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不度，被遗弃的玉门

http://m.yicai.com/mnews/2012/12/2370391.html

在玉门这个因油而兴又因油而废的城市，留守的人们在艺术家拍摄的影像中继续自己的生活。

电影里，那个男人脱得一丝不挂，蹲在高高的石柱上。他一只手掐着腰，另一只手平伸出去，上下摇摆，全身也跟着那个节奏摆动。镜头是静止的，他就只是不停地重复着这个怪异的动作。

他身后是荒草戈壁的山丘，天空湛蓝；附近是小城玉门——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口油井，成长了中国第一个石油城市——而现在，曾经的“玉门市”更名为“老君庙镇”，原市政府连带着九万居民整体移迁到了七十多公里之外的另一口新油井附近。这是一个被遗弃的城市。

而那个裸体男人，原来是在模仿油田采油机。机械手臂曾经就是那样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在这片戈壁山丘上打下整个辉煌的原油产业。

影像艺术家徐若涛、黄香，和一个来自美国的人类学博士J.P.史杰鹏，在2012年春节期间跑去了这个传说中的“鬼城”。他们在熟人家里待了15天，把曾经一度繁荣的玉门城逛了个遍，在各种废旧场景中拍摄了许多片段，回来剪成了完整的独立电影作品《玉门》。这里面少有台词、少有串场、少有镜头移动，却用一种冷静的方式向观众呈现着这座城市的过往与城市里的人。

正在消亡的城市

“胶片是个犯错误的媒介，也是即将消亡的载体——这与即将消亡的城市刚好贴合起来。”徐若涛说，这次他们拍摄用的是16毫米胶片，总共只有一百多分钟，拍完就离开了。

日前，《玉门》在北京798艺术区的白盒子艺术馆放映。观众能明显看出胶片电影的颗粒痕迹、温黄色调，还有偶尔闪过的曝光与噪点。

徐若涛向记者介绍的同时，黄香在旁边不停地摆弄器材，反复确认晚上的放映会不出错。他俩一个担任着类似制片人的角色，另一个则担任主演的角色，美国人史杰鹏则更多负责摄影——而三个人共同商讨电影表达的方式与内容，合作导演。

“他的脸就好像是西北高原的代表！”旁人调侃着黄香，这位其貌不扬却有着内敛性格与锐利目光的“电影男主角”没做声，坐下了。

用正在消亡的胶片去拍摄一个正在消亡的城市，这是他们三人出发前唯一确认的主题内容。一切起因都只是因为几年前看到的新闻报道：2008年，玉门市正式迁址。

玉门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从汉唐以来就属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覆盖区域。清末人们在这里发现了石油。1938年，在玉门老君庙，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怀揣救国梦想，打下了第一口油井。中国从此“摘掉‘贫油国’的帽子”。1957年，玉门油田生产原油75万吨，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87.8%——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建成。

“当年的玉门油田，就相当于北京在中国艺术圈里的地位。”徐若涛打了个比方，“当年所有石油产业的工人、干部都来自这里。”王进喜、大庆、克拉玛依、上海炼油厂、西安石油学院——这些享誉一时的名词都与玉门有关系。不夸张地说，“玉门油田支撑起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脊梁”。

徐若涛三人刚进玉门，就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城里有至少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楼房都被拆掉了，没拆的建筑门上也都钉上木头封条。”他说。

城里最热闹的地方就只有市中心唯一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几十米的路边稀稀落落地摆着小摊，卖袜子、卖小吃，摊主多半都手插在口袋里晒太阳。那个交通灯也早已废置，车流的骤减让它变得完全多余。

电影里出现成排成排的住宅楼，看上去似乎跟大家日常看到的小区没有什么区别，但就是空无一人。工会大楼里面，昔日的歌舞厅都还原样，舞台、舞池，甚至墙上挂着的字幅和灯笼。医院门口“急诊室”的牌子下却是一扇被砌上红砖的门。建筑全部都好好地立在那里，仿佛等着一声令下，所有人都回来继续昌盛生活。

“但是很多机构却还都有看门人。”徐若涛说，“警察局也运转得很好，他们也不想在市政府搬迁之后垮得太难看吧。”

1998年，玉门油田年产量下降至建国以来最低点：38万吨。据从小在玉门地区长大的庄辉回忆，上世纪90年代末的玉门市有至少95%的市政系统瘫痪。

这座“因油而建”的城市因为单一资源的发展路线终于走到“因油而废”的地步。

相片里的玉门人

“玉门人性格好，而且他们长得也很好看。”徐若涛导演说。

电影里，黄香扮演一个迷途的、半疯的石油工人，不断地回到故地找寻从前生活的影子；而另外还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她们负责表现玉门人对未来的期望。

这两个女孩都是玉门本地人，是那留守两万人中少有的年轻一代。在荒废街道当中穿行而过，在废墟乱石当中跳现代舞，在落满尘埃的居室阳台晒太阳——她们面对镜头豪不生疏，大方自然。看到这些场景，你甚至会恍惚，以为这是五十年前的玉门。

自从玉门石油产量开始下降以来，石油产业内部的工人被陆续转移到酒泉、哈密等地；但附属产业的居民却无路可寻，有能力的多半举家外迁，剩下的则是低保户、老弱病残等无力走出去的人。

“他们就好像是被焊死在这个地方。”玉门人庄辉也是艺术家。他曾经花了一年的时间同伴侣旦儿一起在老家开了个照相馆，专门为留守在老城里的人拍证件照、艺术照、合影。后来，他们把搜集到的人像整理放大，作为完整的艺术品送进展览馆——在2012年上海双年展上得到更多的反响。

看到庄辉和旦儿展览作品的观众都大为感动，多半因为他们直面到的不是抽象的社会问题，而是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

“我妹妹以前在机械厂的商店里当售货员，后来就下岗了。”庄辉提到家人，重重地叹了口气，“现在那里想做生意都没有！我想让他们一家人搬出来，但他们不愿意。”

他记得，在妹妹的生活最拮据那段日子里，夫妻俩只能靠低保度日，一年只有一千五百块，经过克扣拿到手里也只有一千两百块左右。

“但是我们去他们家住的这些天，顿顿饭都招待得特别好。”旁边的徐若涛插话道。

“出租车无论到哪都是五块钱！”黄香记起了一些细节，“小区看守每个月也就六百块钱工资。”

2003年，玉门市政府驻地开始向西80公里迁至玉门镇。2009年，玉门市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

从1938年第一口油井打下，到2008年玉门市政府搬迁完毕，一个城市从兴到亡只用了70年。古代的丝绸之路，荒芜与富饶；建国前后的油田基地，理想与热血；新世纪的废城，苦涩与艰辛——玉门人口最多时一度达到17万，这么多的人，很多都像庄辉兄妹一样，眼睁睁地看着这个记载了童年与青春回忆的故乡一点一点地失去血色，形如枯槁。

影片《玉门》的最后，有一段两三分钟的长镜头。观众仿佛坐在车里，看着一路的门面房，一个一个地从眼前划过。路上空无一人，斑驳错落的商铺像是旧衣服上层叠的补丁，所有的门都关着，门头上的“汽修厂”“小吃部”字样模糊不清。经过一个十字路口，“玉门电影院”五个字在一片灰黄色的建筑中迎着夕阳隐隐发亮。

片尾的女歌手甜腻轻巧地唱着：“看看我，听听我，你不会忘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