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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王朝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强大王朝，曾与唐朝、吐谷浑、南诏、突厥、回鹘及西域各民族发生过极为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接触和交流，从而大大促进了藏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在藏族历史上留下了极其光彩夺目的历史篇章。正如王尧先生所说：“吐蕃文化是今天为世界人民所瞩目的西藏文明之根”，“吐蕃文化不只是藏族，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吐蕃在与唐朝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奠定了藏汉两大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名垂青史的“唐蕃古道”被誉为“汉藏黄金桥”。
第一节 农牧经济与手工业
吐蕃王朝建立前，雅隆部落长期活动在雅鲁藏布江流域，雅鲁藏布江像母亲河一样浇灌着两岸辽阔而肥沃的土地，这是雅隆部落及吐蕃王朝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其后，随着吐蕃向外扩张，占领今青、甘、川及新疆南部地区，并向该地区的汉、羌等民族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尤其是占领今甘青河西陇右地区以后，吐蕃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唐人王建的乐府诗《凉州行》中称：“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从王建诗看，这些地区从'每岁盛夏，畜牧青海’的单纯游牧区一变而形成许多农业区，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里的农业的兴起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因为吐蕃本部四如地区虽有农业，但由于'土风寒苦，物产贫薄’，生产水平还是相当低的。而安多一带地处青藏高原的东缘，气候土壤等条件较本部有许多优越之处，吐蕃统治者日益认识到这一带农业对吐蕃经济的意义。吐蕃统治者为了很好地控制这地区，其统治重心曾一度东移到这一带，还专门设节度使管辖。……在一定意义上说，当时这个地区在吐蕃几乎成了它的重要的粮食基地和税收来源。这种情况正如吐蕃使臣仲琮所说，吐蕃这样做是为了'因求资食’。难怪汉文史料载'军粮马匹，半出其中’。”吐蕃占领河湟之后，因其宜农宜牧的地理环境，又成为吐蕃经略河陇的军政中心和战略后方。
史称：“浑末，亦曰嗢末，吐蕃奴部也。虏法，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在敦煌古藏文文书《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中有“妇女们六个六个地在星星谷里耕田”的记载。此外，“在被吐蕃占领的吐谷浑地区有一种称作'兴巴’（意为农民）的农业劳动者，还有一种劳动力就是士兵。吐蕃统治机构经常派一些士兵参加吐谷浑地区的农业劳动”。吐蕃农业生产已采用畜力耕作。“一般采用耦耕法，藏文称作'托尔岱’（意为双牛耕地）。'托尔岱’还有另一种意义，是计算耕地面积的一种单位，据《智者喜筵》载，以双牛一日所耕之土地面积谓之一托。”这种土地面积单位“托”又译作“突”。在敦煌和新疆出土的简牍文书资料中，对吐蕃的土地分配、管理和赋税征收、买卖租借关系等都有较为清晰的记载。“如敦煌卷子中，与'突’有关的一些名，'突田’系指经过大量清查登记的土地，'突税’即按地区所征赋税，'突田仓’是专门储存突税的仓库，'纳突’即交纳突税的负担，'突田历’即突田登记表，'突课’是私家奴户所交纳的田课等。”各地农区皆设有农田官负责其事。总之，畜力的运用发展和土地面积的准确测量，表明吐蕃王朝时青海藏族地区农业经济得到了新的发展。而且，吐蕃对农业生产还设置了一套自上而下的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当时，青海藏族地区的管理由设在这一地区的鄯州、青海等五节度使在吐蕃东境节度大使的统一节制下行使的。
在吐蕃经济结构中，畜牧业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史称：“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敦煌古藏文文书《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一书中有“牧女星在山谷里放羊”、“在山谷里赶她的乳牛”等的记载。唐代中叶后，河陇尽为吐蕃所占。史书中称：吐蕃“俗养牛羊，取奶酪供食，兼取毛为褐而衣焉”。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就有许多征牧场“大料集”的记载，可证畜牧业是吐蕃经济的支柱产业。吐蕃统治下的河湟、青海成为它繁育牲畜的主要基地之一。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草轻番马健，雪重拂庐干”，正是对吐蕃养马业的描述。敦煌文献资料中的一份无名氏所作的诗中亦有反映吐蕃畜牧业的内容。这个被吐蕃俘获的唐人经过长途押送，辗转押解到临蕃城，被禁于此。临蕃城即今湟中县境的通海镇，他在被禁期间曾站在临蕃城头，作《晚秋登城之作》一诗，咏其心绪。诗中云：
“东山日色片光残，西岭云象暝草寒。
谷口穹庐遥逦迤，溪边牛马暮盘跚。”
从“谷口穹庐遥逦迤，溪边牛马暮盘跚”的诗句中，我们即可窥见当时的西宁西川一带吐蕃民众的生活状况。这位佚名唐人被禁在临蕃城时可能曾让其放牧。这种情形也可从张籍的《陇头行》一诗中得到证明，诗中云：
“汉兵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
诗中谈到唐朝边地的居民被吐蕃俘虏，驱使他们放牧牛羊的情景。正因为有大量唐人被俘，成为吐蕃属民，所以，在元稹时，唐朝边将俘获的吐蕃人中才有“半是边人半戎羯”的情形。
这个时期，青海从昔日的战场变成“吐蕃畜牧”之地。唐朝诗人李益的《塞下曲》中道：
“蕃州部落能结束，朝暮驰猎黄河曲。
燕歌未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
“在吐蕃统治青海的三个世纪里，各游牧部落，形势比较安定，成为畜牧业发展的极盛时期，吐蕃'畜牧被野’。”吐蕃王朝所占领的白兰、党项、苏毗、吐谷浑等部，大多为牧区，畜牧业生产发达，青海所在的安多地区向以出产良马而闻名，有“安多马区”之称。这里盛产的河曲马、大通马都是青海名马，隋唐时称为吐谷浑马或吐蕃马。吐谷浑时培育的青海骢相传“能日行千里”。史称“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至今当地藏族还流传着“海中有神马，色青，夜出与家马交，则生骏驹，号龙种”的神话。可见青海藏族的先民，不仅驯化野马，而且还注意选育良种，进行改良的具体活动。正由于此，吐蕃的骑兵才能久负盛名，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松赞干布时所设立的“七官”中，其中“戚本”，意为“司马官”（chibs-dpon），有良好的驯马技术；还有一名“楚本”（phru-dpon），专门管理母牦牛、犏牛及安营设帐之事；赤松德赞时吐蕃“七贤臣”之一的聂·达赞冬斯（
gnyer-stag-btsan-gdong-gzigs），颁布每户属民饲养马一匹、犏牛一头、母黄牛一头、公黄牛一头，并将夏季青草干燥后贮存到冬季等牧业措施，使畜牧业生产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外，还积累总结了一整套牲畜放牧的经验，如在一般草地放牧绵羊，森林地带放牧山羊，沼泽地带放牧马匹，田野里放牧犏牛，岩洞里饲养猪等。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使牧业税收成为吐蕃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当时，牦牛等牲畜成为吐蕃送给唐朝的方物，用以换取唐朝的丝绸等物，马匹则作为当时组建骑兵重要军需资源和乘挽工具，在双方互市贸易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吐蕃手工业也较发达，并有自身的民族特色。其手工业产品涉及生产、生活和军事等多个领域。据《汉藏翻译名义大集》、《贤者喜宴》、《汉藏史集》及新旧《唐书》等的记载，有铁斧、刀、剑、矛、盾、兜鍪、甲心、盘子、银圈子、梳、锁、毛毡、金冠、锦袍、金宝带、金帐、金鹅、银兽，等等。《汉藏史集》有专章介绍刀剑在吐蕃的传播情况，其中将刀剑的种类分为尚玛、索波、古司、呼拍、甲热等五大类，每一大类又各分为两小类，“即尚玛分为尚玛和尚杰，索波分为索波和索孜，甲热分为甲热和嘉甲，呼拍分为呼拍和呼若，古司分为古司和古达”。其中，“古司是吐蕃人的刀剑，是在止贡赞普在位时兴盛起来的。它是在叫做司都的凶险的地方由眯缝眼九兄弟打造的，老大打造的刀剑能砍断登天的穆绳，以下的八兄弟打造的也都极其锋利。这九兄弟的徒弟们分为九支，吐蕃地方刀剑众多就因此而来。因为是眯缝眼九兄弟打的，所以这些刀剑被称为古司”。“古司宝刀可分为九种，即南喀布决、札拉噶决、贡查古决、曲朗涅决、噶尔格觉决、恩托格决、沃查山决、贡果帕决等，这九种又各分为两种。”不同种类的剑各有特点，均为吐蕃所用。与此相应，诸如剑袋、刀鞘、矛、盾牌、士兵服饰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用品，均需专门匠人来制作。《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其宝，金、银、锡、铜。……其俗，……多佩弓刀。……其铠冑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青海玉树地区在吐蕃王朝时期就以铸造铁兵器而闻名，素有“铁王”之称。玉树州曲麻莱县东部至今还留存着当年铸造铁器的遗址。
之外，吐蕃的制革、制陶、毛纺、毡裘制作及金银器制造等，在吐蕃王朝时期都有长足发展和进步。今天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树藏刀锻制技艺”、“藏族黑陶烧制技艺”等青海藏族传统技艺正是吐蕃手工业技艺的历史见证。
第二节 商贸与交通
商业在藏族社会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据藏文史书明确记载，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的达日年色时期，吐蕃社会便出现了“双方按照意愿进行交易的商业”。[插图]吐蕃王朝建立后，随着商业活动的频繁，有些商业聚点逐渐发展成为商贸集镇或商业城市，逻娑便是其中之一。吐蕃王朝统治机构中专门设有“商官”一职管理商业，其职责就是组织或监督商业活动。松赞干布时期已有经营汉地之茶的茶商（rgya-ja-tshong-pa）等“五商贾”（tshong-pa-lnga）。为适应商业贸易的发展，制订了升、两、合、勺、钱、分、厘、毫等统一的度量衡单位，作为“六法”之一。度量衡的统一无疑是吐蕃商业发展的历史反映。当时，吐蕃有对内和对外两种贸易，除逻娑是其本土贸易中心外，在吐蕃贸易中最重要的地区要算唐蕃交界处的青海及周边的鄯、廓、甘、凉、瓜、沙、陇等州及甘松、赤岭。唐蕃之间出于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原因频繁派使，或会盟、或请婚、或请市，而吐蕃使者和商贾入唐时特别留心在唐京师长安采购商品，而且对商品亦颇有鉴别力。唐鸿胪丞张鷟判词载：“鸿胪寺中土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处绫锦及弓箭等物，请市。”
吐蕃与唐朝之间的贸易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所谓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活动由身兼政治、经济两种使命的使者来完成。吐蕃使者带往唐朝的物品主要是金银制品和青藏高原特有的方物，如730年（开元十八年），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上表与唐朝通好，所献物品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瑙杯一、零羊衫段一。”“金城公主又别进金鹅盘盏新品物等。”而唐朝回赠的物品主要是丝绸锦缎，如719年（开元七年），唐玄宗及皇后分别赏赐吐蕃赞普、赞普祖母、赞蒙及首要大臣坌达延、论乞力徐、尚赞咄等，所赏杂彩数量从二千段到一百段不等；733年（开元二十一年），工部尚书李嵩出使吐蕃时，“以国信物一万匹，私觌物二千匹，皆以杂彩遣之”。无论是吐蕃还是唐朝，双方带到对方的这些物品“既有礼品价值，也有贸易内涵”。
另一种贸易形式是互市贸易。史载，唐玄宗开元年间，吐蕃曾“请交马于赤岭，互市于甘松岭。”唐蕃贸易中，除了丝绸、马之外，茶叶是互市传入吐蕃的重要物品。上述松赞干布时即已有专门经营汉地茶叶之茶商。到中唐以后，吐蕃人已经十分精通茶道了。当时，“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由此可见吐蕃对茶熟知程度之一斑。《汉藏史集》中有一则传说，赞普都松莽布支（676~704年）在位时身患重病，吐蕃没有正规医生，赞普只能通过注意饮食来加以调理，一日忽有一只美丽的小鸟口衔陌生树枝而来，赞普好奇，便将树叶含在口中品尝，觉得分外清香，加水煮沸，竟是上好饮料。他命令臣下四处寻访这种树枝的由来，最后在汉地找到了它，带回吐蕃，使病情迅速得到好转。接着，他命令臣下寻找盛这种饮料的器具，同样是在唐朝找到了盛茶的瓷碗。按照这种说法，茶叶和茶具都来自唐朝，其传入吐蕃的时间大约在676~704年。
互市贸易无疑促进了唐蕃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深了两地人民之间的兄弟友情，正如《格萨尔》中引用的古谚所说：“来回汉藏两地的牦牛，背上什么东西也不愿驮，但遇到贸易有利，就连性命也不顾了。”“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西藏），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要把汉藏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以茶为媒介、为纽带的内陆与藏族地区之间的茶马贸易，自唐宋以来，历经千余年的发展，一直延续至今，从未间断，成为藏汉关系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篇章。
第三节“汉藏黄金桥”——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是1300多年前自唐都长安通往吐蕃都城逻些（拉萨）的官道。“它是祖国内陆和西部边疆各族人民友好往来，团结合作的一条彩虹般的纽带，是藏汉两族人民共同建立的'黄金桥’。”同时，它也是沟通中国与南亚印度、尼泊尔等国的桥梁。这条古道在沟通和促进藏汉两族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道全长3000余公里，贯穿陕、甘、青、藏等省区，在实际历史交往中还辐射到宁夏、四川、新疆等地。
一、古道东段路线
唐蕃古道分南北两道进入青海地区。北道：自长安沿渭河向西，经宝鸡—陇县—陇山、陇关（大震关）至秦安境，经通渭—陇西—渭源—鸟鼠山—临洮，渡洮河至河州，沿大夏川至炳灵寺。南道由临洮西北至河州，经炳灵寺/凤林渡（临津关，今莲花镇）—渡河—民和境（允吾）—古鄯—曲坛（乐都）—西宁。
或云：长安—咸阳—兴平—武功—郿县—宝鸡—（向西北沿千河）—凤翔—千阳—陇县—（越陇关，今固关镇）—（溯通关河北上）—马鹿—张家川—陇城—秦安（向西南）—甘谷—武山—陇西—首阳—渭源—（越分水岭，沿东峪沟）庆坪—尧甸（窖店）—临洮—聂家关—广河—和政—（渡大夏河）—临夏（河州）—大河家—民和官亭—（经隆治沟）—下川口—乐都—西宁。
康熙《河州志》卷一：“黄河上渡在积石关，通西宁路；黄河下渡在剌麻川莲花寨，通庄浪路。”
渭州（陇西县）向西有西北、西南两条驿道。西南行三百里至岷州。又西转南行经洮、叠至松州，有三叉驿者（今三岔镇），在障县西七十里，盖即渭、岷间之一驿。西北行则渭源—临洮（西行）—河州—鄯州（吐蕃）；（北行）—沃干岭—阿干河谷（今兰州七里河区）—一百九十里至五泉县（一名金城县）黄河南二里，置金城镇临河驿。唐道宣《释迦方志》载：“自汉至唐往印度者，其道众多，未可言尽。如后所纪，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则有三道。……其东道者，从河州西北渡大河，上漫天岭，减四百里至鄯州。又西减百里至鄯城镇，古州地也。”
二、古道西段路线
据《新唐书》中《地理志》和《吐蕃传》的记载，古道西段路线为：鄯城（有土楼山，河源军）—（西六十里）临蕃城—（西六十里）白水军—绥戎城—（西南六十里）定戎城—又南隔涧有天威军（石堡城，又称振武军）—（西二十里）赤岭。自振武—尉迟川—苦拔海—王孝杰木栅（九十里）—莫离驿—（又经）公主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那录驿（吐谷浑界）—又经暖泉—烈谟海（四百四十里）—渡黄河—（四百七十里至）众龙驿—（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多弥国西界—（经）牦牛河（渡藤桥）—（百里至）列驿—（又经）食堂—吐蕃村—截支桥（两石南北相当）—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驿—（乃度）大月河罗桥—（经）潭池—鱼池—（五百三十里至）悉诺罗驿—（经）乞量宁水桥—大速水桥—（三百二十里至）鹘莽驿（唐使入蕃，公主每迎劳于此）—（经）鹘莽峡（十余里，两山相对，上有小桥，三瀑水注如泻缶，其下如烟雾）—（百里至）野马驿。（经）吐蕃垦田—（又经）乐桥汤—（四百里至）合川驿—（又经）恕谌海—（百三十里至）蛤不烂驿（旁有三罗骨山，积雪不消）—（又六十里）突录济驿（唐使至，赞普每遣使慰劳于此）—柳谷莽布支庄（有温汤，涌高二丈，气如烟云，可以熟米）—汤罗叶遗山及赞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农歌驿（位于逻些西北二百里，唐使至，吐蕃宰相每遣使迎侯于此。）—（又经）盐池—暖泉—江布灵河—（百十一里渡）姜济河—（经）吐蕃垦田—（二百六十里至）卒歌驿—（乃渡）臧河—（经）佛堂—（百八十里至）勃令驿鸿胪馆，至赞普牙帐，其西南拔布海。据《释迦方志》载：自鄯城镇，“又西南减百里至故承风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减二百里至青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浑衙帐。又西南至国界，名白兰羌，北界至积鱼城，西北至多弥国。又西南至苏毗国，又西南至敢国。又南少东至吐蕃国，又西南至小羊同国。又西南度呾仓法关，吐蕃南界也。”
唐蕃古道在青海地区构成了一个大三角，即以青唐（西宁）地区为中心，从这里向西可通向青海（环湖）及河西，与高昌、于阗等西域地区相通；向南穿过青南藏北草原，到达吐蕃都城逻些（拉萨）；向东经河陇地区通往唐朝都城长安；从河陇地区还可通向四川、南诏。
三、唐蕃古道在藏族历史上的意义
唐蕃古道形成后，成为唐蕃双方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交通孔道，在两个多世纪中，双方互派的使者络绎不绝，通过长期接触、碰撞和交流，真正使这条高原古道成为一座架在藏汉两大民族之间的“黄金桥”，为增进藏汉及周边各族人民的友谊、发展青藏高原的经济、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从藏汉文史籍所载看，穿行往来于这条古道上的行人，除了唐蕃两个政权互相派遣的各类使臣外，还有从事贸易的商贾和弘法的僧人，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唐蕃双方互派的使臣往来，其次数、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据学者对史籍记载的双方使臣往来次数的统计，自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吐蕃首次遣使入唐开始，到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结束的209年间，唐朝遣使入蕃多达52次，而吐蕃遣使入唐超过100次，双方使者往还合计在150次以上，平均一年零四个月就有一次使者往来。其中开元十八年（730年）、宝应元年（762年）、长庆四年（824年）几年中，吐蕃每年遣使入唐三次；长庆元年（821年）一年之内即有四次之多。这些使臣的使命和任务所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有和亲、告哀、吊祭、修好、议盟、盟会、封赠、朝贡、请市、报聘、求和、慰问、约和以及责让等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诸方面的内容，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流芳千古的历史佳话，如文成公主入蕃和亲、唐蕃长庆会盟，等等。
唐蕃古道的开通，带动了唐蕃双方的经济贸易交往，从而丰富了双方的物质文化生活。据史载，唐代沿古道在赤岭、承风戍、陇州（今陕西陇县）等地建立起互市市场，开展以茶、马及丝绸等为主的物资交流活动。唐朝的战马、耕牛多从吐蕃等外域购入，而唐朝的茶、丝绸、瓷器等物不断流向吐蕃，当时内陆出产的各种名贵茶叶和丝绸绢缯在吐蕃应有尽有，从而满足了双方人民的生产、生活需求。由于互市和使臣往还，汉地蔬菜等农产品，酿酒、制纸、冶金、农具制造、建筑、制陶、制墨、缫丝纺织、碾硙业技术以及手工产品大量输入吐蕃，而吐蕃的氆氇、金银器等独具特色的物品也输入唐朝。当时，使臣往来的礼品，也是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使臣出使，大都携带各种礼物，从金银珠宝到缯彩锦帛，古玩珍物到方物特产，均在馈赠敬献之列。这些物品凝结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互赠互送，表达了唐蕃两族人民团结友好的深情厚谊，对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四节 吐蕃佛教文化
在佛教传入之前，吐蕃盛行本教（bon），青海也是早期本教流行的重要地区。有学者通过对甘青彩陶纹饰的研究，认为这一地区的本教历史可溯源到新石器时期，并明确提出：“实际上，所谓原始本，就是我们认同的原始巫教和巫术，甘青彩陶文化反映的正是这种原始本的原始崇拜。”
7世纪中期佛教开始传入吐蕃，并得到吐蕃王室全力支持，因而出现了佛本并行的局面。到8世纪上半期重新从汉地和尼泊尔、印度引进佛教，佛本的斗争渐趋激烈。赤松德赞时期从印度和汉地引进高僧寂护和莲花生等，培养翻译人才，大量翻译佛典，建立规模宏大的桑耶寺，剃度七试人，建立僧伽制度，佛法僧三宝由此具备，佛教大盛。赤松德赞和寂护、莲花生是吐蕃佛教的真正奠基人，被称为“师君三尊”。但不久后，吐蕃佛教内部又发生了汉传佛教禅宗与印度中观宗之间的“顿渐之争”，结果以印度佛教中观宗渐门派得胜。其后，赤祖德赞时吐蕃佛教又有长足的发展，因此，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赤祖德赞三位赞普被称为“祖孙三法王”。吐蕃佛教从7世纪中期到9世纪中期约200年，藏文史书上称为“前弘期”。
伴随着吐蕃王朝对青海全境的逐步占领和统治，地方文化也逐渐形成了吐蕃化的趋势。包括羌、吐谷浑及汉族在内的青海各民族因吐蕃统治者推行统一融合和民族同化政策而大量融入吐蕃民族当中，地方文化的吐蕃特征也越来越鲜明。”而“地方文化的吐蕃化并不是对高原上羌、吐谷浑及汉族文化的一种完全排斥，而是大量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从而使吐蕃民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特别是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赤祖德赞执政时期，吐蕃王室在统治区域内大力推行佛教，“自首邑直至边鄙四境并建寺宇伽蓝，树立教法，一切人众入于慈悲”。当年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入蕃时，都曾途经过青海。据藏文史籍《大日如来佛记摩崖释》的记载，文成公主入蕃途经青海玉树时，曾在今玉树县玉树巴塘乡的贝沟修整一个月，其间文成公主命随行比丘译师智敏负责，由工匠仁泽、杰桑、华旦等在当地丹玛岩崖上雕刻九尊佛像，中为大日如来；左右各侍立四尊菩萨，分上下两层，右上为普贤、金刚手，下为文殊、除盖障；左上为弥勒、虚空藏，下为地藏、观音，共为八大近侍弟子像。这些佛像至今犹存。佛像两侧岩崖上雕刻有藏、汉两种文字，因饱经历史沧桑，有些字迹已难辨认。据玉树结古寺名僧桑杰嘉措多年潜心辨识、研究，认为有些是松赞干布的娶亲大臣吞米桑布扎亲手书写的古藏文嘎恰字和梵文，有些是文成公主手书的汉文楷体字，另有经文、六字真言等。当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时，在今巴塘乡扎隆沟的仁钦楞寺下方三公里处营建一座佛塔，取名“文巴塔”，又名“嘉斯塔”；在今巴塘乡境内相古河对岸的邦同滩上亦建造一座佛塔，取名“格则塔”。后来在这些佛塔附近相继建成佛教寺院，都与文成公主在当地的佛事活动有关。后来金城公主于710年（景龙四年）入蕃和亲，再次经过玉树巴塘时，见文成公主原刻佛像露在岩崖之上，受风雨侵蚀，遂令随从在佛像上盖一殿堂。730年（开元十八年），又派人摹刻佛像，修缮殿堂，并在殿门旁勒石立碑为记，称：“为祝愿万民众生及赤德祖赞父子福安昌盛，依原刻佛像精雕，修盖此殿。”此佛殿就是今天的“文成公主庙”，又叫“大日如来佛堂”，它是青海最早的佛殿，也是汉藏两族人民友谊的象征。之外，在与其相邻的勒巴沟内，也有大量相传为文成公主入蕃时留下的岩刻佛像、佛塔等佛教文化遗存。
另据藏文史籍《奈巴教法史》记载，赤祖德赞时，“于卫、康、多思麻三地修建了12座闻、思、修习讲经院；卫地有三界解脱寺、噶迥、温江岛、杰材四座；康区有谐衣俄切、谐衣毕噶、恰衣龙须四座；多思麻有井几若高、扎衣噶哲、甘州昂木真、箕笛蒸噶四座。”之外还修建了“具有讲经、持戒殊胜特点之六座寺庙，……安多有龙塘计登卓、俄绒江木纽木二寺”。“断语修心之12座寺庙，……安多有林塘阿尔雅垄、梅尔雪赛金威奈、增吉凤凰丛林、朗域之舟道四寺。”另外，吐蕃在占领河西陇右后，在与青海相邻的敦煌、凉州、甘州等地也建造不少寺庙。这些讲经院和寺庙为吐蕃佛教在这一地区的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特别是在吐蕃时代，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地区成为藏汉佛典翻译的中心，大批汉文佛经被译成藏文，输入吐蕃。同时，还有些敦煌汉僧被请到吐蕃都城逻些进行弘法活动，涌现出以摩诃衍那、管法成、洪辩为代表的一批藏汉兼通、享誉唐蕃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到吐蕃王朝末，在极度兴盛的河西佛教影响下，包括青海的安多地区的这些吐蕃佛教寺院必会更加发展。从藏文史籍《安多政教史》、《凉州佛寺志》等的记载看，藏传佛教史上被称为“三贤哲”的约·格迥、藏·饶赛、玛·释迦牟尼的修行传法足迹遍及甘青河湟河西各地。今互助佑宁寺所在地，藏语称“约格隆哇”，据说是因为约·格迥修行于此而得名；今互助白马寺则是玛·释迦牟尼和藏·饶赛晚年的修行驻锡之地，因而得名“玛藏扎”（意为玛、藏二人居住的山崖）。后来“三贤哲”来到宗喀地方的西宁，最后圆寂于此，当地藏族信众将他们的遗骨建为灵塔以示纪念，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西宁大佛寺的前身。《奈巴教法史》载，约·格迥与霍尔居士释迦喜饶结伴东行，“主仆二人到安穷南木宗岩洞修行，并主持藏吉康萨处雅日普寺”。由此可见，“三贤哲”避居安多后，可能对这一地区的佛教寺院进行了走访朝拜，与此同时，亦开始了他们的传法活动。“三贤哲”在安多的弘法活动之最大业绩就是收喇钦·贡巴饶赛为弟子，由此点燃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之火种。
随着佛教势力的不断膨胀和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在唐朝和吐蕃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佛教僧侣集团与世俗统治者的各种矛盾亦日趋尖锐，在吐蕃王朝和唐朝后期都出现了强烈的反佛思潮。在唐朝，以韩愈、李德裕等为代表的士大夫不断上表，抨击佛教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诸方面的危害。唐武宗即位后，便利用这股反佛思潮，于845年（会昌五年）开始诏令全国禁毁佛教，史称“会昌法难”。几乎与唐朝会昌灭佛的同一时期，吐蕃亦开始了藏传佛教史上最严厉的一次灭佛运动——“达磨灭法”。
在灭法期间下令焚毁佛教经像；关闭、停建佛寺；强迫僧人还俗。这次严酷的灭法运动，使吐蕃佛教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据史籍称，在之后约百年间卫藏地区不闻佛法。受达磨灭法的迫害，许多僧人离开卫藏地区逃往边陲地方。
由于当时青海地区远离唐朝和吐蕃王朝的统治中心，“会昌法难”和“达磨灭法”实际上对青海佛教的打击较小，使佛教仍得以继续发展。当时藏·饶赛等“三贤哲”经阿里、黎域（于阗）逃至青海河湟地区，隐居修行，传扬佛教，首先就是因为这里远离吐蕃王朝的政治中心，此外还与这一地区的佛教传统不无关系。正是吐蕃时期青海佛教延续不断的发展，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的兴起奠定了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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