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我带领着加拿大老人比尔.史密斯来京，把他珍藏了76年的毛泽东与白求恩唯一的合影照片，捐赠给了中国。接着，我们便前往太行山，参观白求恩战斗过的地方。
途中，路旁闪出一座色泽奇特的白色山峰，状似盛开的莲花。“抗日烈士陵园”，就坐落在不远处。
面前猛然闪出白求恩高大的汉白玉雕像时，所有人都浑身一颤，顿时鸦雀无声。
陵园正对面，有一座山峦，被当地百姓命名为“白公山”，衬着湛蓝的天空，呈现出白求恩溘然长逝的剪影。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实在匪夷所思。
令我深深感动的，还有两位外国女护士，她们分别在临终前留下遗嘱，把骨灰埋葬在了白求恩墓旁。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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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女郎凯瑟琳·霍尔，有个文雅大方的中文名字——何明清。上世纪二十年代，她远涉重洋，从家乡来到了北京，先在协和医学院接受培训，获得了助产士资格，然后被派往大同、保定等地服务。看到山区缺医少药的悲惨状况后，姑娘请缨前往太行山腹地扎根，在荒山中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巡回医疗点。她的大本营，便座落在莲花峰下。
除了像多年后滋生的“赤脚医生”那样，为村民做力所能及的简单医疗，凯瑟琳也开办了识字班，教乡村女孩子们读书写字。几年下来，凯瑟琳就能操一口流利的当地方言了。
她常穿一袭棕色长裙，身轻如燕，快步如风，往来于山道上。伴随着她跑前跑后的，还有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黄狗。那是八路军司令员聂荣臻送给她的，以防星夜孤身出诊，路遇不测。
1938年秋，八路军战略转移，迁到太行山东麓。八路军医院，距凯瑟琳的诊所仅十几里之遥。白求恩与凯瑟琳这两个外国人，也因此邂逅。
白求恩听战友们说，诊所里住着一位女护士，她可自由出入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城购买医药用品，可惜她受英国教会的约束，不愿卷入中日战争，因此很难动员她帮助八路军，解决缺医少药的困境。
白求恩听完，胸有成竹地说，“瞧我的吧，保证把她拿下！”
冬夜里，白求恩来到诊所，在油灯下侃侃而谈。“你想拯救人们的灵魂，以便他们将来能在天堂里幸福地生活。而我想拯救的，却是他们眼下在人间的悲惨命运。我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可说是殊途同归！我并非要求你参加战争。我仅仅是请求你，为拯救人类的生命，尽一份应尽的力量！”
经过一夜思考，第二日清晨，凯瑟琳的身影出现在八路军医院了。“我决定了，亲自去一趟北平。”
凯瑟琳走后，白求恩在日记里留下了他的感慨。“我遇到了一个天使：凯瑟琳。假如她不是天使，这个词汇又意味着什么呢？”
春风悄悄潜入山村的某个夜晚，院子里忽然传来同伴们的欢呼声。大家争相转告，凯瑟琳小姐回来啦！白求恩匆匆冲到门外，四下里张望。星光下，找不到凯瑟琳的身影，只看见了两匹骡子，驮着医疗设备和药品，还有一封长信。
亲爱的白求恩医生：
和你会面的第二天，我就动身去北平了。经数天跋涉，我终于抵达了这座美丽的东方古城。多么遗憾，你没能和我一起旅行啊，否则我可以做你的向导，陪伴你观赏所有的古迹名胜。我敢保证，你对见到的一切，都会由衷地喜欢。
抵达北平次日，我便带着你交给我的那张清单，去了莫里森大街那家大药房。因为我所需要的数量过于庞大，所以店家拒绝出售给我任何药品。显而易见，日本人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严防任何医疗物资包括药品流出日本占领区，用于军事目的。
我了解到，医疗物资必须有敌人官方的正式批准文件，才允许出售。在零售店里，可以不用批准就买到少量药品。但我发现，如果完全依赖零售店这条渠道的话，我恐怕要耗费至少半年的时间，才能买齐你所需要的全部东西。
幸运的是，我有个朋友，他在北平管理着协和医院。他与我们一样，拥有同样的信仰。因此，他以这家医院的名义，帮助我获取了官方的批准文件。拿着这份文件，我回到莫里森大街那家药房，买到了所需的大部分药品。至于少部分没有存货的，我第二天跑到哈德门，也在那里搞到了… …
可以想象得出，当你得知我终于弄到了你所需要的全部物资时，心里该是多么快乐啊！虽然整个过程搞得人精疲力竭，我却非常高兴，能为你去做这一切。我知道，读到此，你又该笑了。我仿佛能听到你爽朗的声音... ...
按照你所要求的，我一一拜访了你在北平城里所有的朋友。当他们听我叙述了你在这个国家某个地区所从事的工作之后，大家先是惊讶，继而十分兴奋，接着，每个人都表示，盼望能够与你会面、好好聊聊。某某甚至询问，他是否能随我一起回来，加入到你那高尚的事业中。我不知道你会怎样考虑，但我仅仅能向他允诺，下次我再来北平，可以带着他同返太行山。
尽管我十分渴望，能够当面把这些物资亲自递交到你的手中。然而，想到你戎马倥偬，行踪不定，我只能遵命照办，转手他人吧 … …
我感到，我已经逐渐能够理解你的工作意义何在了。明白之后，我极为迫切地盼望着，能够与你分担这一切。这是无比崇高的事业。若是我能略尽绵薄之力，我将会欣喜万分。衷心祈祷上帝，迅速惩罚那些制造灾难与不幸的奸佞之徒。你曾经提到，惩罚恶人，将是上帝给他的子民带来的最大福祉。你是正确的。
今晚，我将在上帝面前为你祈祷。
你真诚的，凯瑟琳
没有一个“爱”字，不见一丝晦涩。我却从字里行间，清晰地捕捉到矜持含蓄、竭力掩饰的深情。
毫无疑问，新西兰女郎被彻底征服了，心甘情愿地加入到中国人民圣战的一方。
读罢信，白求恩踱到庙门外，仰望着天幕上北斗的清辉，陷入了沉思。
“基督徒们相信，每当你拯救了一颗灵魂，你死后到了天堂里，就会享受快乐。今天晚上，我却要在人间享受这种快乐了，因为我们的军队赢得了一名出色的新兵--凯瑟琳。”回到室内后，他对身旁的中国同伴们说。“她来到中国，本是为了扭转别人，去信奉她的基督教的。然而，她却被拉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把天堂和人间的距离拉近了，这难道不是很有趣吗？”
此后，白求恩常会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空来找凯瑟琳聊天，享受一杯热腾腾的咖啡，品尝她烘烤的蛋糕。凯瑟琳去北平办事，总能顺便带回来一些英文报刊，这对白求恩来说，诱惑力极大。晋察冀边区遭日寇封锁，常常接连数月与世隔绝。白求恩不懂中文，又得不到任何英文消息，内心倍感孤独。
老乡们谈到凯瑟琳时说，她和白求恩的风格如出一辙，就连走路的姿势，也同样敏捷矫健、迅疾如风。两人也都是急性子，干起活来一丝不苟，眼中揉不了沙子。对那些不负责任、消极怠惰者，他们皆会拉下脸来严厉斥责。
白求恩曾把炊事员专门为他熬的一锅鸡汤，端到病房里，一勺一勺，亲自喂到伤员口中。凯瑟琳则节省下来她微薄的薪水，买来毛巾鞋袜，赠与贫苦的村民。
在凯瑟琳这种洁身自好的女性面前，白求恩那种发乎情止于礼、热情奔放却又若即若离的矜持，只能增添他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凯瑟琳在诊所的中国女助手回忆说，她观察到，每次白求恩来过宋家庄之后，凯瑟琳的心情就格外地好，显露出少女般的欢欣。
在白求恩的人格魅力感召下，凯瑟琳多次驾着骡车，冒险往返于北平城与太行山的五百里山路之间，秘密为八路军采购运输医疗物资，甚至包括无线电设备零件。
在她写给新西兰家乡的一封长信中，描述了某次途径保定城时，千钧一发，几乎丧生的危险经历。
03
1939年夏天，日本人得到汉奸的告发，出兵焚毁了凯瑟琳的诊所，逮捕了正在北平购药的凯瑟琳，将她强行递解出境。
轮船抵达香港之后，凯瑟琳悄悄蛰伏下来，焦急地寻找着一切可能的机会，重返太行山。
几个月后，机遇终于来了。在宋庆龄等人的帮助下，她携带着几箱药品，搭上了一辆开往西部的卡车。为躲避轰炸，卡车绕道越南丛林、云贵高原，夜行昼伏，辗转数千里。当卡车好不容易抵达贵阳城时，却传来了白求恩牺牲的噩耗。
在太行山摩天岭与日军长达半个多月的激烈交锋中，八路军伤员接连不断地被抬入山村小庙，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前排队等候。凯瑟琳历尽艰辛从北平一次次运回来的药品，早已消耗殆尽。在疲惫不堪的马拉松手术中，白求恩不慎割伤手指，感染了败血症，却没有任何药品救治，只有面对死亡。
凯瑟琳悲恸地大哭一场后，躺倒在病榻上，起不来了。人们已开始悄悄商量，为她准备后事了。然而，一个月后的清晨，凯瑟琳出人意料地爬了起来，独自携带着那几箱药品，悄然北上。
翻山越水，辗转数千里，回到魂牵梦系的太行后，八路军战友们告诉她，在等待死神降临的最后时刻，白求恩趁着意识清醒，断断续续地留下了遗嘱，把自己的所有物品，一一分赠给了身边的中国伙伴。
遗嘱中的最后一句，是请聂荣臻司令员转达给凯瑟琳的：“请您向霍尔小姐转达我最炽热的感谢，为了她所提供给我们的巨大帮助。”
凯瑟琳，你也许永远都不知道吧，在白求恩望穿秋水般期盼你驾着骡车的身影出现在山道上的那些个夜晚，他还无法预见到几个月后悲剧的降临，因而踌躇满志地策划了八路军医院未来的蓝图，那是个包含着你在内的、无比乐观的未来！
凯瑟琳茫然打量着白求恩身后的这所山村小医院。那没有了他的山，还是山吗？那没有了他的水，还能否叫水？悲伤彻底淹没了凯瑟琳孱弱的心房。她终于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了。
敌人马上要开始新一轮大扫荡了。聂荣臻司令员当机立断，派遣几位八路军战士，用担架抬着骨瘦如柴的凯瑟琳，渡过了涛涛黄河。
04
一晃，十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后，凯瑟琳心头那团火苗重新被点燃。她刻不容缓地离开家乡，抵达了香港，一面做义工，一面焦急地期盼着重新踏入太行山的那一天。
可惜，由于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复杂局面，凯瑟琳整整等待了一年之久，也无法获得入境签证。她失望地返回新西兰，孤独一人，终身未婚。
光阴荏苒，又过了十年，凯瑟琳突然收到了中国政府发出的邀请函。此时，她已步入人生暮年，白发苍苍。她不但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见到了当年的八路军老战友，也在短短的几日行程中，踏入太行峻岭，来到了白求恩墓园。
乡亲们看到，凯瑟琳眼含热泪，凝视着远方的“白公山”，久久地发呆。临走时，她捧起白求恩坟前的一把黄土，拥入怀中，喃喃自语道：“白大夫，对不起，我已经老了，今后恐怕无法再回来看你了。”
一九七〇年，凯瑟琳在家乡去世，临终留下遗言，把她的骨灰送往太行山，洒在洁白的莲花峰上，与白求恩墓遥遥相望。
几十年前，那个身穿灰军装、骑一匹枣红骏马的身影，曾多次出现在莲花峰的羊肠小道上，来这里品尝她亲手烹煮的咖啡，享受她亲手烘烤的蛋糕。
从开启的窗扉处，远远眺望到那个潇洒的身影，聆听那清脆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恐怕是这个女人曾经拥有的最幸福甜美、回味无穷的人生时刻了吧？
如今烟消云散，尘埃落定，你们终于能在莲花峰湛蓝的天空下重聚，不用再担忧窗外隆隆的炮火，悠然相视，谈笑风生了。
05
在白求恩墓旁，紧隔着一堵低矮的石墙，几株翠绿的松柏下，立着另外一座坟茔，墓碑上镌刻着几个字：加拿大友人尤恩之墓（1911-1987）。
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派遣，随白求恩同船来华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加拿大女护士。
像凯瑟琳一样，这位白人姑娘也有个美丽的中文名字：于青莲。国内通常把她翻译为琼·尤恩。但我觉得，还是音译为“珍妮”，更加贴切。
珍妮的父亲汤姆·麦克尤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这个来自苏格兰的移民，曾在加拿大西部一家农场当铁匠。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读过《资本论》后，血气方刚的汉子一跺脚，撇下稚龄儿女，独自投身革命去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一场轰动加拿大朝野的“煽动罪”大案，导致了八位共产党人被捕。入狱者除了加共总书记蒂姆·贝克，也有这位铁匠出身的报纸总编。
也许是在白色恐怖下为了自保，珍妮改变了自己的姓氏，从此变成了珍妮·尤恩。
珍妮在饥寒交迫的岁月里长大，从小便养成了敢做敢当的秉性。二十岁出头，护校刚一毕业，她便应征前往中国，在鲁西北贫瘠的乡村里服务。几年间单枪匹马，开辟了一个又一个医疗点。
完成任务，返回加拿大，仅仅数月之后，命运之神便将珍妮引领上了重返华夏大地的旅程。
1937年秋天，珍妮收到加共组织部长的电话，派遣她加入医疗队，辅助白求恩工作，因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山东话。在纽约面试时，她第一次见到了正在为医疗队募捐讲演的白求恩。
“他那睿智的谈吐、出众的才华，会让所有见到他的女性，都奋不顾身地飞蛾投火。” 这是白求恩给她留下的第一印象。珍妮也是一只甘愿赴汤蹈火的飞蛾吗？她是否知道，此前已有好几位左翼阵营的医护人员，有男有女，都断然拒绝了白求恩，不肯跟随他赴华？
1938年一月八日，她与白求恩同船，从温哥华港启航了。医疗队仅有三位成员，由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担任队长。这位在仓促间找到的替补医生，因长期酗酒而患有酒精中毒后遗症，在二十几天的航程中放纵自己，挥霍享受，从早到晚泡在船上的酒吧里。而他买醉的现金，均出自大家辛苦募捐筹来的旅费。
据珍妮回忆，二月初，轮船抵达香港时，医疗队所携带的旅费几乎被帕森斯挥霍殆尽，三个人竟连住旅馆的钱都掏不出了。白求恩大发雷霆。珍妮对这个混蛋队长也十分不满。在酒店地下室里供仆人居住的陋室中憋屈了两天后，珍妮联络上了史沫特莱，三人才得以搭乘运输机，飞抵武汉。
一到武汉，便赶上了日军飞机轰炸。白求恩和珍妮甩掉了酒鬼医生后，每天都投入平民医院救治伤员的紧张工作，此外，还四处奔波，购买了整整十五箱医药。
在汉口的八路军办事处，两人受到了周恩来和博古的欢迎。珍妮得意地炫耀说，“周恩来和邓颖超正在悄悄议论什么时，我突然开口，用中文打断了他们，令这对夫妇吃了一惊。”
据珍妮回忆，周恩来曾十分诚恳地告诫白求恩：“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八路军什么也给不了你们。你们可要做好吃苦耐劳的心理准备啊！”
接下来的一个月时光，珍妮和白求恩在一位八路军干部陪同下，乘火车北上，途径郑州、潼关、临汾、河津、西安，亲历了炮火纷飞，追兵压境，目睹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三月底，白求恩与珍妮历尽艰辛，终于踏入了延安。安顿下来的当晚，接近午夜时分，两人已在简陋的窑洞招待所里各自睡下了，警卫员却突然叫醒了珍妮，说毛泽东要接见白求恩。
中国艺术家曾绘制了毛泽东与这两位加拿大人在窑洞里秉烛夜谈的场面。他们谈了多久？谈了哪些内容？珍妮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素描：
“… … 到了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守在门外的卫士掀开了厚重的门帘，我们迈入一间光线幽暗的窑洞。靠墙立着一张粗糙的桌子，桌上一支蜡烛燃着火苗。金色的光焰洒在桌上的一大摞书籍和报纸上、洒在低矮的窑洞顶、洒在脚下的泥地上。
一个男人面朝门口，站在桌旁，一只手按在书的边沿上。他穿着和延安的八路军战士们一样的蓝色棉军装，头上却戴着一顶缀有红星的八角帽。投在墙壁上的影子突显出他高大的身材。飘忽闪烁的烛光为此情此景增添了神秘的气氛。
他微笑着朝我们走过来，口中说着“欢迎”“欢迎”，伸出他修长柔软的大手，紧紧握住了白求恩。好大一会儿，两个男人互相凝视着对方，默然无语，接下来，他们便像亲兄弟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了。
主席宽阔的前额上留着浓密的黑发。他微笑着与我们在桌旁坐下。他的秘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我卸下了翻译的重担。
稍事寒暄并谈及我们在山西遇到的困阻之后，白求恩伸出双手，把自己的加拿大共产党党证呈递到毛主席面前。那是印在一块雪白的丝绸上面的，有总书记蒂姆·贝克的签字，并盖有党的印章。
毛主席郑重其事地接过来看了，然后对他说，我们将把你的关系转入中国共产党，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此时，主席好奇地问我，你是在哪里学了这么一口流利的中国话的？
谈话很快涉及到五台山的八路军和游击队，那里急需医疗援助。白求恩无疑将会有用武之地，但他不敢肯定，我是否能适应那里异常艰苦的环境 … …
我们四人的谈话越来越热乎。黑夜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转瞬就消逝了。不知不觉间，已是四月二日的凌晨。东边山峦上露出了黎明的曙光。远处传来了鸡叫声。”
06
在延安的一个月里，白求恩和珍妮忙得不亦乐乎，一面协助边区医院改进工作，一面给抗大的青年学子做世界形势报告。这个期间，白求恩勤奋笔耕，撰写了大量散文通讯，用热情洋溢、挥洒自如的笔触，向西方世界介绍了汇集在延河畔宝塔山下的这支中国革命的生力军。
与此同时，在豫东教会医院工作的加拿大传教士理查德·布朗医生也赶到了延安，令白求恩喜出望外。布朗医生谦卑低调，性情随和，那时已来华工作多年了，能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腔中文。白求恩对他赞不绝口，十分投缘。
布朗担忧，他所隶属的教会系统不敢得罪日本人，因此，他只能利用自己的三个月假期，悄悄来到陕北，助白求恩一臂之力。
在白求恩的陪伴下，布朗也见到了毛泽东。事后，布朗曾对珍妮说，没想到毛泽东竟然是一个如此谦和儒雅的君子，完全不像国统区媒体所妖魔化的那样。
珍妮描述了中宣部邀请他们三人看电影的经历。那是一部在露天场地放映的苏联电影《夏伯阳》。天还没黑透呢，银幕的前前后后，四周的房顶上，都已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除了延安各党政机关的干部，远近的老百姓也都携家带口，前来观看。
电影放映完后，毛主席简短地讲了话，介绍了三位从加拿大远道来华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此时有个小鬼建议，让加拿大的医生给大家唱一首歌。
白求恩大大方方地站起来，唱了一首流行小调《乔·希尔》，那首歌纪念了一位领导罢工运动而被判死刑的美国左翼运动领袖。当布朗把歌词译成中文后，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这是一个延河上闪烁着流萤、空气中洋溢着欢乐的迷人的春夜。大家回到招待所后，仍然兴奋得侃侃而谈。夜深后，白求恩、布朗、马海德三人一同来到珍妮的窑洞，建议她尽快动身去西安。
原来，医疗队从加拿大温哥华出发时，随轮船携带了大批医疗设备，抵达香港时，暂存在那里，眼下已经运到西安了。珍妮的任务，是去迎接这批医疗设备，并顺便在西安城里尽量多采购一些药品，一并带回延安。然后，他们三个加拿大人将同时从延安出发，前往五台山前线。
根据珍妮的叙述，她在第二天一早就动身了，乘坐一辆卡车，前往西安。可是，途中遇到了暴雨，道路泥泞，耽搁了两日。
当她返回延安的当天，恰好赶上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珍妮详细描述了在城里举行庆祝活动时的热闹景象,也提到了毛泽东长达三个小时的对公众讲话，还有紧随其后的军民联欢。等她看完电影，回到招待所时，也许是夜深了，没见到白求恩和布朗。第二天醒来，发现他们俩一大早就离开了延安。
两天之后，珍妮乘卡车北上，匆匆追赶白求恩一行。可惜行至清涧时，那里有一批八路军伤员需要她照料，耽搁了一些时日，等她好不容易追赶到山西岚县，抵达贺龙部队时，白求恩和布朗却又早已离开那里，去了五台山。
错一步，错一生。此后，珍妮再也没有追上那远去的身影。延安的分手，造成了她与白求恩在人间的永别。
07
从那时起，珍妮又在中国停留了整整一年。
她曾在雁北贺龙120师的医院里，协助救治平型关战役后遗留下来的大批伤兵，并经历了日军屠城的惊恐；
她曾在绥德，把几十个汉字识得还不如她多的红小鬼，调教成手脚麻利、以一当十的战地医护人员；
她曾在湖北跟随王炳南夫妇一起躲避日军轰炸，在沉入长江的船只上丢失了所有行囊，包括她珍贵的胶卷与日记，死里逃生；
她曾在湖南跋涉于洞庭沼泽、历经长沙大火，险些丧命；
她曾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随几名外籍男性穿越滇缅森林，辗转香港避难；
她也曾在抵达上海、即将回国之际，因史沫特莱的鼓动，转而奔赴皖南，为新四军运送医药，培训卫生人员长达数月之久。
也许，她毕竟是个年轻女子，适应不了这种时刻充满死亡威胁的游戏，也许，她内心还隐藏着不便言说的缘由，1939年五月，珍妮突然告病，匆匆离开皖南新四军驻地，乘船回国了。
08
那年冬天，珍妮在家乡收到了白求恩与世长辞的噩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岁月里，她常常会在夜半惊醒，陷入深深的自责。
白求恩的临终遗嘱，她岂能轻易忘怀？
“请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贝克以及我所有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请告诉他们，我一直非常快乐。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将无法继续奉献了。
过去的两年，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最为非凡的两年。虽然有时感到孤独，但我却在这些值得敬爱的同志们之间，寻找到了最大的满足。
我没有力气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众多亲爱的同志们。”
她也读到了白求恩写给加共总书记的那一封封信。
“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我无比幸运，因为能够与那些真正把共产主义作为生活准则、而不仅仅是奢谈和空想的人们为伍，并肩奋斗。”
“在中国人这里，我找到了真正的战友，他们属于人类最高尚的那一类。他们目睹过残酷，但他们懂得温柔。他们品尝过艰辛，却懂得如何微笑。他们忍受过巨大的磨难，却拥有坚韧、乐观、智慧与安详。我逐渐地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
珍妮的血液里，毕竟流淌着共产党人的刚直不阿。当加拿大右翼势力采访珍妮，诱导她撰写回忆录，诋毁白求恩时，她坚决地拒绝了。
1987年，在珍妮离开人世后，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了她的遗嘱，让女儿把她的骨灰送往中国。因为，“我的心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来年春天，当野花把太行山点缀得万紫千红时，珍妮的女儿手捧母亲的骨灰，来到烈士陵园，把她安葬在了白求恩墓旁——那片她抛洒过青春热血的土地上。
09
夜幕低垂时，我和代表团告别了烈士陵园。漫长的回程中，只听见大巴嗡嗡的低鸣声。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回味着一幕幕情景。
白求恩没有离我们而去。他已化作巍峨的青山，与战友们永久相伴，长眠于华夏大地上了。
车过莲花峰时，月亮爬上了山峦，为岩壁罩上一层朦胧的金色薄纱。恍惚中，山道上掠过了一团柔和的光影，宛如凯瑟琳飘扬的裙裾，伴随着她心爱的大黄狗，飞往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