纳马之族以金牌信符，并敕谕各族：“往朝廷有所需，必酬以茶货，未许私征。近闻边将无状，多假朝命扰害俾尔等，不获宁居。今特制金铜信符颁给。遇有征发，必比对相符始行，不然则伪，械至京师罪之”。据《明史》卷六八和卷八十载，金牌分上下两号，上号为阳文，下号为阴文，合若符契。上号藏内府，下号给四卫及各族。其文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三岁一遣官合符”。据载，共颁给“曲先、阿端、罕东、安定四卫，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匹”。平均每面金牌应纳差发马二百二十匹左右。该种金牌曾在贵德县发现实物，并曾在青海省博物馆举办的《青海历史文物展览》（1986年10月，西宁）和《汉藏关系文物展览》（1988年4月，北京）中展出。该金牌铜制镏金，长22厘米，宽8厘米，厚0.8厘米。正面有楷书“信符”二字，背面有篆文十二字，上有一孔，以便系挂，与《明史·食货志》所载相同。
金牌信符制的施行，旨在限制边卫吏士的敲诈勒索和使茶马互市进一步法制化。但该制度行之不久就被破坏了。征马的使者及茶马司官吏（洪武初设茶马司令、丞，洪武十五年改设大使一人，九品，副使一人，从九品)往往以劣茶充好茶，甚或侵夺少数民族的财物，影响征马的正常进行。以至如《明史》卷八十《食货志四》所说，“马入中国（指内陆——笔者注）者少，岂所以制夷狄哉”！于是，永乐三年下诏，“来年其遣金牌信符给西番为验，使比对相同即纳马，如洪武中例，不可后期。仍榜谕边地官民以朝廷怀远之意。今后，马至，必与好茶，若复欺之，令巡按监察御史采察以闻。”此后，是否认真执行了金牌制度，颇多疑问。据《明史》载，“自永乐时停止金牌信符，至是（宣德十年）复给。未几，番人为北狄所侵掠，徙居内陆，金牌散失”，可见金牌制度未能长期贯彻执行。
关于各卫差发马的数额如何确定，至今已不太清楚。从零星史料看，有“例纳”的，也有“自陈原纳”的，即有依例强行征发的，带有赋税性质，不过均酬以茶斤；也有自愿交纳的，带有自由贸易性质，如，永乐三年安定卫指挥同知哈三奏，“请如例岁纳孳畜什一”。依据各卫牧马总数，按孳生马驹十分之一交纳差发马，可能是当时的通例。
茶马比价并非一成不变，“先是，洪武中以茶易马，上马给茶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但是，史载：洪武十三年（1380年）河州茶马司用茶五万八千余斤，牛九十八头，换得马三千余匹，每匹马偿茶平均不足三十斤。永乐二年（1404年）安定卫纳马五百匹，“上马给绢二匹，布二匹；中马绢一匹，布二匹；下马绢一匹，布一匹”。正统十二年（1447年）征罕东等五卫马近三千匹，用茶十二万五千余斤，每匹马平均约用茶四十斤。可见，洪武初年所定比价并未贯彻始终。
与上述茶马互市同时，明朝还在边卫地区设苑马寺，建军马场，发展军马生产。甘肃苑马寺设于永乐四年（1406年），寺在碾伯城（今乐都区）。该苑马寺辖祁连、甘泉二监，每监二苑。西宁苑、大通苑隶祁连监，广特苑、麟麒苑隶甘泉监。永乐六年增设武威、安定、临川、宗水四监，连同祁连、甘泉二监，共六监。每监四苑，共二十四苑。祁连监辖西宁、大通、古城、永安四苑；甘泉监辖广特、麟麒、温泉、红崖四苑；临川监辖暖川、岔水、巴川、大海四苑；宗水监辖清水、美都、永州、黑城四苑；武威监辖和宁、大川、宁番、洪水四苑，安定监辖武胜、永宁、青山、大山四苑。上述六监中，“庄浪、甘州各一，而西宁有四焉；暖川、三川各一，而威远独有二焉”。暖川、三川在今民和县境，临川监和宗水监在其地，威远指西宁东川威远营，在今互助县，其川为沙塘川，“永乐间改为广牧，其川特宽，美地茂草”。祁连监、甘泉监在该地及其毗邻地区。苑即马场，分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二十四苑牧马共十数万匹。上述马场均在祁连山南北和河湟地区的美地茂草地方，与塞外四卫相距密迩，有利于交流和促进牧马技术，共同开发西北边疆。
（二）民族关系
从明初设置西宁塞外四卫安置蒙古部众，到正德年间罢废，经历了一百三四十年。在这期间，蒙古人民与兄弟民族在共同的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基础上，通过相互通婚、互易牧地、人员交流、茶马贸易，彼此逐渐接近和融合，共同开发着边疆地区。四卫各族都以游牧为业，他们的生活方式类似，在血缘关系上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
罕东卫的群众以藏族为主，自洪熙、宣德以后，从西宁附近逐渐西迁。通过安定、阿端等卫地面，移向沙州。又如曲先卫人牙兰（即牙木兰），曾被土鲁番虏去，备受信任，娶其酋阿力之妹为妻，后拥帐二千归附明朝。这些均说明，在各卫的各族人民心目中，民族界限不甚严格，迁徙归属也比较自由，这有利于民族之间相互接近和相互融合。
四卫与明朝建立政治上隶属关系，经济上广泛交流，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对他们有颇大的吸引力。四卫破灭后有些人即迁居至今互助县和乐都县境内，大部分人徙居河西走廊，还有一部分如罕东卫一百余口“在乞达真依申中族居牧”。安插归附的属民成为明代中叶的一项重要政务活动。今天甘青一带民族状况与四卫历史有着相当关系，如裕固族的祖先就是元朝时期的撒里畏兀儿人，如此等等。
据近日所知材料（马忠著文），明初，故元甘肃省郎中蒙古人失剌于洪武四年（1371年）投诚，后成为明清时期河湟16家土司中阿土司和今天大通阿姓蒙古族的始祖。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传17辈，共有19人被朝廷授职，或承袭世职。其孙阿吉时，因功授予百户改姓阿氏。阿吉子阿保安及后裔阿承印皆因战殁，恩加指挥同知，世袭。明景泰四年，阿索安奉旨防番，驻老鸦城守御，世居白崖子庄。万历时，阿朝长子阿继德同总兵柴国柱征剿宁夏叛酋勃拜有功，携眷随柴国柱迁居大通北川清水沟。清顺治五年（1648年）甘肃米喇印、丁国栋事件中，阿继德子阿维琳以功补授北川营把总，奉派管理马厂事务。雍正初年，因受罗卜藏丹津事件冲击，清水沟的阿姓蒙古四处避难，隐瞒真情。阿朝次子阿继勋在老鸦城袭指挥同知职，从此阿土司家族分别在今乐都和大通两地生息。
第二节 东蒙古入迁西海及其活动
明代，蒙古内部赛特专权，汗权更迭频仍，大汗与权臣之间长期进行着割据与统一的斗争。代宗景泰年间，也先虽曾一度统一过全蒙古，但很快在内乱中兵败被杀。宪宗成化年间，达延汗再次统一了蒙古各部，消灭异己，强化了封建统治。但达延汗去世后，蒙古再次分裂，土默特俺答汗（阿拉坦汗）部又在封建势力斗争中崛起。在这一系列统一与割据的斗争中，东蒙古以亦不剌、满都赉·阿固勒呼和俺答汗等为首的一些部落相继入迁青海，活动于西海周围，形成了蒙古族南下的又一个高潮。他们的入迁，打破了明初以来青海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并与明军发生了一系列军事冲突，现代史家称他们为“西海蒙古”。
一、亦不剌、鄂尔多斯部败亡西海
成吉思汗十五世孙达延汗（约1474~1517年）即位后所处的是一个蒙古族封建割据、枭雄迭起的时代。他一生主要致力于蒙古内部的统一，并最终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这一重任。
明代东蒙古实行六万户制，分左右两翼。左翼三万户是察哈尔部、喀尔喀部、乌梁海部，由可汗统帅；右翼三万户是鄂尔多斯部、土默特部、永谢布部，由可汗派济农（副王）统之，附属于可汗。达延汗主政后，为了巩固汗位，首先击杀了权臣亦思马因，排除了他的挟制，牢牢控制了左翼的统治权。继而兵锋指向右翼，亦不剌、满都赉·阿固勒呼为首的右翼三万户，成为达延汗征服的对象。亦不剌是河套蒙古的封建领王，于弘治八年（1495年）率部入居河套。他虽身为永谢布、鄂尔多斯两部太师，但河套蒙古封建主满都赉·阿固勒呼却受制于他。他们拥兵数十万，势力强大。对此，达延汗采取了一系列征服手段，终于使之败亡西海。
达延汗首先欲娶亦不剌之女，企图用政治联姻的策略控制右翼三万户，巩固其在六万户中的共主地位。但亦不剌出尔反尔，先是允婚，继而爽约，转将女儿嫁给了满都赉·阿固勒呼，从而加强了右翼三万户内部的联盟，以反抗达延汗的统一。后又发动叛乱，杀害济农。达延汗出征右翼，镇压叛乱，亦不剌兵败，于正德四年（1509年）带领万余众逃离河套南下，另寻活动场所。南下途中亦不剌又与明朝的西北边防军发生冲突，先与甘肃总兵马昂战于木瓜山（今陕西省定边县南）等处，部众伤亡较大，而后活动于亦集乃，继而又攻破安定卫，夺其诰印，进据西海（青海湖）地区，役属诸番。时当正德四年冬，这是亦不剌等部第一次进入西海地区，但为时不超过一年，旋为达延汗招附，“复称藩于小王子”，返回河套。
达延汗
达延汗废除太师，恢复传统的济农制（相当于副汗），任命次子乌鲁斯博罗特为济农，前去统治右翼三万户，住帐于鄂尔多斯万户。这是达延汗在联姻失败后果断采取的对右翼三万户的政治干预措施，同时更深地触及了右翼封建领主的根本利益，激起他们更强烈的反抗。亦不剌、满都赉·阿固勒呼共同设计刺杀了乌鲁斯博罗特济农。达延汗联姻未果，派王被杀，终于对右翼三万户诉诸武力，兴师讨伐。双方于正德五年底（1510年）激战于达兰特哩衮。亦不剌、满都赉·阿固勒呼等不支，于正德五年（1510~1511年）以来，“引众至凉州、永昌、山丹、甘州及高台、镇夷、肃州，联络住牧”。这是亦不剌等部第二次南下，此次“伤残疾疫，死者甚众”，情形十分悲惨。
在河西地区，亦不剌为求得立足和明廷保护，在河西走廊辗转了四五年，明朝边将不是以武力驱之，便是啖之币帛，贿其远去，终不得安身之所。亦不剌等与明军先后战于庄浪、山丹、甘州、凉州等地，伤亡损失甚重。正德七年（1512年），亦不剌遣使至肃州，请求驻地未果，满都赉·阿固勒呼遂带众进入西海，曲先卫部族避之远徙，其卫遂亡。正德八年（1513年）五月，亦不剌辗转到讨来川，再次遗使肃州，请求驻牧修贡，明都御史张翼却与之币帛，促其远走乌斯藏。至正德九年（1514年），总制彭泽率大军前来“捣巢”，亦不剌由河州渡黄河，走松潘、茂州，入乌斯藏。待明军还，又回到西海地区驻牧。时正德九年至十年（1514~1515年），而满都赉·阿固勒呼未归，滞留于乌斯藏。亦不剌等河套蒙古入居西海，也为尔后蒙古族的大批进入开辟了活动场所。依次迁来的东蒙古部落有卜儿孩部、整克部和大同部。
卜儿孩出身于野乜克力部，是达延汗的兄弟，初隶于达延汗，称太师。达延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据其女子，戳其党众，卜儿孩兵败逃亡于西海，活动在祁连山南麓浩门河流域。由于其势力不及亦不剌部而受制于他。卜儿孩时而进入甘凉，曾被总兵官姜击败。他也屡屡结好明朝，希望得到明廷的庇护，嘉靖十一年（1532年），请内属明朝的帖木歌等向甘肃巡抚赵载致意，要求与明朝通贡互市并内属，但明廷认为甘肃镇远通西域，边防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不宜作蒙古入贡之路，未敢轻许。卜儿孩未得到明廷的帮助，在以后土默特部与鄂尔多斯部蒙古的联合打击下部众散亡，卜儿孩远徙，其后裔活动于大通河流域。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以整克为首的蒙古部落进入西海。整克是河套蒙古领主吉囊的属下，“因变逃居西海有年”，与以前来此的部落相同。整克也力求结好明朝，遣其属阿都赤赴甘肃纳贡，求居内陆。但明廷犹豫不决，既怕整克不得请，被河套蒙古兼并，壮大声势，又怕整克居内陆，招致麻烦。于是，依总督尚书张珩之计，令其仍驻牧西海，“既以羁縻西虏，又借其力以捍御套虏”，企图利用整克钳制亦不剌等部，并抵制河套蒙古的南下。但整克并无这等与各方面抗衡的力量，只能是驻牧西海，自生自灭。
嘉靖年间，还有一支以大同为首的蒙古部落活动于西海地区。据总督侍郎曾铣奏报，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西海虏酋大同令其部落绰卜等二人款塞求市”，明朝犒遣其使。但认为其投降纳款并非诚意，谕令边臣毋轻信要功。
以上这些蒙古部落具有一些共同特点：他们均非黄金家族，彼此之间也没有亲缘关系；他们都是在封建势力相互兼并中逃难而来，共同驻牧于青海；他们向明朝或请通贡，或求居内陆，都未得允；他们势力较小，或在西海地区自生自灭，或为以后较大的蒙古势力所吞并。
二、土默特部入据西海
16世纪初，达延汗在取得达兰特哩衮战役的胜利并征服右翼之后，将蒙古六万户分封诸子，从而结束了蒙古内部百年来内讧的局面，使蒙古社会一度统一，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
但是，蒙古内部的封建割据因素并未消除。各部在自己的领土上过着分散游牧的自然经济生活，交换不发达，生活必需品匮乏。在达延汗强有力的统治下，各部尚能以联盟的形式来协调相互的关系，使各种力量暂时处于平衡状态。正德十二年（1517年），这种平均状态被打破了，蒙古各封建主之间混战不已。此时，“作为封建制度特征的狭隘的割据的利益左右着一切”嘉靖年间，达延汗的三子巴尔斯博罗特受命继任右翼三万户济农位。巴尔斯博罗特卒，其长子衮必哩克墨尔根（吉囊）继位，占据鄂尔多斯，拥众七万；次子俺答占据十二土默特。吉囊病殁（1542或1543年）后，俺答汗不仅以兄长的身份统率诸部，而且以长辈叔叔的身份控制着吉囊诸子。于是，势力大增，掠夺近邻，攻扰明朝北部边境，直到隆庆五年（1571年）被明朝封为顺义王以前，对外进行了45次大的战役。
然而，俺答汗并非无政治眼光之部酋，或只满足于战争的掠获，他力图在达延汗去世后蒙古诸部再次分裂的封建割据中，扩大封建领地，以实现“长北方诸部”的政治目的。他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统一、扩大其封建领地的行动。
第一，控制漠南，建立根据地。土默特呼和浩特地区，明代称为丰州川，是大青山下的一块冲积平原，适宜农牧。俺答汗陆续收留了成千上万不堪明朝剥削压迫而进入漠南谋生的汉族兵民，给予他们牲畜和生产工具，修筑“板升”（即土房子），定居生产。同时，汉族兵民也将内陆的先进生产技术带到了蒙古地区，与当地蒙古人一起建设开发丰州川。俺答汗还制定了奖励农耕、保护牲畜的政策、法令，广泛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使漠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成为俺答汗向四处扩张的政治、军事据点。
俺答汗利用丰州川特殊优越的地理环境，发展了政治经济势力，在征伐乌梁海的战斗中显示出了他的力量和军事才干，并从蒙古大汗打来孙那里取得了“索多汗”称号，声势显赫，咄咄逼人。俺答汗名义上是小王子（察哈尔大汗）的别部，实际上不受其节制。《北虏始末》言：“小王子虽号称为君长，不相摄。”察哈尔大汗为避免被其吞并，东徙辽东西拉木伦河流域。于是，俺答汗派其长子辛爱黄台吉进驻察哈尔部，从而基本上控制了漠南地区，将其作为大本营。
第二，以战争求通贡。俺答汗面对蒙古社会“爨无釜，衣无帛”的状况，意识到恢复和发展蒙古与中原的经济交流是蒙古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并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自1541年至1547年，先后向明朝遣使约十余次，词颇恭顺。但明廷以“天朝”自居，对漠南蒙古实行经济封锁政策，不仅屡次拒绝俺答汗提出的互市、求贡的要求，甚至还悬赏重金收买俺答汗的首级、杀死蒙古使臣。
俺答汗为了报复明廷，举兵袭击明边诸郡，企图迫使明廷在经济上作出让步，以达到和平互市的目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兵临北京近郊，并重申和平互市要求。明廷以其退兵作为和谈互市的先决条件，俺答汗接受了这个条件，退兵出塞。次年，双方达成协议，在大同、延、宁等地开放互市。但明廷待俺答汗撤兵后，背信弃义，封闭边市。
此后，重开战端。双方之间的战争持续了20年。俺答汗经常深入宣、大、延、绥一线，铁骑驰骋，给明廷造成很大威胁。在其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以及双方人民要求和平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推动下，和平互市终于在隆庆五年（1571年）获得成功。俺答汗接受明廷的顺义王封号。从此，蒙古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俺答汗实力更加强大。
第三，挥兵西南，开拓领地。达延汗向西经略仅以河套为止，俺答汗则远不以此为满足，他与鄂尔多斯领主多次西征瓦剌。这一时期喀尔喀蒙古的势力也不断向西发展，对瓦剌威胁很大。瓦剌在这双重压力下，牧地不断西移，而俺答汗不断西进南下，扩展领地，其中占领西海、征服撒里畏兀儿、派遣军队进入喀木（西康）等地，便是他向西扩张的一项重要战略规划。
亦不剌、卜儿孩等部在西海活动，不仅被明廷视为边陲大患，也成为俺答汗等部西进的主要障碍。俺答汗与其兄吉囊联合，曾多次派兵袭击亦不剌与卜儿孩等部。
嘉靖十一年（1532年），俺答汗与吉囊由河套南下远征，率五万骑由野马川径入西海，至青海湖以西布喀河畔扎帐，大破亦不剌营，收其部落大半。卜儿孩惧之，将女儿嫁给了吉囊，得以幸免。吉囊、俺答汗乘势收服了驻牧柴达木西北部的撒里畏兀儿人（黄番）部落。这次行动的最大成果是消灭了亦不剌部，亦不剌从此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卜儿孩部众得以保全，加之塞外四卫的一些番属还为其所控制，因而还有一定的势力。嘉靖十三年（1534年），俺答汗、吉囊又兵临西海，于青海湖东北三角城袭击了卜儿孩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吉囊已死，俺答汗再次率部从河套进入青海，企图收服西海诸番及红帽族，但番族皆逃匿不从。他又分兵七千，从黄羊川（今甘肃省武威东南的黄羊河）过分水岭（今冷龙岭东部），直走西海，再一次袭击卜儿孩和当地诸番，并将所掠赐予了大成诺颜，令其留居西海。这是俺答汗最早留在西海的部落。他得胜而归，蒙古汗王博迪汗加恩行赏，封他为“土谢图索多汗”。
俺答汗为巩固他在西海取得的战果，又于嘉靖三十七年、三十八年（1558~1559年）两次进入西海。收服卜儿孩等残余部众，当地诸番也归顺于他。俺答汗携子丙兔、其侄宾兔等数万众在西海仅居了一年就东还了。其原因之一是由于他患脚疾，部下多染疾病。另一个促其东还的重要原因是后方根据地不稳，他拥众西海，而留老弱于丰州、大同。明军乘虚攻其板升，斩获百余，焚毁其居。“板升”是俺答汗苦心经营的根据地，是漠南蒙古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在明朝“捣巢”的威胁下，他只得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返回。
在这紧急撤兵之时，俺答汗也未放弃他经营西海的目标，留其子丙兔等七部于西海，留其侄宾兔于松山（今乌鞘岭）。前者可代其经营西海，巩固数征西海的成果，后者可控制由河套南下的捷径，使河套、松山、西海连为一线。俺答汗终于实现了他占据西海，将其变为新的领地的夙愿。
随着俺答汗向西海的扩展，又有许多东蒙古部落陆续入迁。至万历初年，徙至西海的蒙古部落已达29支之多，主要是以俺答汗的儿子丙兔、侄子火落赤和永邵卜台吉等为首的蒙古部落支派，实际上把青海变成他的一块领地。当时明人慨叹“环甘皆虏矣”。以后，万历五年至六年，俺答汗至西海迎佛，修建仰华寺，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将火落赤和把尔户留驻西海，守护仰华寺。随后，东蒙古许多部落也借互市、熬茶、拜佛等名义来到西海。俺答汗所属的丙兔、火落赤、把尔户、瓦剌它不囊、真相、克臭和吉囊鄂尔多斯的吉能、卜失兔、狼台吉、把都儿、宾兔、著力兔、炒哭儿、切尽黄台吉、青把都儿、那木大、庄秃赖等部酋都频繁地活动于西海。有的则久驻不归，联合当地番族，势力大增。
东蒙古各部进入西海的原因，历代研究者说法很多。明人著作提到蒙古部落进入青海的原因时，有的说是为了“掠番”，有的说是“趁水草”，有的说是为了“迎佛”，也有的认为是“以迎佛为号，以仇瓦剌为名，以抢番为欲，而侵牧我内陆、切扰我兵民者也”等诸说。上述提法不无一定道理，这也正反映出当时蒙古部落入据青海原因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应因时因部而异，不能一概而论之。综合相关因素分析而认为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四种：第一，蒙古内部的封建割据斗争是导致一些蒙古部落进入西海的原因。亦不剌、卜儿孩、整克、大同等部是为了反对大封建主的吞并和袭击，将西海作为避难之地，来到西海。而吉囊、俺答汗则是在封建主斗争中为扩大封建领地、满足封建分封领土的要求，占据西海。由是，吉囊分其子宾兔、白马、银定等于河西大小松山（今甘肃省永登县北部和天祝藏族自治县东部），而俺答汗也将其子丙兔等二十余支部落留居西海。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分封日众与领地不足的矛盾，巩固了他在蒙古部落中的封建共主地位。第二，蒙古进据西海，是其经济活动的必然要求。随着蒙古部落生产的日益发展、牲畜的增多，牧地日趋紧张，牲畜的增长与草原的承载能力形成了尖锐矛盾，于是寻求新牧场就成为发展其畜牧业生产的必要措施。地旷人稀、水草丰美的西海牧场就成为东蒙古的理想选择之地。尤其是通贡互市的实现和发展，促进了蒙古畜牧业的更快发展。隆庆开市时，各市市马八九千匹，万历二年时却猛增到三万匹，增长率约为三倍。正是由于明朝政府采取了允许蒙古部众南北自由通行和准予就近互市的政策，才使得“西镇之不用兵殆二十年”，青海蒙古部落社会和生产也进一步安定和发展。第三，与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自9世纪40年代吐蕃赞普达摩（又称朗达玛）灭佛之后，一些西藏僧侣到青海等地避居，藏传佛教遂在青海得以广泛传播。至明代前期，黄教得到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在青海地区修建了许多黄教寺院，如灵藏寺、弘化寺等。俺答汗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后，蒙古部落尤其是鄂尔多斯和土默特部，黄教广为传播，并于万历四五年间（1576~1577年）由丙兔建成了仰华寺。西海地区既是熬茶礼佛的唯一捷径，又是黄教圣地之一。因此，因宗教活动而来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第四，西海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入藏大道的必经之地，这对寻求新的发展的蒙古部落至为重要，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三、西海蒙古与明朝之间的通贡互市
通贡是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保持联系的一种方式，它具有双重含义。政治上，其表示少数民族臣属于中原王朝，也是封建王朝羁縻少数民族的有效手段；经济上，则是一种官方贸易。与通贡相联系的就是互市，它是更大范围的民族间的贸易形式。总之，通贡互市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联系以及不同经济生活方式发展的自身要求。
明蒙通贡，始自永乐。孝宗弘治年间，达延汗为了征讨满都赉·阿固勒呼，移帐于鄂尔多斯，明廷误以为入掠，发兵袭击，双方的和平贡市关系中断。正德、嘉靖年间，西海蒙古各部也屡屡求贡，终未实现。明代中后期，俺答汗开发漠南地区，使蒙古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发展要求更大范围和更多数量的商品交换，以解决生产、生活用品奇缺等社会问题。俺答汗经过多年的努力，甚至采取“庚戌之变”等流血手段以求与明通贡。而明廷也苦于多年来蒙古人的骚扰，鉴于当时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以俺答汗爱孙把汗那吉降明事件为契机，于隆庆五年（1571年）恢复了双方贡市关系。明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封鄂尔多斯济农诺颜达喇等蒙古封建主七十余人为都督同知、指挥、千户、百户等官。“每年一贡，以二月为期”。隆庆、万历间又陆续开设马市十三处，其中西海蒙古的互市情况如下述。
（一）互市地点
西海蒙古的互市地点一般设在甘肃庄浪的岔口堡、铧尖墩、洪水和扁都口等地。
丙兔的互市地点最初设在宁夏中卫，由于道路险远，且获利不及俺答汗诸部，很不安心。万历二年十二月，陕西巡按御史董石题：“虏酋宾（丙）兔倡率部落千余骑要抢西番，并欲在凉州互市”。凉州距西海近，互市十分便利，丙兔的这一要求反映了他的真实愿望。但甘镇有重兵把守，难以逾越，而“宁夏途远，往还艰难无利”。于是，丙兔又将目标转往东南松潘地区。他想借松潘迎佛打通与东南地区的经济联系。因为，伴随宗教活动的同时，往往是大量的经济交流活动。然而，这又给明朝河洮川蜀地区增加了压力。四川守臣畏惧，乞令顺义王俺答汗禁约其子。但俺答汗为丙免辩解，陕西总督石茂华也为他上言，说他们远赴宁夏，奔波劳苦。于是，兵部于万历三年十月题准，令“于甘镇边外，择离内陆远处，置立夷厂，令西海丙兔部落，每年赴彼互市一次。松山宾兔一枝，亦许岁庄浪小市一次”。同年十二月，开“洪水、扁都口市。已，又开庄浪岔口堡、（铧）尖墩小市”。火落赤、著力兔及其子哑班台吉、失甲班台吉均在扁都口互市。
西海蒙古经过斗争终于取得了互市甘镇边外的权利。明朝对互市地点的变通也表明其对西海蒙古的政策较能切合实际，从而使双方之间的经济交流和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二）互市时间
西海蒙古每年的贡市时间规定在九月。贡市每年一次，为期约一个月。开市季节一般规定在春末夏初。但蒙古部落多迁延至秋来市，因为此时牲畜膘壮肉肥，经济价值高，因而实际开市多在七至十月。
后来，由于这项活动牵涉到明朝在西北地区“招番中马”的顺利进行，故又要求西海蒙古的贡市时间不得相同于明朝与西番中马的时间。中马日期，洮州茶马司定在五月，河州、甘州二茶马司定在六月，西宁茶马司则定在七月。待番市结束，才准许蒙古人赴市，并且要与延绥镇、宣大镇同时开市，便于管理。
随着互市的发展，又出现了月市，开市时间在每月十五以后的两三天。
（三）互市类型
西海蒙古与明朝之间的朝贡互市等经济联系的形式约有五类：朝贡、官市、民市、月市、小市。
1.朝贡
据《明会典》记载，明廷规定俺答汗所统各部，每年贡马不过五百匹，内选上马三十匹，由督抚代进，余留边军；蒙方使者不得超过一百零五名，俱留大同，由军门颁给赏赐；河套蒙古吉能每年贡马二百匹，西海丙兔每年贡马八匹。
由于朝贡能使蒙古上层得到大量回赐，因而朝贡的规模和范围往往被蒙古部酋突破，有的已成定例，有的则是特许。如规定俺答汗部“夷使不过一百名”，但万历二年（1574年）却增至“五百五十七名”。不过，他的五百匹马贡一直作为定例延续下来，到扯力克时仍贡马五百匹。
2.官市
官市是由明朝出市本，由太仆寺发放，边将领取市本后采购蒙古部众所需货物，运至交易地点交易马匹。这种贸易形式受官方市本多少的限制。明廷常出于考虑其马匹数量的需求和节省开支等因素，往往开市前严格限制马匹数量，下令予以节制，不得递增。尽管如此，蒙古各部却在不断地突破其限制。到万历十二年（1584年）户部尚书奏：“贡市之费逐年递加，积至于今，恐不啻十倍。”他建议“以（万历）十二年贡市之费著为定规”。由此可见，明蒙之间的经济交流是难以阻挡的。
3.民市
民市原是随贡贸易，将贡外马匹随贡就市。俺答汗封贡后，明廷允许在马市之后接着开设民市，由民间商人经营。明代文献中记载：“自隆庆五年北虏款贡以来，始立市场，每年互市，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彼时督抚以各部夷人众多，互市钱粮有限，乃为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是为民市之始。”民市比官市交易的范围大，商品构成种类更多，其交易量也远远大于官市，这从西海蒙古的贸易成交量可见一斑。据陕西总督石茂华奏：“两广（厂）贡市告成，后与虏互市，共官易马二千一百四十匹，牛羊五十八只。商民易过马骡牛羊共二万二千有余。”据此，民市的交易量是官市的十倍。这种蒙汉人民之间的直接的物资交流是明代蒙汉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也是蒙汉民族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密切的结果。
4.月市
由于一年一次的互市周期太长，蒙古人常于沿边各口求官权易。于是，明政府在万历元年（1573年）下令依西海、开原月市旧例，每月十五以后开市二三天。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蒙古人民购买粮谷的问题，对活跃蒙汉人民间的经济交流大有裨益。
5.小市
随着东蒙古向西南的扩展和入居西海，许多蒙古部落远离马市地点，迎佛建寺及生活上常常需要临时性贸易以应急需。为此，明廷允许在长城以南的松山等地开设小市，即临时性的马市，也有市本、抚赏、守市等措施。因其规模小，称为小市。待到这些蒙古部落撤回原地或满足其临时需要后，即予撤销。万历三年（1575年）三月，克臭、丙兔依俺答汗命令，准备修建仰华寺，请求明廷准于建寺开市。年底，明廷同意丙兔、克臭等在庄浪岔口堡、铧尖墩开小市，以满足所需。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西海蒙古火落赤部几经恳请，明廷允许该部“比照先年松山宾兔事例，每岁准其牛羊小市一次，请发帑银一万两，……待复回原巢，即行停止”。准火落赤市于扁都口。
小市的开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贸易周期长与牧民生活所需之间的矛盾，使蒙汉人民的经济往来更趋经常化。
互市的积极影响，首先是经济上的密切交流带来了政治上的安定。俺答汗封贡之后，蒙汉之间的和平维持了二十余年，互市成为明朝缓和民族矛盾、维持边疆安定的有力杠杆。其次，互市的兴起促进了蒙古毗邻地区经济的发展。蒙汉人民避免了战乱的灾难，得以休养生息和发展生产，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开市前“斗米值银二三钱，今（万历五年）则仅值钱许”[插图]。再次，边防稳定，明廷每年所省粮食不下数十万石，从而改善了明朝的财政状况、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西海地区由此安宁。虽然俺答汗去世后，西海战端又起，“款贡非策”的论调又闻于朝，但是明蒙经济交流带来的和平繁盛的事实是无可辩驳的，甚至万历皇帝也指斥这种论调说：“款贡安边已二十年，虏情变迁，岂得追究始事?
（四）互市禁物
明朝与蒙古部落互市之初，为防止蒙古各部冶炼兵器，曾禁止输出铁锅和铁制农器。后在蒙古各部的强烈要求下，宣大总督王崇古建议以不受炼炒的广锅折马价绸布允其货卖。但硝黄、铜铁、盔甲、兵刃，仍列为违禁物品，严禁互市交易。
另外，明朝对西海、松山地区的蒙古禁限市茶。茶，对于以肉乳为主要食品构成的游牧民使用价值颇高，无茶为饮，势将病困。因此明廷采取了以茶易马，以茶马制西番，以西番牵制北方蒙古的战略方针。茶政乃明王朝西北边防之大政，明廷唯恐“北狄若得（茶），藉以制番，番必从狄，贻患匪细”，因而不许与蒙古人市茶。但是，西海蒙古为争取市茶的权利而不懈地斗争。万历四年（1576年），丙兔开市时，曾经廷议“以招番余茶用易虏马”，但明廷担心这会使“番人仰给于虏”，蒙番联系更加密切，此议未果。翌年，俺答汗款塞请开茶市，又遭拒绝。万历七年（1579年）俺答汗又请求在洮州开茶市，明廷终于作了一定让步，俺答汗所率领的西海蒙古以五百匹马易茶。明廷经过禁驰反复后，终于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形成了一条制度：“以西安、凤翔、汉中不与番邻，开其（茶）禁。招商给引，抽十三入官，余听自卖。”西海蒙古的市茶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总之，隆庆、万历时期明蒙的互市贸易是十分繁荣兴旺的。上述多种贸易形式的出现，乃是互市禁约不断被突破、蒙汉人民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反映，也是蒙汉人民为和平共处共同斗争的结果，它有力促进了蒙汉社会的发展。
第三节 蒙古汗王与藏传佛教
16世纪下半叶，俺答汗在向青海扩张的过程中，与藏传佛教中的黄教（格鲁派）势力集团结为政治盟友，黄教由此弘扬于蒙古地区，对蒙古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蒙古汗王与藏传佛教的结盟
早在15世纪初，宗教大师宗喀巴鉴于藏传佛教中的腐败情形，积极推行宗教改革，冠戴黄帽，严整戒律，在林立的教派中创立了格鲁派，世称黄教。该教派与原来那些生活日趋腐化、专横跋扈的旧教派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深得人心。永乐十二年（1414年），宗喀巴应明成祖之邀，派其弟子释迦也失（释迦意希）为代表到京谒见明帝，翌年释迦也失被封为“大国师”。尔后，宣德九年（1434年）释迦也失再度入朝，明宣宗封他为“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两次路过青海时，修建了灵藏寺、弘化寺，使黄教势力迅速在西康、青海地区传播发展。但是，黄教在西藏受到了敌对势力和其他教派的攻击。黄教上层集团在斗争中急需借助外界力量，巩固自己在西藏的地位。而这一时期，蒙古封建主俺答汗已统率军队开始进入青海，受到当地诸番的抵制。这使他不由得怀念起先祖忽必烈尊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制驭诸番的历史往事，竟“昼不能忘，夜不能寐”。这就从客观上形成了黄教势力与以俺答汗为主的蒙古封建主之间达成政治同盟的趋势。以往，俺答汗本人及东部蒙古信仰萨满教，还有用人殉葬和给死者宰牲畜的风俗。此时，蒙古族汗王为统治广大部众，也应摒弃原始落后的萨满教，接受更适应其经济基础的藏传佛教，这是接受藏传佛教和蒙藏文化交流的内在原因。
东蒙古最早与藏传佛教接触是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俺答汗出征西海途中，俘获了西藏的一个商队，并释还了若干名喇嘛。十二年后（1566年），俺答汗的侄孙切尽黄台吉进兵西藏地区，并致书当地的首领和喇嘛：“汝等若降我，我等共经此教，不然，我即加兵于尔。”其以不用武力征服和皈依藏传佛教作交换条件，与黄教僧侣建立了良好关系。后又将巴克实喇嘛、阿斯多克赛音班弟、阿斯多克斡齐尔托密桑噶斯巴等三人带到蒙古，积极劝说俺答汗皈依佛教，使其对藏传佛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隆庆五年俺答汗被明廷封为顺义王以后，开始偃武修文，一心向善，意欲皈依佛教。
同年，阿兴喇嘛作为黄教的使者前往蒙古传教，劝说俺答汗皈依三宝（佛、法、僧），发展黄教，并建议他去西藏恭迎释迦牟尼化身——哲蚌寺法台索南嘉措。俺答汗接受了他的建议。阿兴喇嘛的穿针引线促成了蒙藏封建上层之间的政治结盟，传达了蒙藏人民友好交往的信息。由于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后来，三世达赖索南嘉措赠予他“额齐格喇嘛”的称号，意为蒙古地区的“喇嘛教之父”。
二、仰华寺会晤
为了迎请索南嘉措和建立西海蒙古的活动中心，俺答汗子丙兔等请求在青海及嘉峪关建寺，而且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先在青海湖南岸察布齐雅勒采木动工，召请汉族能工巧匠，修建大乘法轮寺院。明廷虽拒绝了丙兔在嘉峪关修寺的请求，但鉴于西海之滨已动工修寺，也就因势利导，借黄教“化其悍暴，鼓其恭顺”，并资助了部分建筑材料。仰华寺于万历二年动工，万历四年竣工（1574~1576年）。后殿中分别塑有三世佛和索南嘉措及俺答汗的塑像。左右厢及前面建有大威德、观音菩萨的神殿，各有十六根柱子。在这些神殿之间又建有菩萨、药王殿和嘛呢堆。寺前左右两边各建有寝宫，名叫俄萨颇章和德钦颇章。所有殿堂、屋檐都按汉地样式建造，并为这座三重围墙围护的寺院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和火祭。寺成，明廷赐额“仰华寺”。仰华寺是由蒙古人主持、汉族工匠参与修建的第一座格鲁派寺院，它是蒙藏汉等各民族智慧的结晶，成为明廷认可的蒙藏政治、宗教活动的中心，也成为蒙藏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俺答汗在建寺的过程中，积极与索南嘉措取得联系。万历二年遣使威静宰桑、达云恰等赴西藏邀请索南嘉措，索南嘉措欣然接受，并约定于丁丑年（1577年）相会于察卜齐雅勒。俺答汗又先后派出三批使团迎请索南嘉措，其主要代表有鄂尔多斯部彻辰洪台吉、威静钟图赉；土默特部那木岱彻辰洪台吉、歹雅黄台吉、巴雅古特诺颜、大成那吉等。他们还赠送给索南嘉措大批财物，反映出蒙古贵族所拥有的财富是相当惊人的。
双方经过频繁的使者往来和周密安排，于戊寅年即万历六年（1578年）五月十五日良辰吉日，土默特蒙古汗王俺答汗身穿洁白缎衣，率领妃子、属下万人，与黄教领袖索南嘉措终于在西海之畔的仰华寺会晤。作为相见之礼，俺答汗献上了金银珠宝、绸缎鞍马等上万件贵重物品，举行了盛大的法会，由鄂尔多斯彻辰洪台吉献词，与会的藏、汉、蒙古等族十万人欢腾相庆。
“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蒙古汗王与黄教上层人物在这次盛大的法会上正式结为同盟。会上，双方互上尊号，俺答汗尊索南嘉措为“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插图]，达赖喇嘛的称号由此产生。以后，黄教集团将哲蚌寺前两任法台根敦主巴、根敦坚措分别追认为一世达赖和二世达赖，称索南嘉措为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则提出俺答汗是忽必烈的化身，以西藏历史上所载的忽必烈的尊号赠俺答汗为“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又仿照八思巴与忽必烈故事，授俺答汗以喜金刚灌顶，并尊钟金哈敦（三娘子）为多罗菩萨之化身；对其他蒙古封建主彻辰洪台吉等，也都分别赠给各种称号。由此开了蒙古世俗封建贵族从西藏黄教首领那里接受尊称的先河。会上还举行了隆重的入教仪式，有上千名蒙古人出家为僧。另外，大会还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法规：
一是依据蒙古封建等级制度，规定了相应的喇嘛职级和特权。
二是制定了关于修建召庙、颁行戒律、修订法令等措施。
三是禁止萨满教，取消殉葬制度。劝戒俺答汗等今后要减轻人民负担，严禁杀生，规定杀人者偿命。
四是废止以往每月初八、十五、三十的杀牛羊小祭和每年一次的大祭，家家火烧了萨满教的守护神“翁衮”，代之以六臂观音像。佛像前只用奶子、酥油、奶酪供奉。
五是禁止汉、藏、蒙古等民族间的争斗、残杀。
会后由三世达赖致信明廷，取得支持等等。这些措施在保护生产力、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密切蒙藏民族联系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仰华寺会晤标志着黄教正式弘扬于蒙古民族当中。随着大批蒙古族子弟受戒出家，蒙古地区开始有了大批黄教僧侣，接着，黄教寺院也处处兴起。自明至清，漠南地区有近千座寺庙，达到了旗有旗庙、佐有佐庙，这些寺院成为黄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据点。蒙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进一步密切，藏族的医学、历法、大量佛经传入蒙古，并逐渐被译成蒙古文。蒙古寺庙中出现了许多佛像、壁画等艺术作品。
仰华寺大会还揭开了蒙古人介入青藏高原上各教派政教势力纷争的序幕。
会后，1579年俺答汗东返。索南嘉措派栋科尔呼图克图作为自己的代理人，随同俺答汗前往蒙古传教，常驻于土默特。万历八年（1580年）俺答汗在今呼和浩特兴建“大召”，明廷赐额“弘慈寺”。
万历九年（1582年）腊月十九日，一代贤王俺答汗逝世，享年76岁。其子僧格都古楞邀请索南嘉措和蒙古各部首领到丰州川为俺答汗会葬。索南嘉措应邀前往，按佛教礼仪为汗王举行了葬礼。他趁机向蒙古各部首领宣扬黄教，东蒙古乃至西蒙古各部首领在此以后都相继皈依了黄教。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为俺答汗超度后不久也圆寂了。为了巩固他以往争取蒙古封建主支持的努力结果，他在临终时留下遗言，说将转世在俺答汗的家族中。后来，俺答汗之孙苏默尔之子被认为是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即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年）。1602年云丹嘉措在蒙古军队的护送下，入西藏，1603年抵拉萨哲蚌寺坐床。蒙古封建主以武力扶持黄教势力，此后与掌握西藏政权的噶玛噶举派藏巴汗彭措南杰（1586~1620年）等展开了一系列冲突和斗争。
第四节 明朝经略西海
一、时战时和八十年
甘肃镇是明朝九边最西部的一个边镇，历来为兵家所重。一旦甘肃失事，则宣大告急，进而京畿震动。西海蒙古的活动，东向可兵指河湟，逾秦陇则可以窥关中；西向可远通西域，控扼丝绸之路；南依广袤草原，回旋余地极大；北逼甘凉，往来于河套、松山、西海之间，使甘肃镇压力增大。明朝统治者深恐蒙藏联合，被迫强化对西海地区的防卫和控制。但在如何对待西海蒙古的问题上，朝廷内部始终有主战与主和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时战时和，明蒙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正德四年亦不剌出奔西海至隆庆五年俺答汗封贡（1509~1571年）。
就西海蒙古而言，旨在入居求得生存空间或扩展封建领地；就明朝而言，为保西陲安全，力求驱西海蒙古而去之，于是双方展开了一系列冲突。亦不剌等部离开河套后，在河西走廊辗转了四五年，期望明廷恩准驻牧边地，但明边将不是以武力驱之，便是与之币帛，贿其远去。明军与之先后在山丹、甘州、新河、凉州、大河滩、大沙、陆坝、红泉、观音山、讨来川等地多次战斗，亦不剌部辗转进入西海。正德十年（1515年），总制尚书杨一清曾从宁夏调兵，亲自征伐西海蒙古。但西海蒙古避走松潘，明廷耗费巨大，却一无所获。以后王宪、王琼先后任总制，都藉口兵寡饷乏，未能远征。嘉靖年间，俺答汗土默特部与吉囊鄂尔多斯部也在进入西海的过程中与明朝多次发生军事冲突，但明朝始终未能实现“驱河西心腹害”的目的。
第二阶段，从隆庆五年俺答汗封贡到万历九年俺答汗去世（1571~1582年）。
此为明蒙相对和平阶段。此时，张居正为首辅，以俺答汗爱孙把汉那吉投降明朝为契机，化干戈为玉帛，力促通贡成功，主抚派意见在朝中占了上风。
但是，明朝统治集团并没有把通贡互市、和平友好作为调整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而仅仅是将其作为权宜之计，提出“贡市羁縻，乘暇修备，乃中国御夷长计”。蒙古封建主从明朝赏赐中得到了许多利益，因而也严厉禁约部下，勿轻动扰边，以保障通贡的顺利实现。蒙汉人民更为珍视这一和平环境，蒙汉之间近二十年中未发生大的战事。在此期间，明朝对西海蒙古在军事上持防御态度，主要措施有三：一是加强守备，在蒙古人来往的边关要隘上增兵戍守。二是既承认蒙古驻牧西海的合法性，又限制其西行及进入西海的通道。明廷规定，蒙古西行，不得经由内陆，只能从边外川底及嘉峪关外行走，如果去西海，只能从镇羌、永昌、甘州、山丹等处。三是一旦遇有边衅冲突，明廷也尽力敦促蒙古首领从内部解决。在这段和平时期内，“东自海冶，西尽甘州，延袤五千里，无烽火警”。无论蒙汉统治阶级出于何种动机，这种和平势态符合蒙汉等各族人民的利益，使得民族间亲密友好的关系有所发展。在亦不剌占据西海时，边镇犹视西海蒙古为外寇，而俺答汗封贡以后，随着民族间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却视之为“属番”了。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平中也潜伏着战争的危机，主要根源在于蒙古游牧生产方式落后、狭隘，必须以与农业民族的经济交流作补充。而明朝动辄以闭关绝市相威胁，这一矛盾常常是导致双方军事冲突的根本原因。另外，西海蒙古势力不断增长，明朝的边备却不断削弱，产生了新的失衡状态。仰华寺建成后，西海蒙古不仅有了宗教活动场所，同时也有了政治军事活动中心。随后，东蒙古许多部落也借互市、熬茶、拜佛等名义来到西海地区。俺答汗、丙兔、真相、切尽、克臭、卜失兔、把尔户、火落赤等都先后在这里活动。他们与当地藏族人民联系日益紧密，声势浩大。俺答汗时对西海红帽番欲征未遂，以后却为火落赤所征服，以致“境内红帽、剌卜尔、姑古只等族，洪水、扁都、镇夷等边外生蕃悉归顺而愿为部落者，不知其几。以故年来永邵卜原虏仅千，今则万有余已；桑石横台吉原虏止有八百，今则已过三千，克臭、纳剌、沙剌、阿邦、歹言等台吉总虏不满四千，今则一万有零。其火落赤、阿赤兔、宰僧及不知名虏首所收蕃人，又难数计”。据此记载，西海蒙古经过二十年来的和平阶段，人口增长了两三倍。当然，这既有蒙古人自身的增殖，也包括融合有其他民族成分的人数。在蒙古势力不断增长的同时，明边备却大为削弱。蒙古部“率取道甘肃，甘肃镇臣以通款弗禁也。”于是，西海蒙古将河套、松山、西海连成一片，冲破了明朝恃甘肃重镇北拒蒙古、南捍诸番的防御格局。这些都成为蒙古部酋发动武装进攻的有利条件。
第三阶段，从万历九年底俺答汗病逝到万历十八年河洮事件（1582~1590年）。
这是明蒙关系再度紧张的阶段。俺答汗去世，使西海蒙古失去了一位有远见、有威慑力的领袖，而明廷也失去了一位能够统驭蒙古人的得力助手。俺答汗长子辛爱都隆（黄台吉）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3月9日）正式承袭顺义王号，并改称乞庆哈（彻辰汗），但继位两三年后便去世了。六七年后俺答汗四子丙兔也故去。这一时期内，西海蒙古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丙兔子真相继承了其父的领地，驻牧西海。早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他已驻牧在莽剌川（青海贵德以南），至万历十五年八月（1587年）黄台吉子扯力克继承了其父的顺义王位，移牧西海。但扯力克在部落中的威慑力远不及其先辈，史书多有扯力克“势轻不能制诸酋”的记载。鄂尔多斯吉囊一系父子皆卒，“其孙卜失兔幼弱不能制驭诸部”。由于俺答汗、吉囊系的这些首领相继去世，“各酋涣散不相统一。或以转堡要赏于延绥；或以借路生事于甘肃；或受赏于东，而窃掠于西；或罚服于此，而狂逞于彼；或驻牧近边，驱之则曰吾不犯内陆也；或刁抢番族，问之则曰吾不扰汉人也……”这样，他们既保有着贡市的利益，又保持了行动的自由。西海由此多事，明蒙关系逐渐紧张。
最初是驻大小松山的河套蒙古首发其难。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月，著力兔纠合永邵卜部八千余骑从沙塘川进攻。万历十四年（1586年）春，庄秃赖曾打着征瓦剌的旗号前往西海。至秋，明廷利用扯力克向明廷请袭顺义王号的机会，令扯力克制止他们。于是，暂时按兵不动。但翌年，庄秃赖连结红帽儿番谙识险隘，与火落赤等共同行动，兵分两支，一支从红嘴儿哨走燕麦川；一支从沙塘川出塞，走哈剌只沟和红崖子沟。明征虏将军鲁光祖（连城土司）及孟孝臣与之战。庄秃赖等不敌，乞降。接着，又发生了一系列战事。万历十六年（1588年），火落赤渡河而南，占据捏工川（循化南部和黄南州一带），丙兔子早已占据了莽拉川。九月，把儿户部属瓦剌它卜囊率五千余骑，由南川进攻西宁，副总兵李魁战殁于王沟尔峡。十七年（1589年）九月，火落赤、满克素围攻瞿昙寺。十八年（1590年）五月，扯力克向明朝申明，欲往西海镇抚起畔者，收其部落，并护送三世达赖喇嘛的骨灰至青海。兵部尚书郑洛允其假道甘肃至西海。扯力克一至西海，火落赤便怂恿其兴兵，称霸河西、青海，言道：河西“五郡虽近，然边城完厚，尤足固守。若留一套王卜失兔等于海底，以为声援，而潜渡精甲，直捣洮、河，破其临巩，余皆不攻自下，五郡真吾东道主囊中物耳”。其实，扯力克早有称雄蒙古之意，并欲以其实力要挟明朝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为此，他曾争夺过其父的部落，又有依俗转房作他妻子的、有权势有威望、明廷倚重的三娘子。明御史孙曾上书说他“控弦之士动以万数，又善用兵，习于计，他日连结东西虏，大为边患者，必此酋矣”。孙之言，不幸而中。
火落赤得到了扯力克的支持，他们与明朝之间战事频繁。当年六月至九月，火落赤纠合真相等部攻入洮州，副总兵李联芳率三千人抵御，全军覆没。接着，大战河州、临洮、渭源，战斗进行得十分残酷。总兵官刘承嗣与游击孟孝臣等败绩，游击李芳战死于朱家山，西陲大震。火落赤之次子及女婿也阵亡。河洮事件使西海蒙古与明朝之间剑拔弩张，一场大规模的明蒙之战一触即发。万历皇帝为此破例早朝，商讨对策。起初同意多数廷臣的意见，认为应当采取强硬态度。但首辅申时行持相反意见，认为蒙古各部不愿放弃与明互市的利益，扯力克也不可能下全面战争的决心。他提出了补救办法，建议派一位得力大臣前去联络调处。皇帝允准申时行的意见，明廷“命兵部尚书郑洛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经略陕西四镇及宣大山西等处边务”，由此揭开了明朝经略西海的序幕。
第四阶段，从万历十八年末至万历二十三年“湟中三捷”（1590~1595年）。
这是明廷平定西海、蒙古失势的阶段。
二、郑洛经略西海
这一时期的明廷首辅是申时行，他沉稳、练达而圆滑。他主张对西海蒙古剿抚并用，倾向于温和地解决，拟定了平定西海蒙古的总方针：“不可以一部之作歹，而废各部之羁縻，不可以一边之骚扰，而致九边之决裂。如其背约，则当致讨。如其输服，则不穷追。此今日制驭之大略也。”
郑洛秉承上述方针，具体化为以下措施：
（一）断其假道
万历十八年九月初一，郑洛进入陕西，悉心访查，认为火落赤、真相盘据莽拉、捏工二川“皆由甘肃地方借路深入”的结果。而且，甘镇借路处很多，有庄浪之镇羌堡、黑松之铁柜儿、凉州的泗水堡、永昌的水泉和宁远、甘州的峡口等。自俺答汗通贡后，这些地区一直成为蒙古自由出入的通途，久之成例。郑洛认为：“廓清两川，须先堵截流虏”，为阻止河套、松山蒙古继续西来，孤立西海蒙古，必须采取“断其假道”的措施。十月，郑洛抵兰州，首下假道之禁，令“自北而来者必力为堵截，自南而归者，须稍放宽一路”，且规定归者借路仅限当年。
明廷传谕河套蒙古卜失兔、庄秃赖、明爱、炒哭儿、切尽黄台吉遗孀等，不准其西行。然而，卜失兔已动身前往，率众至凉州借道。总兵官张臣奉命勒兵拒之，双方相持月余，卜失兔中明军伏击，几乎丧失全部，跟随其后的庄秃赖得此消息，也悄然退回。
此外，河西走廊、松潘、川蜀等各关隘都加强了防备，将西海蒙古与河套、松山蒙古分割开来，并悬赏擒拿火落赤、真相和瓦剌它卜囊，同时还大造声势，说明军将由河州、洮州、西宁三路出兵。在这强大声势压力下，蒙古各部分化瓦解，各谋退路，火落赤、真相“夜弃两川，（踏冰）渡河北遁”，亡入西海。其党可卜列、宗塔儿等五百余人因黄河冰开，被隔在莽拉南山；卜失兔则“认罪受罚，进送马匹”；虏王扯力克“请乞归路，送还人口”，但仍以各种理由拖延。一是留恋西海的富饶，二是只有到秋高草茂之时，方可赶牲畜上路，并且还存有侥幸心理，企图待大兵撤归，仍可留驻。
（二）招抚诸番
以往，边境将吏实行“以番啖虏”的错误做法，但事实上，蒙藏民族关系日益改善和加强。如红帽儿、姑古只等族，早在俺答汗时拒绝为党，“逃匿不从”，而到火落赤为首时，却甘为其党。史载：“火酋父子，不满千骑，其桀骜枭雄惟恃剌卜番子（属当地红帽儿族）”，久之，“番虏交通，大防已溃”。
郑洛深刻认识到招抚番族对分化蒙古的重要性，制定了“欲清西海，须鼓诸番”的策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使西宁道、庄浪道共招回番族一百六十部，八万多人，极大地削弱了蒙古的势力。郑洛毕竟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的善理边务者，其收番的措施虽在一定时间、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番族群众的利益，避免其受蒙古统治者的压迫，有一定功绩，但也不能誉奖过高。若把他当作番族人民的救世主，那就大错特错了。招抚番族，在当时是明廷孤立和征剿西海蒙古的需要，同时也是明廷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的又一表现形式。当时，总督李汶、巡抚田乐，会同题道：“今海上之蕃，归我汉疆者十有六七，尚在多方招致。设计间隙，蕃即不来，虏必疑蕃，必我（然）相戕。蕃虏相戕，而渔人之功可收。”其用心昭然。
（三）散其党羽
郑洛虽然造出准备军事讨伐的声势，但不过是以此威慑蒙古诸部，加速其分化瓦解。
娴于边政的郑洛与三娘子曾打过多次交道，他一方面致信三娘子，让他劝扯力克东归；一方面以停其市赏，销其王号，立三娘子亲子不他失礼为王相威胁。扯力克在三娘子的劝说下，也出于个人利益得失的考虑，不得不“遣使认罪，归还所掠”，与三娘子一起从扁都口移师东返。在回师途中，三娘子还复信郑洛，表示“回套之事，我恨不能即速登程”，并对“华夷大事，一旦有失”，深表歉意。他们返回土默特后，扯力克与三娘子谨守盟约，直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三娘子去世，其间再未发生较大的动乱。
松山蒙古阿赤兔、宰僧等言归未归，拖延观变。郑洛放还了俘虏摆言榜实，感动了宰僧。不久，皆与卜失兔相率渡河而归。
永邵卜把尔户部下瓦剌它卜囊曾戕杀李魁，“负不宥之罪”，不敢请随顺义王东归。但把尔户拥兵万余，有数千人的火、真各部倘与之相结，势必难图。郑洛于是“宽把酋之罪，所以离火酋之党”。此计果然生效，当以后把尔户的叔叔火落赤约他共守仰华寺时，把尔户断然拒绝了。
顺义王扯力克及河套、松山蒙古相继东返，仅“所遗于西海者火真二酋、把尔户也”。而把尔户又不与火落赤合作，西海蒙古的势力益形孤立了。
（四）焚其寺刹
以上措施就绪后，郑洛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初冬兵分三路出击西海。河东兵沿黄河以南的两川西进，扼其南奔；甘凉兵自扁都口南下，防其北溃；郑洛统中军万余从西宁出发，走西石硖，进入西海地区。兵不血刃，火落赤、真相已闻风逃入乌斯藏。因荒漠广寂，不宜穷追，万世德、张臣等追过青海湖后，还军回师，途中焚烧了仰华寺，实现了郑洛“焚夷寺以绝其祸本”的战略目标。蒙古人修建的这一座黄教寺院被付之一炬，不能不令后世之人扼腕叹息。
随后，郑洛加强了西宁、贵德的守备，班师而还。西镇事宜着魏学曾督率总镇。对于火落赤遗留在莽拉南山的可卜列余部，又进兵攻剿，消除了两川隐患。
郑洛平定西海，使西海蒙古势力大为削弱，明军又穷追不舍，随后出现了“湟中三捷”，使西海蒙古遭受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三、“湟中三捷”
郑洛还师后，火落赤、把尔户等又返西海，纳剌台吉、沙剌台吉及著力兔等也聚集西海。松山方面，由于未受到打击，实力仍大，头领青把都儿初居昌宁湖，后移甘州甘浚山，与西海瓦剌它卜囊、火落赤等遥相呼应。为消除甘山、西海边患，甘肃巡抚田乐指挥，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五月初四围击青把都儿，几乎使青把都儿丧尽全师，青把都儿只身而逃。此为甘山首捷，消除了明军的后顾之忧，得专力于青海。
当明军取得了甘山大捷后，瓦剌它卜囊认为行动的时机已到，说：田乐“适胜于东，必不暇虞我。我可得胜，大可要顺义之爵，次不失报青部之仇。且西宁之番，可以尽收，五郡可图也”，企图以武力要挟明朝，得到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
万历二十三年九月，西宁兵备副使刘敏宽等布置了与永邵卜部把尔户、瓦剌它卜囊等的战斗，于西宁南川打了个伏击战，又截击于西川，共斩首六百八十多，原杀害李魁的蒙古头领把都尔恰也阵前毙命，史称“南川大捷”。
虽然把尔户，瓦剌它卜囊受到重挫，但火落赤、真相、纳剌等部势力犹盛。当年十月，他们又出动了一万五千余骑进攻西宁。明军事先得到了西纳番族的密告，迎战于康缠城，获胜。又与红帽番剌卜尔联系截击于小康缠，蒙古军大溃。把尔户、瓦剌它卜囊逃至青海湖以西，火落赤渡河南去。此即“康缠大捷”。
“湟中三捷”是西海蒙古彻底衰败的标志，此后，他们已很难构成对明边防的威胁了。火落赤等虽然以后还与明作战，但规模都不大，且未能取胜，西海蒙古仅处于自保自存的状态。
四、明末清初西海蒙古余部的分布和活动情况
卜儿孩、永邵卜部的后裔主要分布在祁连山南北山麓，包括凉州、甘州、庄浪近边和大通河流域。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曾进攻永昌，被镇守永昌的参将祁秉忠击走。卜儿孩幼子达赖黄台吉有众六七千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曾进攻燕麦川（在今大通县境），尔后即活动于日月山一带。天启元年（1621年）曾进攻西宁，年八十余，于清康熙时去世。卜儿孩之孙麦力干率部万人驻牧在今门源、大通县北境及黄城滩一带。清初，曾筑宫于大通河上游。其叔达赖黄台吉去世后，他称黄台吉。今大通县的衙门庄（距桥头镇12公里），相传黄台吉曾在此修建衙门一处，故称衙门庄，相沿至今。清朝顺治五年（1648年）甘州丁国栋、米喇印反清起义失败后，有四百余回民从甘州逃至大通河两岸，依附于麦力干及其从兄怀阿尔顿、刀尔吉等蒙古部酋，“筑堡建房”，“各仍其俗”，“分地给种”，从事农业生产而纳添巴于麦力干。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之乱起，“麦力干乃纠合各部，谋大举。（占据大草滩）。诸父达赖黄台吉闻之，怒曰，“动即杀汝”，“麦力干即不动”。于是开白塔儿地于北川口，“中国之亡命、回回叛败者，尽招致而馆谷之。分四民使各衣税食租，察其可用者，分任之，或以自随，其不愿者听。于是归附滋益多，其强胜为青海祁连诸部最”。卜儿孩后裔得以延续和强大，是吸收了周围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新的血液。麦力干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去世，子南力木嗣，仍称黄台吉。该部蒙古以后有相当人数融合于土族，而土族妇女至今保留着辫发装入辫套垂于胸前，或辫子垂于胸前的蒙古旧俗。
黄河南岸热贡（捏工）地区，由卜儿孩后裔另一部达尔加驻牧。达尔加为达赖黄台吉从子，也称黄台吉。该部经常渡河进入今化隆县藏族居住区，清康熙十三年吴三桂之乱起后，康熙十四年（1675年）冬，达尔加率数千骑进攻河州城，大掠和政县，配合麦力干向凉州进攻。“达赖（黄台吉）力持不可，使者交驰于南北，乃各罢去”。达赖黄台吉比其两个侄儿的政治识见高出许多了。
与卜儿孩之孙麦力干相邻驻牧于大通河两岸的怀阿尔顿及其弟滚卜、刀尔吉，系达兰太之子，“视卜儿孩之子孙为最贫”。清初，移帐于甘州自白崖口外之野马川。“引弓之民，已满三千，乃分为三部。”顺治五年甘州事件失败后，“刀尔吉诱致三百余人，皆善火器”，教习蒙古部落使用技术。该部蒙古还役属“梨园七族黄番，则收其添巴”。滚卜部落一千人，回回三百，驻巴丝墩川；刀尔吉部落五百人，驻白石崖口外，怀阿尔顿于康熙四年（1665年）被清军王进宝击败，退出大草滩。此外，西海蒙古后裔尚有。阿尔赖，部落四百人，驻牧讨来川；滚卜插罕，麦力干之弟，部落四百人，游牧于摆通河；劳藏部落，麦力干之弟，“善为盗”，游牧于拜浪河；祁连山西段尚有完卜一部，有甲骑二百等等。
清初西宁西川多巴的贸易市场，由西海蒙古卜儿孩部遗裔派人管理。据《秦边纪略》卷一，“多巴，今之夷厂也。……司市持平，则宰僧也。……宰僧，夷之头目，华言长官也。达赖（黄台吉）所部宰僧一、麦力干所部宰僧一”。宰僧即宰桑办事长官。
火落赤部、永邵卜部（把尔户、瓦剌它卜囊）的大部分，原在郑洛大军追击下逃往乌斯藏，有的散居在鄂陵湖、扎陵湖地区，明军撤还，他们又返回西海一带。火落赤余部的可卜列部被郑洛大军击败溃散后，流动游牧于黄河以南。真相部被重创后，朝南退往甘南和四川甘孜等地，还在金沙江上游登拉滩（邓柯）建立了蒙古村落。明崇祯五年（1632年）喀尔喀蒙古却图汗入据青海，火落赤余部向果洛和玉树等地移徙，与原先流徙到那里的蒙古人合流。由于在特定的环境中与藏族共处，在语言、习俗等方面逐步藏化了，以至在后来被视作番族。如周希武《玉树调查记》中所列“蒙古尔津”（土默特部）、“熙叶布族”、（永邵卜部）和白力登马族、竹节族等，都属于藏化了的蒙古族。河曲地区的火落赤余部于明末归却图汗统辖，后来又转属和硕特蒙古统辖，雍正初年编旗时，前首旗下即有土默特一千余户（包括元时留驻的达吾尔部），编入博硕切佐领。
综观明朝经略西海的全过程，明朝在某个时期未能处理好民族关系，致使民族矛盾激化。首先表现在没有平等的民族观，视夷人“非我族类”。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民族政策不可能是平等的。其次，“北夷南番”的民族隔离政策，违背了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必然要失败的。因此，无论明朝统治阶级如何费尽心机隔离防范，最终还是“两河东西，无处无虏，无地无市”。民族间的交流和融合如潮似涌，不可阻挡。第三，一些边关将吏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处置不当，激化矛盾。如甘肃守臣屡屡回绝亦不剌、卜儿孩等要求驻地、保持通贡互市关系的请求，这在根本上违背了农牧经济要求互补的规律，致使西海蒙古首领率众以抢掠作为其维持经济生活的补充方式。又如河洮事件中，明朝一个被称为“方大醉”的军官，闻报火落赤骑兵进攻，单枪匹马冲到战场，蒙古人准备答话，但他一言不发，举刀就砍，蒙古人在退却时发箭射中了他，使其创发身死。此事激起了明军的复仇情绪，洮岷副总兵李联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追击中伏身亡的。
明朝的上述失策，也使蒙古封建主在西海地区得胜一时。不过自河洮事件后，明朝统治者也已认识到政策的失误，特别是在保护藏族人民利益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其蒙藏分治的意图仍是十分明显的。可见，历史上这种民族间的隔阂是统治阶级造成的。
蒙古封建主对战争也负有重要责任。他们裹胁藏族部落，以武力威胁明廷以获取政治经济利益，也是挑起明蒙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俺答汗故去，西海蒙古缺少一位有政治远见、有威慑力的领袖，各部互不统属，各行其是，骚扰当地群众，从而破坏了俺答汗时期历尽艰辛建立起来的友好民族关系，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尽管如此，各民族之间亲密友好的关系仍然在曲折中不断发展，经济文化的联系也不断加强。特别是在郑洛经略西海后，西海蒙古或环湖而居，或向西南地区发展，与周围的汉、藏、回、土等各族人民友好交错居处，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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