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智慧，可以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作为中国古代的头号智者，不仅谋略过人，在识人用人方面可谓可谓匠心独具、有独到见解。诸葛亮在著作《知人》一文，言简意赅而又别具一格地阐述了自己的 “知人七法”:“夫人之性, 莫难察焉, 善恶既殊, 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 有外恭而内欺者, 有外勇而内怯者, 有尽力而不忠者。然知人之道有七焉:一曰, 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 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 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 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 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 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 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简而言之，是从对方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大方面全面考察，真可谓面面俱到，让人受益匪浅。
这像是指要向对方提出大是大非的问题，看他的志向有何特点。考察一个人，如何判断一个人的人品？可〝问之以是非〞，看其对是非曲折的判断，对某事物的看法，观察其志向。凡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含混不清、模稜两可的人，很可能是随风摇动、忽东忽西的〝墙头草〞之人，也是最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损害到公利的，因此绝对不可以委以重任。这种人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和内心操守，习惯于见风使舵，没有定性。只有志向高远、立场坚定、胸怀宽广人，才是可交可用的人。
志向, 指人们在某一方面有所作为的努力方向, 是人们前进的动力。人无志不立。一个没有远大志向的人, 也不可能有所作为。“问之以是非”, 不仅观其志, 还提供了观志识人的方法。例如少年周恩来就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宏图大志, 通过年少时的远大志向便可知其将来必成大器, 事实已经证明, 正是这一志向造就了世界瞩目的杰出政治家。可见, 观志识人不失为选人用人的一个基本方法。
向对方提出尖锐问题，看他是否具备分析问题、处理事理的能力。
“变”指的是应变能力。选人用人不应是本本先生, 更不能是郑人买履中的“郑人”。怎样知其应变能力强弱呢?诸葛亮的办法就是用无懈可击的言辞把他逼到理屈词穷的地步, 让他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嘴之力, 看其反应如何。应变能力弱者语无伦次, 瞠目结舌;应变能力强者, 定会绝处逢生, 另辟蹊径, 出奇制胜。诸葛亮认为能言善辩者一定是头脑灵活、思维敏捷之人, 也一定是对事情了如指掌、深谙其道之人。
辩论之道可以说在当今社会得到了最大应用。辩论赛正反双方各持相反观点, 彼此阐述各方观点和理由, 驳斥对方的观点, 进行辩论。几番唇枪舌剑之后, 辩手的才能展露无疑, 人才也势必脱颖而出。
“识”指见识, 指向对方提出方方面面的问题, 让他回答相应的计策, 从而考察对方的见识和谋略。古往今来, 见识短浅、计谋匮乏、遇事束手无策的官员, 即使有心为上级解愁、为百姓排忧, 也会力不从心。相反, 胸怀韬略之人, 必是见识广博、视野宽阔之人, 也必将是可塑有用之才。
当今社会取才纳贤, 普遍采用答辩面试等方法, 正是“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古为今用之例。
古人曰：〝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正是考验对方勇气的时候。所以，要认识一个人，可以先告诉对方有一些困难的事物与风险要处理，看那人如何回应。
古代武将带兵打仗主要看其是否忠勇。古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 可见勇敢、勇猛特别是忠勇在古代用人时是多么重要。怎样知其忠勇呢?诸葛亮的办法是在重用一个人之前, 人为地制造逆境, 观察对方是否具备足够的勇气。
假设做好一件事只需要克服一个困难,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成功;如果需要克服的是十个困难, 成功的人数就会减少许多;如果困难增加到一百个, 那么成功的人肯定是凤毛麟角。因此, 人才一定要经过重重磨难的洗礼才会显露出来。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尼采所说:“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 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由此可见, 诸葛亮的“告知以祸难而观其勇”是选拔杰出人才的重要方法。
人们常说〝酒品见人品〞，人的本性往往藏得很深，但用酒却可以打开人的心扉，使他倾吐内心最真实的自我。因此，我们可以在一个人酒醉之后，观察他的品行如何。
俗话说“酒后吐真言”, 因为当人醉酒之后, 大脑的部分意识被酒精麻醉, 往往会把潜藏在心灵深处的本我展露出来。因此, 在识人方面“醉之以酒而观其性”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从生理学角度分析, 酒后吐真言是因为急性乙醇中毒麻醉大脑皮层中枢所致, 此时人已失去大脑的理性控制, 通常会一吐为快、毫无掩饰。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人们交流过程中都存在着某种隔阂, 这种隔阂恰是由人的心理防御机制作用形成的。然而, 酒可以通过麻痹人的生理功能来达到降低心理防御机制的效果, 此时其真情、真言将自然流露。
中国酒文化由来已久, 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有关酒的典故至今为人津津乐道。当然, 诸葛亮绝非简单地提倡饮酒, 其真正用意在于利用某种适当的媒介, 实现人与人之间无障碍的交流沟通, 进而达到察人观性之终极目标。
“临之以利”是给予机会, 甚至是把重要岗位交付某人, 然后考察他是否清正廉明。诸葛亮认为廉洁之人往往具备以下几个特点:忠心为国, 廉洁奉公;体察百姓疾苦, 注意节俭, 为政清廉;不贪酒、不迷色, 能够廉洁自律。
三国时期, 蜀国境内“刑法虽峻而无怨者”,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蜀国名相诸葛亮严于律己, 一身清廉使然。同时他还要求蜀汉政府的各级官吏“清心寡欲, 约己爱民”。如对“托志忠雅”“为政以安民为本”的蒋琬, 对“雅性谦素, 家不积财”的费祎, 对“殷勤, 有忠于国”的董和, 对“非公事不言”的刘巴, 对“秉心公亮”“进尽忠言”的董允, 对“忠清款亮, 忧公如家”的杨洪, 对“忠勤时事”的姜维等人, 诸葛亮都加以表扬并提拔重用。
公生明, 廉生威, 清廉的影响力和时代穿透力极强。事实证明, 经受不住金钱诱惑的人, 不可能成为利国利民的清官、好官。
诚信，是为人为事之本，人无信不立，一个人能否在社会立稳脚跟，就看他能否信守诺言。
“言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一个人说话不算数, 就不值得别人信赖。所以, 看一个人讲不讲诚信, 不在于他说的怎样, 要看他做的怎样, 事实胜于雄辩。因此, 听其言, 观其行, 才是知人用人的高明之举。
众所周知, 国无信不兴, 人无信不立。《礼记》云:“诚者, 天之道也;诚之者, 人之道也。”做老实人, 说老实话, 办老实事, 受人之托, 必忠人之事, 此为诚信之人;为官者不徇私舞弊, 不贪赃枉法, 一身浩然正气, 此为诚信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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