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技投资》李晓娜 乔丹
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肆虐，基因测序、核酸检测等生物领域术语被一再呈现于大众面前。在病毒重创各国经济的同时，生物经济已然成为热议的话题，各界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人类社会正处于生物经济孕育待发的重要关口，预计于2025年到2030年期间，若干领先国家将率先迈入生物经济社会，带动全球生物经济进入深度繁荣期。
生物经济对我国的长期发展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重要意义。那么，何为生物经济？生物经济的发展现状如何？我国的生物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挑战？政策法规、生产关系该如何调整，方能为生物经济护航？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姜江接受了我刊独家专访。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 姜江
生物经济正迈向快速成长期的重要关口
生物经济是以生物科学理论为基础，以基因、细胞、育种、合成生物等技术进步和普及应用为特征，围绕保护、开发、配置、使用生物资源，提供生物技术产品、服务，形成的物质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模式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此相应，生物经济时代则是以生物技术与信息、材料、能源、育种等技术加速融合为基础，以高通量测序、基因组编辑、生物信息分析、育种、微生物组学等技术群体性突破和广泛交叉融合应用为标志，围绕生物资源配置形成新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政策体系，引发人类生产生活乃至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新历史时期。
就生物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阶段，姜江称，外界初步认为，以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和2000年人类基因组破译为标志，人类社会逐步演进到生物经济孕育期和成长初期。当前，我们正处于迈向生物经济时代快速成长期的重要关口，预计到2030年前后，将步入真正意义的生物经济时代。
我国发展生物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掣肘
姜江认为，在生物经济时代背景下，生物经济将成为大国科技经济竞争的主战场，生物资源上升为核心战略资源，生物技术将与信息技术一并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关键底层技术。
那么，在现阶段，我国在发展生物经济上，具备哪些优势？面临哪些掣肘？
就培育生物经济的优势，姜江认为我国拥有资源禀赋好、市场空间大、人才储备厚、产业体系相对完善等独特优势。
生物资源优势。我国的人类遗传资源、临床资源，病例资源规模均远超一般国家和地区，并拥有丰富的种业资源，生物数据资源等。
市场潜力优势。我国14亿人口对生活质量、健康水平提升以及粮食保障的需求构成了巨大的市场。
人才供给优势。我国每年普通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近800万人，并拥有大批行业领军人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等，人才供给规模稳步增长，人才红利持续释放。
产业基础优势。我国的医药产业具备完整的医药产品链与新药研发链，同时也涌现出了若干销售额超千亿的全国性大型医药商业集团。
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十分严峻。姜江认为，目前我国的生物经济发展要素存在缺失。
顶层制度设计和跨部门统筹缺失。生物经济发展涉及科技、产业、经济、国防、卫生、食品、农业、能源、环境、法律、伦理等，而我国尚未出台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也没有制订面向中长期、以目标导向为主的生物经济发展战略，缺失跨部门的专项行动计划以及法律和政策保障。
制度体系适应性弱。生物经济培育过程中，屡屡遭遇制度障碍。例如，生物技术药物往往价格昂贵，部分消费者难以负担，而传统医疗支付体系过多依赖国家财政，也难以担负庞大的医药开支，导致新研发的生物技术药物无法惠及民生福祉。再如，尽管全球育种技术应用飞速拓展，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持续扩大，但我国基因农作物产业化问题却久拖不决。
产业缺乏创新力和竞争力。我国中高端技术装备严重匮乏，高通量测序仪、大规模生物反应器、流式细胞仪等严重依赖国外进口。大量前沿技术成果沉积在实验室，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面临重重困难。
生物资源未被充分发现、保护和利用。生物经济是高度依赖生物资源的经济形态，我国大量的生物资源、样本和数据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和保护，在建或已建的科技基础设施尚未形成统一管理、数据互通的资源数据共享体系。
多措并举拥抱生物经济新时代
面对生物经济时代日渐逼近的浪潮，我们可以作出哪些举措，以期在生物经济时代重构的全球创新资源版图中占据有利位势？姜江作出了如下解答。
优化体制机制及政策环境 。总体来看，当前生物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绝大部分是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的问题，生物资源及技术的保护、开发、应用的供需两端要持续优化。初步考虑，在供给侧，进一步明确产品准入标准、监管机构以及相关时限。在需求侧，则要着力深化招标采购和定价制度改革。包括强化药品价格、医保、采购政策衔接，促进药品市场价格合理形成，积极稳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及时、按规定程序修订医保支付目录，打破产品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提高创新药品和医疗器械在政府采购中的比重。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带动中高端医药产品消费。
出台相关战略、机制，加强统筹。首先，加快出台国家层面的生物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我国生物经济发展思路、定位、目标以及未来重要时间节点上的任务部署。
其次，加强生物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生物产品种类多、链条长，涉及管理部门多，要围绕形成生物产业良性发展的创新链、产业链，统筹生物技术产品生产、流通和使用各个环节。
最后，建立健全的评估、决策机制。如对于基因编辑、干细胞等涉及重大伦理和安全问题的技术，加快建立专家评估和决策机制，有序推进干细胞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对于转基因育种技术的争议，应按照争议大小、技术成熟度、安全控制能力等有序推进不同转基因作物品种产业化步伐，组建更具协调力和执行力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机构；对于生物制造、生物能源产业要紧扣“非粮路线”，从原料供给和技术创新双管齐下，提升产业竞争力，完善相关制度安排。
赋予生物技术经济属性。改变以往决策部门更多将生物技术、生物产业单纯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思维惯性，赋予生物技术经济属性，包括确保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商品属性，激励有条件、有潜力的区域实施更多生物产品和服务，通过持续规范产品和服务市场秩序，引入配套服务、政府适度补贴、多元商业保险进入等手段，引导消费者积极尝试、购买各类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等。
夯实根基，多措并举谋发展。基于生物技术开发的产品和服务，通常具有知识技术资本密集的特征，迫切需要我们加大力度夯实科技基础，最大程度汇聚技术、资金、人才等各类创新要素。包括重点支持平台技术以及新产品、新应用，加快部署推广一批新的生物技术攻关计划，加强跨境科技合作项目，降低创新要素合作的制度性障碍，在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引进、金融扶持等方面设立绿色通道等举措。
与此同时，还要警惕风险，严防严控，提升基础实力和产能水平，建立完善生物安全保障体系。包括加大力度提高治理现代化水平，优先保障和推动生物经济领域核心技术攻关，提升生物领域生产企业产能，加强对生物经济科普宣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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