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何兹全教授，文章道德为世师表。今年恭逢何老八五华诞荣庆，谨缀芜文，敬伸贺忱。
司马迁与历史地理
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为时甚早，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的司马迁。
司马迁为伟大的史学家，他对历史地理也有极为深邃的造诣，这使他所撰写的《史记》有关地理的记载更为翔实确切。
司马迁对于历史地理的深邃造诣，有许多都是由实践中得来的。据他自述，他曾“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以归”。还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①a]。因而他能在鲁国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嚣，并亲眼看到一些年青人在孔子旧宅学习礼仪[②a]，他还能在大梁之墟中，听当地人诉说魏国灭亡的原因[③a]。他又曾随从汉武帝在瓠子塞决河[④a]，更“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①b]，还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②b]，可以说他的足迹行遍当时的天下，故能洞悉各地的情况，有助于他的撰写《史记》的工作。更进而说明以前和当时的人与地的关系。
区域经济地理的具体区划
现在我国的版图是相当广大的，就在战国秦汉之时，也是颇具规模，在这样广土众民的国土里，如何划土分疆？这是举国上下都皆为关心的问题。迄今传世的《尚书·禹贡篇》和《周礼·职方氏》，都以州作为最大的区划。这显然是从政治方面着眼的。虽然当时实际上还未曾采用过州的制度，也可以说是《禹贡》的作者和《周礼》的作者先见之明。汉武帝设置十三州部，就是根据这样的设想，稍加损益，作出的具体划分。这些都是司马迁所完全洞悉和亲身经历的。
经济是基础，划分政治区划固然须考虑到经济的因素，其他的因素也不能置之度外，因而不能从政治区划完全理解具体的经济情况。如何补苴这方面的不足？以前的学人似乎还未有过这样的概念。有之，是从司马迁肇始的。
司马迁的区域经济地理，分全国为四个地区：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其时州的制度已经确定并且已经颁行，他根据经济条件，另行划分，自是卓识。他所说的山西和山东，指的是崤山东西。崤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和灵宝市间。江南自以长江为限。龙门在今陕西韩城市和山西河津县之间的黄河岸边。碣石在今河北省秦皇岛附近。山西、山东和江南的界线都是十分明显的，只这龙门碣石北还须再作说明。龙门、碣石是两座名山，用作标识，和崤山一样，相当醒目。界线就在两山之间。这条界线应该是由碣石西南行，过现在北京市之北，再西南越太行山，过今太原市之北，再西南越吕梁山南端，至于龙门山。如果再向西南引伸，就要经过今陕西中部关中的北山之南，西抵陇山之下，越陇山西南行，达到了今岷山附近。
司马迁这样的划分，所依据的是各地较为重要的物产的分布，他指出：“山西饶材、竹、谷、榖、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裘、筋角”[①c]。为什么他要以物产的多少作为划分经济区域的条件？因为他已经作了详细的调查，有了具体的数字，可以作为根据。他提出：“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巵茜，千亩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他还指出：“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钟，薪稿千车，船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其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髹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巵茜千石，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双，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糱麴盐豉千答，鮆千斤，鲰千石，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县，佗果菜千钟”。能有这样一种物产，也可以和千金之家一样。这样的调查，十分具体，也十分细致。能有这样细致具体的调查结果，他以物产有无多寡，来规划经济地理，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物产的分布与自然环境有关。大体说来，这样区域经济地理的规划和当时的自然环境也略相符合。特别是龙门碣石一线，在以后相当长久的时期，一直没有显著的变化。这是一条农牧地区的分界线。这条界线之南为农耕地区，其北为畜牧地区。因为是畜牧地区，故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从远古至于春秋战国都是如此。秦汉之间显得稍有不同。秦汉时期在这个地区广设郡县，迁来许多本来从事农耕的人口，这就使畜牧地区改变成半农半牧地区。虽说是半农半牧地区，牧业仍占上风。当时人们习称“天水（治所在今甘肃通渭县西北）、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北地（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县北）、上部（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南）的畜牧为天下饶。其西的凉州更是如此[①d]。就是偏处北陲之东的渔阳（治所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南）、上谷（治所在今河北怀来县南）的兵马，直到东汉初年，还是有名当世[②d]。
如上所说，山西、山东之间是以崤山为分界点，当时有名的函谷关就在崤山之上。因而也称为关西、关东。函谷关自战国时就是秦与六国的分界处，应该属于政治区划。不过山西、山东的自然现象还有所差异。山东平原广漠，山西则山原杂错。山东多河流湖泊。山西就较为稀少。山东气温较高，降水量大，山西间有苦寒，降水也显得稀少。有此差异，物产就难得都能一样。
当时所谓山西，包括巴蜀在内。所谓山东，其南界至于长江。按照后来的说法，无论山西、山东，都兼有南北之地。而南北的差异，显示在秦岭和淮水两侧的不同。桔逾淮而化为积，就是具体的标识。桔逾淮而化为枳，始见于《周礼·考工记》，以司马迁的博雅，怎么能说不明白这样的道理。可见他所划分的区域经济并不完全以气候的不同为根据。江南于《禹贡》为扬州和荆州。《禹贡》的扬州，北以淮水为界，荆州北至于荆山，都远至于长江之北。在《禹贡》之时，这两州的经济就很不发达，当地以涂泥见称的土地，被列为下中和下下。就是说居于最下的两等。司马迁所说的江南，不包括淮南和荆山附近在内，显示江北的经济已经有所发展。当时江南的经济未能多有发展，其地卑湿，太夫早夭，不是中原人土所向往的地方。其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地区，与山西、山东并列，正是因为当地所出的物产种类繁多，为山西、山东所少有的缘故。虽然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所产的黄金，长沙（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所产的连、锡，产量都不是很大，可是物以稀为贵，正显得当地的特殊。山西的关中和巴蜀之间，隔着秦岭。秦岭横出天际，其南北的差异，较之淮水南北更为显著。司马迁论述巴蜀，仅称道其物产繁多丰富，而未及其他。可是还提到：当地“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这是说，巴蜀凭借着栈道，才能和关中相联系，才能以所多易所鲜，因而就以巴蜀和关中连在一块，同列于山西区划之中，不过还应该指出，就是按司马迁所说；巴蜀和外方联系，并非只凭借着栈道。巴蜀之东为楚国的故土，楚国本来都于江陵，也就是现在湖北荆沙市。江陵西通巫、巴。巫县今为四川巫山县，乃在巴蜀之东，这里所说的乃是长江的水上交通道路。这条水道经过三峡，虽早已开通，却并非容易通行，特别是逆水上行，是相当艰难的。可能较之栈道为尤甚。司马迁以巴蜀列入山西，着眼于交通，显然可见，这样的道理是可以讲通的。
山西、山东两大经济地区中的小区
如司马迁所说，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划分出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四个经济区域，每个经济区域的范围都是相当广阔的。在这相当广阔的区域中，各地的情况也未必都能完全一致，事实上也是参差不齐，因而在每一大的经济地区中再分出若干小区，就能更为具体，显示其确切的面貌。司马迁在当时也确实作过这样的再划分的工夫。
按照司马迁的划分，山西主要有两部分，就是关中和巴蜀。关中“由汧、雍至于河、华”。汉时，汧、雍是两座县名，也是两条水名。汧县为今陕西陇县，雍县在今陕西凤翔县南。汧水就在汧县，雍水也在雍县。这两县之西为陇山。就是说，关中地区是西起陇山。河、华是指黄河和华山。河、华之间乃在现在陕西的潼关县。潼关是后来设置的，函谷关和崤山更在其东。关中的名称是早已有了的，司马迁在这里使用已有的名称，又为之作了界说，更明确显示出这个较小的经济地区的重点所在。关中能够成为一个较小的经济地区，主要显示在两个方面：就是土地肥沃和交通便利，用司马迁的话来说，乃是“膏壤沃野千里”和“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在郑国开渠灌溉之后，这膏壤之地就更显得肥沃。关中的物产也相当富饶。司马迁所艳称的一个人家如果能在渭川有千亩竹，其收入可以比之封君，渭川就在关中。
关中之南的巴蜀，本是各自为国，秦时始分设为郡，汉因秦制而稍有变化。作为经济地区，也就另有局限，其西不及邛笮而南不及滇僰。这是几个不同的民族活动地区。汉时有邛都县，为邛人旧地，在今四川西昌市，亦即当时越巂郡的治所。笮亦作莋。汉时有莋都县，在沫水（今大渡河）之北。汉时有滇池县，为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又有僰道县，为犍为郡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市，为江水（今岷江）和绳水（今长江）交汇之处。这说是当时的巴蜀经济地区，西南不至沫水南岸和江水绳水会合之处，其地虽有莋马，牛和僰僮，可以和内陆交易，却也没有被列入经济地区之内。
巴蜀能够成为经济地区，是由于其地土壤的肥沃，宜于农耕。李冰在蜀治水，与关中的郑国同负盛名，也使当地无凶年之忧。当地盛产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司马迁还曾提到“蜀、汉、江陵千树桔”和“山西食盐卤”。“蜀、汉、江陵千树桔”，是说当地的人家如果能有千树桔，其收入可以和当地的千户侯相等。这样的人家遍布于蜀、汉各处。说到“山西食盐卤，是可以和“山东食海盐”相媲美。汉时山西所食的盐主要产自蜀地。当时对于这样重要的物产都设有专官管理。桔官设在巴郡的朐忍县和鱼复县。朐忍县在今四川云阳县西。鱼复县在今四川奉节县东。蜀、广汉和汉中三郡未见桔官的设置。司马迁既已提到蜀、汉，这三郡到现在都还产桔，则所说当非虚语。盐官设在蜀郡临邛县、犍为郡南安县、巴郡朐忍县。临邛县在今四川邛徕县。南安县今为四川乐山市。犍为郡为汉时新设置的郡，是从蜀郡分出来的。蜀郡和犍为郡之南的越巂郡和益州郡也有产盐的地方，益州郡的连然县（今云南安宁县）同样设有盐官，只是在巴蜀经济地区之外了。当时在巴蜀地区还设有铁官和工官。铁官设在蜀郡的临邛县、汉中郡沔阳县、犍为郡的武阳县和南安县。沔河阳县今为陕西勉县。武阳县今为四川彭山县。汉时所设的铁官，并非专管冶铁，而是兼营销售诸事。不过临邛县却是冶铁的所在。汉时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久已习闻于世。卓文君之父就是在临邛用冶铁致富的。据说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富至僮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在其地冶铸的还有程郑。程郑之富埒于卓民。巴蜀成为经济地区，冶铁业起着相当的作用。工官的设置有三处，一在蜀郡成都县，也就是今成都市，一在广汉郡治所。广汉郡治梓潼县，今仍为四川梓潼县，一在广汉郡雒县，今为四川广汉县。工官管作金银器和漆器[①e]。正是司马迁所说的巴蜀物产中的铜铁竹木之器。
巴蜀以有富饶的物产，可以作为经济地区，却也有其不足之处。如司马迁所说，乃是地形四塞，和其北其东内陆的交通，只有秦岭山上的谷道和巴巫之下的长江。固然汉水岸上的旬关（在今陕西旬阳县）也可以通到南阳的宛（今河南南阳市），恐怕还不如长江航行的便利。
和山西东西相对的为山东。山东范围广大，远远超过山西。其中较小的经济地区也较为繁多。如司马迁所规划的，就有河洛之间的三河，太行山东的赵中山和燕涿，还可说到其南的邹卫，东海之滨的齐，齐西南的邹鲁和梁宋，还有更西的颍川南阳，又有其南的三楚中的东楚和西楚，也有南楚的小部分。
河洛之间的三河指的是汉时的河东、河内和河南三郡。河东郡治所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河南郡治所在今河南洛阳市东。这是包括霍太山以南汾涑流域、太行山南沁水下游和熊耳山北的伊洛流域的地区。
司马迁以三河为经济地区是因为河东为唐人所都，河内为殷人所都，河南为周人所都，各有其历史渊源。这是说：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的地方。虽然建国各数百千岁，只是土地狭小，民人众，为都国诸侯所聚会。具体说来，是交通较为方便，适于经营商业的地区。至于有名于当世的物产，殆只有河东所产的盐。河东的盐至迟在春秋之时，即已为人所称道。汉时在河东郡治所的安邑县设有盐官，司马迁曾经提到“猗顿因
盐起”，就是指此而言。
以赵中山作为太行山东的经济地区，乃是指其重点的所在。赵、中山皆建国于战略时期。赵国的都城曾数次迁徙，最后定都于邯郸，就是现在河北邯郸市。中山初都于顾，后迁于灵寿。顾在今河北定县，灵寿今仍为灵寿县。顾与灵寿相距不远。中山本非大国，疆土有限。赵则兼有太行山东西，不仅达到汾水上游，而且远及于阴山之下。汾水上游已在龙门碣石一线之北。司马迁论述赵地，曾经提到种、代，为河东郡杨与平阳（二县分别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和临汾市西南）贸易所及之地。司马迁说种代，只说是“石北也”。文辞简约，未知所措。种与代并提，相去可能并非过远。代本为国，后见并于赵，汉时置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西南。徐广释石，谓为常山郡石邑县。常山郡治所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石邑又在郡治之北。常山郡北与代郡相距最近，则种、代皆当在太行山东，还应在龙门碣石一线之北。这样说来，太行山西赵国故地就说不上经济的发展。至于太行山之东的物产也并非很多，除过“多美物，为倡优”，即所谓声色之外，所能提出也许还有盐。汉时钜鹿郡堂阳县（今河北新河县西北）就设有盐官，可是太原郡晋阳县（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也设有盐官。赵、中山之北为燕涿，其南为郑卫。燕与郑卫皆春秋战国的故国。燕都就在今北京市，郑都在今河南新郑县，卫都以在今河南濮阳市为最久。与燕并称的涿，为汉时的郡名，其治所就在燕国的西南，迄今犹以涿县为名。司马迁所说的“燕秦千树栗”，就是燕涿的特产，与所产的鱼盐和枣齐中。司马迁也曾说过，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萩为乔木，可与松柏媲美。常山已南就是赵国。淮北和河济之间主要是梁宋地区，也涉及到郑卫两国，都能得到一定的效益。
东海之滨的齐自成一个经济地区。齐地自泰山以至琅邪。琅邪也是名山，在今山东胶南县。山海之间，膏壤千里，宜于种植桑麻，相当富庶。司马迁还曾经指出；“齐鲁千亩桑麻”，有千亩桑麻的人家，一年的收入也可和千户侯相等。桑麻多了，丝织业也就发达。汉朝在齐地特设三服官，负责织成绮绣和女红诸物。每一服官的作工者最多时都有数千人。设官的地方就在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城）。齐地的鱼盐也有名当世。汉时在千乘郡（治所在今山东高青县东南）和琅邪郡长广（今山东莱阳县东），计斤（今山东胶县西南）、海曲（今山东日照县西南）皆设有盐官。
齐西南的邹鲁为诛、泗两水流域的经济地区。按照汉时的行政区划说来，齐为齐郡，鲁为鲁国。齐郡所属只有十二县，如何能说是膏壤千里？鲁国所属六县。六县之中就有邹县（今山东邹县东南），更为狭小。虽亦濒于洙泗，似不能以之作为邾泗流域的经济地区。上面所说的齐，显然是就战国时期的齐国而论，说鲁，也同样以战国时期的鲁国而论。邹本为鲁旁边的小国，故鲁邹得相并连及。邹鲁与齐国中隔泰山。泰山虽巍峨高昂，南北景物差相仿佛，邹鲁亦颇有桑麻之业。“齐鲁千亩桑麻”的说法，自然也适用邹鲁各处。所差的只是汉时没有以之和齐部一样，在鲁国也设置服官。
邹鲁之西为梁宋。汉时设置有梁国，所属八县，稍多于鲁国。亦难以之作为经济地区。司马迁所说的梁宋，自有一定的界线。据其所说，则“自鸿沟以东，芒砀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这是战国时期魏国和宋国的旧地。宋国灭后，其地入于魏国。魏国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亦称梁国。故这里以梁宋并称。鸿沟为战国时期所开凿的人工水道，引黄河水东南流，经过魏国都城大梁，其下分支很多，各有名称。这里只说鸿沟，自应指大梁附近的河段。秦灭魏，引水灌大梁，大梁圯毁不能复为都邑。司马迁说梁宋的经济地区，只能西起鸿沟，未一涉及大梁。芒、砀为两座山名，芒山在今河南永城县东北，砀山更为其北。芒、砀二山为汉高祖起兵前旧游地，颇著名声，司马迁以之为梁宋经济地区的南界，可能是这样的缘故。巨野为有名的水泽，在今山东钜野县和梁山县之间，现在早已干涸无水，成为农田。这个经济地区并无山川之饶，所有的只是可以经营的农业地区。还可以称道的，是汉时曾于陈留郡襄邑县设置过服官。襄邑县今为河南睢县。服官的设置和齐国一样。汉时设置的服官也只有齐部和陈留郡两处，而襄邑和临淄亦以制作奇巧，有名于当世。襄邑能够设置服官，足征当地也富有桑麻。这不能算作山川之饶，与当地好稼穑的风气也许还有若干关系。
梁宋西南，相距并非很远的为颍川郡和南阳郡。颍川郡的治所为今河南禹县。南阳郡的治所就是现在河南的南阳市。颍川郡位于颍水和汝水的上游。南阳郡则在淯水（今白河）流域。据司马迁所说，“颖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因而“至今谓之夏人”。这个地区“俗杂好事，业多贾”。仿佛没有著名于当世的物产，这也许是喜欢好事的原因。不过司马迁还曾提到“陈夏千亩漆”。陈于汉时为淮阳国，其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县。则所谓夏当然是指颖川和南阳了。漆为山东最为重要的物产，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的开篇已经提到了。故论述颍川、南阳时就再未涉及。
这些较小的经济地区中，还应该论述三楚。所谓三楚，就是战国时期的楚越之地。越为楚所灭，实际上都是楚国原来的版图。西汉时也设置过楚国（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市），所属只有七县，自然不能以之作为三楚。
司马迁所划分的三楚，为西楚、东楚和南楚。西楚是自淮水以北，有沛、陈、汝南和南郡。汉时沛郡治所在今安徽濉溪县北，陈郡即淮阳国，已见前文。汝南郡治所在今河南平舆县北。南郡治所则在今湖北荆沙市江陵城北。用现在的地理来说，西楚之地有今安徽省北部，江苏省西北部一隅，河南省东南部，湖北省的绝大部分。东楚是彭城以东，有东海、吴、广陵郡。彭城为汉楚国的治所，就是现在江苏徐州市。汉东海郡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县。广陵郡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吴郡就是会稽部，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市。东楚之地，有今山东省东南部，安徽省东北部，江苏省全部，还有浙江、福建两省的全部。南楚则有汉时的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诸郡国。衡山国后为六安国，治所在今安徽六安市。九江郡治所在今安徽寿县。这里所提到的江南，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说就是丹阳郡，丹阳部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市；一说只是指下文的豫章和长沙两郡都在江南，与衡山、九江之在江北者不同。因为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长沙郡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两说虽然不同，要以丹阳郡于义为长。不过这三郡都在江南，与江北无关，却是肯定的。这样说来，以楚为名的经济地区是相当广大的，仅就长江以北而论，就据有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绝大部分，还应有今河南省的东南部。
三楚既分在长江的南北，其在江北的物产，据司马迁所说，西楚有云梦之饶和陈的鱼盐之货，还应该提到上文已经说过的“蜀、汉、江陵千树桔”和“陈夏千亩漆”。东楚只能东有海盐之饶，至于章山之铜和三江、五湖之利，则应该是在江南了。当然，三江中的北江，也就是长江的主流，东楚还应该享受其利。南楚的物产不少，在江北的就只有合肥（今安徽合肥市）的皮革、鲍木了。
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的经济地区中的小区
上面论述了司马迁所规划的山西、山东两大经济地区中的小区。司马迁以崤山分隔山西和山东，是合乎自然形势的。至于大经济地区中小区的划分，则采用两种名称：一是因于战国时期诸侯封国的旧规，如赵、燕、齐、楚等是；一是汉时新郡的称号，如河东、河内、河南等是。两种名称实际上乃是一种方式，就是前代或当世的政治区划。政治区划属于上层建筑，自应以经济为基础，却不一定能处处与经济情况相重合。战国时期楚国幅员广大，各地经济发展难得一致，分列为几个小区，也是势所难免的。可是三楚之分，都是依据不同的风俗。西楚之俗是“剽轻，易发怒”，特别是徐（今江苏泗洪县南）、僮（今安徽泗县东北）、取虑（今安徽灵壁县东北）三县的人能“清刻，矜已诺”。东楚的风俗大体与徐、僮两县相同，朐（今江苏连云港市海州西南）、缯（今山东苍山县西北）两县之北的风俗，同于齐国，浙江以南，则是越国的风俗，而南楚又略同于西楚。这样不同的风俗似与当地的经济都未能联系得上。当然也并不是就了然无所区分，譬如西楚地薄，致使其人难得有很多余财，陈夏之交的人擅长从事商业，因为当地能够有鱼盐之货，可以贩卖。这样的事例虽有数则，可能无关乎大局，似不能作为划分经济地区的根据。当然不能因此而谓司马迁这样的区分就完全没有道理。不过这还是混乱了长江作为自然区域的界线，使四大经济地区的划分受到了影响。
三楚中的东楚和南楚诚然涉及了江南。就东楚和南楚所涉及的江南部分而论，其间也是有差别的。东楚在东，南楚在西，东西相对，就具体形成两个部分。就物产来说，西部的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东部的海盐之饶，章山之铜，各具特色。但是土地卑湿，太夫早夭，而又多竹木，东西两方还是一致的。
司马迁论南楚，曾经指出：“九疑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九疑为南岭支脉，儋耳，郡名，治所在今海南省儋县西北。儋耳与南楚相距过远，中间且有南岭相隔，风俗虽略相同，经济似未见联系的例证。这样情形亦见云于东楚。东楚兼有吴地，浙江以南则又有越人之俗。汉时吴越之地设置会稽郡。会稽郡所属二十六县，其最南的冶县在今福建福州市。冶县之北为回浦县和大末县。回浦县在今浙江临海县东南，大末县在今浙江衢州市东北。会稽郡南部兼有今福建省和浙江省的中部以南。这些地方设县如此稀少，当地经济似难得有若何发展。汉武帝时兴兵代东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谏诤，说是道路都难于行军，可以作为例证[①f]。司马迁论巴蜀经济地区，滇、僰和邛、笮都没有列入，则所谓扬越、东越、东瓯似也应一例看待。还可以指出：滇、僰尚有僰僮，邛、笮亦尚有笮马、旄牛。东越、东瓯似乎连这一点都难以提到。
司马迁说南楚，曾顺便说“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番禺为今广州市。今广州市犹设有番禺县。番禺为当时对外通商交通口岸。泛海而行，可以远至已不程国，此国在今印度沿海岸边。儋耳郡就在番禺近旁，由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合浦（今广西合浦县东北）入海，可于其地。应自为江南经济地区中的小区。不过司马迁并没有这样的规划。
论述江南经济地区之后，接着论述龙门碣石以北的经济地区。如前所说，这是畜牧地区，也可以说是半农半牧地区，与山西，山东不同。这个大的经济地区之中也应有较小的经济地区。司马迁对于这个地区，也和江南的三楚相似，采用二元论的说法，杂见于所论述的山西和山东两个地区之中。在论述关中时就曾附带提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四郡。这四郡合起来，就是现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宁夏南部。司马迁在论述这四郡时，一则说与关中同俗，再则说，“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是不是在说这四郡的畜牧能够为天下饶，由于其畜产来自羌中和戎翟？而且所规划的龙门碣石一线，是始自龙门，并未说到龙门以西的地方。这就不能不引人致疑。不过不应如此设想。司马迁论述关中时提到这四郡，因为关中本是秦地，这四郡也是秦时旧郡，以秦时故地来说，是可以说在一起的。这也和上面所提到的三楚一样，是二元论的说法。这四郡为畜牧地区，乃是自然条件所形成的。当地人口都不算是很少，从事农耕的大有人在，因而也可以说半农半牧地区。由于可以畜牧，汉朝就在这里设牧师苑，作为养马的场所。当时在西边北边共设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规模相当巨大[①g]。这三十六苑，不一定都设在这四郡之中。四郡中苑所可以考见的有北地郡灵州县（今宁夏灵武县北）的河奇苑和号非苑，归德县（今陕西吴旗县境）的堵苑和白马苑，郁郅县（今甘肃庆阳县北）的牧师苑官[②g]。安定郡的安民县本为呼池苑[③g]。上部的苑马且曾为匈奴所掠夺[④g]。这仅有的记载已可显示远几郡确是汉朝养马的重点所在。若不是这几郡为畜牧地区或半农半牧地区，曷克臻此。还可以再作说明：龙门碣石一线，如司马迁所说，起于龙门山。龙门山位于黄河岸旁，溯河而上，黄河之东，吕梁山旁自是畜牧地区。一河之隔，黄河之西，似不能就已转为农耕地区。黄河之西为上郡所在地，如果当地已为农耕地区，汉朝为什么还在当地设置牧苑，放养马匹？这样的道理很可以显示出龙门碣石一线以龙门为名，只是因为龙门一座名山，容易受到注意，并不是说龙门山西北，黄河西侧，就已经不复为畜牧地区了。正因为仍是畜牧地区，当地的鄙人牧长倮就能在乌氏县（今宁夏固原县东南）从事畜牧，用谷来量马牛，而被称为乌氏倮。乌氏倮为秦始皇时人，为时可能早些。东汉初年，马援也尝在北地郡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⑤g]。可见数百年间，当地并没有很大的变化。
龙门之北，黄河以东，战国时为赵国疆土，其间具体情况，司马迁无说。汉时此地为定襄、云中、五原、雁门诸郡。定襄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五原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雁门郡治所在今山西省左云县西。西郡之地，最北可达于阴山山脉。班固说这几郡，“本戎狄地，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①h]，犹仿佛畜牧旧风。再东就是代郡。代郡于战国时为代国。司马迁论代的风俗，与赵连言，说是赵代俗相类；论代的经济，与燕连言，说是燕代田畜而事蚕。显然仍可见其地畜牧的旧规。至于代郡之东，由上谷至于辽东，司马迁谓其“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上谷郡治所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上谷郡之东，还有渔阳郡（治所在今北京市密云市西南）和右北平郡（秦时治所在今天津市蓟县，汉时治所在今辽宁凌源县西南）。这三郡皆在龙门碣石一线之北，应与雁门、代郡相同。司马迁说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这可能指辽东、辽西两郡而言，与其西三郡无关。辽东郡治所在今辽宁辽阳市，辽西郡治所在今辽宁义县西，皆在碣石山东北，又位于辽水西两岸，其地早已成为农耕地区，应与畜牧地还有所差别。司马迁虽然提到了辽东，也相应及于辽西。其实这两郡与龙门碣石一线无关，无须并为一谈。
论述畜牧地区之后，还应该对产盐之地再作论述。司马迁曾经特别指出，山西食盐卤，山东食海盐。这是在前面已经征引过的，而且也论述过巴蜀所说的盐官。汉时在全国所设的盐官共计36处[②h]。除过上面已经提到的巴蜀及其以南的4处外，还有32处。其中河东郡的安邑、太原郡的晋阳、南郡的巫县、钜鹿郡的堂阳、勃海郡的章武（今河北黄骅县西北）、千乘郡、琅邪郡的海曲、计斤和长广、渔阳郡的泉州（今天津武清县西南）、东平国（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东）、北海郡的都昌和寿光（分别在今山东昌邑县西和寿光县东北）、东莱郡的曲成、东牟、巾弦、昌阳、当利（依次在今山东掖县东北、东牟县、黄县西南、文昌县西南，掖县西南）、辽西郡的海阳（今河北滦县），还可计入辽东郡的平郭（今辽宁熊岳县东）等二○处，皆在山东地区。会稽郡的海盐、南海郡的番禺、苍梧郡的商要（今仍为广东高要县）等3处，则在江南地区。另外还有安定郡的三水（今宁夏同心县东）、北地郡的弋居（今甘肃宁县南）、上郡的独乐（今陕西米脂县西北）、西河郡的富昌（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南），朔方郡的沃野（今内蒙古临河县西南）、五原郡的成宜（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黄河北岸）、雁门郡的楼烦和沃阳（分别在今山西宁武县附近和内蒙古凉城县西南）和陇西等9处，则在龙门碣石一线之北的畜牧地区。这样看来，当时四大经济地区都有盐的产地。司马迁只说到山西和山东，可能是总括的说法。其实按照汉时盐官的分布，山西产盐之地并非很多，特别是关中地区竟无一处。巴蜀虽产盐，但其外远的货物中竟没有提到盐，则关中所食的盐应是来自安定，上郡和陇西等处。司马迁没有这样的提出，如果要提出，可能和上面所说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的畜牧为天下饶一样，就附在论述关中之后。如果真的就是这样，也许会使有关畜牧地区显得紊乱。不过司马迁没有专论龙门碣石以北的地区，就不必多事猜度了。
经济地区中的经济都会
经济地区应该各有其经济都会。经济都会由于交通便利，货物易于集散，故能使商贾云集，交易兴旺。司马迁在论述经济地区时，也就涉及到有关的经济都会。经济都会有大小，难得都能一致，司马迁在论述之时，显然有所区别，有的就明确称为都会，有的则因其贸易往来，显示其与一般城池有所不同。其称为都会的有邯郸、燕、临淄、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吴、寿春（今安徽寿县）番禺和宛（今河南南阳市）九处。另外还提到雍、栎阳（今陕西临潼县渭水之北）、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汾水之西）、温（今河南温县西）、轵（今河南济源县南）、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江陵、陈、合肥（今安徽合肥市）十二处。
邯郸为漳水和黄河之间的都会，位于赵中山的经济地区。它可以北通燕、涿，南有郑、卫。由郑、卫经过邯郸，通到燕涿的道路，为当时太行山东麓南北向的交通大道，邯郸正居于其中枢，可以控制南北，南北货物的周转，也必须通过其地，因而就形成为一方的都会。燕正在这条太行山东麓南北向大道的北端。太行东地域广阔，在这条大道之东，还有一条大道，纵贯于燕齐之间，因而燕可以南通齐赵。司马迁说燕，谓其为勃、碣之间的都会，勃为勃海，碣当然就是碣石。勃海、碣石都在燕之东，如何能够说燕为勃、碣之间的都会？司马迁之所以这样的称道，是有一番道理的。因为燕地边胡。所谓胡，指的是乌桓、夫余、秽貉，朝鲜、真番。就是分居于现在内蒙古东部、吉林以至朝鲜国的各族。各族都有货物与燕相交易，燕也就能在和各族的交易中获得相当的利益。说燕为勃碣间的都会，可能把这族都估计在内。当然当地的鱼盐枣栗之饶，也增添了相互交易中的货物品种。
临淄在齐，为海岱之间的都会。海为东海，岱则为泰山。“齐带山海，膏壤千里，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临淄位于其中，必然会形成为经济都会。司马迁说临淄，没有提到当地的交通。其实临淄的交通也是便利的。西汉初年，贾山在所著的《至言》中，称道秦始皇的驰道，“东穷燕齐”[①i]。临淄为齐国旧都，既穷燕齐，就不能不经过临淄。秦始皇数次东游，登之罘（在今山东烟台市）、登琅邪（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殆无不经过临淄之理。驰道分别通至当时全国各地，临淄正好借以和各地都有往来。
陶和睢阳为梁宋地区的经济都会。陶位于菏水由济水分流的地方，睢阳则濒于鸿沟系统中一条以睢水为名的支流。菏水由济水分出后，东南流入于泗水。菏水开凿于春秋末年。当时所谓四渎，即黄河、济水、长江和淮水，尚分为三个水系，各自入海。因为济水是由黄河分流出来的，与长江和淮水不同。在菏水开凿以前，连接长江和淮水交通的邗沟已经开凿成功。邗沟位于现在江苏中部，南端在今扬州市与长江衔接，北端在今淮阳市与淮水相连。这样就使四渎成了两个水上交通系统，北为黄河和济水，南为长江和淮水。菏水所入的泗水，为淮水支流。菏水开凿成功，使四渎的水上交通联系在一起，陶正在这样联系的焦点上，故能迅速发展，成国天下之中的经济都会[①j]。鸿沟开凿稍晚，在战国初期。鸿沟是由荥阳（今河南荥阳县东北）引黄河水东南流，途中分成几支，与济、汝、淮、泗诸水相会合，因而宋、郑、陈、蔡、曹、卫诸国的旧地都可借鸿沟系统的水上交通相往来。睢阳所濒的睢水，是在今河南开封市由鸿沟分出，至今江苏徐州市附近入于泗水[②j]。司马迁说梁宋地区，谓其俗“好稼穑，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这可能是梁宋地区一般的情形，至于陶，睢阳的繁荣富庶，则是由于交通的便利，商业的发达，当地物产的丰歉，似乎并未起到若何的影响。
吴为江东的都会。吴能够成为经济都会，是因为其“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江淮入海处的南北都可产盐，与燕齐等处相似。汉时会稽郡就有海盐为名的县，在今浙江平湖县。今平湖县之南仍有县名海盐，当是沿袭汉时旧制，而稍移动其县治的所在。章山今为天目山，在浙江吉安县，位于吴的西南方。吴既有三江五湖，交通自然便利。三江五湖自是水上交通，陆上交通，也应该提到驰道。前面曾征引贾山所说驰道，贾山说驰道，于东穷燕齐之后，接着就说到“南极吴楚”，这样一条道路自会助长吴的繁荣。寿春之作为经济都会，司马迁没有出也其具体的缘由。寿春濒淮水。淮水于其上游不远处容纳了颍水。寿春之南的合肥，为寿春通向其南各地必经之地。应该说，在交通方面还是方便的。南海之演的番禺，也是经济都会。番禺作为经济都会，顺具特色。番禺是当时海上对外贸易的口岸。这是在上文已经论述过的。由于能够对外贸易，因而就成了“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至于宛，则是颍川、南阳地区的都会。宛能成为经济都会，是由“西通武关（在今陕西、河南、湖北三省交界处）、郧关，而东南受汉、江、淮”。这样的便利交通，必然会促成宛的繁荣。在上面所论述的九处经济都会中，大都是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家的都城所在地，邯郸为赵国都城，燕为燕国都城，临淄为齐国都城，寿春为楚国都城。睢明和吴分别为宋国和吴国的都城。宋于战国时期灭亡，吴为都城还在入战国之前。这些都是政治都会。政治都会与经济都会不同。既已成为政治都会，自当有助于经济的发展，旦能具有一定的基础。政治都会由于所在的国的灭亡，失去其固有的地位，由于其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故政治地位消失之后，仍能以经济都会继续存在，还能受到重视。当然不能由此而引伸说，政治都会都能转成经济都会。战国时期七雄并立，魏国所都的大梁，为河水所灌，夷为平地。其南韩国的都城也不能和邯郸、临淄相提并论。
在另外十二处没有作为都会的地方中，雍、栎阳、咸阳曾为秦时的都城，洛阳曾为周时的都城，江陵和陈也曾为楚国的都城，还有长安，正是当时汉朝的都城。这些政治都会也正是有作为经济都会的条件，才被提出来的。正如司马迁所说的，雍是“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这是说，雍是居于陇蜀之间的要路，两处的货物都能汇集于此，才能招致许多的商贾。栎阳也就是栎邑，因为能够“北却戎翟，而东通三晋”，才能罗致许多商贾。栎邑之北，再往北去，在当时为上郡。上郡位于龙门碣石一线延长线之北，本为戎翟所居地方。这时还以戎翟相称，正是因为戎翟从事畜牧，其地多，牛、羊、旃裘、筋角，这些货物才能为商贾贩运到栎邑来。咸阳和长安虽是两地，中间只隔一条渭水，先后都是四方辐凑并至而会，故皆能在经济方面有所显现。洛阳是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由于交通便利，所涉及的范围也就相当广泛。江陵和陈先后皆曾为楚国的都城，两处的交通皆相当便利。江陵可以西通巫、巴。这是说溯长江而上，经过三峡，可以达到巴蜀各处。如前所说，巴是富饶的地区，商贾贸易容易获致利息。陈作为经济都会，是由于位于楚夏之交。这是说，陈处于南北之间。楚在陈南是不必说的。陈的西北为颍川郡，而颍川郡本为夏人所居，可以与陈南的楚相对。其实远在春秋之时，楚国就一再与中原华夏诸侯相争夺。当时已显出南北的差别。由春秋及于战国，又下至于秦汉，以前的争执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南北的差别，并未能尽为泯灭。不惟民情风俗如此，就是物产也有差别，这样一些差别，正好促成陈的繁荣。
在这几处与政治有关的地方之外，就应该论述杨和平阻，还有温轵。杨和平阳为汉河东郡的属县，温与轵为汉河内郡的属县，都是普通的县治，在当时却成为引人注目的经济城市。司马迁指出：“杨和平阳西贾秦、翟，北贾种、代”。杨、平阳皆位于汾水中游，顺汾水而下，可以西至关中。关中本为秦地，往来交易，相当方便，这是不必说的。种、代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不必细究其确地的所在，位于龙门碣石一线之北是可以肯定的。杨、平阳所贾的翟，其实就是前面说过的栎邑北却戎翟的翟。具体说来，杨和平归都是溯汾水而上，或越黄河而西，与畜牧地区相交易。畜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物产不尽相同，故两处的商贾能得以有易无。不过还应该指出，杨、平阳能够有这样的便利，乃是由于其地位于汾水流域，可以循着汾水河谷上下往来。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也不过两个普通县邑而已。其实温和轵两地能够见重于世，也是如此。杨、平阳所依据的是汾水河谷的道路，温和轵所依据的则是通往太行山东和越过太行山的道路。越达太行山，可以西贾上党。上党郡的治所在今山西长子县西南。上党东越太行山，就是邯郸。邯郸的交往主要是依据经过其地的南北大道，好像和上党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故温、轵能够独享其利。温、轵又是洛阳通往太行山东大道必经之地，就可借着这条大道和太行山东交往，特别是邯郸之间的贸易。再由邯郸北上，而至于中山。司马迁所说的温、轵北贾赵、中山、就是这样的意思。应该指出：温，轵南隔黄河与洛阳相望，近在咫尺之间。温，轵能够北贾赵，中山，洛阳却显得好像没有什么作用。这其间的道理相当明显，就是黄河的阻隔。由上党以及赵、中山运输到洛阳的货物，一时不能渡河南运，就必须在黄河之滨暂时存置，温、轵正好作为存置货物的所在，再进而有所经营，就发展成为都会。这里还应该接着论述江淮之间的合肥。合肥在寿春之南，前面已经提到，寿春能够成为经济都会，合肥也有关系。合肥的得名是由南北两肥水由这里分流，北肥水北入淮水，南肥水南入巢湖，而巢湖又有水道可以通到长江。这样就成为江淮之间可以沟通的水道，只是南北两肥水各自分流，不能连到一起。合肥居于其间，地形自然重要。司马迁说，合肥受南北潮。注家解释：说是江淮之潮，皆能涨到合肥。这话说来虽然有些勉强，但合肥的繁荣得到水道交通的有利条件，却是不容否认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合肥才能成为皮革、鲍、木输会之地。
上面论述了九处经济都会和十二处地位稍次的经济都会。这些经济都会分布于绝大部分的经济地区。其中只有巴蜀和邹鲁两地区没有经济都会。司马迁说巴蜀和邹鲁，都是就其整个地区作出论述，并未稍一涉及到其间的都会。司马迁论述各经济地区时，往往沿用战国时的国名，在说到经济都会时，就只用都会名称，而不复再以国名相称。仿佛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勃、碣之间的都会以燕相称。其实这不是例外。在论述邯郸的交通时，就明确指出：“北通燕、涿”。这里所说的燕，分明不是以之作为国名，而是与涿相等的县名。具体说来，就是汉时的蓟县，班国撰《汉书·地理志》，于其后序中多引用《货殖列传》中的文句，其说邯郸的交通，仍然是“北通燕涿”，说勃、碣之间的都会，就改燕为蓟。可见所说勃、碣之间的都会，并非指全燕而言，巴、蜀和邹、鲁皆为战国时旧国，亦皆各有其都城。司马迁未曾稍一涉及成都、江州和曲阜，可见在其心目中，成都、江州、曲阜不能上比邯郸、临淄，似乎还不及雍和栎邑。齐、鲁两地分居泰山的南北，往往相提并论，但以曲阜和临淄相提并论，却十分稀见。其中缘由，也可略见一斑。
余论
司马迁这样的划分经济地地区，创始了区域经济地理。这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还可以说，在以后相当悠久时期里，也竟然少有来者。
司马迁撰著《史记》之后，班固承其余绪，撰著《汉书》。《汉书》于西汉初期的史事，率皆移录《史记》。这在当时说来，也是撰著的习气，是不足为奇的。《史记》的《货殖列传》也就成了《汉书》的《货殖传》。传名虽然相同，内容却小有差异。《货殖传》以人为主，自范蠡。子赣以下皆备载无遗，至于经济地区则一例删去，而另移于《地理志》的《后序》之中。《后序》主要是论述战国时期各国的地理，除各国的疆域区划之外，还论述各国立国的原委，虽是《地理志》的《后序》，实际上却是一篇《战国时期的地理》，更确切地说，是一篇政治地理。篇中固然也移录不少的《货殖列传》的文字，也只是用以作为政治地理的辅助说明，不能称之为区域经济地理，而且取去之间，也显得有些各异其趣。《货殖列传》说越楚地区，曾说到“番禺亦其一都之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这显示番禺之能够成为经济都会，正是由于有这样多的奇珍货物。《地理志》则改成粤地“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两者含义就不相同了。
就是《地理志》的《后序》所论述的，也还有和《货殖列传》不尽相同的地方，经济都会的多少就有所增减。如上所说，《货殖列传》所列举的经济都会有邯郸、燕、临淄、陶、睢阳、吴、寿春、番禺、宛九处。《地理志》减去了陶和睢阳两处，并改燕为蓟。却另外增添了江陵和合肥两处。《货殖列传》说江陵，只说“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地理志》在这段话之后，却添了“亦一都会也”。《货殖列传》说寿春和合肥，只说“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地理志》则作“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这样的差异可能是司马迁和班固两家对于具体情况的评价不尽一致，问题倒不是很大。《地理志》不以陶和睢阳为经济都会，显示出地理条件的变化。西汉中叶以后，黄河曾经累次决口泛滥，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县南），东南注巨野泽，通于淮泗，经过二十余年，才堵口合龙[①k]。在这次河水泛滥期间，鸿沟和菏水都难免受到影响，交通受到阻塞，陶和睢阳从此萧条下去，终于失去了经济都会的地位。当然这是西汉中叶以后的事。《地理志》论述宋国的地理，也曾提到睢阳和定陶，却没有稍一道及两地的经济地理事。作为政治地理，这样的论述当然未可厚非。不过也不能因为《地理志》的《后序》曾经引用过《货殖列传》的史料，就可以说班固在这一点上是继承了司马迁的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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