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和时代都出现明显的进步，而有识之士也自奋起，不使中国落后于他人之下，若一言盖全，则理学丧文化全貌，社会于一色之下苟且存活。谈及文化，社会发展，皆在理学之下，针砭于人或事，当分门别类去认知，谈及国学，不必以时下之风，而论国学全貌，如是，则犯以偏概全之错。
在北宋第二次文化高潮下，王安石实行管仲之法，中国社会进入资本市场开始，及至明建文帝之内阁机制的诞生，是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主线所在，虽然中间有朝代更替，外族入侵，然而在社会发展主线上，中国社会取得了一些发展。在国家管理体系上，起于司马光之朋党私利之争，为私利而行裙带，见名利而营私结党，此刻已经在国家管理中蔚然成风，祸及中国社会。而北宋后期对于王安石之变法的充分肯定，以配享文庙（文庙以孔子，孟子，颜回为尊，后加王安石），载誉舒王，足以证明荆公之伟业，而司马一党流风，异己者皆错，无国家大义，图于名实之为，南宋后开始兴起，造成后世中国私欲横行，假借于政治专制高压，大行私欲之风，于国于民，为祸甚远。纵观现在世界各国变革图强之法，皆跳不出王安石荆公之变法内容，只在长短上行之有异。
建文帝之内阁机制，于国家管理，是一大创新举动，是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开始；而内阁实行的法律基础不够，加之洪武私心作祟，纵藩王抑异姓，虽有严法不得行，使得燕王朱棣发动靖康之难，行朋党私利，篡位行违背国家大义之行，虽得一时之行，丧国家发展之路，让中国社会彻底进入高压政治时代，自北宋后史学以《资治通鉴》为蓝本，行篡改之风，历史沉沦，史学典籍文献价值遂丧，后世学者自强，当回太史公史学客观公正之嫡传，不负《史记》之流长。文化兴盛起于儒家学术，仁政治国，为国之本也，王安石变法，兵者，属于国，非私人之利，是国家之大业，人窃于国先窃于兵，历史以证；而建文之初创内阁，着实是世界之先列，这是中国社会先世界文明之所在，世界各国效法于中国，因中国文化文明之优异之处；对外兵之强抗，对内和于仁政，行之内阁，约束于法律，中国社会稳定，社会发展进入良性时代，民生安全，则可视之，然而终毁灭于司马一派习气，开朋党之先河，朱棣纵朋党私欲，行暴君本色，于国于民，无半点益处，实则是中国文明和中国社会得一大毒瘤，社会进入黑暗，成为必然。
及至后世晚清，民国，国力以衰，私欲纵横，乱国误民者辈出，后世学者学识浅薄，以己身之短见，妄自谈论国学全貌，因噎废食，徒自羡慕西学之宪政，殊不知宪政之源头在中国，不明宪政基础是法律，而妄自鼓吹新学，西学，只会增私欲横流者之性情，于国家无益，造成后世中国动乱之根本。学者如海洋，不以溪流妄自菲薄，当以海水广而厚，而言水之天地；学识不广，无以见识卓越，学识不厚，无以深度而针砭。天地万物皆有所长，也有所短，中学保留其长，学西学之长，以补其短，则为文化大道所在。文化兴，国之兴，文化没，国则没，中国文化，华夏文明，根植于阴阳五行，以龙形传世，当弘扬国学之根本阴阳五行之基础，国必兴。察于历史，北宋后的历史，皆出《资治通鉴》一类，仿效者从众，却不知史学源头为《史记》的嫡传，明史则于北宋后历史之重写，根系《史记》之流韵，行《汉书》之习风，则史学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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