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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北宋的文教政策与官方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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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08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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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右文抑武、崇儒重教的国策下,北宋政权致力于完善科举制度和振兴官学教育,在提高科举考试的公正性、增强士人应举的积极性、加强皇帝对选士大权的控制等方面成效显著,官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成为北宋学校教育的主体。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不断深入,敦崇经术、贬斥词赋、讲求实学、去除浮华,逐渐成为官方教育理念的主流。

但官学教育始终受到科场效应的制约,科举不但规定了官学教育的基本内容,也决定了士子接受官学教育的态度。士大夫政治下的政见之争、学术之争也对教育的理念、内容和目的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后来的有识之士反思官学教育,在政坛风云和科场效应之外探索教育与学术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教训。

古代教育与政治

在古代中国,教育不仅是传递文化知识的工具,同时也被历代统治者自觉纳入政治的轨道,甚至教育本身也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封建宗法式的社会政治传统决定了教育的目的和价值,使教育成为统治者“建国君民”“化民成俗”的基本工具和手段。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在官方意识形态和官学教育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并日益与王朝政治紧密结合起来。这种封建宗法式的政教合一,既体现了中国古代教育的根本特点,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实质内容。

对于统治者来说,培养和罗致符合统治需要的人才,是其政治活动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教育的一般规律而言,最重要的环节无非有二,即教养之道和取之之道。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政治和教育逐渐分离,两者虽仍共同承担着教化万民的责任,但毕竟其内涵、职能以及履行职能的手段已分为二途,由此必然带来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的诸多变化。如何因应这些变化以调整制度和政策,是历代统治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北宋的文教政策

右文抑武:宋太祖虽出身行伍,却颇好读书,即使在军营中,也常常手不释卷。丰富的军政阅历,造就了他自信、开拓的政治家胸怀,加以新承五季纷乱之后,其“右文”政策,不重形式,但求实效。为了压制武夫悍将,宋太祖提拔了一大批文臣官僚,将他们安排到重要岗位,并主张宰相须用读书人。

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好学之风愈来愈盛。他还曾立下不杀文臣士大夫和言事之官的誓约,这个誓约或誓约所体现的政治理念,大体被太祖以后的继承者们所遵循,由此形成了相对宽容的政治氛围,为宋朝持续而稳定的文治局面提供了保证。宋太宗继承了太祖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经常跟臣僚们讲:“王者虽以武功克受,终须用文德致治。”

因而大力提倡文治,广揽科举之士,使士大夫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髙。两次伐辽战争失败后,宋太宗的军事抱负和对外进取心遭到重创,更将注意力转向稳定内部。宋仁宗历来被视为继体守文之君的典型,他将祖宗以来兴科举、重文教的政策推向新的高度。在位期间,文官群体享有崇髙的政治地位,出现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作为饱受人文教育而有志于仕途的社会精英,士大夫既是王朝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解释者,又是辅佐皇帝施行合乎道德礼法之治的实践者。在强邻环峙的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高度发展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有助于增强其正统国家观念和文化上的凝聚力,利用其文化传统的优势地位跟强邻作持久的抗衡。

真宗时期自我夸耀式的封禅活动已表现出了这种冲动,自仁宗以后则转化为士大夫更为热诚的对古典传统的复兴工作,其对于宋朝政治及文教事业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但是宋朝士大夫在政坛上也暴露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其弊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矛盾对立的双方都难以超越传统认知的局限,陷于“义利之争”君子小人之争”的思维窠臼而不能自拔,既无助于实现兴利除弊、挽救危机的目标,更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最终成为改革事业失败的重要原因,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北宋政治的走向和结局。

在抑武方面,南宋汪藻曾言:“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这反映出宋朝在宰执大臣和三衙统帅之间,已经确立了严格的尊卑名分。

从宋初开始,枢密院长官一般都由皇帝的亲信幕僚和文臣担任。尽管也有个别武将出任枢密院长官的事例,但大都遭到猜疑而很快罢黜。仁宗时名将狄青“出兵伍为执政”就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被文臣视为“不守祖宗之成规,而自比五季衰乱之政”。

以文抑武的现象不仅在中央存在,地方亦然。北宋初,部署、钤辖之类的军职专用武将,至太宗时开始参用文臣,实行以文制武。真宗以后,以文臣任统兵官,督率武将,渐成惯例。安抚使、经略安抚使等职,往往都由文臣担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挥”。这样做的结果,使晚唐五代时期武夫横行的局面被扭转过来。

崇儒重教

儒学为人伦之大宗、世教之总名,崇儒重教是“修文德”的核心内容。学校的功能也体现为尊师道而崇儒术,厚风俗而正人伦。弘扬圣人之道,阐明圣人之学,既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宋朝统治者对儒学的尊崇、对儒学教育的重视是一贯的。建隆二年(961)十一月,太祖始幸国子监,三年正月又幸

自此,巡幸胄监、拜谒先圣成为常例。与此同时,针对帝王教育的经筵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太宗首开经筵之讲,真宗始设经筵之官,乾兴元年(1022)定视朝及讲读之日,皇帝单日视朝,双日经筵,宋仁宗甚至每日赴经筵讲明圣学使天下靡然知其所向

从太祖开始,朝廷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和完善,如禁止公荐和行卷、确立殿试制度、严格发解制度、创立糊名誊录制度、实行特奏名推恩制度等等,以提高科举取士的公正性,完善考试制度的严格性,增强士人应举的积极性,同时也加强了皇帝对选士大权的控制,扭转了五代时期不重学问、读书人不愿入仕为官的局面,使王朝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得到极大的加强。

欧阳修说:

“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为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经过近百年的经营,右文成化崇儒重教的风气基本形成。官学教育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后又经过庆历、熙宁、崇宁年间的兴学运动,成为北宋学校教育的主体。随着士大夫政治的日益发展,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运动方兴未艾,不断深入,对学校教育和科举选士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

敦崇经术,贬斥词赋,讲求实学,去除浮华,逐渐成为官方教育理念的主流。从宋神宗罢诸科,专以进士科取士,经义在官学教育和科举取士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后遵行,未之有改”。

但由于统治者过分标榜文治,因而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中就难免发生诸种弊端。比如:因为重形式,轻实效,所选之人往往缺乏治理政务的实际经验和才干。由于取人太多,用人太骤,势必会降低选拔标准,使官僚队伍日益庞大,成为冗员问题的重要成因之一。科场效应也助长了士人求官趋利的功利心态。柳开曾言:“古之志为学也,不期利于道,则不学矣;今之志为学也,不期利于身,则不学矣”。

在读书做官的意识驱使下,文人士子所读之书,皆场屋之书;所习之术,皆求官之术。所谓圣人之言、先王之政,也就成了幌子,无人潜心深究。

北宋官方教育理念的变迁

北宋前期科举考试的科目基本承袭了唐末五代的旧制,进士科日益浮华少实,“专以辞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偶对之间,探索圣贤之阃奥者百无一二”。明经科的考试内容也局限于帖经、墨义,且须谨守先儒注疏。二者均难以检验应举士人的真才实学。

长期的战乱和社会动荡又造成了学校教育的极度凋敝,虽有较为严密、完备的考试选拔制度,却无相应的学校教育活动与之配合。仅存的国子学也不过是科举士人的寄应之处,几无讲学活动可言。读书人难以从容留意学问,涵养品行,以致奔竞之风四起。知法意,文理优,为上等”。

振兴学校教育的举措则包括兴建太学、州县立学、内外官学俱立听读日限等。这次改革主要是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调整,纠正此前进士科专主文辞格律、诸科泥于记诵章句和帖经墨义的弊端,使考试内容更加贴近现实,即所谓“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

同时,为了扭转学校教育严重滞后的局面,注重学校的兴建,并通过规定学生在校学习的期限来敦促士子入学,填补人才培养环节的空白。随着右文政策的深入和科举制度的发展,恢复官学的工作势在必行。同时,朝廷内外政策和各项制度中潜在的弊端也逐渐显露,人才匮乏、吏治不善尤为突出。

面对这种情况,朝野上下的许多有识之士都主张实行改革,范仲淹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在庆历三年九月的《条陈十事疏》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科举、振兴学校的建议和设想,成为他主持兴学运动的基本依据。

庆历四年三月,兴学正式开始。其主要内容是:科举考试方面。

“进士试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子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以晓析意义为通,五通为中格;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试断案,假立甲乙罪,合律令,知法意,文理优,为上等”。

总结

振兴学校教育的举措则包括兴建太学、州县立学、内外官学俱立听读日限等。这次改革主要是对科举考试内容进行调整,纠正此前进士科专主文辞格律、诸科泥于记诵章句和帖经墨义的弊端,使考试内容更加贴近现实,即所谓“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

为了扭转学校教育严重滞后的局面,注重学校的兴建,并通过规定学生在校学习的期限来敦促士子入学,填补人才培养环节的空白。

参考文献:

(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14《劝学札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207页。

(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恭闻太祖有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此诚前代不可跂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第69页。

(元)脱脱等:《宋史》卷343《许将传》:绍圣中,尚书左丞许将云:“本朝治道所以远过汉、唐者,以未尝辄戮大臣也”。中华书局,1977年,第10910页。

(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宋)汪藻:《浮溪文粹》卷5《行在越州条具时政书》,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34册,第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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