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是贾雷德·戴蒙德发表于上个世纪的一本书，曾经获得1998年的普利策奖，之后还获得了英国科普图书奖。戴蒙德用自己生物学的知识，介绍了病菌对人类历史的作用。在我人类历史上，人们经常把那些重要的战争，进行浓墨重彩地描写，但是却把病菌，尤其是传染病给低估了，这些传染病不但不是配角，而且还是历史当中的一项重要决定因素，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的格局以及国家的形态。
在我们人类历史上瘟疫总是伴随着战争。病毒有着自己栖息的地盘，当我们人类在狩猎时代的时候，由于经常迁徙，因此在每个地方逗留的时间不是很长，被感染的几率也有限。即使队伍当中有人被感染，也会因为虚弱而赶不上迁徙的队伍，因此被落下，这就意味着病毒宿主的消失。
当人类人口逐渐增多之后，以前狩猎、游牧这种粗放式的生活已经不能再继续了，因为提供不了足够的土地。随之而来，人类进入了农耕时代，人类有了固定的居所，固定的食物来源，生活条件也逐渐改善了，按道理说是一件好事。但是人类创造新家园的同时，也为病菌提供了温床，特别是灌溉农田时候，那些温暖潮湿的环境，是那些病菌天然繁殖的场所。
在通常条件下，这些农耕文明之间是很少流动的，因此像鼠疫一类的疾病只会在特定区域内传播，而且传播的范围也有限。而且各文明之间由于山川河流的阻隔，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病毒圈。古代商贸活动，来往的人数以及规模都相对较小，因此对疾病的传播也非常有限。
在公元200年左右，欧亚大陆的地中海地区、印度以及中国相继都出现了天花、麻疹等传染病，在这之后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口大规模下降，直到公元9世纪，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才逐渐稳定下来。由于传播过程中，时间跨度长，因此没有像欧洲中世纪黑死病那样，带来巨大的冲击。
对病毒传播影响最大的是战争，战争伴随着军队与商人的大规模转移，成为这些疾病的快速通道。战争意味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不同地区的人，相互接触，疾病的传染几率也会增加。即使战争结束，大批难民返乡，也会成为这些病毒的传染途径。
在人类历史上，有记录的大规模瘟疫都是由战争所引起的。比如14世纪的黑死病，也就是鼠疫。它最早的病源地是喜马拉雅山脉地区，蒙古人在入侵云南缅甸等地区的时候，带走了黄金与财宝的同时，也带走了沾染鼠疫的跳蚤与老鼠。这些病毒随着战利品一起带回了蒙古大草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鼠疫成为这些游牧民族的噩梦。
当时的牧民对土拨鼠产生了各种神秘的传说，比如不能射杀土拨鼠，它们是上天之神；如果土拨鼠进入帐篷，那么就要搬家；如果在行走的路上有土拨鼠挡路，要绕开行走等。所以当这些蒙古骑兵开始进入欧洲大陆的时候，他们约等于带着生化武器。
1346年，蒙古大军围攻了克里米亚地区的加法，鼠疫几乎摧毁了整座城市，这些病毒沿着地中海的商贸路径，传遍了整个欧洲。再加上小冰期，气候恶化，粮食减产，导致欧洲黑死病全面爆发，几乎有1/4的欧洲人在这场瘟疫当中死去。其中城市当中的死亡率达到70%，在拥挤的城市中，老鼠成为病毒运输工具，穿梭于城市中的每个角落。城市当中人们把黑色的猫当作巫师的同伴，进行大肆的捕杀，结果无济于事。
同时黑死病的大面积传播，对整个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人口的大面积减少，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因此这些农民要求更高的待遇，这也间接促使了工业化的发展。同时处在底层的农民借机向贵族领主要求更多的权力，从而也动摇了封建领主人身依附关系，间接加速了封建制度的瓦解。
而且黑死病也为欧洲的启蒙思想奠定了基础，人们发现那些天主教教士和普通人一样死去，甚至那些拥有财富的贵族，比乡村当中普通百姓有更高的死亡率。当时主要治疗手段是放血疗法，不同的病症对应着不同的放血疗法，病症越严重，所放的血越多，而当时农民是不具备这种医疗条件的，结果因祸得福。
那些生活在城堡中的贵族、修道士，密闭的空间也不利于病情的改善，因此拥有了更高的死亡率。这种巨大的反差，天主教给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因此天主教逐渐失去了公信力。没有思想禁锢的欧洲人，开始有了自由思想的启蒙，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关于病毒的历史作用，还有个令人生畏的例子，随着哥伦布在大航海时代发现了新大陆，其实欧洲人对印第安人武力的征服，远不如病菌来的可怕。
此前，阿兹特克帝国总人口是2200万，然而，到了16世纪末，人口只剩下不到200万。随后，这场瘟疫在美洲流行了近一个世纪，先后抵达印加帝国、巴西、北美东北海岸和加拿大的安大略地区。在已经产生抗体的欧洲人中死亡率不到10%的天花，在美洲原住民也就是印第安人中造成的死亡率超过90%。
为什么欧洲人能给印第安人带来病毒，而印第安人却不能用病毒对抗欧洲人呢？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美洲，在非洲、大洋洲等地区，都出现了这种非对称的情况，这里绝不是上帝的眷顾。
这些病毒主要来源于动物，比如我们熟悉的艾滋病，是来自于非洲的野生猴子，黑死病起源于和我们朝夕相处的老鼠，天花等传染病来自于我们养殖的禽类。也就是说我们驯化的动物越多，规模越大，我们被感染的几率也就越高，产生抗体的几率也就越大。
欧亚大陆驯化的动物最多，牛、马、羊、骆驼等，都是在欧亚大陆上驯化的，非洲会少一些，像猫、驴以及珍珠鸡等都是在非洲大陆驯化的，而美洲驯化的动物最少，由于没有相应抗体，所以当这些欧洲人来到美洲大陆的时候，所携带的病毒能够杀死90%以上的美洲人。
中国最早的两次人口大迁移分别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还有唐朝的安史之乱，都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被迫迁移到南方的。如果我们从地理环境来看，长江流域相比于黄河流域，拥有更多的水资源，更充沛的阳光，更适合农作物生长。但是从先秦到到五代十国，这1000多年时间里，我们的祖先却固守在黄河流域，没有向南发展。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病毒，南方天气潮湿，病毒可以在一年四季肆意繁殖，而北方因为寒冷的天气，杀死了大部分的病菌，因此当这些北方人来到南方的时候，抵抗不了如登革热、疟疾等疾病。正是因为有这些病毒的影响，向南迁徙的进程就十分缓慢，直到南宋时期，长江流域人口才逐渐增多。
同时瘟疫等这种传染病，让中医认为，人身体的病主要来自于气，《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记载：“六气分治。”分别是风、热、湿、火、燥、寒，六种气，同时和天气有强烈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气是致病的原因，而且气是病原的载体，同时也是治病、防病的要素。
而且瘴气观念背后有强烈的地域歧视，有强烈的主流文化圈与非主流文化圈的冲突。其实这些都是源于古代人们对于瘟疫的恐惧，随着南方的开发和南北方文化交流加深，岭南的真实面貌逐渐被人们所知，直至近现代岭南文化才融入主流文化圈、地域观念才发生根本性改变。
瘟疫不仅仅影响到地域文化，还影响到了宗教习惯，比如我们某些宗教禁止使用猪肉，在古代，养殖条件不像今天，猪的饮食的非常复杂，经常吃一些腐烂的尸体、粪便等，这种不干净的食物经常会携带病毒，因此感染到人类。古代禁食猪肉的宗教习俗，本质是建立在对疾病的恐惧之上，它可以减少病从口入的几率。
在我们的历史长河当中，瘟疫，被我们低估了，它非但不是历史的配角，而且还是历史进程的主要因素，影响到世界格局，国家的形态，甚至是区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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