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继愈
刘文典，字叔雅，安徽人。清华大学教授，早年加入同盟会，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相识，又是章太炎的学生，他的治学路数与章太炎不同，没有走文学训诂的道路。我最先读他的书是《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陈寅恪为此书作序，说不但可以补前人注解的缺失，还可以恢复《庄子》旧貌。我读过刘先生的书，觉得陈先生的称赞未免过头了。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工薪收入者日子过得十分拮据。闻一多靠治印（刻图章），联大教授在中学教书，借以贴补家用的，大有人在。刘先生的文名早为滇人熟知，在昆明期间，滇省富绅多以请他撰写碑铭、墓志为荣。润笔丰厚，远过教中学，对经济困难的刘先生不失为一种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
我旁听过刘先生讲《庄子》《文选》。刘先生上课时，香烟一支接一支，手指熏成黄褐色，衔着香烟说话很难听得清楚。先生有一爱子约五六岁，上课时跟他同来同去。有时正讲到精彩处，小孩子跑到教室外面捉蝴蝶，刘先生一眼瞥见，不免喊一声“快回来”。如果把刘先生的课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凭空插入这三个字，就无法理解，因为出现得太突兀。
刘先生不修边幅，头发散乱，一件长衫总是皱皱巴巴。他为人直率、纯真，具有庄子的洒脱。有一次雨中，刘先生一个人打着伞慢慢走着，长衫后襟湿透，鞋子沾满泥水。同学黄钺指点说，刘先生像庄子“曳尾于涂中”。
昆明气候温和，号称“四季无寒暑，一雨变成秋”。虽说四季如春，冬季还是比较冷。一般健康人有一件毛衣或一件皮夹克，即可应付一年。刘文典、陈寅恪两位，冬天要穿皮长袍。陈先生和我们研究生同住一所小楼，冬天怕风，窗户缝隙用纸糊得严严的，不准透风。一天，刘先生访问陈，两人互争谁的身体更差，相持不下。刘先生说，我穿了两件皮袍子，可见我的身体更差，自得之色溢于眉宇间。陈寅恪不再争，服输了。
刘先生欣赏称赞南北朝时已提出的关于“诗”的定义，他在黑板上写了“诗缘情而绮靡”，认为超过后人的任何定义。他还讲，文学作品贵在以正写反，以实衬虚，用华丽的辞藻写荒凉，以欢快的辞藻写悲哀。杜甫《秋兴》八首中就用了这种方法，十分成功。讲晚唐温李诗时，咏牡丹，不用那些常用的香艳纷华字样，把牡丹的神态写活了，非一等手笔办不到。
他还讲，中国古典文学经常利用汉字象形的特点，引发读者的想象，从而增强了读者的想象力。《海赋》中用“髣髴”二字（而不用“仿佛”），好像海怪蓬头乱发在水中出没，可以增加大海的神秘气势。
刘先生平时对学生、对同事，礼貌谦和，彬彬有礼。他看到他不喜欢的人，也真当面给人家下不了台。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空军力量小，日本军用飞机经常到昆明轰炸、骚扰。联大北墙外是大片荒山、坟地，听到警报声，师生到校外后山隐蔽。有一次，刘先生躲警报，在后山遇到他平时很不喜欢的一位先生，他当面指责他：“我躲飞机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怎么也来躲飞机？”那一位先生很有涵养，对刘先生也很尊重，没有和他争辩，换了一个地方，离得他远远的。魏晋时，阮籍用青白眼对待不同的客人，刘先生在这一点上有点近似。
刘文典先生经常讲文学造诣与人格修养不可分，为人与为文是一回事。他驳斥周作人的主张。周作人说，读者读作家的作品，并不必了解作者是什么人。比如吃包子，只要包子做得好吃，不管制作包子的厨师是否强奸过他嫂子。（周作人的这段话，我不详其出处，刘文典确是对同学这样讲的。）刘先生接着说，“文学作品是高级精神产品，不同于制作包子。一个强奸过他嫂子的人能作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来吗？”
刘先生魏晋风度太多了，太任性了，联大结束迁回北京的那一年（1946年），他应云南绅士的邀请，去滇西一个县里为人撰写墓志，对方盛情挽留，请他游山玩水以助文思，一住四个星期。学校对他不按规定上课，长期请假缺课，提出了批评。三校迁回北平时，他没有随同大家北返，留在云南，应聘为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能请到刘先生，喜出望外，求之不得。从此，我再未见到刘先生。
刘先生精考订，哲学、文学修养也很高。他曾赴云南西部滇缅战线慰劳前线将士。刘先生回来，在课堂上说起在宋希濂军部，即席赋诗祝捷。他吟诵其中的二首。他习惯于叼着香烟讲话，有些字句听不清，有句云：
春风绝塞吹芳草，
落日荒城照大旗。
海外忽传收澳北，
天兵已报过泸西。
刘先生讲，杜甫有“落日照大旗”句，这里古典今用，写出了军营气势。他得意地念了两遍，所以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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