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何好
照片上记录了父亲和善慈祥的颜面中流露出春风得意、开心幸福的微笑，高大魁梧的身躯，笔挺的毛尼中山装，俨然一个学者雅士。妈妈眉清目秀，端庄贤淑，虽然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依然容颜靓丽、气质非凡。左边戴着皮球圆帽的是大哥何立，他文静专注，好像在思考什么。右边是小哥何黄，他长得很像父亲，爸妈叫他小村。我上身是白兜兜，傻乎乎的充满天真。母亲双手用力半托起的是弟弟何文，照片背面写有“当小毛五十天的时候”。妹妹何音还未出生呢！
爸爸叫何赐杰，出生在偏僻的澧县如东乡何家湾，是爷爷何天相省吃俭用送他上学读书，受过高等教育。1947年毕业于原中央大学政治系，与蒋经国先生是同学，并私下关系要好。父亲作风正派，思想先进，知识渊博，是当时澧县教育界的领军人物，大家有口皆碑。爸爸原是澧县二中的教导主任，现澧县二中校歌乃父亲创作。后调到澧县一中任教，澧县一中于1960年迁址津市。那里有我很多的记忆，校园内传来了琅琅的读书声，欢歌笑语，浑重的铜钟声，还有几只鸟鸣声。父亲常很晚才回家，腋下总夹着书稿，他对工作的专注已经到了忘我的程度，写学校总结报告，写教改论文，备课，找学生谈话。父亲有严重的胃病，有时痛得头上直冒汗珠，他就用硬物使劲顶住，说是要学习焦裕禄。每当学校评困难补助时别人第一时间提出给父亲，可父亲却让给其他家庭。有个周末，学校放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回家的路上母亲感慨道：“李侠太不错了，现在的共产党员有几个能像他那样？”话一出口，父亲气得脸色大变，严厉批评母亲不许这样诋污共产党。父亲对共产党是非常崇拜的，几次想递交入党申请书。父亲常说：党是神圣的，我离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有一段距离，需要接受更多的考验。二十几年的教育生涯，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据我所知，他的学生有原津市市委书记陈本洪、原市劳动局长肖良青等。
妈妈叫黄承桂，澧县澧澹乡拥宪村人，早年毕业于省立四师。妈妈曾在枫林完小、刘市完小等地任教，参加过土改工作队。父亲通过母亲动员了爷爷把家里所有金条、光洋交给了政府。母亲工作认真、埋头苦干，被评选为省优秀教师。后来由于孩子晚上哭闹，工作累，生活差，得不到正常的休息和营养，她仍带病坚持，积劳成疾，最后昏倒在公开课的讲台上，送往人民医院后昏迷了一个星期。拼尽全身心血，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神经衰弱，病情还未好转就出院了，好多年没有工资。后来妈妈回忆说“她的病就是父亲只管工作不顾家庭、用有限的工资接济贫困学生所致的。”
我独自静静地看着照片上的亲人，心中默默地思念、祝福、祈祷、沉哀。现在，爸爸妈妈和大哥何立已经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会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我常常思念追忆他们，怀念那逝去的欢快岁月。父亲曾经的谆谆教诲，背唐诗，解古文，教导我们如何做人怎样做事，要我们从小立志发奋，厉行节俭。那时候，在家里千万不能大声说话，妈妈不能激动，更不能劳累。要维持这个家，全部收入就靠父亲每月七十几元工资。我们互相理发，自己种菜，捡柴禾，做煤球。我记得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袜子鞋子全是补了又补。妈妈啊！现在想起来您真是不容易，难为委屈您了！
我和弟弟多年睡在一个单人铺上，虽然有点挤但很热乎。想起少年时代家庭的温馨和快乐，想起人生的艰难和时光的短暂，我们已经学会了适应和默默的忍受，我们记不清有多少个不解和委屈，我的眼睛模糊了，伤心的泪水滴落在照片上，内心深处自然地感到无限的伤感和痛楚。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父亲让小哥何黄初中毕业还不满十六岁，就响应党的号召，随大批“知青”下放到九垸乡。我们三兄妹在五完小读书，后来都因故没有升中学。
六五年暑假，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戴着顶大草帽，身穿件土布白大褂，衣较长，被风一吹飘飘然然，很有风度。我们来到九垸毕陈知青点，带来一大碗炒鱼籽。晚饭时，二十多位知青哥姐们围在父亲周围，气氛很热烈，问这问那，父亲讲了很多关于人生的道理和勉励的话语，直到深夜，哥姐们都说：“这可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鱼籽了。”
一九六九年元月二十日，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那天阴云密布，天色昏暗，北风呼啸，低沉的天空笼罩着茫茫大地。澧县一中处于一片紧张之中。父亲和四十七位教师早已被打成“牛鬼蛇神”、“反革命”，被关进了学校农场劳动改造。学校已经处于瘫痪，白天，他们用绳子连着去下地劳动，稍有怠慢，严加斥责。吃饭前，必须围在坪地摆放在地上的饭菜转三圈，边走并举起双手伸出头顶大声呼喊，“我是牛鬼蛇神”！……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他们都是含着眼泪咽下的。晚上，“牛鬼蛇神”们分头写反省材料，交待自己的“反革命”历史和各种莫须有的罪状及社会关系。如果不“深刻”或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当场撕毁，继续再写。父亲他们被这些简直是无法无天、无心无知的“红卫兵”整得已经不成人样，这一大批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在精神上、思想上、肉体上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无情的打击！
早上八点，通知父亲明天去乔家河“五七干校”学习。父亲被两个“红卫兵”用步枪押守，回到家里去拿粮票、肥皂、衣服。妈妈在家属宿舍门前洗衣服。看见爸爸回来，慌忙在围裙上擦干手上的水渍帮助清理。“红卫兵”在门外看守，妈妈拉了一下爸爸的衣角，走进里面，轻声问道：“你现在的问题处理得怎样了？你千万不要为了过关就乱交待，你要挺住啊！”爸爸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声。“目前街上都在闹下放，小村和几个知青商量，准备把我和三个孩子的户口转到九垸去”。妈妈继续说道：“如果居委会安排下放，很可能到山区，那里多半吃红薯，你看如何？”爸爸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毕竟是家庭的重大抉择。父亲皱紧眉头，“不行，孩子们很小，不到下放的年龄，你又有病，怎么适合农村劳动，最起码要等我的问题结案后再作安排。”父亲深情地看了妈妈一眼，这些日子里，妈妈越发瘦了，秀丽的脸上已经失去了光泽，眼睛明显凹陷下去，头上已有几缕白发。她长期病魔缠身，家务的维持，日夜的惊吓！父亲欲言又止，一阵心酸，转身就走了。妈妈立即倒了杯白开水，急匆匆地赶了出来。可是父亲已经走远，妈妈望着父亲高大挺直渐去的背影，心头一阵慌乱，手上的茶杯瞬间滑落地上，“砰”的一声，砸了个粉碎！
爸爸一路紧走，心乱如麻，原本身上巨大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承桂和小村他们是怎么了？莫非是真的相信我有问题吗？”他的大脑昏胀得厉害，他只能把这些事情隐藏在心里，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去打听，更不可能和别人去商量。那一天的时间很漫长，不知道是怎样捱到天黑的。
晚上十点钟，身心疲惫的父亲躺在墙角边的稻草地铺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望着陈旧剥落的房顶，一声声长吁短叹，两眼发呆，暗自忧感伤悲，孤独无助，现在真的是到了穷途末路了吗？
他回想起了过去，从小读书，参加工作教书，生怕自己出了一点差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当年经国先生两次口信要我随台湾，被我婉言推托，大陆是我家园，共产党是民族脊梁，我怎么能抛弃祖宗，离开故乡？我要为国家做点贡献，是父母含辛茹苦的把我养大，供我读书，唯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当时二中的工作实在太忙，老爷子病重期间和去世都是老家的几个堂兄弟代为操办的，我真的很感谢他们，特别是振哥和邱嫂，在承桂最为病重也是我最为难的时候，振哥一双草鞋，两只箩筐，担走了我的三个孩子，帮我抚养照管了近五年，自己舍不得吃穿，没有怨言，不计报酬，这些年过去了，我是想抽空给父母的坟前立块碑，送几次灯，也想和几个兄弟喝几杯，谈谈家常，聊表心意，到现在都未能如愿。我打心眼里对不住他们！甘湾我都只去过两次，我现在真的很想去那儿看看！
忽然，父亲的小腹疼痛难忍，得赶紧上厕所，他从暖和的棉被中钻出来，披上棉衣，慢慢走到门前摸到拉线开关，向外边的看管人员报告。此时，值班的是一位女生，她漫不经心地说：“你去吧”！父亲推开大门，顿时，一股刺骨的寒气侵袭全身，他不免打了个冷颤。父亲高一步低一脚踉跄向厕所走去。值班女生尾随其后看见父亲进了厕所，因为太冷，她就赶紧回到屋里等候。
父亲从厕所出来，看见无人跟随。他实在太累了，想一个人单独静静，也想顺便到学校周围看看。很久都没有这种自由的感觉了。这儿是他多年工作生活的地方，是他施展才华报效国家的理想园地，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他喜欢这里的建筑风格，布局规划，他想去图书馆看一看，他想去教学楼站一站，他要趁这难得的机会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他忘记了时间和现在的处境。他真的是太热爱这块土地了！
北风刮得枯枝呜呜作响，天地一片苍茫，气温已经零下。父亲迈着沉重的脚步，脑子一片空白，他看到学校现在是满目疮痍，一片狼藉，学校无法正常上课，师生关系已经达到对抗，是非颠倒，真理何求！他对眼前的局势和现实的处境不敢想象下去，他更是蒙受到了自尊的凌辱和内心的伤害，人格丧失了尊严，颜面已不复存在，他绝望地呐喊，他心头在滴血，他迷失了方向，他失去了理智，更担心明天去乔家河又会是什么下场呢？士可杀，不可辱，他挺起胸膛，望着天空，毅然决然奋不顾身冲向死亡！他看见前方有几个蓝色幽灵忽上忽下在飘动，他听见一片狰狞的鬼哭狼嚎，他要以死来证明清白，唤醒这个世道。
他头不回，脚不停，心已决，恨未了，径直来到澧县一中大食堂后面汤家湖边的一块藕田里，摸索着走下了齐膝盖深的湖水里，冰冷的湖水很快浸透了衣裤，钻进心骨，父亲一阵哆嗦，冻得浑身发紫，他咬紧牙关，只听见湖水泛起的层层波浪猎猎作响，眼前一片漆黑，天昏地转，凄厉厉，惨烈烈。他用右手舀起一巴掌水，送进嘴里，现在，他好想吃一碗婆婆做的面条，最好还有两个荷包蛋，撒上葱花。肚子实在太饿了，顺便用冰冷的双手摸了一下脸颊。揉了揉眼睛，突然，他清醒了，他好像看见远处有手电筒光在晃动，听见远处有人在大声呼喊。昏沉中他看见一身白衣白胡子的老人大声喝道：“杰儿，你赶快起来！”父亲从泥潭中拖出麻木的双腿，竭尽全力回到岸边，就地坐在湖边的坎沿上，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
他绝不相信天老爷的不公，世道的不平，他还有心爱的教育事业，还有苦命的妻子在家等着，还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抚养。星期日，还要领着孩子去爬皇姑山，看风景，观日出，捡菌子，拾松果。
父亲在地上挣扎着，双手撑住地面，要站起来走回去，爬也得爬回去，绝不能当孬种，得向领导认个错，可是，他确实不行，没有了热量，没有了力气，从头到脚都在冰窟窿里，失去了知觉，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双腿不听使唤，牙关咬不住不停颤抖。他用尽最后的力量大声呼喊：“救命！救命啊！”空旷的原野，黑暗寂静，只有北风的吼叫，波浪的激荡，天地间阵阵回响！父亲昏迷过去，横躺在热爱的土地上。时针指向零点……
值班女生突然醒来，发现父亲还未回来，吓了一跳，赶紧去报告。顿时，整个校园从沉寂中苏醒过来，广播响起，路灯照亮。“红卫兵”抄起木棒、皮鞭、步枪分头寻找，边走边喊，手电筒光照射每个角落，学校四周的池塘、操场、厕所、食堂，每一根树上，应该要找的地方都找了。另有一队人马直扑家属宿舍，撞开房门，打开窗户，床底下，厨房内，三十几平米的房间不到一分钟就底朝天。队长大声对母亲说：“如果他回来，就马上去报告。”母亲和我们抱团痛哭！
校园一团大乱，最高领导下死命令，必须找到。他们来到汤家湖藕田边，发现父亲已经不省人事，领头的大个子男生挥着木棒照准父亲左额就是一棒，鲜血涌到地上。他们十几个人反架起父亲，一直拖到农场，三百多米的路面上滴满血迹斑斑……
难友们早准备好稻草火，把父亲轻轻放在地铺上，大家七手八脚擦拭头上的血迹，用稻草灰堵住伤口，做人工呼吸，换下湿衣裤，盖上几床棉被，校医李雪平赶来打了强心针。妈妈和我们三兄妹用飞快的速度拿来衣服、毛巾、十滴水。我们一起扑在爸爸身上，撕心裂肺，捶胸跺足，悔断肝肠，嚎啕痛哭。我们握着爸爸冰凉的双手，恨不得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热量传递给他，妈妈仔细查看了父亲的全身，亲吻父亲额头上的伤口，哭喊着，呼求着……
父亲慢慢睁开了眼睛，他面色苍白，瞳孔放大。他用力环顾了周围看见了眼前相依为命的妻子和孩子，妈妈使劲地搂住父亲，父亲用微弱细小的声音对母亲说：“桂……对不起你，我不……不行了，你要帮我好好带着孩子们……活下去！……活下去！”
一九六九年元月二十一日早上六点钟，父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敬重的、仁厚的、正直的父亲，他带着满腹的经纶和忠诚，带着巨大的伤痛和冤屈，带着无比的遗憾和饥饿，就这样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抱着父亲哭得死去活来，妈妈也晕死过去！
小哥和几个知青赶回家里已是天黑，在卢家大队请了几个人，到汪家桥买了副水泥棺材，没有鞭炮，没有花圈，没有哀乐，在盐矿边土岭垭山脚下草草掩埋了父亲。
就在那个月底，我们全家告别了父亲，告别了那个是非之地，举家从南岸河滩搭乘一只小船搬家到九垸毕陈。在生产队的牛棚里暂且安顿下来。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乡亲们送来糍粑、泡儿糖，还有一块腊肉，眼前是另外一番景象。快过年了，村庄四野响起阵阵鞭炮，妈妈整天整夜睡在床上，终日以泪洗面，只能咽下半碗米汤。全家都沉浸在悲痛中。我们时刻闻到刺鼻恶心的牛粪牛尿的腥臭，听到牛鼾、牛角触栏和牛粪叭叭落地的声响，开过年，我们就开始了在农村十年的劳动生活。
一九七四年澧县宣传部文件结论：何赐杰同志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对党的政策不理解，于一九六九年元月二十一日自杀，终年四十八岁。
我们多次申诉上访，七八年再次文件结论：何赐杰同志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于一九六九年元月二十一日病故，终年四十八岁，发放一次性抚恤金，恢复一切名誉，一个子女顶班。
七十年代末，父亲的坟墓因土岭垭凿宽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被挖毁，后买了一个骨灰盒与他的血衣转迁到公墓。
在父亲逝世近十周年之际，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份沉甸甸的结论文件，党组织给予了父亲比较公正、客观、正确的评价和安抚。妈妈痛苦的心情总算慢慢地平静了下来，当地的人也已经不再用怀疑异样的目光来瞧我们了，那个时候，我们多么渴望能有进学校读书、学习、写字的机会，多么想能像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好想好想也能像爸爸妈妈一样站在讲台上，讲述人类的文明、民主、法治。可是，我们失去了机会，失去了资格，失去了属于我们的青春年华。
每当体力极度疲乏和心烦意乱时，我就会爬上门前的窑顶，仰望蓝天，无意间看到那座皇姑山，深深地怀念起父亲。突然觉得父亲没有死去，就像那座郁葱挺拔的皇姑山。
原澧县一中、湖南机电学院杜修元老校长感叹道：“何赐杰老师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当时没能宣誓入党，但是，他对党的忠诚，对教育事业的认真负责，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捎上心中沉重的哀思，我们永远深深的怀念父亲。
主编/易宗明| 编辑/刘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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