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长宏
2022年12月7日
说起纳言，诸葛亮最精典的一句话是：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
诸葛亮自幼父母双亡，随其叔父诸葛玄去荆州（今湖南湖北一带）投奔刘表。叔父亡后，他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西），专注于治国用兵之道。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屯兵新野的刘备，图谋发展 ，经徐庶推荐，他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请教。诸葛亮在接见刘备时，向刘备论述了天下形势，深得刘备赞赏，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诸葛亮从此开始辅佐刘备。公元208年，刘备采纳诸葛亮的计谋，联合东吴，在赤壁大败曹操，从而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形势。接着他又帮助刘备取得荆州四郡，并于214年攻入四川，占领成都。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后，他为丞相。222年，刘备亡，后主刘禅即位，诸葛亮受刘备嘱咐辅佐后主，被封为武乡侯。接着他平定了南中，并从227年开始，北攻祁山与魏国争战。234年，病死于五丈原（陕西歧山南）军中，终年54年，溢号忠武侯。
诸葛亮一生，戎马倥偬，统军征战，运筹帷幄，神机妙算，为蜀汉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同时他非常精通古代兵法，加上自己丰富的战争经验，编著过多种兵书，但大多已经失传。《便宜十六策》是他留世的少数作品之一。但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在收录诸葛亮兵书时不见此书，因此后代许多人认为，《便宜十六策》很可能是南北朝时期有人假托诸葛亮之名而作的。但是，陈寿在收集《诸葛亮集》时有这样的话：“辄删除复查，随类相从”，因此也可能《便宜十六策》是陈寿所选的诸葛亮兵法二十四篇之外的作品。《便宜十六策》在《隋书·经籍志》中有收录，此后的许多兵法类书都收有此策《便宜十六策》 ，诸葛亮主要论述治国治军之道，全文分为十六个部分，分别论述治理国家的十六个方面，所以称“十六策”，共约六千字。
诸葛亮写下了这样的治人的著作：治军
【原文】
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 社稷之计。是以有文事，必有武备，故含血之蠹，必有爪牙之用，喜则共戏，怒则相害；人无爪牙，故设兵革之器，以自辅卫。故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佐；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在於所任之将也。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故治国以文为政，治军以武为计；治国不可以不从外，治军不可以不从内。内谓诸夏，外谓戎狄。戎狄之人，难以理化，易以威服。礼有所任，威有所施。是以黄帝战於涿鹿之野，唐尧战於丹浦之水；舜伐有苗，禹讨有扈，自五帝三王至圣之主，德化如斯，尚加之以威武，故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後乃施其事。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然後乃可出军任将，张擒敌之势，此为军之大略也。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先定其计，然後乃行。其令若漂水暴流，其获若鹰隼之击物；静若弓弩之张，动如机关之发，所向者破，而勍敌自灭。将无思虑，士无气势，不齐其心，而专其谋，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矣。非雠不怨，非敌不战。工非鲁般之目，无以见其工巧；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运。夫计谋欲密，攻敌欲疾，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散，此用兵之势也。故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惧。是以智者先胜而後求战，闇者先战而後求胜；胜者随道而修途，败者斜行而失路，此顺逆之计也。将服其威，士专其力，势不虚动，运如圆石，从高坠下，所向者碎，不可救止。是以，无敌於前，无敌於後，此用兵之势也。故军以奇计为谋，以绝智为主；能柔能刚，能弱能强，能存能亡；疾如风雨，舒如江海；不动如泰山，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地，充实如天；不竭如江河，终始如三光，生死如四时，衰旺如五行；奇正相生，而不可穷。故军以粮食为本，兵以奇正为始，器械为用，委积为备。故国困於贵买，贫於远输。攻不可再，战不可三，量力而用，用多则费。罢去无益，则国可宁也；罢去无能，则国可利也。夫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故善攻者不以兵革，善守者不以城郭。是以，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坚甲锐兵，不足以为强。敌欲固守，攻其无备；敌欲兴阵，出其不意。我往敌来，谨设所居；我起敌止，攻其左右。量其合敌，先击其实。不知守地，不知战日，可备者众，则专备者寡。以虑相备，强弱相攻，勇怯相助，前後相赴，左右相趋，如常山之蛇，首尾俱到，此救兵之道也。故胜者全威，谋之於身，知地形势，不可豫言。议之知其得失，诈之知其安危，计之知其多寡，形之知其生死，虑之知其苦乐，谋之知其善备。故兵从生击死，避实击虚。山陵之战，不仰其高；水上之战，不逆其流；草上之战，不涉其深；平地之战，不逆其虚；道上之战，不逆其孤。此五者，兵之利，地之所助也。夫军成於用势，败於谋漏；饥於远输，渴於躬井；劳於烦扰，佚於安静；疑於不战，惑於见利；退於刑罚，进於赏赐；弱於见逼，强於用势；困於见围，惧於先至；惊於夜呼，乱於闇昧；迷於失道，穷於绝地；失於暴卒，得於豫计。故立旌旗以视其目，击金鼓以鸣其耳，设斧钺以齐其心，陈教令以同其道，兴赏赐以劝其功，行诛伐以防其伪。昼战不相闻，旌旗为之举；夜战不相见，火鼓为之起；教令有不从，斧钺为之使。不知九地之便，则不知九变之道。天之阴阳，地之形名，人之腹心，知此三者，获处其功。知其士乃知其敌；不知其士，则不知其敌；不知其敌，每战必殆。故军之所击，必先知其左右士卒之心。五间之道，军之所亲，将之所厚；非圣智不能用，非仁贤不能使。五间得其情，则民可用，国可长保。故兵求生则备，不得已则斗；静以理安，动以理威；无恃敌之不至，恃吾之不可击。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实待虚，以生待死，以众待寡，以旺待衰，以伏待来。整整之旌，堂堂之鼓，当顺其前，而覆其後；固其险阻，而营其表，委之以利，柔之以害，此治军之道全矣。
【释义与欣赏】
说起耳熟能详的诸葛亮，大家都知道他是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历来倍受人们的尊崇和敬仰。在他20多年的军事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较为完整的治军方略。他以“存国家安社稷”作为治军之目的，主张“治军不可以不从内，治军以武为计”。要求对将士“教之以礼仪，诲之以忠信”的同时，要“戒之以典型，威之以赏罚”。严格选择德才兼备，素质过硬的将帅。他以身作则、军纪严明、爱护将才、珍惜人才、发明木牛流马和作战器械、改进军械、完善八阵图。为蜀汉的军事建设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智慧。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诸葛亮的治军之道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以“存国家安社稷”为治军之目的
作为政治家兼军事家的诸葛亮，他并不以单纯的军事观点来治军，他以政治家辅政的眼光来看待军队与国家的关系。明确指出国家的安危决定于军队的强弱。他把治军作为治理蜀汉的重要内容。认为治军的目的是为了“存国家安社稷”。只有建立一支军事上过硬的队伍，才能使蜀汉江山的安稳和壮大得以有效的保障，成就霸业，恢复汉室才有望实现。而蜀国幅员小，人口少，国力有限，兵源不足，建立一支高素质，强战斗力的精锐部队则极其重要。
其二、以“治军不可以不从内，治军以武为计”作为治军的宗旨
诸葛亮认为治军必须从军队内部建设上下功夫。既要重视兵将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工作，培养兵将的优秀品质，同时要加强军事训练，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为此，诸葛亮采取了两条措施：一要重教化，二要重习练。重教化就是对兵将进行“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的宣传教育，并用适当的法规约束他们的行为，把兵将的思想教育和部队的军事训练有机地结合起来。他摒弃了“商鞅长于理法而不可以从教化”（4）的弊病，推崇孔子“不教而战，是谓弃之”（5）的治军理念。主张对兵将进行“教之以礼仪，诲之以忠信”的同时，还要“戒之以典型，威之以赏罚”。他专门写了《论斩断》的教令，其中指出了不从教令的七法：“轻、慢、盗、欺、背、乱、误军”等，违犯这七种禁令者都要处斩。他把“三纲五常”的儒家道德观念和不从教令之法一并贯彻到每一个兵将的心中，要求兵将要树立道德的大义为国家建功立业。重习练就是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他说“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只有不间断的加强军事训练，练就一身过硬的军事本领，提高兵将的实战能力，才能在战争中处于不败之际。
其三、把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将领作为治军的核心
“国以军为辅，……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在于所任之将也”。即军队的强弱决定于将帅的才能。他认为“夫将者，人之司命，国之利器”，（6）“夫将者，人命之所悬也，成败之所系也，福祸之所倚也”（7）。将帅是国家的栋梁，是英明杰出之人才。不仅肩负着无数士兵的生死、战争成败的责任，而且也身担国家存亡的责任。将帅如果选择得当，军队就会强大，国家安全就有保障，反之国家就处于危难之中。
那么，诸葛亮是如何选择将帅的呢？德才兼备，选贤任能。他首先指出将帅具备“德”的重要性。他对德的标准当首推“忠”。“人之忠也，犹鱼有源。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故良将守之，志立而名扬”（8）.即是说，忠是为人之本，守忠是良将立志扬名之基。他在《将苑・将志》中提到“故善将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一意而已”。且要求将帅“贵之而不骄，委之而不专，扶之而不隐，免之而不惧。故良将之功也，犹璧之不污”（9）；“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惧”（10）。“良将之为政也，使人择之，不自举；使法量功不自度。故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妄誉者不能进也”（11）等。诸葛亮对将帅强调以德为主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其军事素质和作战指挥才能。他要求一个优秀的将帅应该是能“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战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12）。只有做到这些，才可以“出军任将，张擒敌之势”，否则，“若将无思虑，士无士气，不齐其心，而专其谋，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矣”。他指出“夫用兵之道，先定其谋，然后乃行其事”（13），且“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14）。诸葛亮还根据“将之器”将将帅分为六类，即“十夫、百夫、千夫、万人、十万人、天下之将”。这六类将帅，不仅要拥有才能，而且要具有德能。如万人之将要具备善于体察部属苦劳饥寒的仁德等。此外，诸葛亮还根据大将在战场上的表现将他们分为三个等级。将“图难于易，为大于细，先动后用，刑于无刑”的将帅列为上等，将“师徒已列，戎马交驰，强弩才临，短兵又接，乘威布信，敌人告急”的将帅列为中等，将“身中矢石，争胜一时，成败未分，我伤彼死”的将帅列为下等（15）。如此分类将帅，对将帅的才能要求是极高的。
诸葛亮对将帅严格要求和选拔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将士的心理需求和心理气氛的和谐。并善于培养和爱护军队内部的骨干分子和中坚力量。他说“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伤者，泣而抚之；死者，哀而葬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功之。将若能此，所向必捷矣。”（16）.在如何激励将士方面，诸葛亮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夫用兵之道，尊之以爵，赡之以财，则士无不至矣；接之以礼，厉之以信，则士无不死矣；畜恩不倦，法若画一，则士无不服矣；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小善必录，小功必赏，则士无不劝矣。”（17）。诸葛亮从物质、精神等方面对士卒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他治军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还要求将帅“中察人事”、“察众之心”、知“人之心腹”（18）。就是为了把握士卒的心理状态，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为此，诸葛亮在《人和篇》中指出：“夫用兵之道，在于人和，人和则不劝自战矣。若使将吏相猜，士卒不服，忠谋不用，群下谤议，谗慝互生，虽有汤武之智，而不能胜于匹夫，况众人乎。”所以诸葛亮坚决反对军队内部步调不一，拉帮结派，互相倾轧。他认为一个好的将领对部下要“知有所甚爱，知有所不足爱”，要“以其所不足爱者养其所甚爱者”。“士之不能皆锐，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固也。”（19）。“夫为将者，必有腹心、耳目、爪牙……善将者，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沉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战者为爪牙”（20）。这反映出治军之细。正是诸葛亮这种不拘于死板模式的机械要求，衡量千军万马，加上调度有方，打起仗来收到了“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的效果。
其四、诸葛亮把“以法治军”作为治军的根本保障。
诸葛亮借鉴古代军事家的治军经验，推崇“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的治军理念，为完成统一大业，兴复汉室，他根据当时天下三分的形势，特别强调以法治军。他“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罚刑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赏不可妄施，罚不可妄加，赏虚则劳臣怒，罚妄加则直士恨”（21）。他把赏罚的原因和利害关系谈的十分透彻。他常以“吾心似秤，不能为人做轻重”为执法信条，公正无私。如诸葛亮斩马谡、奖王平，贬李严都是他公正执法的表现。马谡在临刑前对诸葛亮的处罚毫无怨言，李严在流放后听到诸葛亮去世后的消息，感念至深，发病而死。难怪晋人袁准著文立论：“刑法严而国人悦服，用人尽力而下不怨”（22），这确实是对诸葛亮理政治军，执法严明给予的高度评价。
正是由于诸葛亮以身作责，心平如秤，赏罚严明，教习结合，对将士能够从各个方面严格要求，因而他治军和治国一样，成效显著。战争的实践也证明了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军队，不失为一支部伍整齐、纪律严明、能征善战的劲旅。在夺取汉中之战中，亲临前线指挥的法正通过与曹操的较量，就向刘备说，魏国将帅“才略，不胜国之将帅”（23）。直到蜀亡，郭颂在《世语》中还称赞“时蜀官属皆天下英俊”（24）。因此袁准记载诸葛亮的治军成效时说“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上如山，M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25），足见诸葛亮治军法纪森严，军风整肃。
其五、发明、改进军械和运输工具，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了八阵图。
诸葛亮十分重视军械的改进和发明。他发明并监制的“五折钢铠十折矛”、“优质斧”削铁如泥的“神刀”锐利的“铁（铜）蒺藜”（俗称“扎马丁”）等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他“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26）。诸葛亮当时改进的连弩，被称为“元戎，”说是“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由于增大了发射力，又号为“摧山弩”，在当时是杀伤力很大的劲弩。诸葛亮在北伐期间为解决粮草运送的困难，还专门发明了一种很特别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大大的节省了人力物力。另外，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
综上所述：诸葛亮的治军以国安为目的，以人为本，重视人才的选拔和重用。他军纪严明，且以身作则，率先士卒，善于改进军械和布阵，为实力弱小的蜀汉建立了一支强壮而精锐的军事队伍，使蜀汉一度政治清明，社会稳固。是诸葛亮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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