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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岁新手妈妈,生娃后拍了部功夫片,太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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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14 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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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小孩的过程,
陈翠梅觉得身体变成一片废墟。
她想象自己成为“异形”,
身体被另一个生物侵入,吸食养分,
又感觉自己像一台3d打印机,
在复制不知道是谁编好的DNA。

李圆满在习武

为了夺回对身体的控制,

她开始练习武术,

并将这段故事搬上银幕。

8月10日,陈翠梅自编自导自演的

电影《野蛮人入侵》全国上映,

影片获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

其中的武侠桥段拳拳到肉,

并极为罕见地从女性视角展开。

被戏称是“东南亚版的《谍影重重》”。
作为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的旗帜性人物,
陈翠梅几乎是马华导演里唯一的女性,
在国际影坛久负盛名。
在一个起初甚至没有电影学院的国家
拍了快20年电影,
那背后是一个创作者的赤诚,
也是一个女性的赤手空拳的成长史。
撰文:洪冰蟾

很多年前陈翠梅在片场

陈翠梅带着儿子宇宙

做妈妈之后,陈翠梅变了很多,不再像从前那样自由。
从前她的形象常常是短发利落、目光如炬,看着监视器讲话或是捧着脑袋写作。她全世界游牧,每个月拖着行李箱奔赴新的城市。她总在谈恋爱,和千奇百怪的人陷入爱情,连第一部电影的名字都叫“爱情征服一切”。拍辐射村生存状况的时候,她永远拿起摄影机冲在最前面——一个彻头彻尾的先锋女性的作派。

但她现在自己难以想象和人相爱,不如拍个和ai在一起的。她变得讨厌机场,因为小孩不受控,她总是成为“飞机上大家最讨厌的那个人”。她定居在吉隆坡,思考很多现实的问题,她怀里抱着的不再是摄影机而是小男孩。

李圆满带着儿子去工作

电影里,陈翠梅饰演的李圆满因为生子事业停摆,离婚后她带着小孩去拍摄一部武打片。陈翠梅细腻地描摹一个母亲面对失控的生活——用自己的整个身体压在充气床垫上,一点点放气,一点点萎缩。她在无声地崩溃。

她做了一个热血的决定,拼命地习武,夺回身体,找回自己。但后来的一系列波折中,她丢失了小孩,失忆后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是谁的女儿和谁的母亲,唯一确定的是,她有一身的功夫。

李圆满忘记自己是谁,只有身体还有记忆

拍完电影,陈翠梅把练武这个习惯保留了下来,她甚至登上过体育新闻,因为拿到了一个轻量级巴西柔术比赛冠军。

她会在早上6点前到武馆,练到每根头发都湿透,再开始一天的工作。那是一个母亲少有的属于自己的时间,孩子和工作伙伴都还没醒,没人会来打扰她。来拍摄的那天也不例外,她连连道歉,“脸上有点肿,刚挨了一拳。”她说:“不是为了拍电影才学武,是为了学武拍了电影。”

上海电影节工作间隙里,练巴西柔术

《野蛮人入侵》的制作团队,三分之一是陈翠梅认识近20年的老朋友,有的连剧本都没看就答应了。

饰演导演胡子杰的张子夫记得他第一次在街上遇到陈翠梅,她才20岁出头,说她是他的歌迷,自己是一个刚刚毕业的导演,写了一个剧本,可不可以找他演?张子夫问她片酬是多少。她说自己没有钱,身上只有50块。他买了四杯啤酒,两个人一人一半,剩下10块钱给陈翠梅打车回家。“我的片酬就是两杯啤酒,成交了。”

2021年,张子夫在《野蛮人入侵》里

2004年,张子夫在《丹绒马林有棵树》中

如今这帮40多岁的中年人回想起来,那是一段太过理想化的岁月。

在他们出现之前,马华电影是一片空白。马来西亚电影就是“马来裔拍给马来裔看的”,里面充斥着对华人的刻板印象。而陈翠梅、李添兴、刘城达这帮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把镜头对准在这片土地上庞大而沉默的华裔族群的世界,他们对未来茫然,为爱情苦思

他们的人物讲混杂各种口音的汉语、闽南语、广东话、马来语。许维贤在《华语电影在后马来西亚:土腔风格、华夷风与作者论》中称之为“土腔电影”,是在进行“身份认同的书写”。邱玉清把这种电影定义为“地下式的、低预算的,不以利润为主的游击式创作……当今大马华人终于有机会在银幕中自我再现了。”
2005年,陈翠梅参与创立“大荒电影”,在《蘑菇兄弟》片场

2010年,《无夏之年》在海中拍摄

陈翠梅为他们组建的独立电影公司起名“大荒”。这个词出自《庄子》,“宇宙洪荒的感觉,从头开始,什么都没有,我们在上面创造。”

他们用极小的团队和简陋的成本拍电影。短片就是一个周末拍出来,陈翠梅的《丹绒马林有棵树》团队只有四五个人,连灯光组都没有,甚至要打手电筒。长片《爱情征服一切》花了12天,成本只有1万欧元,第二部长片《无夏之年》算成熟制作,也不过花了四五万欧元。这些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被称为“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

2020年,陈翠梅在《一时一时的》里饰演母亲

十年前,大荒电影一度传出停业的消息。大马华裔600多万,潜在的华语观众只有300多万。陈翠梅直言市场小,从业人员薪水低,年轻时他们可以不顾现实,有了家庭后,就得“认认真真赚钱”,于是很多人不再拍,“浪潮渐渐冷下来。”马来西亚作家黄锦树说这是他们的“盆栽困境”。张子夫更说“I remember thinking we are orphans(我总觉得我们是孤儿)。”

然而陈翠梅一直没离开,即使生孩子后她一度想放弃做导演,还是喊来了老朋友,并给新的电影人创造机会。《一时一时的》导演叶瑞良决定拍第一部长片,就是起源于陈翠梅突然问他几岁了。

她说:“26岁,是时候拍电影了,我们就拍电影吧!”

以下是陈翠梅的自述:

在机场崩溃的妈妈

更年轻的时候,我读到汉娜阿伦特的一句话:“每一代人的文明社会都被野蛮人入侵——我们称他们小孩。”

我觉得小孩诞生就是野蛮人入侵,带着他们新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然后慢慢被驯服,变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后来我切身地体验到另一层意思,生了小孩之后,我的身体是一片废墟。他打乱和颠覆了我的整个生活。

我记得很清楚,2016年2月5号,我那时候跟着贾樟柯导演工作,为了写《状元图》的剧本,接近一个月没上网,没人能联系到我。因为月经迟了,我就去买测孕棒,发现怀孕了。我开了电话通知完孩子的爸爸,然后给贾樟柯打电话说,我不能拍电影了。

陈翠梅的孩子
我的小孩宇宙是一个特别淘气的小男孩。不明就里的朋友说你把小孩带来聚餐,我们帮你看孩子。去了几次之后,他就大闹,我就一直追着他,大家觉得很烦。后来朋友们就说下次出来不要带你小孩了。

我很常在机场哭,比如过海关的时候,小孩会跑掉,我又不能追过去。飞机上我已经压着他了,但他会从安全带里钻出来,我也要解开带子,满机舱追他,我好像变成飞机上最讨厌的那个人。

带着孩子去电影节

开始以为生完小孩一个月,我就可以开始工作,3个月后不行,6个月后也不行,直到3年后才能真正坐下来写剧本。因为小孩会突然哭闹,我整个人处于很紧张的状态,睡眠不足,没办法思考,觉得我的电影事业完蛋了,我的才华要被浪费掉,要全职当妈妈了。

有朋友说拍不了电影没关系,小孩就是你最好的作品。我听到就是会翻白眼,你完全没有参与创作,他就是一个DNA,几千年前就决定的那种。像是别人做了编程,你就是一台执行的打印机而已。打印机能说它打印出来的东西是它的作品吗?

李圆满被打后本能地躲闪

为了修复自己的身体,我去打泰拳、巴西武术、菲律宾短棍。《野蛮人入侵》里有一幕,李圆满问师傅,怎样通过武术表达自己?师傅没头没脑地打了她一拳。第二拳的时候她就会闪,最原始的自己就是逃避痛苦的自己。现实里我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扰,可是出拳的时候来不及思考,我的身跟心是在一起的,那些焦虑的东西会消散。

至于为什么会拍成电影,整件事有点像一场游戏。孩子3岁的时候,我在香港遇到老朋友杨瑾,说他刚拍一个电影,光翻译就有十个人,很想念以前我们单纯的样子,几个人、十万块都能拍出来,现在要他要投资一个新导演,300万都说拍不出来。他在做一个计划,找6个导演,每人给100万,只是问我一句话,100万能拍一部长片吗?我说能。

这个计划叫“爱情征服一切”,用的就是我第一部长片的名字。然而我当时整个人都在跟小孩挣扎,我对爱情已经没什么想法了。

为拍摄训练了泰拳、菲律宾短棍、巴西柔术、推手

那之后我去北京见王宏伟,他想要拍一部间谍电影,找我演一个女间谍。我就随口开玩笑:“不如这样,我们换个角色,你演一个独立电影导演,找我来演女间谍,把我送去泰国学泰拳。但你非常不靠谱,我训练了三个月后,你找了一个带资进组的演员,不要我了。”

回到吉隆坡,我真的开始写这个女性寻找自我的剧本。因为没别人照顾小孩,我就只好带着他去泰国勘景,一度想还有哪个导演会像我这么狼狈,连看个景都会被小孩破坏掉。突然一个转念,不如把女演员设计成一个母亲。

陈翠梅在《野蛮人入侵》片场
那时候考虑过找杨雁雁来演,一想到电影是关于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那必须是我的身体。可能杨雁雁来演的话,这个电影会变更好,但我在这里满足了自己的一点私心。其实可以反过来说,我是为了学武,才去拍了一个电影,为了有正当的理由花很多时间和金钱,去变成更好的人。

1978年,陈翠梅出生在马来西亚关丹,在家中排第四
小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我们家和其他人很不一样。我爷爷从金门到马来西亚关丹开渔场,我就出生在这个小渔村里,门前就是海。村子只有二三十家人,我们是唯一一家华人。

过年只有我们会庆祝,我一直以为春节是我们家特有的节日。我在电视里看香港武侠电影,从小对武术充满幻想,很想扎个包袱上山拜师,但别家小孩都不看。老师讲普通话,我不会听,根本搞不懂上课是在干嘛,老师就要用闽南语跟我解释。

《野蛮人入侵》剧照

《野蛮人入侵》里李圆满失忆后不记得自己是谁。是越南新娘?还是缅甸难民?她说马来语、英语、泰语、汉语、缅甸语去辨识自己来自哪里。在马来西亚长大,时时刻刻都会提醒你是哪个种族的人,但又要讲好多种语言。像我们家里交流就用汉语、马来语、英语和闽南语。

我会拍电影,可能是家里没有厕所的缘故。我在七个兄弟姐妹里排第四。二姐胆小,天黑去河边上厕所,就要叫我和三姐一起。为了骗我们蹲在外面陪她,她就随口编故事。于是我从小就爱听没头没尾的故事。

父亲开渔场,孩子们在修补渔网

在马六甲多媒体大学读动画专业的时候,我拍了几部小的短片。毕业后我在大学教书,和当时的印度男朋友在一起三四年,买了房子。他挺传统的,想要跟我结婚,觉得女性不应该当导演,不应该太强。我其实很爱他,或者说挺柔顺的。但是我很焦虑,心里会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没有办法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因为想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2005年,《丹绒马林有棵树》,获奥伯豪森大奖

于是我拍了短片《丹绒马林有棵树》,其实是我自己跟自己的对话。一个充满希望的17岁的女生,和一个34岁的一无所有的中年男人,在夜晚漫无目的地行走。男人最后喊的是我的名字:“陈翠梅,你懂什么?”

拍完我就想清楚了,我跟男朋友分手,从大学辞职,去了几个重要的电影节,拿到奖,发现我可以做导演。

2006年,《爱情征服一切》,获釜山新浪潮奖、国际影评人协会奖以及鹿特丹金虎奖

然后我就想拍一部长片证明自己,拍了一个《爱情征服一切》的故事。少女阿萍背井离乡到吉隆坡,爱上了一个男人,为了这段爱情,她堕落到去做妓女。男人已经讲明了自己会怎么去骗她,观众看到他一步一步实行,让少女落入圈套。我想讲的是,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老土的、俗套的、千篇一律的,但是当它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还是惊天动地。

我谈了好多恋爱,二三十个男友,可能有吧。我的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问:“翠梅在干嘛?”就会有人说:“她正在某个地方做着一个错误的决定。”我的监制胡明进导演会说:“I don’t get your taste(我搞不懂你的品味)。”

他们觉得我老是和莫名其妙的人谈恋爱,我的男朋友个个都不一样。但我觉得很自然,跟这个谈了没有,那就不要找这样的男人。有些朋友他们找的女朋友个个都一样,我觉得你换女朋友来干嘛?我不理解他们。

2007年,在巴黎参与戛纳创作营

2000年初马来西亚还没有电影学院。我们每星期聚在一起拍短片,大家都有正职,也不是计划性的。独立电影圈有句话:如果没有钱,那最好有朋友。我幸好是朋友特别多的一个人。这一次我给你当摄影,下一次给他当美术,再下一次当演员,轮到我导的时候你给我当。拍电影像爱好一样,偶尔有200个人来看,就觉得特别开心。

我做过最荒谬的事情是,我们拍一个印度家庭60年代的戏。我是制片,不知道怎么做时间表,想到演员都要上班,我就让演员来一天拍完所有的戏,然后再安排下一个演员。这就导致美术组唯一的女孩子,每一天都需要把借来的杂货铺里的现代物品换成60年代的,置景就花两个小时。但没人骂我,我就在心里想,好像是我的问题哦。大家都没有经验,你做错了任何事情也不会给人质疑,因为他们也不会,一边拍一边学,这就是我们的电影学院。

15位马来西亚导演联合拍摄短片集 15 Malaysia

2005年,我和刘城达、李添兴、Amir Muhammad在吉隆坡创办了“大荒电影公司”。当时我们想要在戏院放映,就需要一个公司去申请拍摄准证,可以把我们做的独立电影合法化。那几年的国际电影节都能见到马来西亚导演在活跃,我们把每个电影基金申请一遍,回马来西亚拍,然后再给国外主要是欧洲的观众放。

至于大马的观众,很少看我们的电影。他们喜欢马来人演的喜剧或者主流一点的。我们是华人为主,又拍文艺片,市场特别小。《野蛮人入侵》我是在中国才获得那么多观众,比较多人能共情和喜欢。

到现在还是有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很好的工业基础,摄影师、灯光师、美术师,他们做不久就得转行,因为薪水太低了。

2017年,陈翠梅创办东南亚短片节,支持本土青年导演

年轻的时候,电影是这么美好。大家傻傻的,做事没有什么目的。但是过了30岁,要结婚,要对家庭负责,就得认认真真赚钱。所以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去拍商业片、电视剧,或是直接转行了。

慢慢地,人就离开了。氛围有点冷下来,所谓的新浪潮其实也没有真的掀起一个浪潮。


2005年,《南国以南》

12岁的时候,我们家从村里搬到城里。往返两个地方的小路,交通状况很差。我奶奶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去世了。27岁的时候,我在吉隆坡拍电视节目,接到我两个姐姐的电话,只听到她们在哭。第一句话是,我弟弟开的车,弟弟过世了,父亲还在医院里抢救。

他们两个开车回关丹的村子,在奶奶出事的同一条路上出了车祸。两个小时后,还没等我赶到老家,父亲也过世了。我没有见到他们最后一面。因为葬礼有好多事情要处理,我没有太慌张。可是过了很久,可能5年、10年,我还是没有办法不慌张。那种伤痛就是没办法过去,还是需要别人提醒我,弟弟和爸爸都不在了。

我有一个弟弟,他永远25岁,消失在那条我们的回家路上。

2010年,《无夏之年》

32岁的时候,我决定回故乡拍《无夏之年》。故事讲的是30年前离开村庄的阿赞,现在是一个过气歌星。他回到家乡寻找儿时好友。一整个晚上他们在海上钓鱼,聊起童年往事,黎明之前阿赞消失在水中。

南中国海是我最熟悉的风景,我几乎能认出不同海滩上的沙子颜色,它有一种安稳的感觉。我记得父亲站在海里和朋友打拳,到了晚饭时刻,母亲就喊我们回屋吃饭。

看侯孝贤的《童年往事》,二姐说里面的阿嬷就像我们的阿嬷,总是想回到遥远的故乡。不如我们就在家门口的海边拍一个电影。渔船靠了岸,阿嬷赶着水牛到海边,把一篮篮渔获运下来。我那时12岁,不知道电影是什么,只想着拍我们的生活,讲自己的故事。

2010年,《无夏之年》

长大后回去拍电影,我才发现它根本不是我记忆里的模样,看到了美好回忆和残酷真实之间的落差。现在那片海已经不好打鱼,很多人就去工厂打工,可那不是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出现了很多问题,尤其是青少年的毒品问题。

我可以回家,但故乡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回不去的。

短暂北漂3年,2011年在北京家中写作

隔年在阿姆斯特丹

以前我是一个国际游牧民族,拖着行李箱,恨不得每一个月就换一个城市住,换不同文字的车牌,去泰国、印尼,还北漂过3年。压根没有想过自己会结婚,38岁因为怀孕才决定组建一个家。

后面过了两年离婚了,现在是一起照顾小孩,可以做朋友的那种关系。前夫也再婚了,我和他现在的妻子关系也不错。别的小孩炫耀自己爸爸在哪栋高楼工作,我的小孩是炫耀他有两个妈妈,他还有两个家,一个爸爸的家,一个妈妈的家。他觉得这个事情很正常,这很好。

我常讲,在什么年纪,就只能拍那个年纪的东西。25岁的时候,我觉得爱情征服一切。爱情可以完全改变一个人,让你失去理智。现在45岁,最可怕的是每一天和每一天。你可以去寻找新的爱情,但生活会把所有东西消磨掉,取而代之的是麻木。

变成了生活征服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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