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1949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齐白石年谱》，翻开书的封面看到一张齐白石侧面照片（见附图）。照片上那副熟悉的眼镜、已经白了的长胡子、那张看似年轻的脸，这是白石老人吗？有点儿“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我是搞摄影出身的，知道拍人的侧面时能抓住神似是最难的。眼前的这张照片肯定是高手所摄，在照片下面，有“白石老人造像，罗寄梅摄”字样。说来惭愧，搞摄影的我只知道郎静山为齐白石拍过照片，却不知道罗寄梅是谁。
后来，我了解到罗寄梅是民国时期的摄影记者，而其他信息则一概不知。直到2012年嘉德秋拍推出“忆梅庵长物”专场，我才知道罗寄梅原来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其夫人刘先（原名刘芳）是名门之后。这个专场首次全景式展现了罗寄梅夫妇与张大千、傅抱石、谢稚柳等诸多文化名人近70年书画酬唱的系列珍藏。罗寄梅是早期著名摄影家，20世纪30年代在南京成立“文艺社”，1938年初在武汉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任主任。6月6日，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武昌成立，罗寄梅被选为理事，协会成立期间举行了抗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敌美术展览。
罗寄梅夫妇与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凌淑华、黄苗子、沈从文、吴作人等中国近代文化名人往来密切，交谊深厚。据资料显示，1938年底，罗寄梅随中央通讯社摄影部搬迁至重庆。当年10月，张大千的百余幅作品在重庆展出，以激励国人的爱国热情。这时张大千已有了去敦煌的想法，神秘遥远的大漠石窟也深深吸引着罗寄梅，他开始做西行拍摄的准备。1943年初，罗氏夫妇计划西行的日期临近。重庆至敦煌路途遥远，道路坎坷，其中艰难可想而知，一班好友如傅抱石、徐悲鸿、关良等纷纷提笔创作，向罗氏夫妇这堪称雄壮的艺术之行致敬。傅抱石专为此题写对联：“唯三四月肆宴重庆，将一两年稽古敦煌。”4月2日即西行前夕，众人聚会于金刚坡司徒乔的画室“双羽轩”。除了罗氏夫妇外，还有傅抱石、李可染、高龙生、张文元以及司徒乔和他的妻子冯伊梅。为送别罗氏夫妇，在座的艺术家专门合作了一幅书画作品《林和靖》，含蓄地表达了众人对罗寄梅的敬重之意，并由傅抱石书写题记。
在“忆梅庵长物”专场中，有一方傅抱石赠送给刘先的微刻方章。在这方高4厘米、边宽仅为7毫米的印章上，傅抱石用神鬼之笔刊刻了一首200多字的“百花诗”，堪称绝妙。此外，专场还呈现了1943年罗氏夫妇远赴敦煌之际，张大千、谢稚柳、郭沫若等的绘赠之作，罗氏夫妇与张大千共同在敦煌风沙中捡拾所得的敦煌残经，以及董作宾、沈从文、叶浅予、黄苗子夫妇、吴作人、庞薰琹等致罗氏夫妇的书画文翰。在嘉德2017春拍“大家：吞吐大荒——徐悲鸿的万千气象”专场中，有9件展现徐悲鸿驾驭各种题材能力的扛鼎之作，其中一件是1943年徐悲鸿为罗寄梅精心创作的《立马》，也是敦煌壮行时期的作品。罗寄梅在敦煌长达10个月的时间内拍摄了近两万件资料，是目前所见最早最完备的关于敦煌的摄影资料之一。在诸多文字记录和传记中，罗寄梅的名字都和中国拍摄敦煌壁画第一人这个身份联系在一起。
据说齐白石不愿让人照相，这是为什么呢？著名美术教育家王森然与齐白石早有交往，所以提供了许多生活细节，比如齐白石为什么不愿让人照相：“乙亥夏，叶浅予偕梁白波女士来平，至舍下见先生赠余拜石谈论甚喜。强邀余共访之。先生一见如故，尽生平欢，浅予为先生在葡萄架下摄影，并参观先生作画，先生赠浅予松鹰一幅，赠白波虾一幅，以作纪念。数日后周维善来舍下，见案上有先生像一帧，颇似林森，遂用漫画之笔速写之。余喜，装制镜中赠先生，先生绘东方朔三窃图以报维善。是年秋，郑景康将有沪上之行，欲一睹先生颜，余偕往，在借山吟馆，摄影十二帧，并放大一帧，均赠先生。先生又以大虾一幅报景康，待景康南下，则客室概不招待画像照像之镜悬矣。是盖对余而发也，思之歉然无已。”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民国时期一般人是很难拍到齐白石的。罗寄梅在当时是有名的摄影家，又喜欢和文化名人、书画名家来往。他能拍摄到齐白石，且从照片上看，不像一般的室外抓拍，很可能是在室内专业灯光下所摄。可见，这张照片让胡适在《齐白石年谱》上刊用是可以理解的。（本文作者：沈士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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