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人类学研究

　　我们知道，文化在塑造人类的性行为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所以，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作性的比较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性是一个生物学功能，但它只有通过社会化才能获得其形式和意义（Davenport，1977）。所有的文化都影响着性行为，但方式各不相同。从单一社会背景的角度是不可能对性有严肃认真的理解的，因为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代表全人类。要想了解人类大家庭，唯一的途径是去了解它的每一个成员。
　　文化人类学的传统使命就是研究那些与我们自己的社会大不相同的社会（图1.4）。这些社会（如原始社会、部落社会、前文字社会等）相对来讲一般比较小、单纯，技术不发达，变化步伐比较慢，因而比较容易研究（Davenport，1977）。
　　对不同文化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材料，丰富多样地记述了人类的性行为、性风俗和性标志（Gregersen，1983；Ford和Beach，1951；Murdock，1949）。但是，人类学方法在性问题上存在不足，部分原因在于性行为本身的特点。因为大部分性行为是在秘密状态下发生的，因而排除了直接观察的可能性。而人类学家呢，又必须依靠关于这些行为的报告。这些报告很难反映行为的本来面目，主要是由于当事者害怕暴露秘密，或由于夸大其词从而使得这些报告极易受到歪曲。因为谈论性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种性行为形式，所以持保守观点的人或处于性压抑环境下的人是很不情愿对外人暴露自己的性生活的。因此，来自这种社会的报告所描述的性价值观念要比实际的情况保守一些。同样，性开放社会看起来也似乎比实际情况更加开放。
　　正如达文波特（Davenport）（1977）在评价性的人类学研究的利弊时说的那样：
　　一些过时的理论和一些曾经令人喜爱的假设，现在看来要么是错误观念，要么就是从我们自己的文化所作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推广，因而实际上我们不敢作任何具有明显的或不明显的理论意义的推广。我们刚刚开始感觉到文化多样性的程度和局限。我们还不知道这些文化多样性是如何发生以及为什么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