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历史说TALK
编辑｜历史说TALK
婚姻矛盾作为家庭生活中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在家庭中既可以起到破坏性的作用，又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体现了女性的家庭地位。
本文从改革开放这一时期出发，探讨了老年妇女和青年妇女在婚姻中的矛盾。
我们可以看到：在集体文化的影响下，老年妇女在政治和情感社会化两大机制的塑造下，追求安全、重视奉献、重视家庭秩序与完整性，以“承诺”为关键词；
在个性文化的影响下，青年妇女的婚姻矛盾注重个体的满足和自身的权利，而“亲密”是她们的关键词。
年长代与年轻代妇女，一方面寻求婚姻中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又认同传统的性别气质期望，他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正由单一的必然性向个人化的需求转化。
两代妇女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自主性、能动性和某种保守性。两代妇女矛盾的跨越世代的不同，折射出了家族的人生轨迹与个人人生历程由集体向个人化的转变。
纵观当今年轻妇女所遭遇的婚姻矛盾，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冲动的冲突增加。
年轻的女人在面对婚姻的矛盾时，往往会表现出情绪上的冲动，甚至不惜一切代价的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愤怒。
这种思想与做法正是“无公德的个人”或“无个人主义的个人”的表现，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是私人生命的转变，也就是家族的私人化。
第二，注重满足感。
在以“我为我而活”为核心的个人反省时代，年轻妇女更多地以“自我”为基础来编辑和破译婚姻中的矛盾：矛盾的产生源于对“我”的感情或权益的侵害，而冲突的解决则是以“我”的感情或权利为前提。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家庭是“合作社”，那么从年轻妇女面对夫妻矛盾时所表现出来的家庭生态来看，当代中国的家庭也许更像是一种“游乐场”：所有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满足，即使是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也不能互相认同和互相满足。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婚姻更多地被“再制度化”而非“去制度化”：告别了集体主义文化的浸染，个人主义文化的单面渗透，促使年轻一代的妇女更注重自己的需求和情感，而中国的当代青年，则对传统的“家庭是一个机构”的观念提出了质疑。
第三，经济因素日益突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欲望的增长、消费来源的增多、消费霸权的渗透，各种压力都加重了年轻人的“被剥夺感”、“紧张”、“焦虑”的情绪，这种“世俗”和“难逃”的“两难”，是当代女性面临婚姻矛盾的现实原因。
第四，性别定型观念仍然存在。
在年轻女性婚姻冲突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关于两性性格的二元观点：女性更感性，女性更自私，女性应该在家庭中扮演更好的性角色，换句话说，女性在性别剧本的规则下，依然要扮演好的社会性别角色。
“50后”、“60后”是在集体化时期长大的，那时候，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把家庭视为工作单位；作为独生子女的“80后”、“90后”，个性张扬、自我满足是其群体特点。
在中国传统社会，直系扩大的大家庭，也就是家庭，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深刻影响的、以父权为特点的制度安排。在家庭结构中，传统的婚姻以强调其社会意义为特点，忽略或压制了夫妻感情。
一般来说，夫妻家庭体系的中心词汇是个人的感情（个人而不是整体，而是情绪，而不是其它），这是我们对现代家庭结构、关系和功能的认识。
与此同时，夫妻型的家庭也“无法彻底地自立”，甚至在那些工业发达国家，亲属关系也“非常活跃”。
随着家庭的发展，家庭的弹性和自主权越来越强，“过去人们可以依靠的规则和模式，而现在，人们必须自己作出很多决策。”
在个人机制的影响下，夫妻型家庭的理想从“需要”向“选择性”的转变。
个人的人生轨迹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所经历的事件中形成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家庭的变化就是“她历史”。
改革四十多年来，家庭职能已从劳动单位转变为消费单位，尤其是妇女的经济地位和妇女讨价还价能力的增强。
在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在以往的压迫下，女性对于男性的压制，表现出了更强烈、更强烈的反抗；
夫妻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媒体上也有不少文章，如《揭秘年轻夫妻婚姻冲突的10大主因》，《关于夫妻冲突,你必须要懂的四大原则》，《夫妻冲突不断怎么办教你8招给“婚姻止痒”》。
相对于婚姻矛盾的爆发，处理婚姻矛盾的方式也同样重要，它既考验着夫妻的才智与才干，更重要的是时代话语，特别是性别规范对个人遭遇的干预。
调查显示，尽管两代妇女都建立了一种注重情感的夫妻型家庭，但是老年妇女在处理亲密关系方面的能力和弹性上要比年轻一辈强得多，他们愿意为自己的子女和家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对于老年妇女。
首先，男女身份的均等与妇女承担大量的情感工作是平行的，而性别刻板的设定则是女性的情绪特征，老年妇女的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她们的性别观念发生了变化，而在这种差异的背后，则是社会性别制度的合法性和统治。
第二，尽管夫妻式的家庭观念会影响老年妇女对婚姻的认同感，他们也会因为“不爱”而争吵，甚至离婚。
老年妇女与青年妇女的婚姻矛盾叙述具有两个共同特点。
一方面，两代妇女对理想伴侣的界定，复制了传统的性别气质模式，并将工作/收入/职业因素纳入到“好妻子”的幻想之中，这明显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因素；
二是妇女在家庭生活中表现出的自主和能动。
不用说，年轻女性的自信，主动，甚至肆无忌惮，他们对情感的重视，对欲望的满足，对自由的渴望，有时会引发亲密的矛盾；
而在过去，长辈妇女以两性平等的话语系统建构了夫妻式的家庭，并藉由普遍性的就业及收入保障，避免了对配偶的软弱与依赖，因此，他们在情感上拥有主体性的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两代人在发生婚姻纠纷时，都会发挥正面作用（不管是挑起的或化解的），两代人的亲密关系都反映出夫妻间的地位和对感情的尊重（从家族主义到个人主义）。
这两个共同特征表明，尽管社会环境已经改变，但家庭仍然存在着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种可能性和必要性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传统或现代势力之间的竞争。
而在于家庭在变革中所体现的弹性和弹性，这就是传统和现代或耦合或对抗、既对立又团结的混杂。
在私营部门的转变必然与公共部门和整个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两代妇女的婚姻矛盾与从家族主义向个人化转变相适应。
受家族观念的影响，老年妇女在婚姻矛盾中寻求“安全”的情感：内敛、隐忍、重视奉献与顾家；
对于年轻一代的妇女来说，在个性意识的熏陶下，他们更注重对婚姻关系的满意：冲动、激烈、注重自我实现。
如果说西方的家庭经历了从近代化到个人化的转变，中国的家庭则经历了从组织化到伙伴化的转变：
前者有很强的约束力，侧重于家庭的融合，并以总体的利益为基础；
前者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更多地关注个体体验，更注重以自身利益为基础的快乐。
总之，老年妇女的家庭生活更加注重责任感，她们会考虑更多的因素，尤其是家庭；
年轻一代的妇女在家庭生活中更加注重亲密无间，尤其是她们自己。
要了解家庭变迁，就必须以政治社会化和情感社会化为前提。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演进与个人生命之间的联系，老年一代和青年一代的两性实践整体上由家族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并在男权支配下进行了超越或坚守。
从情感社会化的观点来看，在集体化阶段，理想主义的情感体系培育了妇女对家庭（尤其是孩子）的妥协；
在改革时期，现实主义的情感体系是“50后”、“60后”步入婚姻殿堂的普遍看法，“80后”、“90后”在成长的过程中，现实的情感体系对孩子的关怀，使得老年妇女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孩子（参照他们在家庭生活中对孩子的支持），也促使今天的青年人成为家庭的重心（这养成了年轻代女性的自我导向之习惯）。
21世纪，“80后”和“90后”在结婚、成家立业的过程中，自我意识的情绪系统建立了一套激励人们追求幸福的道德系统。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一代的妇女更容易因为琐碎的小事而产生矛盾，并且在婚姻冲突中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
应当注意，尽管从家庭主义到个人主义的时间线，对两代妇女的矛盾进行了跨越世代的叙述，但这并不能说明，家庭的生活是被时代背景所操控的木偶，或者说，
在家庭的变迁中，没有新的、老的因素混杂、博弈、共存的可能性。
其实，老一辈女性强调婚姻平等、年轻女性认同性别歧视等等，都反映出家庭生活的多样性和多样性，家庭成员在结构与行为的交互作用下，寻找社会需求和自身需求的平衡。
从内部看，要了解家庭的变化，就必须从内部去了解家族的变化，要了解家族的变化，就必须要注意到内部的互动和过程，而外部要掌握复杂的制度话语和社会实践。
当然，本文的研究还不够全面。
例如：如何叙述和了解乡村妇女的亲密冲突，以及男人在亲密冲突中的表现，以及家庭变化的特点，都需要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阎云翔 ：《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 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2］ 祝瑞开 ：《中国婚姻家庭史》
［3］ 唐灿 ：《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的回顾与评述》
［4］ 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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