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成为北京师范大学首任驻校作家
贾平凹:我有些自闭,希望驻校开放自己
听到要举行入校仪式,贾平凹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已经举行过了吗?”今年五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揭牌仪式上,贾平凹即被宣布成为首位驻校作家。“但张清华(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告诉我这回要再正式举办一次”,贾平凹说:“这说明国际写作中心办事是多么严肃、多么认真,我听了很感动也很受教育。”
已经跨过60岁门槛的贾平凹对外面的世界一直充满向往,但很少来北京,北京的大学更是没去过几所,“我算了一下,就北大去过一次半,一次是作报告,半次是25年前的晚上逛了一下未名湖。人大去过一次,还是直接去的会议室,没看到校园。”因此当得知自己会成为驻校作家时,贾平凹很意外也很激动,“我和学校领导都不认识,张清华也不熟,莫言除了开会见面,生活中交往很少。”
贾平凹说自己的写作有缺陷,心灵也有缺陷,生活境遇让他变得敏感、恐惧,有些自闭,他希望可以通过驻校开放自己,“我想几十年后再来看,这将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关于驻校期间的工作,贾平凹对记者表示,他有空就会来北京多交流、学习,目前还没有在校园中进行创作。
莫言:贾平凹不叫“莫言”,但话很少
已经担任国际写作中心主任的莫言说,他和贾平凹年龄相仿,出身相似,经历了上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的全部过程,看到了很多社会动乱,人与人之间的猜忌斗争,也看到了社会变革浪潮中各种价值观念的碰撞紊乱,“可以说我们这一批人的作品和时代紧密相关,如果没有这个时代就没有我们这样的一批作家。”莫言从当代文学史的角度看待贾平凹的创作,“贾平凹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冒出的作家,但和他同时出道的很多作家,已经不写作了,就算偶尔有新作,也难有新的气象,在一直坚持写下来的作家中,贾平凹是最耀眼的。”
贾平凹的为人同样让莫言印象深刻。1986年,莫言因遇到困难,拍了一封电报给并不相识的贾平凹,希望贾平凹可以去火车站接他,但在空空荡荡的广场上莫言没有看到贾平凹。“朋友和我说,人家都不认识你,凭什么接到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就来接你呢?我想想也是。”几年前莫言在日本读到贾平凹的一篇散文,才知道贾平凹当时骑着自行车,提着写有“莫言”二字的提包去接他,到处问,但却没人回答他。“对,他们看到‘莫言’,还以为不让他们说话呢”贾平凹在现场说。
莫言说自己虽然叫“莫言”,但废话很多,贾平凹不叫“莫言”,但话很少。他说贾平凹出国很少,甚至出省都很少,一直埋头写作,作品很多,在短篇、中篇、长篇、散文各个文体都有自己的创造和贡献,“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漏掉贾平凹是不可想象的。”
现年61岁的贾平凹原名贾平娃,是我国著名当代作家,1973年开始发表作品,并多次获奖。著有小说集《贾平凹自选集》,长篇小说《商州》等。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方言特色,又极富想象力,以独特的视角准确而深刻的表现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转型,完整地复原和再现了现实生活中芸芸众生的生存本相。著名学者童庆炳赞其创作“美妙的结合了粗犷与灵秀”,“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浓浓的诗意”。
2013年5月,北师大国际写作中心成立,莫言受聘担任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的主要职能之一即定期邀请国内重要作家或诗人作为“北京师范大学驻校作家”来中心开展写作、研究、讲学与交流工作。(博主辑自网络)
首任驻校作家贾平凹入校仪式暨
“从《废都》到《带灯》——贾平凹创作回顾研讨会”举行
为校园增添鲜明的文学色彩
杨耕副校长在致辞中表示,贾平凹先生是当代中国最富创造精神、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之一,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一块独特而奇异的文学版图,相信贾平凹先生的驻校将会给北师大的文学教育和文学创作撒播出明媚的春光,沉积下更多的成熟的秋色。
童庆炳教授认为贾平凹的创作具有浓郁的地域性,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一种文学表达,他把粗犷与灵秀结合在创作中,具有真实性与诗意的完美统一,并能写出一种素朴的农民的幽默感和喜剧感。他十分欣赏贾平凹能从普通的生活中写出的浓浓诗意,认为《废都》正是一篇批判堕落文明的前瞻之作,并表示贾平凹的到来一定会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增添鲜明的文学色彩。
贾平凹表示北京师范大学邀请他驻校是大胸怀、大手笔、大眼光,他对未来的驻校生涯充满憧憬,将在这里多学习、多交流,希望在以后来驻校的时间能开发自己,收获一段值得回忆、难以忘怀的经历。
国际写作中心主任、主席莫言总结发言,他认同童庆炳教授的观点,认为贾平凹是时代的忠实记录者,并提出两个研究维度:贾平凹生地秦岭南北交界、集合南方的灵秀和北方的粗犷的文学地理学意义,以及贾平凹小说语言中的方言运用。他表示贾平凹在将近40年的创作历程中在各个方面、各个文体都有创造性的贡献,他是一直坚持不懈地写作的作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复杂时代的追踪者
在“从《废都》到《带灯》——贾平凹创作回顾研讨会”环节,与会作家、批评家、学者分别就贾平凹近年来活跃不衰的创造力和他的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展开热烈讨论。
白桦认为贾平凹是为文学而生,而且用文学的方式不断发现生活,洞悉人性,并始终我行我素,是不受读者与市场迁就的一位作家。
孙郁则从文章学的角度,拿张爱玲和汪曾祺对比贾平凹的文体美学,认为他没有张爱玲的旧文人气息却有明清士大夫善于把玩的气质;他没有汪曾祺沿承京派的雅音正声,却可以直面丑的东西。这种语言的非正宗性和内容的复杂性形成一种独特的文章学,充满着历史的意蕴。
孟繁华则反思了之前对《废都》过于简单的误判,并肯定了贾平凹笔下的文人趣味及其对女人的精彩书写。
作为回应,陈福民也重新评价了贾平凹在表现知识分子的颓败、价值观紊乱方面的贡献,并认为他是闻时风而动,驾驭多种美学的百变狐狸;同时他也抛出了古典和现代元素在当代作家身上的分裂性问题,以供讨论。
张柠回忆了自己和贾平凹的两次因缘,认为必须把审美评价放在历史的演变脉络里,才能避免此前的偏激。另外,也由对传统经验的阅读障碍,反思了理性意识和农耕精神在一代人身上的辩证关系。
远去文明的挽歌
何向阳认为《秦腔》、《废都》、《带灯》等一系列作品记录了中国农耕渐行渐远的文明背影,和传统文化的变革,“所幸有平凹这样的作家与这样的时代相宜”。
梁鸿鹰高度评价了《带灯》,认为它是一部把报告文学题材写成文学的书,崔莺莺与红娘式的传统人物关系,书画、医药等传统艺术元素都得到了巧妙化用。
阎晶明则不很认同贾平凹唱响了农业文明衰落的挽歌。尽管他看见了现实的变,但是他整个小说里面大量描写的是那些不变的东西。
张清华赞扬贾平凹是一个精神体积巨大的作家,并从文体上肯定了他的古典性——对笔记体和奇书体的娴熟掌握。
贾平凹表示,与会学者的发言很具思考意义,并将激励他继续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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