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对日持强硬立场的宋子文，因为打出了一张“九国公约牌”，企图使用外交途径来制裁日本，解救上海，因而遭到了日本人的仇恨。
为解决这个麻烦，日本军方一边考虑如何应付“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干涉，一边给特务机关下达“密杀令”，设计除掉宋子文，以儆效尤。
具体实施这一暗杀计划的，便是华北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的助手南本实隆少将。
南本实隆是日军高级特务，因其狡猾毒辣素有“毒蛇”之称，戴笠在谈及此人时，曾感叹：“这条毒蛇表面上看来很老实，矮瘦个子，干瘪瘪的，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带一点天津口音，从容不迫，是一个阴谋家，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不是容易对付的家伙。”

那一时期，军统在上海无孔不入。
南本潜赴上海执行秘密任务的情报被军统情报人员截获后，戴笠随即授意军统干将文强化装成被日谍重金收买的一名高级军官，与“毒蛇”南本数度周旋，几番过招，终于弄清南本此次潜赴上海的目的，除了侦悉中国统帅部的作战部署外，亦负有以重金收买杀手对宋子文实施暗杀的计划。
据文强回忆，南本在与他秘密接头时，“用利剑一般的舌头，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指责西方国家称霸奴役东方民族。说中日是同文同种的国家，一衣带水，唇齿相依，难道允许破坏吗？”
铺垫到这里，南本告诉文强，“一定要破坏和谈，对鼓励九国公约者采取非常手段。”
文强问：“目标是谁？”
南本暗示：“宋氏家族的那个人。”
文强继续问：“阁下有怎样的计划？”
南本对文强说：“我们知道宋家住在哈同花园附近，门卫森严，是租界巡捕房保护的重点，如果没有内应是下不了手的。最多的机会是趁他坐车外出，在上下车时动手，或者用手榴弹。此事能办的话，先给十万元中国钞，事成不会少于百万之数，请阁下雇用杀手来办。更重要的是搜集宋子文生活行动的准确情报，只要能做好这一着，我们也可派适当的人手参加。”

文强将套取到的这一重要情报报告戴笠，两人对南本的这一阴谋颇为惊讶，他们没有想到，为了干掉宋子文，日本人竟下了如此之大的本钱。
国民党特务圈层，有个说法，干行动，中统永远干不过军统。
这话的背后，反应出的是由戴笠领导的军统，在行动上非常敢想敢干，与老鬼子南本过招，就是典型。这一段真实的历史，曾被许多谍战剧拿去，作为经典桥段的蓝本。

文强是个很传奇的人物。
为了不使“毒蛇”脱钩，亦为了能骗得更多的金钱，情报分析完，文强当即向戴笠贡献两种方案：
第一种方案是唱“戏中戏”，办法是用暗杀手段造成假象，保证宋子文不受惊吓，也不受伤害，向日谍的要价不能少于法币50万至100万元，先交款再动手。
第二种方案是同意保证办，但借故拖延时间不动手，绝不容毒蛇派爪牙渗入，代价与前案相同。
宋子文与戴笠的交情极深，经过深思熟虑，戴笠最终同意第二方案，认为毒蛇脱不了钩，钱可到手，宋部长不受惊动；至于第一种方案，戴笠批评说，宋部长在外交上、中国经济上，特别是在上海金融市场上，影响太大，如假戏真唱，一旦轰传出去，将使国家和前线不利，上海金融市场上的损失也很大。
不说别的，光是股票落价，其损失就不止几千万，难道毒蛇所说的100万代价能弥补吗？

戴笠在刀尖上行走，敢下手，是他鲜明的特点。
这一次，便是一个写照。
弄清日谍的阴谋后，戴笠决计先下手为强。
戴笠对文强说，“我看下一次见面，目的达到了，就送这条毒蛇上西天。”
为此，戴笠精心布置了一场鸿门宴，调动了一批行动高手预先埋伏在约定会面的地点，只等毒蛇一入席，就将其一网打尽。
到了行动的那一天，杀手们各就各位，但毒蛇一伙却久未露面。
从上午9时等到6时，戴笠始下达了撤离命令。
原来，这一天清晨，日本大批增援部队已从金山卫登陆，中国部队陷入腹背受敌的逆境，淞沪战役的形势急转直下，上海沦陷在即，所谓的“九国公约”干涉已不起作用，南本已无再谈的必要。
这一次刺杀，在急转而下的历史大背景下，最终虽说没能得手，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谈及军统和戴笠，许多人都愿意讲这一段，听这一段，至于原因，也很简单，这一段里有鲜明的性格以及残酷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