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冬天，赣粤边游击根据地进入了三年游击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
这年的冬天，赣南山区下了一场几十年未有过的大雪，树枝上，茅草上，到处挂着一串串冰凌。冷风吹来，相互撞击，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连接不断，一直响到山的那边。
也就在这个时候，余汉谋想出了一个更为阴险的点子：封山。封山的具体办法是： 一、强迫村民们'移民并村'，把群众赶到山外去住，把分散零星的小村庄合并到大村庄。二、实行'保甲连坐'制度，将赣粤边各县圩镇、村庄，一律按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五保为一联保的形式编组保甲。规定发现一人'通匪'，全家连坐；一户'通匪'十家连株；一保'通匪'，五保连坐。三、实行经济封锁，断绝红军游击队的物资来源。限制群众购买粮、油、盐等日用品，严加盘查，不准群众往山里运送。一但发现，即以'通匪'、'济匪'论罪处决。四、组织'万人大搜山'，即强迫群众携带斧头、火柴和粮食，分路搜山。每路有粤军或保安团一个连，并强迫群众 200余人随同，对游击区进行'梳篦式'大'抄剿'。五、砍山，烧山。
余汉谋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了：即使不能把红军'剿灭'，也要利用这场大雪把红军困死，冻死，饿死。
1935 年 11月的一个晚上，特委交通员郭洪传来到信康赣县委驻地——信丰潭塘坑。
郭洪传此次前来有些神秘，在单独向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汇报后，刘符节便带着警卫员胡大炳连夜随他出发了。游击队员们预感到一定有重要情况，那时他们还不知道粤军即将要进行'封山'的计划。
第二天，天刚亮，刘符节回来了，还带来七八位同志。刘符节把大家召集到县委的一个棚子里，向大家作了介绍。
刘符节的介绍十分简单：'这位长得高大的同志叫老周，那位长胡子的是老刘。那两位年轻人叫丁上淮、宋生发……'
刘符节的介绍有的没有讲名字，也没有讲职务。但大家一看就知道老周、老刘是大干部。特殊而艰难的战争环境使红军战士们异常地敏感。但为了首长的安全，他们都不多问。大家心照不宣，心里有数就是了。
当天下午，一个重要会议就在信康赣县委驻地的棚子里开始了。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的中午。
老周、老刘就是项英和陈毅。'北山事件'后他们转移来到了这油山。
这次潭塘坑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如何粉碎余汉谋部移民并村，'封坑''搜山'的阴谋。
出席会议的有，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王龙光、刘新潮等赣粤边特委领导成员，还有信康赣县委书记刘符节，南雄县委书记罗世珍等。
会议一开始形成了两种意见，李乐天等赣粤边特委的领导主张鼓动群众坚持同敌人斗争，让群众不搬出山，甚至主张对许多斗争不坚决的群众不惜采用恐吓的方法。李乐天说：'群众若都搬出山了，目前这种冰天雪地的情形下，我们是生存不下去的，不冻死也得饿死。'项英、陈毅则不同意李乐天等人的意见。陈毅说：'如果鼓动群众不搬出山来进行斗争，那群众将要遭受的牺牲就大了。''而且也不可能。'项英肯定地接着说，'余汉谋既然搞封山封坑，就不会允许群众呆在山里不走。''那么，我们怎么办？留在山上或是进到白区去开展工作，都是十分危险的。'李乐天说。
项英认为余汉谋搞这次'封坑''搜山'行动，正是针对大雪与严冬这种特殊环境来考虑的，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进剿'，企图把群众与红军游击队隔离，使红军游击队失去生存依托，从而一举彻底消灭。因此，项英首先要求全体干部和战士在思想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对即将出现的困境要有充分的估计和心理准备。
'敌进我退'，这是经过无数次革命斗争实践验证的真理。这次当然也不能例外。但是，在具体如何运用这一政策方针的问题上，项英又有自己的想法。
单纯地反对群众出山，那显然不可能。坚守在山上，没有给养，势必冻死饿死。转移到山下白区去，等于钻进了敌人预置的口袋，也不行。项英认为这三种办法都不妥。
大家顿时肃静了。项英说得在理，事实就到了这么个严重的地步。
大方向明确后，接下去的讨论就变得具体了。参加会议的人都是身经百战的游击队员，个个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会议很快就提出了此次反'封山封坑'的总口号：巩固老区，发展新区。
具体办法是：一，有计划地分配党团员随群众一起出山，到大村去居住，在那里积极重新组织党支部或小组，继续领导群众斗争。二，动员群众离山之前把粮食埋藏起来，留给游击队使用。三，游击队主力转移到边界地区埋伏隐蔽，或深入到国民党军后方扰乱。四、组织群众性的游击小组，积极配合游击队的行动。五，动员群众以'无房住，无柴烧'为理由，开展'闹回坑'的活动。六，警告保甲长，不准他们胡作非为，迫害与游击队有关系的群众。七，做好少数落后群众的工作，使他们不受国民党军欺骗和利用。
为了加强各地区'清剿'斗争的领导，会议决定中央分局和特委领导分散到各县直接领导和指挥斗争，县委领导则分散到区委，深入到山边和山外加强新区群众工作的领导。具体分工：项英、陈毅留在信康赣县委工作；李乐天率直属队到信丰崇仙地区，向三南边界发展新游击区；杨尚奎、陈丕显到南雄县委；王龙光到大龙中心区委；刘新潮到信丰、上乐，向大庾、南康边界扩大新游击区，并在潭塘坑设立秘密交通站，建立三条秘密交通干线，分别与各地加强联系。项英还指示在信丰上乐建立特委油印处，由刘新潮负责。
潭塘坑会议是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一次重要会议。最关键的就是进一步改变了斗争策略，再度分散和缩小中央分局和特委机关以及各游击队，因而也就在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上多了一份保障。这在当时恶劣的形势下，是十分必要和明智的。
关于分散中央分局和特委机关领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游击区和县委存在着严重的游击倾向，有的用军阀主义那套粗暴作法对待基本群众，以至失去了许多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有的则生活作风腐化，大吃大喝，这样一旦到了最困难的局势下便容易发生问题，比如不习惯、闹情绪、悲观，甚至动摇叛变。因此，加强各地的领导，进一步团结并依靠群众的力量，就显得至关重要而又不可回避了。说到底，游击战争只有真正依靠群众，卧薪尝胆，才能更有力地对抗敌人，尤其是在敌人大规模的'清剿'时期。
项英在后来的《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报告中，回忆道：'我们俩（项英、陈毅一引者注）到特委（项英、陈毅率中央分局突围到达油山赣粤边特委—引者注）以后，鉴于李乐天同志不以同志态度对我们，而以下级官对上级长官方式的官僚态度处处显得比较屈从，尤其他同我们在一路不便大吃大喝，行动也不甚自由，表现得甚为不愿意，屡屡要求随队伍行动，公家无伙食，就设法逼我们带来的钱，实际他们暗埋很多钱不告诉河东来的人。我们同他相处几个月，任何事上都觉得不痛快，虽用种种拐弯抹角的方式教育他，争取他，收效却一直不大。如若留他同我们在一起，反而增加他的不满。这也是领导机关分开的一个原因。'
项英这段话是否公允，目前已无法考证。但在当时的游击区存在着游击习气浓厚、散漫、纪律不严、自由行动等现象却是完全可以想象的。那么，大敌当前，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央分局决定分散原赣粤边特委领导人，层层往下挪个新的位置，并且明确指派他们在新的环境中加强群众工作，共同对抗敌人的军事'清剿'应该说不失为一种有效之举。这显然比单纯地去进行内部作风整顿要高明得多。
潭塘坑会议一结束，各领导同志按照分工立刻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时不我待。那个时候，油山的群众几乎快搬完了，信康赣地区也即将开始要往山外迁。
信康赣和油山是两个相连的大游击区，也是敌人这次'封坑'、'搜山'的重点地域。这天，留在信康赣随县委以潭塘坑为中心展开工作的项英独自坐在一块石头上，眼望着油山，默默地吸烟。
每当有心事或烦恼的时候，项英总是喜欢一个人到僻静的地方静静地坐上一会儿。陈毅过来了。他的腿伤还没好。'想啥子嘛，不如痛痛快快先杀一盘。'
陈毅、项英都喜欢下棋，平时只要有空闲便得杀上一局，即使是再艰难的岁月，他们身边总是要带着一副棋。
项英叹了口气，形势这么严重，他对油山以及北山的游击区都不太放心。从苏区突围出来后，油山、北山曾是中央分局的落脚地，却先后都没有坚持下去。先是因为敌人'清剿'，油山大部分游击区遭到破坏，而后又是龚楚的叛变，北山也呆不下去。
项英想如果能派一个得力的人去北山与油山连接处大庾县一带负责开展工作，那就好了。陈毅深有同感，想了想，说：'这很好办嘛。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怎么样？''谁？'项英一振。陈毅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项英笑了笑，摇摇头。陈毅能去当然再好不过了，可这就意味着两个人必须分开。自从突围以来，项英、陈毅同生死共患难一起渡难关，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工作上也配合默契。这要是一分开，岂不是找个商量的人都没有？项英不同意。陈毅说这不是问题，两地相距不是太远，经常可以见面，有事还可以写信让交通员传递，彼此不会失去联系的。'再说你的腿伤还没好。我也不放心呀。'项英说。'你的脚气也不见得比我的腿好多少嘛。'陈毅风趣地开了个玩笑。
于是，两人决定分开行动。项英负责以油山为中心的信康赣县委的工作，陈毅负责以北山为中心的南雄、大庾地区的领导工作。这是两位革命战友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的第一次分开，从1936年初到1937年初，整整一年。从此，他们之间又多了一份惦记和思念，尽管这一年间他们实际上不断有来往和见面，最长的时间也不过三个月。
可以这么说，项英与陈毅的友情以及默契，是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和条件之一。
分别的时候，项英紧握着陈毅的手，他俩的身影映衬在赣南寒冷的大山之中。千言万语此时却只凝聚为一句最简单的告别之语：'保重!''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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