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海河民工经历

 

上个世纪70年代，根治海河工程正处在重点治理防洪和排沥骨干河道的酣战时期。我老家(今河北省故城县)地处黑龙港流域，是海河水患的重灾区，自然是参与根治海河工程的重要出工地之一。自从根治海河工程开始后，村里每年都要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在春冬两季抽调一部分青壮劳力参加根治海河骨干工程大会战。我1968年高中毕业回乡,自1970年起，曾连续参加了滹沱河南堤后展、开挖永定新河、扩挖彰卫新河等3个工程4个工期的会战。那段经历,虽然已经过去快40年了，但现在回想起来，仍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忆犹新，心潮难平。

　　

　　一

　　

　　1970年春天开始的滹沱河南堤后展工程，是我参加的第一个根治海河工程。挖河筑堤，是当时农村一项最苦最累的的活儿，被称之为几大累之一。年纪大、体力弱的人一般干不了，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则不愿去吃那个苦受那份罪。那时，我在农村已经历练了一年多，打坯盖房、挖渠排涝、出窑送砖等苦活累活干了不少，自感体力已能适应。加上生产队分的粮食总是不够吃，上海河“公家管饭”，省自家口粮还能填饱肚子；不管刮风下雨，天天都记高工分（平均每天10分），比在村里干活挣得多；自带工具，每个工期村里给20元的磨损费，工程完了还可能分点儿节余，这些对于我都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于是，就在头年冬天村里动员报名上海河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全村参加那次工程的共有7人,清一色的光棍汉，最大的30来岁，最小的17岁，其他几个人都是和我一样的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上级要求各村须有一名村（大队或生产队）干部带队，但我们村没有村干部去，我们7个人中又没有党员，大队认为我回乡后劳动表现不错，又是共青团员，便指定我为“带工”即负责人。

　　在根治海河工程中，每项工程开工前，各地都要派一部分民工提前进场，为正式开工做准备，称之为“打前站”。身为“带工”，“打前站”责无旁贷。所以，春节过后不久，我就和其他两名民工提前一周开进了工地。工地在武强县城以北的沙洼公社一带，离我们村有一百三四十里地。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全靠两条腿。为了赶路，那天天还黑黢黢的我们就上了路。每人推一辆独轮车，车上装满铁锨、镢头，简单的衣被和生活用品，还有干粮、咸菜及准备搭工棚用的木杆、柴草等。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飕飕的西北风刮在脸上仍如刀割一般，嘴里哈出的热气凝聚在栽绒棉帽的帽檐上，不一会儿就结成了一层薄冰。地尚未完全解冻，路面坚硬又凹凸不平，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加之路不熟，必须边问路边往前走。不知叫了多少个大爷大哥，到晚上七八点钟天大黑下来，才赶到武邑县审坡公社的一个村子。一问，距目的地还有60多里路。我们只好在一位老乡家的草棚里借住了一夜。这位老乡听说我们是上海河的，很热情，不光为我们热了干粮，还用自家的玉米面给我们熬了一锅粥。暖乎乎地吃饱喝足后，美美地睡上一觉，第二天天不亮接着往前赶，下午三四点钟才赶到沙洼。

　　准备工作主要是搭建工棚。民工都是按部队建制、准军事化管理，一个县为一个团，一个公社为一个连，一个村为一个班，各村“带工”即为本班班长。工棚以连为单位相对集中，一般一班一个。我们连的工地在设计的河与堤之间正好有一条地势较高的地段，工棚就建在那个地方，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半阴半阳。先根据工棚长度挖一条深、宽各2尺半左右的沟，作为工棚搭起后的人行通道；然后在四周用土垒墙，前墙高1米左右，后墙2尺左右，形成前高后低的慢坡形；棚顶用杂木杆子和秫秸、油毡铺就，黄泥抹顶，一坡水。工棚前后墙各挖两个一尺见方的小洞，算是窗户。里边是用玉米秸、麦秸等铺就的大通铺，只要本班的人能人挨人躺下,棚内净长就算基本满足了需要。由于棚内仅有一条不到两米的通道可供人站立、行走，所以人们进了工棚非躺即坐，出入则需小心翼翼，依次而行。民工们都是在农村苦惯了的,远离家乡、出卖苦力，能有这么个栖身休息、遮风避雨的地方，也就知足了。至于通风、采光和卫生，那是根本无法讲究的。

　　滹沱河南堤后展工程是滹沱河中下游治理的一项重要工程。据后来看到的有关资料介绍，那个工程自深泽县西三庄起至武强县庞町村止，全长84公里。工程的规划要求是“前堤后河”，即在筑堤的同时新挖一条河，用挖河的土来筑堤，河、堤并举，堤成河成。

　　改革开放后在城乡兴起的承包责任制，那时在海河工程中已经普遍推行。总指挥部把土方分包到各县团，县团按人均土方量包干到连，连里再包干到班；每方土计一个工，一个工按4毛钱给予补助。施工进度不求整齐划一，但必须在规定的统一时间内完成。

　　

　　全部民工进场后，连部召开了誓师动员大会，号召广大民工认真落实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指示，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施工任务，确保按时竣工。会后分班进行讨论，我们全班人都憋足一股劲儿，决心不落在别的班后头，不拖全连后腿。没有想到的是，施工刚要开始，我就因为工程量的问题和连部工程员谢丙琪发生了一次激烈争吵。起因是：连部给各班分工后，我通过实地丈量，又用在学校学的几何公式对我们班的工程量重新作了认真计算，发现实际工程量要比分配工程量多出300多立方。300多立方不是个小数，每方大体要推10车土，每车四五百斤，300多方就是3000多车、50多万斤土。这样算下来，全班至少要多干五六天才能完成任务。工期要求很严，报酬又是按土方算，我觉得不能这样不明不白地多干活，让全班人吃哑巴亏。作为班长，我有责任把事情搞清楚，讨回公道。于是就找到工程员谢丙琪要求重新计算。谢丙琪是位“老海河”，在连部管工程多年，有经验也很自信，根本没把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放在眼里。他对我提出的问题不但不认账，还虎着脸说我“事儿多”、“不服从领导”。我那时年轻气盛，不服气，便和他争论起来。双方各执其理、互不相让，争吵越来越激烈，声音也愈来愈大，吵得两个人嘴角都冒出了白沫。施工尚未开始，民工们正闲着没事干，难得有这般热闹看，便纷纷跑来围观，把连部工棚围得水泄不通，不少人还“嗷嗷”叫着起哄。坐在旁边的连指导员王桂庭（公社在职干部）一直一言不发，后来见我们僵持不下，又见民工越围越多，怕闹出乱子，便赶紧站起来把我们劝开，并让谢丙琪和我一起用两种方法再算算。一算，结果跟我计算的基本一致。谢丙琪这才无话可说，表示分工不再调整，但多出的土方可以算作我们的工程量，报酬按实际工程量算。指导员赞成谢丙琪的意见，说任务已经分配到班，重新调整很麻烦也来不及了，就这样吧！说着站起身来，一边往外推我一边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你们就多作点贡献吧。”一场争吵这才宣告结束。

　　这次争吵，不仅使连部实事求是地解决了我们班的工程量问题，而且进一步增强了全班人对我的信任和凝聚力，也使我一下子在全连成了一个知名人物。全连人都知道小袁庄有个敢和老资格工程员吵架的学生民工，并且让工程员服了输。不过，工程员是个比较大度的人，并没有因此和我接下怨恨，反而在整个施工期间以及在以后许多年，和我的关系一直都处得很好。我们甚至成了朋友，彼此以兄弟相称。他还曾热心地把他的一位本家妹妹介绍给我做对象，只是未成，那是后话。

　　由于实行了土方承包责任制，所以施工一开始，工地上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竞赛热潮。特别是相临各班，都暗自较劲儿，你挖1尺我绝不挖9寸，你追我赶、咄咄逼人。左右都望不到头的工地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有线广播里播放着一曲又一曲激昂人心的革命歌曲，民工们的呼喊声此起彼伏。整个工地就像一条蠕动着的长龙，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身在其中，不由得你不被那场面那气势所鼓舞、所推动。为了确保不落在别的班后头，我和工友们商定：以相临两个班为比照，铆足劲干，争取一寸不落；上方土（从地面到河深3米以上）比较好干，要争取尽量多挖一些，以取得下方土的主动；干活不求平均，但每个人都必须尽力，确保当天土方任务的完成。从河口到大堤，行距有1里多地，而且是一路上坡；一车土（独轮推车）至少有500多斤,而且是自装自卸。每天天一亮就上工，天大黑了才收工，除去中午吃饭稍有停歇，其他时间都像被不断抽打的陀螺一个劲儿地转，每天干活的时间都在10来个小时。棉裤棉袄无论如何是穿不住的，就是夹裤夹袄也是不一会儿就汗湿斑斑，重车紧贴身，轻车透心凉。但包干任务摆在那里，“打滚脱不了死”，早晚都是这几个人的活，所以尽管一天下来疲劳不堪，却没有一个人偷机取巧，个个像上足了劲儿的发条，甩开膀子干，常常不等吹出工号就上工，收工号吹了还要争取多推一车土。班里的工程进度从一开始就一直处于全连上游。

　　

　　但是，第一天干活我就差点出了丑。“带工”的主要职责就是带头干活。我在7个人中不是体力最强的，但我深知自己的表现直接影响全班，所以我每次都把车装得满满的，并且力争每趟都走在大家前头。那天,我可能是缺乏这种一刻不停的强劳动锻炼，又有点过于着急，将近中午的时候，就感到头有些发晕，腿有些发软。但我不敢稍有懈怠，怕因为我的懈怠影响到他人。就在即将播放收工号子的时候，我在推土上坡时，两眼一黑，连车带人一下子栽倒在了路边，满车土倾撒了一半。工友们见状赶紧帮我把车扶起来，并一再劝我不要再推了，反正快收工了，工程快慢也不在乎这一车土。施工刚开始就在我这个班长身上出了这样的事,我感到脸上火烧火燎的，很丢人。我从心里暗暗责备自己无能，一再告诫自己：一定要稳住劲儿、坚持住，无论如何不能趴下。稍定一下神，我坚持把那车土推上了大堤。

　　随着工程的推进，河越挖越深，堤越筑越高，活也越干越难干。河深挖到3米以下，土越来越湿，也越来越沉；再往下挖到了沙层，沙层不断渗水，工地上泥水一片，必须边排水边挖土。一车土变成了一车泥，重量由四五百斤变成了五六百斤，劳动强度大大加大；虽然天已渐渐暖和起来，但在几米以下的泥水里作业，鞋不能穿，裤腿挽到膝盖，水溅泥甩，脏不说还透骨的凉。这还不算，关键是想快而快不了，想多推也多推不了。装车时满满两筐泥，走起来连颠带晃，泥水从筐缝里不断往外流，推到堤上只剩多半筐。河坡（1:3）堤坡(1:2)虽不算陡，但河深了堤就高了，推车爬坡，再有力气的人一个人也推不上去，必须有专人拉坡、互相帮推。推车人和拉坡人都腰弓腿蹬，使足浑身气力，不仅特别费力，而且存在事故危险。一旦拉坡人不慎跌倒或拉坡绳脱钩、断了，推车人支持不住就会连人带车翻到河底，轻则划破皮肉，重则造成伤害。十里铺村有个叫王书元的民工，因为拉坡绳断后来不及放倒小车松开车把，数百斤重的车子挟带着他加速度倒退河底，结果一屁股坐下去，正巧坐在一根直立的锨把上，锨把插进肛门两三寸，住了3个多月的医院才痊愈。为了避免事故伤害，人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工程进度明显慢了下来。开始时的欢声笑语少了，拉坡时低沉的号子声，互相帮扶时的哼嗨声，以及临班之间为“界墙”“界沟”和排水矛盾而发生的争吵声，渐渐多了起来。人们再也没有了开始时的那种生龙活虎，而是上工时懒懒散散、一脸无奈，收工时歪歪斜斜、一身疲惫。一天下来，个个累得就像浑身散了架似的，一头扎在铺上就再也不想起来。我们村那位17岁的民工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实在坚持不住，只好中途退场，让村里另换了一个民工。

　　河越下挖，作业场面越窄狭，加上河床里又是水又是泥，几辆、十几辆车子穿梭往来，如果方法不当很容易造成秩序紊乱，影响施工进度。为此，连部及时组织各班班长互相观摩学习，还发动“老海河”献计献策，一起研究解决办法。比如：为了解决带水作业的问题，采取开大蹬、放缓坡、阶梯式、一手清的办法；为了解决场面狭窄、容易窝工的问题，采用适当拉开距离，交错使用车位的办法；为了合理配置劳力，采用强（身体壮的）推（车）弱（身体比较弱的）拉（坡）的办法，等等。这些科学的施工方法，既保证了施工的科学有序，也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施工中最容易出现的矛盾是“界墙”、“界沟”。“界墙”是在挖河过程中形成的，“界沟”是在筑堤过程中形成的。相临两班在交界处谁都不愿多挖或多填一锨土，总是“留有余地”，时间一长，“界墙”和“界沟”便逐渐形成。“界墙”、“界沟”严重影响统一施工。特别是越到下方土这种负面影响越明显，在河影响排水，在堤则影响统一碾轧。因此，团部连部的干部到工地巡视，监督拆“界墙”填“界沟”是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一旦遇到这类问题，他们先是要求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就现场监督由双方出人强行解决。我们班的左邻是南二屯班，右邻是十里铺班。两个班和我们同属一个连队，两个班的班长都是比我大几岁的“老海河”。他们深知“界墙”、“界沟”不仅影响正常施工，而且影响相互关系，所以，从一开始就和我商定要由班长亲自把关，注意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3个班长都和自己的工友打了招呼，坚持宁可自己多干点，也不给“界墙”、“界沟”形成留隐患；一旦发现有苗头出现，班长就主动去放平。结果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我们基本没有为此产生过矛盾，更没有吵过架。

　　70年代初的民工生活本来就很苦，那个工程中的伙食尤其差。国家给每个民工每天定量补助2斤粮食，而粮食的供应却由当地解决。武强县是个有名的国家级贫困县，地势低洼，遇雨易涝，种高粱很多，因此供给民工的粮食品种，40％是高粱面，40％是玉米面，20％才是面粉。国家定量不足部分由生产队解决，而生产队补助的粮食也全都是玉米、高粱等粗粮。那时的物价虽然比现在低得多，但按规定平均每人每天4毛钱的伙食费，分到一日三餐根本没有什么副食可言。所以，每天的伙食基本上是早晨窝头加咸菜，中午、晚上窝头加白菜汤，偶尔吃顿面食、沾点腥荤，人们就跟过年似的高兴。越是伙食不好，越是吃得多。发面的高粱窝头，再难咽也得使劲儿往嘴里塞。我们村的几个小伙子平均每顿都要吃五六个，有的吃七八个。就这样，还顶不到收工的时候，常常离收工还有一个多小时，肚子就饿得“咕咕”叫了。听说在那个工程中，有个班的民工在改善伙食时打赌看谁能吃，一个青年民工充雄耍愣，把半斤面一个的“肉龙”（一种用白面卷肉馅做的面食）横着排，吃了一胳膊（足有七八个），还另加了两个高粱窝窝头，结果给活活撑死了。若不是伙食差，肚子里没油水，肯定不会出现那种悲惨的事情。那个工程下来共100多天，我们7个人共吃了2000多斤粮食，平均每人每天2斤9两多。

　　

　　活儿那样累，生活那样苦，还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地区海河指挥部有一支专为海河民工组建的文艺宣传队，但由于海河工地战线太长，一个工期也难得看上一两次。民工们白天最主要的文化生活是听高音喇叭播放革命歌曲和革命样板戏，再是期盼着有妇女过工地。平原上村落密集，施工阻断了许多乡村道路，老百姓走村上店串亲戚不得不艰难地从工地上穿越跋涉。每当有穿红戴绿的妇女经过的时候，那些远离家乡、远离女人、情感压抑的汉子们立刻就会像注射了兴奋剂一样亢奋不已，即可发出莫名其妙的吼叫声。首先是能看到女人的民工叫，接着是附近工地的民工跟着叫，当远处再远处的更多的民工明白了这吼叫声的原因的时候，他们就好像自己也看到了那个女人，也便紧跟着吼叫起来。吼叫声一浪接一浪传递着，如山呼海啸一般，工地上就像过狂欢节似的热闹。这事现在听起来似乎有些卑俗，但当时确实是那样。民工们并没有任何邪恶之念，不过是一种久被压抑的自然情感的宣泄罢了。它不仅给民工们带来了愉悦，也带来了干劲儿，那会儿的活肯定比平常干得欢干得好。民工们晚上的“文化生活”就是钻进被窝后说笑话、讲故事，内容雅俗、文野不限，而且越是俗的野的，大家越欢迎、越爱听。有时话题“枯竭”活跃不起来，就分派“任务”，要求每人必须讲一个；谁不讲，就掀掉他的被子，让他赤身裸体暴露在众人面前，名曰“看光”。但这样的时候一般都不长，苦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常说着说着就打起了呼噜。正值文革时期，海河工地上也要求业余搞运动。尽管人们对此普遍有抵触，但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伟大革命”，谁也不敢不执行，所以每个工期连里都不得不应景式地“运动”一两次。无非是念念报纸，或找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民工鸡蛋里挑骨头，加点诸如干活不卖力、不服从领导之类的莫须有罪名，批判一通。每当遇到这样的活动，民工们总是怪话连篇，即使懒懒散散到了会场，不是心不在焉互相聊天，就是把头扎进两腿中间睡大觉。至于学的什么，没人听进脑子去；批判谁、批判什么，也没人拿着当真。学习批判过后，照样和被批判的人勾肩搭背、说说笑笑，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比较轻松的是工程收尾的时候。这时候，河挖到了底，堤筑够了高，主要的活儿是“找平”。“找平”是个细致活儿，不仅要把河底、河坡、堤顶、堤坡都铲平拍实，而且要使整个工程贯通一致，达到验收标准。民工们虽然还是天天出工，因为没有了大批量的土方压力，于是又恢复了开工初期的热闹。人们一边像绣花似的把不平的地方仔细地铲平、拍平，把铲出的土推出去；一边像玩游戏似的说笑着、打闹着，工地上一片铁锨拍土的啪啪声和人们轻松的说笑声。工程终于通过验收了，站在河口和大堤上眺望，那河与堤都像一条巨龙蜿蜒盘桓匍匐游弋，不由得让人心旷神怡，顿生一种“干大事”的成就感。

　　整个滹沱河工程大约进行了3个月。我们班由于大家的协力苦干，不仅提前完成了施工任务，而且质量验收优良，为此被评为全连的施工先进班，受到了表彰，还得了一张奖状。滹沱河工程完成后，我们又参加了为时七八天的开挖天平沟工程。天平沟是武强县境内一条与骨干工程相配套的排涝工程，武强县已组织县内力量挖得差不多了，为了赶在麦收前完工，请求我们去支援，主要是帮着做好收尾前的一些工作。因为是支援，工程量又不大，所以干得比较轻松。此时临近“芒种”，天已经完全暖和起来，太阳热辣辣的，民工们大都只穿一条短裤、扎一条腰带干活，个个晒得就像非洲人似的。等到天平沟工程完工“班师回朝”的时候，已是遍地金黄的麦收季节了。

　　

　　二

　　

　　1970年秋后和1971年春天，40多万海河民工云聚天津市北部的荒草滩，进行了根治海河的又一项大工程――开挖永定新河。不过，这次我不再是一个推土干活的苦力，而是一名公社民工连的聘用干部了。

　　我被聘为公社民工连干部，滹沱河工程中的连队指导员王桂庭起了关键作用。王是公社脱产水利干部，我和他过去并不认识，是在滹沱河工程中和工程员争吵时才有的第一次接触。据他后来跟我说，正是那次我和工程员的争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我们班在那次工程中的表现，使他觉得我这个刚出校门不久的高中生，肯吃苦、尚实干，而且头脑清楚，能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际，很难得。因此，在公社党委组建永定新河工程连队班子时，他极力推荐了我。

　　公社连队的班子，一般由指导员、连长、工程员、财务员和司务长组成。人数比较多的连队，有的增设一名副连长或副指导员。我们公社民工连只有100多人，属于小连队，因此没有增设副职。指导员由公社在编干部担任，是连里的“一把手”；其他几个人分别负责工程、财务和司务。永定新河工程中，我们连的指导员还是王桂庭，工程员还是谢丙琪，连长是何庄村的民兵连长刘国玉，财务和司务则由我一人兼任。

　　从一个卖苦力的民工，一下子成为一个公社连队的“民工头”，我感到很光荣。我们家土改时是中农，“四清”中被“提拔”为上中农。在那个讲阶级、重出身的年代，能让我担此重任，须知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但我从未接触过财务和司务工作，而这两项工作在整个工程中又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弄不好，不光民工们有意见、要骂娘，影响工程的进展，还可能会给自己招来麻烦，影响以后的前程。所以，高兴之余，我又感到压力很大。我要求指导员调整我的分工，指导员不许，虎着脸对我说，公社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情，你说调整就调整？接着又鼓励我说，一个高中生还干不了这点事，那不忒傻才（没出息）了？只要用心，保准能干好。你就放心大胆地干，有问题我给你兜着。就这样，我成了全连民工的总后勤。

　　永定新河是新开挖的海河流域北系四河（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蓟运河）的共同入海河流，是海河流域北系的重要泻洪河道，由西往东至北塘入海，全长60多公里，全部位于天津市境内。新河河宽500米、深5―8米，是一条泻洪能力按50年一遇设计的特大工程。

　　永定新河工程最大的特点是地处荒凉、人烟稀少，民工密度大、施工难度大。施工地段大都处于沼泽地、盐沼泽地，二三十里地不见村庄，连棵树都很少见；地里芦苇、茅草丛生，污泥水洼遍地，到处是一片偏僻、荒凉的景象。因为职责所系，各连队的后勤管理人员无一例外都是提前进场人员。从我们县到工地，最近的也有四五百里。由于路途太远，进场都是坐的货车（敞篷货车）。当我和工程员一起带领“打前站”的民工，从位于天津东南的军粮城火车站下车徒步开进场地的时候，完全被眼前越来越荒凉的景象惊呆了。由于没有现成的路可走，所有首批进场人员每人必须装满一车干土，边砍苇草边垫路边往前走，以便给自己也给后边大批民工进场开辟道路。行进中，不时有人、车陷进泥里，不时有野兔和蛇从苇草丛中蹿出，常常听到人们发出的一阵阵惊呼声。那阵子，我才切身体悟到了在书上读到的“披荆斩棘”一语的含义。

　　全部民工进场后，几十万人聚集在60公里长的工地上，平均1米多就有一个人、一辆车，那真叫摩肩接踵、人海如蚁。由于是沼泽地，工程已没有上方土下方土之分，施工一开始就得和泥水打交道。先排水后挖土，并且要边挖土边把挖出的芦苇蒿草捡干净。河土是用来筑堤的，大堤是天津市北部的防洪屏障，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必须确保土实堤坚，不出问题。民工们每人一双高腰雨靴，天天水里来泥里去，一开始就吃尽了苦头。

　　工棚尽管尽量建在地势较高的地方，但也绝不能像在平原上施工时那样从地面下挖建成半阴半阳，只能在地上建简易草房。除去建工棚用的支柱和房檩必须从外地运进外，其他的全部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芦苇和蒿草派上了大用场：棚墙是用芦苇扎成的把子围成的，棚顶是用芦苇编成的笆铺就的；棚内睡觉的铺则是用芦苇和蒿草厚厚地垫起来的。墙内外和棚顶抹上泥巴，一个工棚就算大功告成。由于工棚建设有统一规划，标准要求也大体统一，又由于施工密度大，一个连队紧挨一个连队，因此，整个工地上的工棚建成后，从外边看就像规划统一的农村住房一样，整齐还不失漂亮。

　　但这样的工棚，远不如平原地上建起的“半阴半阳”实用。一是十分潮湿。地下潮，地上也潮，衣服和被褥很难有干透的时候。住在这样的工棚里，时间一长，不少干部、民工患了腰疼腿疼病。二是防火性能差。里里外外都是木秆蒿草，随时可能出现的火灾使人们整天战战兢兢。驻地严禁吸烟，伙房里的火熄灭后还要用水浇两遍才放心。就是这样，也难免万一。1970年秋季的工程刚结束，和我们相临的一个连队（记得是枣强县的）一老一少两位留守民工，晚上睡觉时没有把灶火彻底熄灭，半夜里小火星酿成大火灾。那晚上的风还挺大，呼呼的西北风足有四五级以上。火借风势，很快便把那个连队的工棚变成一片火海。附近尚未退场的民工都惊醒了。县团一边紧急联系离工地最近（四五十里地）的塘沽区消防部门前来救援，一边组织在场民工紧急救火。但火苗子一蹿几丈高，烈焰腾腾，根本无法扑救。临近连队的民工全都出动了，泼水、撒土，都无济于事。人们干着急没办法，只好退而求其次，力保不使祸及其邻。临近连队的民工们手持铁锹，身披湿过水的衣被、褥单等，一溜儿排开组成人墙，严把死守，防止大火蔓延。当塘沽方面的消防车一路呼啸着开进现场的时候，大火已经把那个连队的工棚烧成灰烬，两个民工也已无法获救。我亲眼目睹了那场火灾，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触目惊心、惨不忍睹。

　　永定新河工程的施工难度虽然大，但由于后勤保障系天津市负责，天津市又非常重视，所以民工生活要比滹沱河工程好。副食没有什么改变，还是白菜、萝卜加油盐，主要是供应的粮食品种有了很大改善。滹沱河工地上吃厌了的高粱面没有了，细粮的比例增加了，不仅能经常吃到面粉，还能吃到许多民工有生以来见都没见过的久负盛名的天津小站大米。尤其是刚进场和施工刚开始的时候，沟汊水洼中有不少鱼虾螃蟹，有的竟大摇大摆径直爬进民工的工棚里，民工们开始抓住就弄死到处乱扔，很快醒悟过来便顺手抓来用于改善生活，倒没少吃到煮螃蟹、熬鱼虾之类的美味。

　　

　　最缺乏的还是文化生活。除了晚上爬在被窝里说笑话、讲低俗荒诞的故事外，没有别的。由于地处荒凉，工地上从没有老百姓来过，因此，就连在滹沱河工地上有妇女经过时那种令人兴奋的机会也没有了。一些精力充沛的民工只好在工余时间找地方自寻其乐。离工地不远就是金钟河，金钟河直通渤海，海水涨潮落潮给金钟河带来了民工们从没见到过的壮丽景观，民工们便纷纷跑去看。有些人还等落潮后赤脚在松软潮湿的沙滩上拣那些落难的鱼虾，跟在挖海蛎的孩子们屁股后边学挖海蛎。离工地不远有一个北京市教养院，据说是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被俘人员集中管制改造的地方。还有几个“五七干校”，记得有中央音乐学院的、北京语言学院的、北京医学院的等。有人说电影《林海雪原》中的“小白鸽”白茹的原型，就在北京医学院的干校劳动，文革开始时是医学院的党委副书记，人长得非常漂亮。心存好奇的民工们便纷纷跑去看究竟，不知道哪一位是白茹又不好意思问，便场里地里到处去找，见到漂亮些的中年女同志就不转眼珠地瞅，一边瞅一边指指划划，搞得人家莫名其妙。有的看完人又去逗牛，甚至把公牛和母牛弄到一起搞交配，影响了干校的生产，被人家告到了县团指挥部。

　　由于海河工程实行的是义务劳动、公家管饭、不计工资、适当补助的政策，连队的收入全部来自国家拨款；国家拨款又全部是需要向民工兑现的各类补助，不准拖欠更不准克扣，必须全部用在民工身上或发给民工本人，所以海河连队的财务比较简单，基本上属于统收统支、吃光分净的财务。国家对民工的补助主要是生活费，按分配完成的土方计算，每方土4角钱。另外还有进出场费，按乘车和步行的不同情况、不同标准计算；因风雨停工、因公负伤的补助费，报经上级批准后按规定标准计算。县团后勤部设有计财处，负责对各连队财务的统一管理，对各连队实行民工生活费先预支后结算、其他费用最后结算的办法。因此，连队财务人员的主要工作，是在工程进行中定期到县团财务预支生活费，有计划安排支出，掌握收支平衡，管理好日常账目；工程结束后搞好结算，包括与县团财务的结算及与民工的结算。在海河连部的工作中，财务工作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一份工作。但由于我管财务又管司务，所以就没有了这份轻松。

　　司务工作管的是全连人的吃喝拉撒睡，比财务工作繁杂得多。首先是要安排好全连人的一日三餐。虽然天天是老一套，无非稀饭窝头、窝头稀饭，偶尔改善一下，吃顿面食，根本谈不上什么经常变换花样、增加营养，但保证民工吃饱却是必须做到的。国家定量供应的2斤粮食不够吃，用自带粮加量的事天天都有、村村都有。为此，司务长必须提前摸清底数，量用为出，有计划安排，以免发生做少了让民工饿肚子的情况。全连100多号人，每天都要蒸200多斤面的干粮。还要时刻注意饭菜的卫生，保证不让民工因饭菜有问题闹毛病。改善伙食就是改粗粮为细粮，主要是蒸肉龙、炸油条之类。但何时改善，要根据工程进展情况安排，一般在工程初期和后期改善少一些，因为这两段时间的劳动强度相对小一些。为保证一日三餐，就要及时搞好采购，保证粮煤油菜等不断档。什么东西该买了，买多少，组织几个人去，这些都要时刻挂在心上，及时安排落实。另外，每天还要组织人给工地送水，一天两次（上午、下午各一次），风雨无阻，保证干活的民工能及时喝上开水；还要注意照顾好病号，为他们调理饮食，帮助他们买药就医；还要经常检查防火情况，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所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事务性工作，司务长都得把心操到，漏了、误了哪一样都不行。

　　海河工地没闲人。民工们不用说，就连指导员和连长、工程员也几乎天天盯在工地上，很少呆在工棚里，后勤的事全靠我和几个炊事员。炊事班只有3个炊事员，一个50多岁，两个30左右岁，管做饭又要管采购管送水等后勤杂务，常常一个人顶几个人用。好在连里的其他干部和几位炊事员对我的工作都很体谅、支持，凡是我一个人干不了的事，不管我是否开口求助，只要他们看到了、听说了，就主动帮我，没有人袖手旁观。比如到供应站买东西、上工地送开水，从连干部到炊事员，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只要他们抽得出身来，都二话不说，和我一起上。指导员王桂庭身体比较胖，又患有高血压和低血糖，活动量稍微大一点就浑身出汗，但他没少帮着往工地挑担送水。50多岁的炊事员郭念栋身体比较弱，但每次送水买粮都和年轻人一样抢着干。年轻一点的炊事员胡书芳有时一次挑两担水，没点体力和功夫还真不行。天津市海河供应站的工作人员都是国营商店的职工，很体谅我们这些连队后勤人员的辛苦，经常动员从市里来送粮送煤的师傅直接把汽车开到各连队，省了我们不少事。

　　管财务和管司务都需要记账。因为我是一身兼二任，所以就把两本账合成了一本。我虽然没有记过账，但由于海河连队的账不搞成本核算，基本上是流水账，只要分好科目一笔一笔记清楚就行，所以掌握这项技能并没有费多大工夫。关键是珠算。我上学时珠算没有学好，简单的加减乘除倒是会，但不熟练。尽管进场前专门让当过生产队会计的二哥陪我练了几天，但在开始一段时间里，仍然经常出错，不是钱多了就是钱少了。账对不起来是做财务工作的大忌，所以我不敢有半点马虎。连里的干部和炊事员们住在一个工棚里，我的办公桌就在工棚的一角。由于白天杂事多又比较乱，所以记账、对账我大都安排在晚上人们休息以后，常常为记账、对账熬得很晚。时间一长，就有老同志劝我说：差个块儿八角的何必那么认真，最后找齐就行了。可我不敢，总觉得不搞清楚心里不踏实，哪怕有一分钱的差错，也不厌其烦地反复计算，直到搞准确为止，坚持每晚都把当天的账核对清楚、记录准确，做到日清日结，账、物相符，不留尾巴。

　　管财务和司务，都有个坚持财务制度的问题。不记得当时有什么成文的规定，更不像现在有那么多“严禁”和“不准”，但人们在这方面都非常自觉。指导员王桂庭对财务和司务工作，除有时过问一下收支平衡情况外，其他从不插手干预。连里的干部们和民工在同一个食堂吃饭，吃同样的饭菜，从没有一个连干部有过多吃多占的情况和要求。遇到改善伙食，只要有剩余，下顿都分给各班或留给病号，连干部们从不多吃一口。偶尔有炊事员把剩下的多吃一两顿，也是偷偷的，不敢让连干部知道。完工后分工程节余款，连干部也从来都是拿平均数，不多拿一分钱。特别是指导员王桂庭，身为脱产干部又年近半百，不仅天天坚持和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从不贪占民工半点便宜。他经常对连里几位“聘干”和炊事班的同志们说：民工们汗珠子摔八瓣拼死累活挣口饭吃不容易，我们得讲良心，可不能做对不起他们的事。1971年春季工程结算完以后，我们连还有一些节余。我和指导员带着一部分节余款结伴回家，路过天津时，决定去尝尝久闻盛名的“狗不理”包子。那时候的“狗不理”很便宜，饱餐一顿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思量了半天还是没敢吃个够，狠了狠心每人只要了2两，最后还是指导员自己掏的腰包，算是他请我的客。由于大家都自觉遵守财务制度，不搞特殊，永定新河工程期间，县团多次组织财务、司务联查，每次都对我们连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

　　在海河连队管后勤，开工前要提前进场，收工后却要走到最后，不像当民工工程一完就可以拍屁股走人。按上级要求，每个工期结束，涉及民工的各项补助费，都要在民工退场两三天前结清，做到“工完账清、政策落实、分配兑现”。实际上，这个要求在时间上根本做不到。因为需要兑现的民工生活费指的是工程款的节余部分，这部分费用就连县团在民工退场前两三天都做不完，更不要说连队还要核算到村、到人了。所以，每个工期结束后，连队干部都要再在工地滞留几天，一是搞好和县团的结算，二是在指导员领导下，工程、财务、司务结合在一起把本连队的结算搞完，以便回去后尽快向民工兑现。民工退场后再向民工结算，需要一个村一个村地跑，并且必须和大队干部、带队民工直接见面，逐项交代清楚；有争议时还要共同核对协商。我们公社共18个大队，方圆几十公里，虽然平原地带交通比较方便，但骑自行车跑个遍，逐个结算清楚，每个工期完了至少要再跑一两个月。

　　

　　三

　　

　　永定新河工程完工后，1971年秋季又开始了彰卫新河扩挖工程。这是我参加的根治海河的第三个工程，也是最后一个工程。我仍被公社党委指定为连部组成人员之一，考虑到财务司务一人兼忙不过来，就让我专管财务不再兼管司务了。

　　漳卫新河是河北省与山东省的一条界河，西南东北流向而后进入渤海，是海河流域一条重要的排沥河。那个工程中，我们县的工地在沧州地区东光县的后店和张彦恒一带，过了河便是山东省的宁津县。宁津县原来也属河北省，1965年行政区划变动，归了山东。这一带生产条件比较落后，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从我们县到施工地，最远的有200多里地，因为不通铁路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所以民工们仍是徒步进场。住的仍是滹沱河工程中那样半阴半阳的工棚，吃的仍然是窝头菜汤。但由于这里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施工条件比永定新河好了许多，民工们少受了不少罪。

　　施工中是扩挖和清淤并行。秋季的彰卫新河存有不少积水，深的地方有一米多。为了保证施工的正常进行，开始时县团指挥部调集了许多台抽水机集中排水。那时候的河水没有污染，排水中虾蹦鱼跃，给民工们带来不少欢乐。

　　县团指挥部对工地上的宣传工作历来很重视，要求各连队不仅要在驻地书写标语、张贴宣传材料，营造宣传声势，还要积极向县团广播站和油印小报写稿，表扬好人好事、推介先进经验。以前，我们连由于连部人手少没人管这些事，即使为了应付勉强写几幅标语贴出去，也常常是刚贴不久就被风刮得没有了踪影。彰卫新河工程中我只管财务不管司务，有了一些空闲，原本对搞这种形式主义不感兴趣的指导员王桂庭，便让我兼管一下这件事。我找来一些白灰，在连部和民工的工棚前壁上写满了大标语，如“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要斗私批修”、“一定要根治海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等等，其中“一定要根治海河”几个字还是仿照毛主席的字体写的。工棚区多了这些标语，宣传气氛一下子浓了许多。记得我还写过两首小诗和几篇工地报道，写的什么、是否采用，已记不得了。多年以后，听一位曾在那个工程中担任过县团领导职务的老同志说，我在彰卫新河工地上写的诗还被选入了县团编辑的《海河民工诗选》。

　　彰卫新河工程期间让我最没想到，最感震惊的一件事，是听说了林彪叛党叛国、摔死异国他乡的惊天消息。记得是在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从未召开过工地全体党员会议的县团指挥部，突然通知全体党员到县团开紧急会议。民工中党员很少，我们那个工棚里（连部和炊事班）十来个人，除指导员王桂庭以外，唯一一名党员是炊事员郭念栋。郭念栋是我们公社南郭庄人，是个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我们俩从在永定新河工程开始晚上睡觉就铺挨铺，关系不错，平时无话不说。他临去开会前跟我嘀咕：“真是奇了怪了，县团什么时候开过党员会呀，今儿黑下要开党员会，累得不行，不去还不行。”郭念栋开会回来的时候，我刚记完账躺下还没睡着。等他钻进被窝，我便轻声问道：“开的什么会呀？”他老半天不作声，好像什么都没听见。过了好一会儿，才听他深深叹了口气，然后把身子向我紧贴了贴，昏暗中把嘴巴凑近我的耳朵，用只能我听到的极小的声音说道：“老二完了。”老二？老二是谁？我一时摸不着头脑，转脸向他愣愣地看着。他见我不明白，便又补充了一句：“副统帅，在蒙古摔死了。”紧接着又叮嘱我说：“千万不要往外说！"。副统帅？我一下子明白了：是林彪啊！林彪怎么就完了？他怎么摔死的，为什么会摔死？难道他跟毛主席真的有二心？他不是毛主席亲定的接班人吗？这一连串的问号立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此时的郭念栋已经背转身去不再说话。我知道此事的传达范围目前还限于党内，处在保密阶段，于是便不再多问。但那一夜我很久未能入睡，那个身着绿军装、手举《语录》本、一脸谦恭，总是紧跟在毛主席身后的林彪的形象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不几天，林彪摔死蒙古的消息还是在一些民工中悄悄传开了。平时只知道干活吃饭、吃饭干活的民工们，此时表现了对国家大事格外的关心和热情。“林秃子死了！”这是人们相互传送消息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言语中豪无掩饰地流露出对林彪的蔑视和对林彪之死的快意。有的人甚至当着指导员的面议论林彪，说林彪鹰钩鼻子扫帚眉，说话尖声尖气像个娘儿们，早就看他不像个好人。指导员一脸严肃，却装聋作哑，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什么都没发生过。

　　那期漳卫新河工程结束不久，我正在和各村的民工搞结算，突然接到公社党委秘书通知，说县委要召开四级干部（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罪行，公社党委决定由我作为公社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列席县里的大会，并要求我在会前和公社中学的语文老师师俊杰一起帮着公社写几篇批判发言材料。于是，我只好暂时放下正在进行的工程结算（未完部分是在会后完成的），立即投入了材料撰写工作。

　　公社党委确定的批判材料共3篇。一篇是准备由公社党委书记发言的材料，着重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一篇是准备由复立村大队（一个曾被侵华日军烧毁、后在共产党帮助下重新建立起来的村庄）党支部书记发言的材料，着重批判林彪的“今不如昔”论；一篇是准备由我发言的材料，着重批判林彪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论。那时，中央文件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已经发到公社党委一级，我和师老师因为任务需要被获准提前进行了学习、阅读，又到复立村大队作了一些调查，然后便开始了写作。初稿拿出后经党委秘书修改、公社党委审定报县委办公室。由于3篇文章在内容上各有侧重，注重用事实说话，批判有针对性，所以，县委办公室未作大的修改便全部列入了大会发言。

　　在大会上作批判发言的知识青年还有谁，已经忘记了，但当过海河民工的就我一个。我在发言中主要结合的也是自己参加根治海河工程受到的锻炼和体会。根据当时的认识，我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确实是我们党反修防修、培养和锻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战略举措，林彪将其污蔑为“变相劳改”，不仅十分荒谬，而且包藏祸心，很反动。

　　没有想到的是，那次大会之后，公社党委没有让我继续参加彰卫新河的二期工程，而是作为“聘干”把我留在了公社机关工作，从而结束了我的海河民工生活。

　　根治海河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治水运动，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无论现在的人们对那场运动的利弊得失作如何评价，作为亲历了那场运动的一名知识青年，我始终感到那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段很有意义的经历。它首先使我强壮了身体。我虽出身农家，但由于十几年学生生活缺乏劳动锻炼，身体十分羸弱，是海河工地的强体力劳动使我变得强壮起来。它也使我更加切身感受到了农民的疾苦。吃那么差的饭干那么重的活，那样的艰苦又是那样的无奈，那是任何一个未身历其境的人都体验不到的。它还使我增强了与艰难困苦作斗争的信心和韧劲。以前常听人说，能吃得了挖河的苦就没有吃不了的苦。在经历了那段海河民工生活后，我深感此说确有一定道理。可以说，自那以后，我再没有为农村的苦和累犯过难、发过憷。我觉得这一切都在我此后的人生道路上，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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