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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法国学者曾提出“情节剧”的概念，代指那些在道德上二元对立、对人物上善恶分明、在情节上高度情绪化的故事，“情节剧”在很长时间内被自诩上流的文艺工作者轻视，希区柯克就曾感慨，“被称为「情节剧化」是一种批评。这个术语表示歇斯底里和言过其实的夸张行为”，然而，由于它在吸引大众上难以被取代的魅力，它依然是当今流行文化的重要拼图，而《雍正王朝》就是典型的历史情节剧。
《雍正王朝》的导演胡玫是拍情节剧的老手，在《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忠诚》等剧中，胡玫都设置了二元对立的道德观、善恶分明的角色，并始终让故事保持在高度的戏剧化之中。在《雍正王朝》里，代表正义的是以雍正为代表的改革者；在《汉武大帝》里，代表正义的是巩固一统、虽远必诛的汉武帝；在《忠诚》里，代表正义的则是恪尽职守、一心为公的党员干部。这些正义的人殚精竭虑甚至呕心沥血，熔炼出戏剧所要宣扬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一套基于国家体认、大一统情怀的价值观，维护国家一统、造福社稷万民成为这些正义之人的追求，与之相对，高度个人主义的、虚伪的、势利的群体成为被批评的对象。诚如戴锦华所说，《雍正王朝》内有对执政者的体认，用胡玫的话讲，叫“当家难”，创作者通过戏剧引导观众思考执政者的不易，让观众体谅和同情执政者，进而达成对改革的支持、对执政者所维护的秩序的和解，所以《雍正王朝》要一次又一次特写雍正呕心沥血，要强调八爷党如何只顾自己、不顾百姓，在皑皑大雪中，一个孤独的君王成为政治英雄的隐喻。
再有一点，就是该剧虽然美化了雍正，却没有神化雍正，作为戏剧形象的他，仍然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急切、冷酷、专断、情绪化，这个皇帝不但有威严的一面，也有他柔软的一面，有英明果断的一面，也有意气用事的一面。甚至，他那股执着于澄清谣言渴望有人理解他的拗劲儿，还为这个人物增色不少。胡玫也没有回避这个君王有时不得不为的冷酷，所以她会设计雍正要求弘时自尽，那段戏没有多少渲染，却足够有张力。所谓虎毒不食子，但雍正却要自己的儿子自尽，因为：
“朕不杀你八叔他们，是因为你皇爷爷临终说了话……朕听先帝的话，再苦再难也不敢违了他老人家的意愿……可也正因为如此，这几个人给朕给祖宗的江山社稷带来了多么大的忧患！儿子，不是皇阿玛心狠，为了给弘历留下一个安定的基业，朕不能够留你。”
有趣的是，在《汉武大帝》中，胡玫设计了一个相似的情节，那就是晚年汉武帝为了避免吕后之事再度重演，给未来新君留下一个相对安定的政局，他赐死了自己的爱妃钩弋夫人。这是个有历史出处的情节，也是汉武帝晚年最有争议的一件事之一。从现代人的视角看来，国家与个人的矛盾在此暴露无疑，但本质上，无论是皇帝为了个人私利杀人，还是为了政权稳固杀人，都是这个皇权社会的衍生之物，在皇权社会里，大部分人的性命是被统治者裁决的。
仅仅用了不到半集，刘和平就把四阿哥和八阿哥的形象点明了，而在第一集里，剧本里其实先后出现了驿差、康熙、李德全、太子、郑春华、寻人太监、四阿哥、高勿庸、九阿哥、十阿哥、大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八阿哥、佟国维、张廷玉、马齐、任伯安、年羹尧等，二十多个人物，四十多分钟内次第出场，非但不乱，还能做到故事高潮迭起、人物个性鲜明，足见刘和平的功力。
而全剧中最能体现戏剧张力的，无疑是“八王议政”。在戏剧里，最能激起观众同情的往往是绝境，主角在这个绝境里，又需要出于长时间的劣势，犹如孤立无援，如此，观众才会不自觉地站在主角这边，希望主角逆风翻盘。“八王议政”无疑遵从了这种戏剧套路，雍正低估了自己的对手，导致他被八爷党和众铁帽子王联合逼宫，甚至，连首鼠两端的隆科多都导向了八阿哥，丰台大营、西山锐健营、紫禁城内的守卫，仿佛都已经被八爷党掌握了，雍正眼看就踩在悬崖边上，新政命悬一线。这时候发生了什么呢？汉臣张廷玉站出来了。他毅然驳斥了八爷党的谬论，有理有据地指出八王议政的荒谬、改革的势在必行，此时，张廷玉同时也是创作者的传声筒，他所说的，正是创作者想传递给观众的价值取向，就在这这一刻起，观众对雍正的同情达到了顶点。
当然，《雍正王朝》在戏剧上的瑕疵，也是非常明显的。最典型的，一是它没有摆脱帝王剧的俗套，立意终究是要树立一个明君形象，弘扬权力和儒家共同拱卫的国家价值观。其二，是它薄弱的女性形象。全剧除了清宫戏里的妃女形象，少有给人印象的，就是那个历史上并不存在的“乔引悌”，她本是贫家女儿，被十四阿哥收留，后来又成了雍正的侍女，她在整个过程里都是被动的，被权力所摆布的，而她对雍正态度的转变（从心怀怨气到由衷敬服），在创作者眼里，象征了一个有良知的人对改革者的理解和折服，但换个角度，何尝不是一种无意中流露的对权力的认可和对政治英雄的向往呢？同时，在乔引悌的身上，也能够看到父权视角的影子，柔弱、善良、被强大男性收服，真正的女性意志被消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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