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毛主席：意见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一种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就采纳，不正确的要说服，说不服就等待。我有个亲身体验，当年在陕北的时候，遇事就和高岗商量，听取他的意见。
毛主席说服的三个技术，
1）听取意见。
2）靠说服，不靠命令。
3）不能说服的，就等待，等待的过程中指出正确的做法，这样就可以缩短等待的时间。
毛主席：同个别人，同十几人，同二十几人反复交换，多次交换，从而得出比较正确观点、政策。
这就是说服，而不是命令。
命令是在说服的基础上，没有说服的命令是行不通的。比如，
群众工作中的错误有两类。第一类是空白村子及命令主义。空白村子是右的领导完全不去发动群众的结果。命令主义，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其结果亦仍然是空白村子，并使群众受到坏影响。
在乡村的命令主义，得到的仍然是空白村子，不会形成真正的稳固、支撑和战斗力。
毛主席的十个说服，奠定了十大基础，奠定完成了十大转折。由此可见，在关键时候、在生死关头、在转折点，更多的是说服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命令起决定性作用。
说服和命令的关系——可以说，是“说服”奠定基础，然后才能形成“命令”，再以“命令”完成支撑。
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这是秋收起义之后，当时部队有人认为应该武力解决井冈山上的武装，但毛主席以此说服了大家，走联合和改造的道路。
在这一关键决策下，建立起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让中国革命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为红军建立了第一个稳固的后方，为朱毛彭会师奠定了基础。
后来在井冈山失守后，多次想用武力夺回，但都没能成功。
会上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坚持株洲会议的原有决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不执行中央路线？”
当时中央的路线是要打长沙和南昌，而只有朱德、谭震林支持毛主席，其他人都不同意，为此第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走出会场时担心地说：“大敌当前，中央局这样不统一，可不是件好事啊。”
最终说服了大家，去打吉安，甚至为此立下了军令状。而通过打吉安，最终打下了大片土地，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
“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作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
当时，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流动作战倾向，一种是固守作战的倾向。毛主席的这个说服，奠定了红军前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基础。
原则是——有稳固阵地的才是前方，没有阵地的不是前方。这就大大减少了红军以弱击强、以少敌众的机会，而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增加了红军的生存机率。
这一原则，可以说是毛主席对我军的重大教导。
“关于先打弱敌还是先打强敌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会后闲谈时曾说：他们不懂得在战略上也先打弱敌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说：'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讲过了的吗？”“但他在争论中不用这些，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说服了大家。”[13]这个正确决策，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通过先打弱敌，就使缺少军事训练的我军，
1）获得了有把握的实战机会，在胜利的实战中，不断的提升军事能力。使我军可以实现从小歼灭战、再到中歼灭战再到大歼灭战的过程，形成了我军的战斗力。
2）这个原则 ，也成为歼灭战的基础，从敌人薄弱处突破、扩张战果，最终形成歼灭。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这两个意见的区别，其实是，
1）阵地战和运动战的路线区别。
2）以“蒋”为敌，还是以“地方势力加上蒋”一起为敌的区别。
这就使红军回到了旧轨道——最小化敌人、运动战和游击战。这就可以从后面顺利的过渡到争取地方势力、比如东北军和西北军，奠定了基础。
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于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从政治上争取他到抗日战线上来。不从政治上去争取，而依靠阴谋诡计，是无法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到底。
如果没有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那么东北军和西北军就不容易转向，他们也就不容易发起西安事变。
那么国内的整个政治环境，仍然还将恶化一段时间，未来的可能性，就要更加小。
我们说服战士们放弃工农红军的军帽，以便于与国民党一道打日本。拥护蒋委员长'抗日，实现三民主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换军帽这一套，是策略，是为达到战略目的的策略。这样我们便壮大起来了。
通过这一说服，完成了我军的战略转型，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我军的再发展奠定了基础。
和过去生死大恨的敌人合作，当然是困难的，单纯的命令是行不通的，要靠大量的说服和教育工作，以及以身示范。
他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通过说服中间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就奠定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的基础，为我军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后方。
如果中间势力，不帮助我军，那么我军在敌后的立足会更加困难。
“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十一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
通过选举王明和李立三等犯过重大过错的同志，
1）就奠定了团结和统一的领导中心。
2）传递了犯错并不可怕的观点，提升了解放战争中广大干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如果犯了错，就不选了，那么以后其他人就必然缩手缩脚，那就丧失了主动性。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先进的资本家。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通过资本家改造的群众路线，大的带动小的、先进的带动落后，就相对温和的完成了解放初期资本家的改造，展开了后续经济建设行动，为我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一个基础。
毛主席常用的几个逆转说服技巧
1）小范围交换意见、反复交换意见、商量问题。
2）扩大会议参会人员范围。
3）抓先进的，批评落后的，发现新的生产力、群众潜力，这是一个领导法则，是领导方法，才能说服人。
4）毛主席认为，这种单干的作风，不是真正的强，而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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