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洋务先锋山西巡抚胡聘之 

    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外国的入侵，清王朝的部分官员为稳定封建统治地位，开始兴办所谓“洋务”。他们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建立新式海军，创办近代机器工业，顺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产生。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在洋务运动鼎盛时期踏入仕途的湖北天门人胡聘之，虽然在“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漩涡中左右逢源，但他总的政治倾向是支持和执行光绪皇帝变法图强的思想的。他借助洋务自强之势，为推进地方工业振兴，革新政治文化教育，扶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事业，可以称得上是近代洋务运动的先锋之一。 　　 

　　荫及官宦世家 仕途出类拔萃 　　 

　　胡聘之出身于官宦世家。《胡氏宗谱》以南北朝时期在刘宋皇朝内任相国、后定居江西南昌奉新华林的胡藩为第一世，明清时期其后代迁居天门。清末至民国初年，天门胡姓繁衍出很多支系，大约有男丁8000余人，有记载的大多为第40世至50余世。第40世的迁祖之一胡子谟，明代曾在江西任过刑部主事。第50世胡振，曾被封为光禄大夫，其次子胡宝烈为嘉庆癸亥年（1803年）贡生，后诰封光禄大夫。宝烈次子德士熏为道光辛巳年（1821年）恩科举人，先后任清苑、蕲水（现稀水）训导，柏乡、井陉等县知县，河北省蔚州、景州等地知州，后任直隶补用知府，钦加三品衔。他先后配苏氏、罗氏、陈氏为妻，共传8子，其中两个幼子早亡，幸存6子中有凝之、聘之、习之、逊之、辅之、述之。长子凝之任过直隶束鹿县知县，四子逊之历任江西彭泽、南城、万安等县知县，五子辅之是光绪癸巳年（1893年）举人，后任过浙江同知。二子胡聘之是其父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蕲水（现稀水）任训导时所生，取号为蕲生，由于他从小聪明好学，喜读圣儒之书，又取派名为崇儒。他随其父在学风浓厚的环境里生活，从小树立宏图大志，刻苦攻读，于同治四年（1865年）中举，同治七年（1868年）举进士，被选为翰林院编修，先任会试同考官、四川乡试主考官，后任内阁侍读学士、太仆寺少卿（正四品），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二月出任北京顺天府知府，两年后出任山西布政使（由正三品升从二品）、浙江布政使（大约一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调任陕西巡抚（从二品），上任仅一个月又调任山西巡抚（升正二品），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卸职，入仕为官30余年。 

　　同治末年，从封建王朝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先进军事技术以维护其专制统治，兴起了所谓洋务运动，开始了由“求强”到“求富”的转变。洋务派中的奕?和地方实力人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在各地创办军事工业，使国防向近代化发展。这时，由翰林院编修走入仕途的胡聘之也吸收了一些洋务派的新思想，在政治上他认为应该整肃吏治，主张任用勤勉守洁、通达治体之官员，甄汰浅薄卑陋、贪利营私之庸员。他曾向朝廷上书《请饬各部院考察司员以肃吏治疏》，得到了皇上的认可。他上任内阁太仆寺少卿不久，受派到顺天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去考察巡事，了解到北方五省在干旱歉收之季，各处都在平粜赈饥，但粮价日贵，难以赈济灾民。当他看到一些地方官员私设酿酒烧锅厂约千余家，大肆囤积粮食，使受灾饥民加重痛苦，政府赈饥平价难以实现时，便向朝廷上奏，力谏严禁烧锅蔓延，以裕民食。要求“请旨饬下顺天府尹、直隶总督、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地巡抚，严饬地方官查明境内所设烧锅，一律禁止。敢有违禁私烧者，立即按律惩治”。如有地方官不肯认真严禁，一经查出应予参处。即使有照牌之家，也要概行缴照停烧，待来年粮谷顺利收成后再酌情发还。他的这一建议立即得到皇上批准，对稳定地方秩序，支持左宗棠出使新疆平定阿古柏部的叛乱起了重要作用。 

　　在对外关系上，胡聘之也有自己的政治立场。1879年10月，出使俄国的钦差大臣崇厚在俄方胁迫下，擅自签订《里瓦基亚条约》，割伊犁以西以南土地给俄国，增开口岸。崇厚的这一丧权辱国行为，受到朝野上下的谴责，胡聘之也上呈《遵旨妥议请将崇厚立置重典疏》，表明自己鲜明的立场。他认为收回伊犁之事，应特别慎重，不能受俄国人要挟而轻弃祖宗之地。而崇厚贻误国家大事，“应将其立置重典，以明朝廷法令之公，而天下臣民之愤”。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光绪帝召集总理衙门及内阁群臣讨论时，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种意见，胡聘之也应诏参加了讨论，他以明确的态度表示，应以主战来促谈判，“战而胜则和易成”。如果以割让辽阳、台湾来使其屯重兵、开口岸，妥协退让，那是“实堪痛愤”的，那就是让其“撤我藩篱，扼我要害，夺我权力，挠我兵柄，万众解体，各国生心，其祸有不旋踵者矣”。从这里也可看出他的爱国立场是坚定的。虽然中法战争后来还是被慈禧太后支持的求和派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新约》，造成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但在当时朝臣议政时，胡聘之站在主战派一边，表明了他支持以战求和的观点。中国军队在冯子才率领下取得的谅山大捷，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西线一带取得的胜利，均扭转了支援越南战场的危局，不能不说与主战派的立场和观点相关。 

　　1887年12月，胡聘之由太仆寺少卿调任顺天（北京）府知府。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因其十六州县常遭大水之害，曾在4月19日上奏皇上称：直属难民甚重，朝廷提拨江苏漕米十万石赈顺、直灾民后，又提藩库银8万两赈济直隶、文安等灾区。7月至8月，沁河决口，直隶、通州等16州县又大水，永定河、潮白河也先后溢出，造成灾民困苦加大，10月11日朝廷又划拨京仓米5万石，赈济顺天、通州各属地。胡聘之上任后，在了解各州县救灾情况后，认为要按受灾轻重情况将现有银米尽数分拨下去，还要采取以工代赈办法筹办春抚。1888年2月，他上书《筹办春抚以工代赈疏》，要求再拨漕米8万石，陆续将各省赈捐督解到位，以便工赈兼施。此奏在李鸿章勘估督促下得以批准，胡聘之一面要各地详查户口、核实散放，一面又请没受灾地方的绅士对发放不够的灾民开展义赈。对宝坻、文安所属低洼地区水灾最重的地方，除重点赈济外，他也会商总督李鸿章派员兴修水毁工程。此外，他还咨调工程技术人员，组织当地民工大量上堤修筑宝坻的清龙湾河，八城门的普济河，黄庄的新河和通州境内的潮白湖、温榆河，顺义、番河境内的箭杆河，蓟州境内的蓟运河等，只用一个多月就修复了这些地方的险工险段，对保定之大清河北岸溃口、涿州之拒马河下游堤段，良乡城工事，宛平煤道桥座等也给予了修复。所以总督李鸿章对他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上任三个月有如此之政绩，实属不易。 

　　光绪十七年（1891年）8月，胡聘之调任山西布政使。次年6月，他看到归绥所属七厅久旱成灾，便一面推动各府州县筹款购粮，并从省南各地借谷，设局赈抚，以解民困；一面上奏朝廷对大青山等重灾区给予调集粮饷赈济，并即委派知府锡良带员驰赴归绥，设局赈抚。他们先从厅库内借出白银10万两，在包头一带就近买粮，分运各厅，按户口先行发放两个月口粮。当时饥民众多，嗷嗷待哺，不少人拆房卖屋，甚至有鬻子女的户主，情形惨迫，亟须拯救。老百姓得到救济粮，无不感怀胡大人之举。但由于这里幅员广大，蒙汉民杂处，饥户繁多，所购赈粮也难以满足供应，只得又向绅商筹借银6万两，委解济用，核实发放，并派归绥驻军协助维护治安，以防盗窃。这样的救灾赈济之举使他积累了经验，显露出他的执政才干。

　　兴办地方工业革新教育文化 　　 

　　胡聘之任山西布政使大约有4年，这期间，他了解到前任巡抚张之洞的一些情况。张之洞在1881年至1884年间任山西巡抚时，整治吏治，减免差役，调整实物赋，是一位很有才华和开拓性的巡抚。特别是张之洞在山西设立洋务局，创办令德书院，筹开山西铁矿等壮举，更令他钦佩，因而对时任山西巡抚的阿克达春保守成规、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行为更看不惯，要求另调他处。不久，朝廷调他到浙江任布政使。到浙江上任途中，胡聘之特地去汉口拜访了张之洞，参观了武昌的自强学堂、湖北枪炮局、织布局和汉阳铁政局，他对张之洞极为赞佩。辞别张之洞回到天门老家作了短暂的停留后，他立即赴浙江任上。不久，广东举人康有为联合18省举人1300余人签名上书，反对求和派对日议和，要求实行变法。光绪皇帝在其老师翁同?指点下，支持康有为他们的维新变法。但由于受慈禧太后的掣控，他又不敢公开支持，只好在群臣中私下征求变法意见。胡聘之因为在内阁任过太仆寺少卿，掌管过皇帝出行的牧马御驾，所以与光绪帝有较深厚的交往，也深知他为国“自强图新”的心思。因此，当光绪帝的谕折下达他手中时，他彻夜不眠，欣然拜读。他结合自己在山西的实践以及近年的所见所闻，详细分析了全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和今后的走向，认为“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应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弥隐患”。他立即上书《变法有渐正本为先疏》，对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二十七日所赐之御函给予回复。他向光绪帝建议，在披览中外臣工呈报的条陈时，一定要“详加披览，采择施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搞漕运、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等，这些均应分别轻重缓急来办理。他认为“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举办”。至于整顿厘金、严格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等，是有利于国计民生之事，但要破除情面，讲求实力。关于变法之道，也要讲“求实际，权其缓急”。目前，以铁路为经营之始，“以学堂开风气之先，开矿则择要而施工”，机器制造业可以在改造旧厂基础上逐步扩大业务范围。当今之举，首先还是议修铁路，非铁路不足壮内陆之声威，陆军之征调、邮政之递送、南漕之转运，都离不开铁路，故铁路为变法之始基。同时，必须兴办学堂，造就人才，利用西国之舆地、算学、制造、格致等有用诸书作为书院学堂的教学内容，以培育致用之人才。开矿之业，必先讲求矿学，慎择矿师。煤铁矿务，可采取官商合办，择要施行。“遇事效法”，不是事事“步武西法”，而是要取“西人上下一心、实事求是”之优点，来从事“修铁路、开矿产、造机器、立学堂”。只有朝廷上下官员平日廉洁自爱，办事实心，不务虚名，不徇情面，又有守为实政之才，“所谓富强者何在，由是言之”。以“变法为因时之用，则天下幸甚”。他的这些回奏之言，迎合了当时变法的潮流，分析深刻，颇有见地，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其从政打下良好基础。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二十四日，胡聘之由浙江布政使调任陕西巡抚不到一个月，又于八月十九日奉旨调任山西巡抚。当时，其它省份的巡抚上有总督兼管，只有山东、山西、河南等几个省不设总督，巡抚之权如总督之职。胡聘之虽有山西布政使的经历，但此次受到提升重用仍甚感责任重大。这时，因甲午战争清军失败，国内各界议论纷纷。为了弥补因赔款而造成的财政不足，洋务派人士建议用兴办工矿业来增加税收，胡聘之也想到了这一点。他上任不久即与巡抚各员筹划兴办矿业之事，光绪帝也接连向各省通谕，要求各督抚“体察省情，酌度办法具奏”。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春，胡聘之根据谕旨上奏称：“晋省煤铁之利，甲于天下，金银铜铅，亦有矿砂可寻，筹办开采情形，前已上奏。”同时，又决定在省城太原设立山西商务局，请朝廷委派山西籍刑部郎中曹中裕等回山西协同办理。胡聘之根据晋省之情，计划在全省建设熔铁炼钢厂、烧砖玻璃厂、葡萄酿酒厂、奶油制饼厂和绛州纺织厂等，他认为山西“可兴之利甚多”，虽然“商务局股本仅集四五十万两，尚不敷纺织各厂之用”，但他要“力求振兴，尽力筹划，勉力经营，以期仰负圣主通商阜民，实事求是之至意”。 

　　要开发山西矿产，当务之急是打开山西对外交通。当时，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在张之洞等人极力呼吁下，已由盛宣怀主持开始建设。张之洞认为“中国矿产，煤铁以太行为最旺最精，而质最重”，如果卢汉铁路修通后，再修通那里的铁路，就可以“大开三晋之利源，永基中华之漏卮”。胡聘之也看到了这一点，认为“晋省道途艰险，外商裹足，本省商富见利小而求速效。此等创办之事又多不愿附股。自非铁路先成后，商贾云集，财货充裕，筹办殊不易也”。于是，他上奏朝廷，要“筹办矿务，拟先修铁路”。1897年7月14日，光绪帝下谕：“晋省煤铁各矿，运道阻滞，必须兴办铁路，方能畅销，览奏设立公司，所借之款，商借商还，余利酌提归公各条，大致尚属周妥，惟创办伊始，必须预防流弊，并借款有无实在把握，请胡聘之悉心妥筹，酌定详细章程，奏明办理。”当时，全国其它省修筑铁路主要有官府款项、民族资本、向外国借款三种筹款办法。山西商人虽富，但对投资开办近代工业、兴修铁路却不愿涉足。据此，胡聘之力主筹借外债以修铁路。1898年，他派商务局曹中裕赴京，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柳太铁路合同》（草约16条），借款2500万法郎，年息6厘，限期25年。柳太铁路西起山西太原，东至直隶（河北正定府柳堡），也就是后来的正太铁路。 

　　在筹办铁路的同时，胡聘之便着手借款开矿，充当借款中间人的是后来写《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他与意大利商人罗沙弟于1897年在英国伦敦组建了福公司，把获得中国矿产开采权作为公司的主要活动内容。这位商人结识刘鹗和方孝杰后，又拉拢山西商务局总办贾景仁，开始了争取山西矿产权的活动。为了掩人耳目，刘鹗又组建了买空卖空的晋丰公司，一面以中国商人名义向山西商务局请求开办山西各地煤铁矿，另一方面以晋丰公司的名义向福公司代表罗沙弟借款1000万两，与福公司“共同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的矿产。1897年，刘鹗通过省商务局得到胡聘之的同意，与福公司签订了《请办晋省矿务借款合同》和《请办晋省矿务章程》，这两个文件均得到胡聘之的批准。文件中规定的经营权属于晋丰公司刘鹗会同洋商经理，各处矿厂设华洋董事各1人，分别管理工程和交涉，但账目、银钱出入则由洋董事经理。关于盈余分配办法规定：清政府25%，商务局15%，晋丰公司10%，福公司50%，为期60年。这两个文件最大的漏洞是账目管理权的旁落和分配比例过大，使洋人获得大半利权，实际上是将山西矿权出卖给了福公司。 

两个文件签订后，虽没对外发表，但被山西一些官僚士绅发现，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胡聘之也成为众矢之的。1898年2月至4月，先后有御使徐树铭、裕德和内阁中书邓邦彦等多次上奏反对，主张对山西铁路停办。光绪帝在他们的反对下，只好下谕叫他们将现办情形及拟定章程立即具奏，原呈所指方孝杰、刘鹗二员“声名甚劣，均著撤退”，并要胡聘之与徐树铭一并将详情具奏。胡聘之将山西铁路矿务及归商借权情形上奏，并附合同章程，光绪帝将其奏折“下所司议”。反对的人并没满意，继续上奏，光绪帝无奈之下将此事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处。他们经过调查了解，对合同章程斟酌推敲，提议与洋人磋商，对部分条款作一些修改，并声明商人筹借，如有亏折，与中国国家毫不干涉。这个意见也得到光绪帝的同意，其作法实际将对外交涉权收归总理衙门办理。但在与福公司交涉中，英国公使对清政府又施加压力，光绪帝对此无所适从，尽管重新修改合同，拟定章程，甚至签字画押，但反对之声并没有停止，其中包含着多方面的原因和矛盾。 

胡聘之上任山西巡抚，除了兴办矿产和倡修铁路外，还创办太原火柴厂，设立机器局，特别是创办能够制造枪炮的机器局。他动用整顿归化关税时的余银5万两，由王曾彦从英国福公司天津洋行购进蒸汽机、切削机床、刨床等10余部，招募工匠技师30余名，学徒100余名，于1899年11月正式开工生产。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奔西安，途经太原时，机器局为他们的护卫队修理枪械，使清政府军队破损枪支重整一新。为此，西太后亲临机器局，奖一名监工团龙马褂，将总办徐桂芬升职调迁，其余官员亦获奖赏。1896年，由山西商务局从股本中筹集本银22万两开办了绛州纺织厂，次年建立省工艺局，这些企业后来都成了山西近代的综合性民用工业。 

　　在发展山西近代工业的同时，胡聘之在文化教育方面也作了一些改革。1896年他上奏称：“近日书院之弊，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裨实用……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建议改革山西教育制度。他先在令德堂进行试验，在课程上增设算学、格致（包括天文地理、农务兵事等）；1898年他又奏请将令德书院改为山西省会大学堂，聘书院院长屠仁守为学堂总教习，聘西学副教习两人，仿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西并课。屠仁守是湖北孝感人，曾任翰林院编修和监察御使，与胡聘之有深厚交往，他积极支持改革近代教育，使山西各学堂办得红火起来。后来的于右任、阎锡山、商震、贾景德都出自其门下。开办新式学堂的举措，迈开了山西近代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实现了张之洞在山西原计划的事业。与此同时，胡聘之又于太原筹设武备学堂，为山西武科改制、编练新军创造了条件。他十分重视人才培养，曾上书《晋省设立储才馆以育人才疏》，获得批准。他利用张之洞在晋时所造建的十数楹房屋，稍加修葺，即办起了“储才馆”，从各州县中选取优秀的候补同知20人，经过“以次传集而试，择其才具者入馆”学习，以解决“仕途冗杂、庸次之员过多”的矛盾，他的这一主张自然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和批准。后来，晋省各府州县书院计有109处，相继改为中西兼习之学堂。他感叹道：“育才之道，首在兴学。”在文化方面，胡聘之任布政使期间曾参与《山西通志》的撰修。该志历时10年，也恰是在他上任巡抚后印刷出版，这部通志受到光绪帝的赞扬，后来的梁启超对此书也有较高的评价。除此之外，胡聘之更留心编拓石刻，1898年，由他主编的《山右石刻丛编》40卷也随之出版。此书录存北魏至元代山西境内720通石刻原文，并进行精心考证，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当即受到著名学者缪荃孙的称道，并为之作序。胡聘之也有《山右石刻丛编序》。这些改革举措不能不说是把张之洞抚晋革新计划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为山西近代工业和教育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晚年解职回乡造府胡家花园 　　 

　　胡聘之出身在晚清的官宦世家，他步入仕途后经历了由洋务运动的勃兴到维新变法的转变，其从政思想，既有晚清地方官员的封建道统忠君意识，又有追随洋务派革新近代工业经济文化教育的新思想；在从政实践中，他以支持光绪帝赞助的维新变法为切合点来推动地方经济文化变革，但又不能摆脱朝廷守旧势力的掣控，最后作为光绪帝的牺牲品一同受到排斥而被解职。为了追随洋务革新和支持维新变法，胡聘之始终坚持了从政利民的观点，采取了整顿吏治的一些举措，大胆地利用外资发展地方近代工业，筹措发展计划，引进西方技术，培训务实人才，并着手大刀阔斧地实施。但他的这些计划正在付诸实践时，遇到甲午海战和百日维新的失败，在内政外交矛盾重重压力下，他作为一省重臣不得不从洋务维新的钢丝缆索上掉落下来。 

　　由于胡聘之主政时山西矿产铁路权引起朝臣争论不休，虽然后来处理权交到了总理衙门，但一部分掌管实际大权的保守派（后党）人物仍然借题发挥。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宣布再次由她临朝“训政”，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变法人士惨遭捕杀或逃亡海外，一批支持光绪帝变法的官员被相继撤换，胡聘之自然也在其中。次年11月18日，维护慈禧太后的保守派势力不断加压，迫使被幽禁的光绪帝下旨解除胡聘之的职务。但山西的矿产铁路权纠纷并没有停止，尽管总理衙门更改了其中的有关条款，但民族内外矛盾并没有解决。清政府相继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中俄条约》、《辛丑条约》等，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1905年12月，以山西大学堂为首的太原学生与一批士绅1300余人，组织游行大示威，抗议商务局和英国福公司所签订的条约合同。经过长期谈判，清政府以白银270万两为代价赎回矿藏。1908年1月20日，英国福公司与山西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赎回开矿制铁转运合同》12条，使山西收回了矿产铁路所有权。此事的解决，也使胡聘之等人的问题有了最后结果。同年2月12日，光绪帝下谕：“开缺山西巡抚胡聘之，前在巡抚内，昏谬妄为，贻误地方，著即行革职。其随同办事之江苏候补道贾景仁，已革知府刘鹗，胆大贪劣，狼狈为奸。贾景仁著革职，永不叙用；刘鹗著一并永不叙用，以示薄惩。”这时的光绪帝已病入膏肓，同年11月去逝，后由宣统继位，朝廷大权已被完全控制在保守派势力手中。 

　　胡聘之在对待山西矿产铁路权问题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尽管主观上是利用外资发展山西近代工矿业，实现光绪帝提出的“变法之本”，但在实施过程中犯了“昏谬妄为”的严重错误，损害了民族利益。他所督办的绛州纺织厂，是他最早提倡兴办的民族工业，但由山西商务局筹集股本20万两从国外购买的机器设备因路途遥远、锅炉笨重而无法运到，途中又被人偷偷卖掉，使工人无法开工，最后还以假充真搪塞朝廷。所以，山西士绅和学生起来反对他的这种作法是有道理的。 

　　胡聘之被解职后，心中有抑郁垒?不平之气，常借诗酒消愁，时而激昂慷慨，时而悲壮淋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垒块”。他认为自己驰骋道途是为“恋主”而报知己。1900年前后，他回到老家天门竟陵雁叫街孝子里，在其父亲所建造的宽大房屋基础上，又将多年积蓄拿出来扩修花园式府第胡家花园。胡家为“轴线浅进、前厅后堂”的建筑布局，占地约1800平方米。建筑群由中厅、东厅、西厅及其附属建筑围合而成，明显带有北方民居的特色，同时又因地制宜地体现出南方的气候特征，在装饰上还带有西方建筑艺术的特点。现府第东北角的几栋仍存。府第过街对面是胡家中药铺“恒春堂”、善堂及一些店铺门面。此外，他在上海霞飞路也建有寓所。他常常闭门谢客，以诗词书画琴棋聊以自慰。 

　　雁叫街是东西走向，孝子里是南北走向，两街交叉成一个十字街口。胡家府第居于十字街口周围，东南角是其开设的中药铺“恒春堂”，东北角沿孝子里街约500米是其花园，南边沿雁叫街400米长是其生意门面。东南边邻居是百杂兼匹头铺的“郑源兴”门面。胡聘之回乡时原有买下这块地皮以扩展自己生意的想法。然而“郑源兴”老板认为是自己的祖业，不想卖这块地。胡聘之的管账先生建议去找知县大人来劝说。胡聘之制止说：“千万别这样，人家会说我们以大欺小、以强欺弱，有武力去边疆上为国显能耐，不能这样强迫人家。”所以，多年来胡家花园的生意门面始终在东南角曲尺弯的地方，没有大肆扩张。“郑源兴”几代人都感慨不已，逢人就说：“胡巡抚家是个难得的好邻居。” 

　　在雁叫街孝子里一带，每逢大年初一，左邻右舍的大人都要带着小孩相互拜年，他们首先去的就是胡大人家。胡聘之对他们总是以礼相待，而且还要回拜一番。有时他早起就先去给邻居拜年，使邻居们惊诧不已：“您堂堂的巡抚之官，怎么能跟我们拜年？”胡聘之回答：“难道只能你们先给我拜年吗？我回乡入俗，应该一样以礼相待。”所以乡邻都说胡大人“官人无官气”。 

　　胡聘之家专门开设有一个善堂，对那些老弱病残和流浪乞讨者给予施舍，哪怕是自己省吃俭用都要给这些穷人施舍一点，对那些无家可归者还免费让其居住，以免他们受冻挨饿。胡聘之于1912年去逝，享年77岁。临终时，他叮嘱家人：“施粥之举不能废止。”按照他的遗嘱，善堂分给他最年轻的五夫人和幺女儿胡云业居住。1927年春夏间，中共天门县委书记唐方九及秘书蓝秀中等为推动天门工农运动，将县委机关迁驻于胡家花园内办公，其幺女胡云业被选为县妇女协会执行委员。1935年天门遭受水灾，五夫人及次子胡菊清等变卖家产，捐银元5000块救灾赈民。他们这些乐善好施之举，在民间广为流传。 

　　综观处在晚清江河日下之时的胡聘之的从政经历，在众多朝廷高官中尚能称得上是一位聪明能干、辨时务做实事、功大于过的官员。胡聘之在山西任布政使和巡抚计有8年，时间长，政绩也较突出，堪为洋务先锋。继张之洞之后，他为振兴山西近代工业，解决民生疾苦，革新教育文化作出了较大贡献。 

　　胡聘之出自官宦世家，他的从政业绩和官位在兄弟之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竟陵雁叫街的古雁桥，是唐代茶圣陆羽弃婴雁叫之地，胡聘之祖孙三代均以雁叫街为风水宝地，尽管由焘、烈、燕传到坤、?、增，再传到胡聘之6兄弟“之”字辈时走了“之”字弯路，但遗留下来的胡家花园却是雁叫街乃至全竟陵全天门的一道清代文化景观。 

胡聘之生前配程氏，继弋氏，先后得三子三女，其后代除分居天门外，新中国成立后分居上海、北京、山西、南昌、沈阳及海外，粗略估计约有近200人。其中颇有成就的后人主要是其第二子、三子和幺女儿的后代。他的子孙们牢记其“热爱华夏，报效神州”的家训，都在为国家振兴作着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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