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9月5日，日俄战争双方在美国的调停下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俄国人修筑的东清铁路南满支线被迫交给了日本人。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南满铁路”的安全为借口，在条约的附约中规定，允许日本设立铁道守备队，在全长1100多公里的南满铁路（包括支线）上给予每一公里铁路可驻兵15名的权力。从此以后，日本“名正言顺”地在东北又多了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它的全称是“南满铁道独立守备队”。
（日军铁道守备队在巡逻）
1907年2月，日军从第三师团和第九师团各抽出三个大队，共同组建独立守备队。4月，守备队司令部成立，设在吉林的公主岭。首任守备队司令是仁田原重行少将。司令部下辖6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4个中队。第一大队本部设在公主岭，下属4个中队分别驻长春、郭家店、公主岭、范家屯。第二大队本部设在开原，4个中队分别驻开原（两个中队）、昌图、四平。第三大队本部设在奉天，4个中队分别驻抚顺、奉天、烟台、虎石台。第四大队本部设在凤凰城（后设在连山关），4个中队分驻本溪湖、桥头、凤凰城、安东县。第五大队本部设在大石桥，4个中队分驻大石桥（两个中队）、鞍山、海城。第六大队本部设在瓦房店，4个中队分驻瓦房店（两个中队）、得利寺、熊岳城。保护南满铁路的日军守备队集中驻扎在铁路沿线城市。当时6个大队共有兵力3840人，1919年增加到10100人，以后经常保持在12000—14000人之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在旅顺的重炮兵大队、关东陆军仓库（包括下边的大连支库、铁岭支库等）和在旅顺、辽阳、铁岭的卫戍病院都归守备队司令部管辖。 1909年7月，“南满铁道独立守备队”全线配置完成。
1919年4月12日，日本将关东都督府改为关东厅，以原都督府陆军部为基础成立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军由在中国东北驻扎的一个师团和铁道守备队的6个大队组成，实行了军政分治：关东厅为司法、行政最高机关；关东军司令部则为最高军事机关。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先设沈阳，后迁到旅顺，1931年9月再返沈阳，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时迁往长春。
（铁岭附近的日军守备队）
1924年，日本人觉得“满洲”形势安定就缩小了军备规模。守备队减为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驻公主岭，第二大队驻开原，第三大队驻奉天，第四大队驻连山关。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驻扎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是陆军第二师团。当时，南满铁路独立守备队的司令部还设在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的司令官是森连中将，守备队又新增了两个大队，6个守备大队分布如下：第一大队在公主岭，第二大队在奉天，第三大队在大石桥，第四大队在连山关，第五大队在四平街，第六大队在安东。当时6个大队共有兵力5000人。
（“讨伐”的日本鬼子）
守备队集中驻扎在南满铁路沿线的军事重镇，一方面是保护南满铁路及沿线铁路附属地的安全，但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东北的抗日武装进行“讨伐”“清剿”。守备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残害人民，罪行累累。
1931年，日本人为实现占领中国东北的野心、预谋发动“九一八”事变提前做好了军事上的准备。守备队司令森连中将命令第五大队本部从四平移至离沈阳更近的铁岭，将第六大队从安东调到了鞍山，从而对沈阳、苏家屯形成了包围之势。当时第五大队的大队长是田所定右卫门中佐，驻守铁岭的第五大队本部和军营大致在今天的新华路西侧协和医院的位置。大队部约有人员20人，下属的第三、第四两个中队（共约400人）与大队部一起驻扎铁岭，第二中队驻守开原，第一中队驻守四平。由于当时的通信联络比较落后，大队还配有一个军用信鸽车（日本人称“鸠车”），用鸽子来传递情报。
过去铁岭有的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前，铁岭驻有日军守备队的一个小队，事变后，铁岭的守备队扩充为守备大队，队长为丸山定中佐。”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实际上“九一八”之前铁岭已驻有守备大队本部了，并驻有两个中队的日本兵，大队长不是丸山定而是田所定右卫门中佐。1933年下半年，田所调走，由步兵中佐胁坂二郎接任。这个田所定右卫门此后曾担任了伪满洲国治安部属下的“奉天铁道警护本队长”。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扎东北的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反诬是中国东北军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突然展开军事行动，武装夺取了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同时向沈阳市中心和机场进攻，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军占领了整个沈阳城。紧接着驻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和驻辽阳的第二师团司令部移驻沈阳（21日，第二师团移驻长春）。之后，日本鬼子陆续从日本本土和朝鲜增派军队到东北，短短的四个月零十八天，整个东三省沦陷。
“九一八”事变时，为了加强奉天的作战兵力，铁岭的守备队由大队长田所定右卫门中佐亲自率领前往奉天增援，并且参与了攻打北大营的战斗。之后，第五大队于9月21至9月29日承担了吉长线铁路的警备任务。9月29日至11月12日负责四洮线的警备。
有侵略就有反抗，有压迫就有斗争。“九一八”事变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救国心，义勇军、自卫队风起云涌，浴血奋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在铁岭，日本的守备队在讨伐扫荡中也受到了抗日武装的攻击。9月21日，第五大队一部在昌图八面城附近被700名抗日武装围攻，发生了交火，死伤很多。10月16日，抗日武装800余人，袭击昌图县城，与日军守备队发生激战。10月25日，抗日军队千余人在开原庆云堡一带与日军发生战斗。12月21日辽北抗日义勇军赵亚洲部攻克铁岭（摘自《辽宁大事记》）。就连日本鬼子的《关东军1932年上半年的活动概况》中也有挨打的记载：1月7日,一支人数有数百名的抗日武装攻打了铁岭县政府、警察局和监狱，守备五大队的三、四中队和工兵队仓皇应战；1月8日，日本士兵在柴河畔与百名“兵匪”交战；2月5日在昌图马仲河，铁岭守备队第二中队与约40名骑兵义勇军交战；2月8日在铁岭的东南方，守备队三中队与400名“兵匪”激战；2月29日守备队二中队在去陈千户途中遭遇50名抗日武装分子的伏击......。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给日军与伪政权以沉重打击，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中日两国之间军事斗争的开始。中国人民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从这一刻起再没有停息过，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1931年就开始了。”
1933年以后，日军铁岭守备队又参加了辽西地区、吉林省通化地区等地对抗日武装的讨伐扫荡。1936年，大队本部设在了“四平省”的山城镇。几个中队都分布在吉林（当时的伪通化省、四平省）的通化、柳河、朝阳镇和山城镇，已远离铁岭了。1939年10月，铁道守备队第五大队撤销，改编为步兵第八十九联队，加入了关东军正规部队序列。改编时的大队长是瓦田隆根大佐。
在关东军的战斗序列里除了有铁岭的铁道守备队，还有一个铁岭的卫戍病院。卫戍病院建成于1908年，据明治四十一年七月日本《官报》登载陆军省消息报道：“铁岭卫戍病院于本月十八日清国盛京省铁岭县铁岭城的南方约七百米、铁岭停车场的东方约千米铁岭附属地东端的新筑厅舍移转” （今天市国税局大楼的位置），铁岭卫戍病院正式开始运转。当时的病院院长是二等军医正半田久雄。1910年是二等军医正高桥胜彦，1912年是中村绿野，1915年是植木第三郎，以后是高冈荣和一等军医正朝仓重敏。
（日军铁岭卫戍病院）
铁岭卫戍病院主要是为日本野战部队服务，“专司军队之病者伤者之治疗及卫生设备等事”（民国《铁岭县志》）。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的抗日军民奋起反抗，和日军进行斗争。在抗日武装重重的打击下，日本军队伤亡惨重，一年间就有日军伤病员1815人被送进铁岭卫戍病院救治。当时的铁岭卫戍病院院长是一等军医正木下福应。
1933年，关东军设奉天卫戍病院，下辖五个分院：辽阳、连山关、安东、汤岗子和铁岭分院。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卫戍病院改称“关东军陆军第四病院”。1946年6月1日，病院全体医护人员及住院伤兵与解除武装的一千多名日本士兵离开铁岭被遣返回国。当时的病院院长为军医中佐佐木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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