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一名中国核物理学家带领物理小组成员，从40,000对底片中发现超子的反粒子，引起西方科学界震动，100多个研究所向他发来贺电。
媒体盛赞他的研究成果“仅次于正电子和反质子的发现”。
同行们普遍预测——只要这位科学家继续研究，今年的诺贝尔奖“非他莫属”。
让所有同行始料未及的是，这名来自中国的核物理学家居然“失联”了，媒体根本打听不到他的任何消息……
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不久的李政道（李政道是1957年获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为之叹息地说道：“王老师难道不能迟点再回中国，这实在太可惜了。”李政道先生口中的王老师，其实就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功勋者之一——王淦昌先生。
王淦昌为了帮助中国研制“大国重器”，毅然放弃国外优渥的条件，致使自己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那么，这位曾经学习过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的王淦昌，到底为中国在核科学方面做出了哪些贡献呢？
图｜青年时期的王淦昌
王淦昌，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现常熟市）枫塘湾的一户中医家庭（王淦昌父亲王以仁是一名中医）。
因王淦昌的父亲医术精湛，登门求诊的访客络绎不绝。
若有穷苦之人暂时付不起医药费，医者仁心的王以仁从不急着催。
渐渐地，王以仁在枫塘湾很有名望。
不过，长期受困于膝下只有三个女儿。王以仁的两个大女儿成家后，他为小女儿招女婿入赘王家，女婿改姓王，名舜昌，王舜昌跟随王以仁学医。（王舜昌排行老大，他既是王淦昌的姐夫，又是他大哥）
老年间的人思想守旧，王以仁始终觉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与妻子商议后，在自己50岁那年另娶继室，但仍未生育，于是领养一个儿子起名王昌，排行老二。
王以仁六十岁那年，继室突然怀孕，十个月后，王淦昌呱呱坠地，可谓老来得子。
老先生好不容易得了个宝贝儿子，甭提有多高兴，他在家里大摆宴席，热情款待街坊四邻，流水席一连吃了三天。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
不幸的是，王淦昌不满四岁时，其父王以仁先生与世长辞。
所幸，彼时王淦昌的大哥王舜昌继续行医，兼做药材生意，将父亲的买卖继承过来，家业日隆。
王舜昌、王昌、王淦昌三人根本没有血缘关系，但兄弟之间感情甚好。王以仁去世后，王舜昌就是家中顶梁柱，做大哥的不仅要忙活家里的生意，更要细心照顾两个弟弟。
1913年，王舜昌将已满6岁的王淦昌送去私塾念书。
别的孩子至少要用四年时间才能完成所有课程，王淦昌只用了两年，就已经让私塾先生刮目相看。 1915年，王淦昌前往沙溪小学寄宿读书；1920年春，王淦昌母亲病逝，他与大哥王舜昌、外婆相依为命。
图｜求学时期的王淦昌
王家财产颇丰，本着先成家，后立业，找个人照顾小弟的想法，大哥王舜昌张罗着给王淦昌娶一房老婆。
13岁的王淦昌还是个孩子，父母相继去世，大哥王舜昌就是自己的主心骨。
同年，王淦昌迎娶了比自己大三岁的媳妇吴月琴。婚后不久，王淦昌在亲戚帮助下去上海浦东中学读书。
中学毕业后，王淦昌进入外语专修班学习英语，想着今后能去国外深造。
1925年，王淦昌迷上了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专门去上海的汽车修理店，和修理师傅同吃同住，学习汽车维修。同年，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进入大学前，学生们都得考虑自己应该主修哪个专业。
王淦昌想继续学习汽车维修技术，不过清华大学没有相关课程，与汽车维修技术相近的课程也就是机械工科。
兜兜转转，王淦昌选择主修物理学，辅修工科。
或许就连王淦昌本人都没想到，自己将来居然能成为世界瞩目的顶级物理学家，为祖国制造“大国重器”。
物理学不同于其他科目，这门学科极其考验学生们理科知识，尤其是数学水平。
别的科目顶多是入门难，学着学着就容易许多，或者是入门简单，不易精深；物理学是入门难，想要深入研究更是难上加难。
王淦昌自幼聪颖过人，所学知识甚杂，他刚一接触物理学，就感觉此门课程的学习难度非同小可。
这恰恰激发了王淦昌的胜负心。这么多年来，王淦昌一路从常熟的农村私塾，考入中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恰恰证明他永不服输，不会被困难所折服。
于是乎，王淦昌将全部精力用于物理学的研究，学习成绩突飞猛进。
1929年，王淦昌成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生，担任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奠基人之一吴有训先生的助手。
吴有训曾留学多年，与著名的物理学家居里夫人是好朋友，其门下弟子有钱三强、钱伟长、李政道……
在吴老师的帮助下，王淦昌完成毕业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填补了国内有关大气放射性实验研究的空白。
1930年，王淦昌得到吴有训的悉心教导，在物理研究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
受制于当时中国的科学条件，若王淦昌想更进一步，那就只能去国外留学、开阔眼界，取得更大成就。
在老师的建议下，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办留学生，公费前往远赴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家化学研究所深造，导师为原子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
迈特纳是德国柏林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受居里夫人影响，她立志在原子物理学方面开辟天地。
彼时的迈特纳已经在科学界取得重大贡献，第109号化学元素就是以她的姓氏命名；爱因斯坦称她为：“才华比肩居里夫人的女科学家。”
牛顿说过：“我之所以看得比别人更远，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当时只有24岁的王淦昌能拜入“世界核物理学先驱”迈特纳的门下，对今后的学习必定非常有帮助。
王淦昌独在异乡，除日常写信与国内的亲友、老师联络感情外，他几乎将所有时间都用于科学实验。
图｜王淦昌与妻子和孩子的合影
好几次，心无旁骛学习的王淦昌因为忘记时间被锁在研究室里，他只好翻越围墙返回宿舍。
学术界一向是以研究成果为重，王淦昌虽然毕业于清华大学，还曾经在吴有训先生身边学习过。 可是放眼整座德国柏林大学，王淦昌的研究成果是有些不够看的。
王淦昌不急不躁，他一边努力学习基础物理知识，同时积极参与同学和老师们的会谈讲座。
1931年上半年，柏林大学的玻特教授及其学生贝克用钋产生的alpha粒子轰击铍，最后发现一种电中性并且穿透力很强的“辐射”，得到高能量的gamma光子。
玻特与贝克在学术报告会上提出了这一发现，引起了王淦昌的兴趣。
王淦昌先后两次向导师迈特纳建议用云室重复该实验，彻底弄清这种“辐射”的本质。
非常遗憾的是，迈特纳很欣赏这位中国学生，但她认为使用云室成本高，其研究成果比较偏门，故此没有同意王淦昌的建议。
1932年，约里奥·居里夫妇（小居里夫妇）发现这种“辐射”可以从石蜡打出质子。
1932年2月，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采用类似王淦昌提出的云室重复该实验，认定这个所谓“辐射”是不带电、质量，与质子相同的中性粒子，称为中子。
中子是制作原子弹的钥匙。
1935年，查德威克因为这一科研成果，从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王淦昌第一次遗憾错过诺贝尔奖。
王淦昌先生后来回忆：“当时自己才二十几岁，年轻不懂事，总觉得是一个遗憾，没有尽全力去说服导师，得到她的支持。
可如果我当时做出来了，王淦昌就不是今天的王淦昌了。”
迈特纳在查德威克宣布发现中子后，安慰地对王淦昌说：“这是运气问题。”
假想一下，倘若迈特纳在1931年就支持王淦昌的建议，至多半年时间，他们俩就能发现中子，继而同时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么，王淦昌获诺贝尔奖时还不满28岁，足以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王淦昌没有过多受到这件事的影响，虽然失落，却根本没空伤悲，因为中国正遭受着日本侵略者的欺凌。
他勤奋学习，想着早点通过论文答辩，毕业后赶紧返回中国，与同胞们共同抵御外寇。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控制东北三省，当地百姓民不聊生。王淦昌听闻此消息后夜不能寐，反复激励自己：“何以雪耻，在我学子。”
1933年，王淦昌发表了《关于RaE连续β射线谱的上限》的论文，轰动西方物理学界。
同年底，27岁的王淦昌获得博士学位，大家都挽留他留在德国。
王淦昌斩钉截铁地说：“感激柏林大学和导师迈特纳对我的培养，但我首先是中国人。
巴斯德说过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籍的。我的祖国正遭受苦难，我要回去为她服务。”
离开柏林大学后，王淦昌短暂访问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实验室，与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物理大师进行友好的交流。
图｜王淦昌与爱妻吴月琴
1934年4月，27岁的王淦昌放弃了国外优越的条件，回到了老家常熟，与阔别已久的妻子儿女团聚（王淦昌出国留学前，与妻子吴月琴生下三个孩子）。
几个月后，他到山东大学任职，成为近代物理的一名老师。
1935年初，王淦昌主动离职；1936年，竺可桢接任浙江大学校长，邀请王淦昌来浙大任教。 王淦昌没有急着就职，他专门给竺可桢写了一封信，询问其办学宗旨。
竺可桢言辞诚恳地回复道：“我推行的是自由民主校风。”
这正合王淦昌之意，29岁的他成为浙大最年轻的教授，比学生都大不了几岁，大家私底下称王淦昌为“娃娃教授”。
没过多久，竺可桢派人把王淦昌的妻儿老小接到杭州，免除了他的后顾之忧。
多年留学生涯，培养出王淦昌风度翩翩、学识渊博的气质。
根据《湖北档案》杂志记载，一位南京女学生甚至想取代吴月琴，与王淦昌双宿双飞。
谈及家庭，王淦昌曾说过自己很对不起老婆孩子。 因为王淦昌与吴月琴结婚时，自己才刚满13周岁，后来前往各地求学，与家人聚少离多。吴月琴既要照顾王淦昌的外婆，还要照顾三个孩子，实属不易。
王淦昌断然拒绝了那位“金陵才女”的主动求爱，与原配夫人吴月琴相濡以沫七十八载。1938年，浙江大学搬迁辗转多地；1940年，王淦昌患肺结核病，回家休养。
他在养病期间，思考中微子假设的验证问题，提出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实验方案。
1941年10月，王淦昌把自己的科研想法《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寄给美国《物理评论》杂志。
1942年春，美国学者詹姆斯·阿伦根据王淦昌的思路找到了中微子的实验证据。
阿伦后来进一步改进实验，观测到了Li-7核反冲能量极值。
这个方法因此被称为“王·阿伦方法”。
1952年，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莱茵斯学者实现了这个实验，证实中微子假设。
该项研究成果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彼时的王淦昌没工夫想着什么诺贝尔奖，他正与妻子一起带头募捐，为抗日大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图｜在浙大任职的王淦昌
作为一名浙大教授，那时的王淦昌月薪不低于200块大洋，工资很高。
令学生们疑惑的是，王淦昌在上课时经常喊饿，下课后还要去放羊赚取生活费。
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为了支援抗战，王淦昌拿出了所有的积蓄，甚至把妻子的陪嫁首饰都全捐出去。
自己得了肺结核病却无钱医治，只能在家里胡乱吃些药，苦捱度日。
1943年，抗日战争已进入尾声，王淦昌任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一家生活趋于稳定。到1944年时，37岁的王淦昌已是5个孩子的父亲。
1945年8月，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令世界为之震惊。
王淦昌“紧跟潮流”，绘制了原子弹的构造图，向师生们讲述其中的原理。
1947年，王淦昌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研究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发表了《关于介子的衰变》，再一次技惊四座。1949年初，王淦昌回国。
两年的时间，他与合作者在美国Physical Review期刊、英国的Nature 期刊等发表宇宙线粒子的新实验方法、核力、重子之间关系等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文。
王淦昌从美国回来后不久，接到学弟钱三强的邀请。
钱三强留学法国时与妻子何泽慧共同发现了原子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回国后，钱三强推动新中国在1950年初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
钱三强首先就想到学长王淦昌，亲自写信邀他北上。 王淦昌接到钱三强的来信后，二话不说就同意北上，被调至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1952年，王淦昌任副所长，冒生命危险，赴朝鲜战场调查美军是否使用放射性武器。
1954年，王淦昌在云南建造高山宇宙线实验室，使我国宇宙线研究进入当时的国际先进行列。
1955年，王淦昌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6年9月，王淦昌去苏联参加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
他作为领队，与12个国家的原子核专家共同承担寻找新的高能粒子的任务。
1959年，王淦昌任该研究所的副所长。
同年底，王淦昌率领研究组在气泡室40,000张底片中，发现了一例反西格马负超子，这是在高能pi介子核反应中第一次观测到有反粒子产生、衰变和衰变产物湮灭的完整图像。
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进一步证实宇宙中存在反粒子，使人类对于微观物质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图｜正在苏联工作的王淦昌（图中）
国内的《人民日报》、苏联的《真理报》对此发现做了报道，受到广泛关注。
国外同行们普遍预测：“只要王淦昌继续顺着这一领域研究下去，得诺贝尔奖就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这时，王淦昌却突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当时的李政道（李政道师从过王淦昌）为老师感到惋惜，并不解这么个大活人为何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天，正在杜布纳研究所工作的王淦昌接到密电：“停止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
王淦昌没有多问，于1960年底返回中国。
他其实猜出来了，此次回国应该是研究“大家伙”。
从苏联回国前，王淦昌把积攒下的全部工资交给了中国驻苏联大使，为当时国家苦难尽绵薄之力。
1961年4月，北京的一间部长办公室里，王淦昌向领导受理新任务，他自愿放弃所有名誉和地位、断绝一切海外联系、做好与妻儿老小长期分居的准备。
更直白点说，世界上将没有王淦昌这个人了。
临走前，部长有些不好意思地安慰王淦昌。他却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愿以身许国！”
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形势瞬息万变，“老大哥”苏联不满中国与西方国家走得太近，一口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
临走之前，苏联专家把文件全部都烧成灰，恶狠狠地说：“没有苏联帮助，即使再过20年，中国也无法研制出原子弹！”
图｜聂荣臻（图中）亲赴罗布泊听取王淦昌（图左）的汇报
这番话深深刺痛了王淦昌与钱三强等人，他们不约而同地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祖国研制出大家伙，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彻底傻眼。”
因为参加和领导核武器研制方面的研究工作需要保密，王淦昌更名为王京，从此隐姓埋名17年。
妻子吴月琴和5个孩子，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在做什么。
1961年到1963年，王淦昌领导了上千次原子弹起爆装置的炸药爆轰试验。
为缩短研制时间、提高效率，50多岁的王淦昌倾覆一线生产车间，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妥善解决许多突发问题。
工人们只知王淦昌姓王，又经常加班加点工作，于是大家都称呼他为“王老头”。
从“娃娃教授”到“王老头”，这20多年来，王淦昌为振兴祖国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戈壁滩传来一声振奋人心的雷霆轰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是年，王淦昌独立提出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此后，王淦昌马不停蹄地参与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顺利跻身“核强国”行列。
1978年，71岁的王淦昌调回北京，改回原名，出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核武器研究基地的那个“王老头”，竟然是大名鼎鼎的“两弹元勋”王淦昌！
图｜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壮景
1980年，王淦昌出任中国核学会首任理事长；1982年，他与同事获得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虎父无犬子，王淦昌的儿子王懋基针对大庆油田方面的研究，在同一年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后，王淦昌先生重点推动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和核电等核技术事业，提出发展国家高技术的“863计划”。
1998年12月10日，王淦昌先生逝世，享年91岁。
1999年，王淦昌被授予“两弹一星”元勋功勋奖章，他的名字得以公开。
遗憾的是，王淦昌却没能亲手接过这份荣誉。
国之大者以身许国，这才是应该永远追的“星”，后人将会永远的缅怀大师。
参考文献：
［1］物理学家王淦昌的科学人生，作者张莹 孙咏萍，物理教师 2020年02期 核心
［2］王淦昌院士:放下诺贝尔奖的人，作者温伟力，今日科苑 2017年02期
［3］“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78载爱情路，作者孟红，党史纵览 201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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