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劉樂恒（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武大傳統文化研究中心）
編輯：江妞（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學生、珞珈金石研究社成員）
近年來，隨著地下出土文物與文獻的增多，一些以往學術界不甚重視的文獻材料，逐漸納入研究的視野中。其中古代的文字磚和畫像磚就是其中一例。
河南鄧縣南朝墓磚（國家博物館藏）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畫像磚（南京博物院藏）
《論語》“君子有九思”章文字磚拓本
（山西夏縣出土）
“磚”（亦寫作“塼”、“甎”、“專”），其本義是用黏土所燒成的方形塊狀的建築材料。“磚”古稱“甓”。《詩經·陳風·防有鵲巢》云：“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說文》：“甓，瓴甓也。从瓦，辟聲。《詩》曰：‘中唐有甓。’”《爾雅·釋宮》：“瓴甋謂之甓。”郭注：“㼾甎也，今江東呼瓴甓。”對於《詩經》中的“甓”字，學界的解釋大約有兩種，一種認為甓兼指磚瓦。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說：“甓為磚，亦得為瓦稱。”而另一種則認為“甓”專指磚。根據筆者的淺見，後說為是。《莊子·知北遊》：“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曰：‘在瓦甓。’”是瓦與甓為二物也。
那麼，“甓”為何又稱為“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解释“墼”字時，引《爾雅》郭璞注以“㼾甎”釋“甓”之論，兼指出說：“加‘瓦’者俗字也。‘甎’亦皆俗字。‘甎’古祗作‘專’。”《說文》：“專，六寸簿也。从寸，叀聲。一曰‘專’，紡專。”按：“紡專”即紡紗的紡輪。但是，紡輪與磚或成磚過程有什麼關係呢？這是筆者尚不清楚的。
據此，圍繞“磚”的字義，有兩個問題尚待解決。第一，“甓”字與指方磚的“專”（“磚”、“甎”、“塼”）字，何者在先，何者在後？第二，為何作為紡輪（“紡專”）的“專”字，可以用以表示現在我們所說的方磚？筆者學力有限，謹以此求教於方家。
另外，在中國地區，磚作為建築材料，是在什麼時候形成的呢？據考古研究，河南湯陰縣與淮陽縣都發現了龍山時期的房屋遺址，遺址有5000年歷史。房址上都有用土坯砌築的墻體。但土坯雖有磚的外形，並有與磚一樣的作用，但因它未經磚窯燒製，因此它並不能視作真正意義上的磚。而仰韶時期的西安半坡遺址則出土了燒製陶器的窯場。理論上，與陶器一樣，磚瓦也是建造房屋所不可缺之物，但在半坡遺址中並未見到磚瓦遺物。而目前所見最早的磚的實物，是河南鄭州二里崗戰國墓中所出土的空心磚。這些空心磚用於砌成陶棺。從製作工藝的複雜程度來說，空心磚要比普通的小磚要高，因此我們可以推測普通的磚的出現要比戰國早得多。據此而言，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推斷，西周到戰國時期的各種建築遺址，已經存在有方形的鋪地磚、墓穴空心磚以及砌墻的小磚了。
這裡值得説明的是，目前所發現的最早的文字磚與畫像磚，皆是戰國時期的墓磚。1987年，山東鄒城嶧山鎮與陝西臨潼分別發現有戰國時期的文字磚。鄒城所出文字磚，其內容屬墓記性質，年代不晚於戰國早期。
山東鄒城張莊戰國邾城遺址墓記磚拓片。
釋文：“☐ 之母之/疾死，其子/在其北。”
而兩漢時期，畫像磚和文字磚開始大量出現，而古磚的研究據此也可以分為文字磚研究與畫像磚研究兩個大類。這兩類研究各自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同時也有互動性與互證性，因為同一墓室往往是畫像與文字並存。在本文，我們主要討論兩漢六朝時期的文字磚。
根據銘文的形成性質，古代文字磚的磚文可包括模印、範製、書寫、銘刻（包括乾刻與濕刻）等多種。模印，是指用一塊模子刻出文字，趁磚坯未燒製時用印模在其上打印出文字；書寫，是指通過軟筆直接在磚上“書丹”；乾刻，是指通過銳器、尖物在燒成的磚上刻出文字；濕刻則是在未燒製、未乾的磚坯上刻字，而此磚坯其後被燒成磚塊。本文則試圖從分期問題、地域特色、研究歷史、研究意義和研究困難五方面展開對兩漢六朝文字磚的研究與欣賞：
一
分期問題
研究古代文字磚，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是研究古代文字磚的分期問題。而目前的研究尚未對這一問題有所重視。
而在解決分期問題的過程中，有一個現象特別值得我們注意。這就是，迄今發現的古代文字磚中，兩漢（特別是東漢）、三國、兩晉以至南北朝（也即兩漢六朝）的文字磚，在數量上佔有很大的比例。浙東、江右、巴蜀三地所出土的文字磚，皆是兩漢六朝者較多，而南北朝之後的文字磚則相對較少。更具體地說，就是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前期所出文字磚較多，從南北朝後期開始，文字磚的數量明顯減少。這一現象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當然，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並不能一概而論，這裡面涉及地區差異的問題，也涉及成因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但是，這裡面總要有一個解釋。而根據筆者的推測，兩漢特別是東漢文字磚的大量出現，應該與磚的製作工藝的進步以及生產管理制度的完善有關，同時也與漢代社會的風俗與禮俗有關。戰國時期的陶器銘文中，已經體現出“物勒工名”的生產制度，這種制度在兩漢特別是東漢的建築與墓地用磚中有所延續與完善。如據筆者所見，漢代磚銘中經常出現以“姓氏+師”形式出現的文字。如江西所出“建初九年（84年）元月/吳師”磚、巴東縣所出“永元十二年（100年）三月卅日黃師作牢”磚、浙江“延光三年（124年）九月孫師作壁”磚、寧波所出熹平四年（175年）“石賜王師持事允諧”磚及熹平五年（176年）“上虞魏師涉道（疾？）躬”磚等等。
“師”應即指製磚工匠。除了“師”之外，漢晉古磚中亦有“工”之稱。但磚銘中稱“工”者不特別多見（當然也并非罕見）。例如餘姚出土的“晉元康八年（298年）歲在戊午七月十四日甲申劉氏冢工柯丑作”磚，則明確表示了姓柯名丑的磚匠為劉氏墓造磚。這體現出“物勒工名”制度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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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漢人繼承了戰國時期用空心畫像磚槨墓之風，有能力與條件者乃在喪葬禮俗上加大投入的力度，除了在墓中埋葬珍寶、車馬、偶人等大量陪葬品外，還在墓室上下工夫，使得筆畫墓與畫像磚墓大行其道。而根據筆者的初步判斷，漢代的文字磚的興盛，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受畫像磚的帶動而實現的。這種“先圖後文”的演進過程，在巴蜀一地的漢磚中似約略可見。
東漢墓磚多吉語銘文，其銘文內容多呈程式化，如“萬歲不敗”、“大吉羊”、“宜子孫”、“富貴”、“宜官”、“常樂”、“宜侯王”、“萬歲”、“長壽貴”、“大吉”等。這些文字磚或者是其側面或端面有花紋、畫像，或同墓之他磚為畫像磚。
湖州近年出土東漢吉語墓磚。
側面“萬歲不敗”，端面“長吉”。
以上的内容，是兩漢特別是東漢文字磚大量出現的原因分析。而到了三國、兩晉時期，“萬歲不敗”、“大吉羊”等各種吉語文字磚大量減少，但其文字磚的內容較之東漢更具豐富性、歷史性、多維性，大量的墓磚中記錄治葬的年月日、干支，兼及墓主的姓氏、籍貫、官職、封爵乃至夫人（或丈夫）姓氏等內容，這是東漢墓磚所少見的。筆者認為，三國、兩晉時期的墓磚銘文之所以有這樣的變化，除了社會風習的轉移之因素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應與同一時期統治者推行“禁碑令”有關。
建安十年（205年），當時掌握朝政大權的曹操即頒行“禁碑令”，其後此令遂為三國兩晉南朝之統治者所遵行。曹操頒行“禁碑令”，一方面是要抑制東漢以來的厚葬之風，如《宋書·禮志二》云：“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地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操頒行此令的另一目的，則是要打擊地方豪强勢力。曹氏禁碑政令可謂深得其後各統治者之心，為了消除地方勢力的隱患，魏晉南朝近四百年間，禁碑成為通行的制度。而到了南朝的梁、陳二朝，統治集團雖然仍行禁碑之令，但政令弛怠，官吏與民眾向朝廷申請立碑者多有之。這一時期可謂“禁碑”與“立碑”兼行並在之時期。而到了隋代，政府頒布立碑制度，禁碑令遂成為歷史。
根據筆者的初步考察，三國兩晉南朝文字墓磚的興盛與否，與禁碑令的嚴厲與否，大致是相伴隨的。這就可以解釋為何南朝以後（嚴格地說是自梁、陳二朝開始），文字墓磚為何相對地減少了。這在浙東磚銘中尤其突出。浙東一地，孫吳、兩晉時期的文字墓磚所出特多，宋、齊漸少，梁、陳又更少，隋唐二代則不多見矣。禁碑令的推行，使得當時的官宦之家，以磚記代墓誌，遂成一時之風習。施蟄存《金石叢話》有云：“在江南，湖州、海寧、紹興各地，於嘉慶年間，發現了許多南朝墓專（即磚），以東晉專為最多。當時民間風俗，士大夫以上治葬做墳，必用特別燒造的墓專。這種墓專堅牢厚重，兩側都有文字，記治葬子孫名字。”《金石叢話》又説：“另外還有一種長方形墓專，兩面刻著簡單的墓誌銘，大多出於江南晉宋人墓中。因為當時禁止刻石立碑，故改用土專。這種古專，稱為‘專志’，歸入墓誌類。”施蟄存的觀點大致是可信的，不過近年浙江一地出土了大量三國孫吳時期的“磚誌”，可見這種文字磚不但在晉宋風行，而且亦上溯至三國時期。
綜上所述，文字磚在兩漢六朝時期之所以特別盛行，是有其原因的。兩漢時期（特別是東漢時期）文字磚的興起，與磚的製作工藝、生產制度以及社會風習有關；而三國兩晉南朝的文字磚之所以承載墓誌的性質，則與當時的禁碑令相關。自隋代起，禁碑之令一除，字磚之風遂消。
二
地域特色
對於古代文字磚，除了需要研究其分期問題外，還需要梳理其分域的問題。在這方面，學界亦尚未形成充分的自覺，亦未凝聚出共識。
據筆者所見，浙江、江西、巴蜀、河南、山東、山西、兩湖、兩廣、福建、安徽、江蘇等地區皆有兩漢六朝文字磚出土。但就目前來看，浙江一地所出文字磚特多，江西、巴蜀次之。這三個地域的文字磚具有各自的系統與風格。相對此三地，其餘地區目前所出文字磚相對較少，學界缺乏足夠的條件以界說其系統與風格。大體來說，浙江地區所出漢六朝文字磚，規格相對較小，磚質較為細膩，文字筆畫精細、工整，文字與書法的風格呈現多樣化。由於此地所出文字磚最多，因此我們有充足的資料，以對浙江文字磚作出分期、分域研究，以及作出整體性的界說。
相比起浙江地區，江西（江右）地區的文字磚主要集中在東漢磚上，其磚多用高嶺土燒製，多雙行銘文，文字與書風方厚茂密，橫平豎直，清代伊秉綬之隸書酷肖之。
巴蜀文字磚亦以漢磚為多，磚質密，規格大，在形制上則多有楔形磚與榫卯磚，文字與書風粗獷、古質、大氣，別具一格。
圖：四川漢磚。釋文：永平十八年。
圖：四川漢磚。釋文：永平六年王侯造。
除此之外，一個地區內部的文字磚，亦可再作細化，以作更細緻的分域研究。如浙江一地的文字磚，湖州地區與紹興地區就有較為明顯的區別。湖州地區文字磚質地較堅剛，文字筆畫凝練、簡重、規整，多呈裝飾化；紹興地區的文字磚質地疏密不一，文字筆畫細密而多變。
湖州漢磚。
釋文：丹陽故鄣施君宜官。
湖州漢磚。
釋文：常虞驩。
湖州漢磚。
釋文：張宜陽君。
湖州漢磚。
釋文：永漢元年。
紹興地區三國文字磚。
釋文：升平二年五月十日作此壁。
文字磚如此，畫像磚亦如是。就算是一個面積較小的地區，其畫像磚亦可作地域分類。這需要研究者有長期而密集的考察與接觸，才能作出合理的界定。
三
研究歷史
文字磚在古代多被納入金石學的研究範圍。但是，古代金石學側重在先秦青銅器銘文以及石刻文字，此兩者為金石學研究之大宗。而從清代開始，因出土文獻的多樣化，因此甲骨、璽印、磚瓦、錢幣等的文字逐漸納入金石學家的視野中。
作者
書名
嚴福基
嚴氏古磚存
吳廷康
慕陶軒古磚圖錄
陸心源
千甓亭古磚圖釋、千甓亭磚錄&續錄
吳隱
遯庵古磚存
孫詒讓
溫州古甓記
吳大澂
愙齋磚瓦錄
鄒安
廣倉磚錄
王樹柟
漢魏六朝專文
王振鐸
漢代壙磚集錄
羅振玉
雪唐磚錄（四種）
作者
書名
馮登府
浙江磚錄
宋經畬
磚文考略
端方
陶齋藏磚記
高鴻裁
上匋室專瓦文捃
魯迅
俟堂專文雜集
陳直
關中秦漢陶錄
呂佺孫
百磚考
黃瑞
台州磚錄
胡海帆、湯燕
中國古代磚刻銘文集
殷蓀
中國磚銘、中國磚銘文字徵
另外，除了專門的古磚研究與整理著作之外，清代、民國時人對於文字磚的記錄與研究，往往雜於金石學與方志學著作中，而且往往磚、瓦並論，統歸為“陶文”。我們在整理和研究的過程中，需要通過新的合理的學術視野與角度，將之整理出來。
清代至今的古磚整理與研究著作中，最為重要、同時其影響最為深遠的著作，是陸心源的《千甓亭古磚圖釋》。陸氏將其所藏近千種古磚，皆為拓出、影印，並對每一種文字磚作出較為具體明確的說明。雖然書中有部分內容考釋未精欠確，但這無損於此書的典範性意義。
但是迄今為止，學界對於文字磚的整理與研究，尚未形成充分的學術自覺。當代學界若在古代文字磚的研究上形成自覺並有所推動，可以在如下幾方面著力：1、繼承清代與民國時期的金石學、書法研究的方法視野，但又能通過文獻學、目錄學等方法與視野以超越之。按：在這方面，《中國古代磚刻銘文集》頗具借鑒意義。2、學界對已著錄的文獻，以及新出土文字磚尚缺乏系統的整理與編目。3、需要通過跨學科、多角度對文字磚作出綜合性研究。相信學界若在這些方面形成自覺，古代文字磚的研究將會有實質性的推進。
四
研究意義
兩漢六朝文字磚蘊涵了大量的學術性和藝術性的信息、意義、價值，其研究意義涵蓋了書法、歷史、文字、禮制、民俗、文學等方面，因此對於文字磚我們需要作綜合性的研究，其對研究者的綜合能力的要求也較高。其研究意義至少可在書法、歷史、文字、禮制四方面得以體現：
1、書法
兩漢六朝是中國書法演進的一個重要時期，因為在這個階段中，各種書體皆已成熟並最終定型。兩晉之後，新的書體不再出現。但是，對於這一階段書法演進的具體過程與細節，清代、民國時期的金石書法界多未能明晰的把握，因此往往判斷失當，文獻不足故也。近年來，大量的簡、紙文字出土，刺激了相關的研究。但是，兩漢六朝文字磚往往未能完全納入書法研究的視野，這是頗為遺憾的事。事實上，磚銘書法有利於我們解決書法史以及書論上的一些問題。例如，清人有“北碑南帖”之論。實際上，出土於南方的漢晉磚銘，其書風多有雄強、剛健者，與北方諸碑脈絡、氣息相通。
圖一：浙江所出南朝義熙年間文字磚，有魏碑之風。
圖二三：浙江所出永嘉二年范將軍夫人墓磚。磚銘書風承自鍾繇賀捷表，而鍾氏書風則承自漢末八分。鍾氏為北方書家，此磚則出自南方。（拓、圖提供：三林磚舍）
另外，兩漢三國時期處於從篆體到隸體、隸體到楷體的演變階段，因此許多磚銘文字往往既可視作篆體，又可視作隸體，為了界定這種文字的字體，陸心源將之視作“古隸體”，筆者以為可稱“篆隸體”、“篆隸書”。同理，漢晉磚銘中存在著大量的“隸楷體”、“隸楷書”（孫詒讓則將之統稱為“八分書”，未確）。另外，磚銘中尚有少量的“草篆”乃至“行篆”的存在。
圖一：晉太康八年新長駱墓磚。浙江臨安出土。
圖二：“草篆”。釋文：張氏萬。
再如，二王父子的行楷書對於魏晉書法史來說具有變革性的意義，事實上，二王書風並非憑空而出。在簡牘上，新出土的郴州晉簡與二王書風可謂一脈相承；而兩晉磚銘中亦大量出現類似二王書風的字體，且其年代亦多有早於二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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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漢晉磚銘書法亦可較好地疏導《蘭亭序》真偽之辯的問題。永和九年磚的大量出土，更可為解決《蘭亭序》真偽問題提供最直接的證據。例如台州地區所出土的“永和九年八月六日孝子黃廣立功”文字磚，書風清勁流暢，與二王酷肖，尤近王獻之之縱逸。
附：磚銘書法賞識
圖一：浙江永初四年文字磚。有《石門頌》之體勢，而敦厚過之。
圖二：晉太康虞羨墓磚。與二爨書風同調。
圖三：劉宋元嘉七年。潘氏墓磚。
圖四：三國鳳皇三年兒氏墓磚。書風與天發神讖碑一脈相承。
圖五：三國宋氏墓磚。出紹興。釋文：黃龍元年宋氏作。書風近禪國山碑。
圖六：三國孫吳時期文字磚。餘姚虞氏。
書風自漢末八分書轉出，與上尊號、受禪表相近。
另外，磚銘書法為書法創造提供深厚、豐富的資源。清代、民國時期的伊秉綬、吳廷康、吳昌碩等人的書法風格多有取於漢晉磚銘，而如今大量的古磚出土，則可啟發書法家能夠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返本開新。
2、歷史
兩漢六朝文字磚的大量出土，有利於我們充實歷史研究。這一時期的文字磚包含了關於姓氏、譜牒、籍貫、職官、民俗、遷徙、政治、經濟、文教等方面的豐富資源。如果我們通過多重考據法以及廣義的詮釋學視野對此作出研究，則可以推進歷史學的研究。
圖一：三國孫吳時期。武陵太守李絹墓磚。
圖二：三國孫吳時期。“文興”年號文字磚。
東晉泰和元年謝氏磚。
出土於紹興會稽山。
釋文：晉泰和元年太歲在丙寅七月丙寅朔臨川內史餘姚忠侯謝府君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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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字磚與歷史學研究往往有直接的關係。例如，最近紹興地區出土賀氏墓磚一種，如下圖。此磚墓主待考，然其屬會稽賀氏一族則無疑也。史載會稽賀惠曾任宛陵令。賀惠為會稽賀邵之弟。《三國志·吳志·孫皓傳》裴松之注云：“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劭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 然賀惠任吳之宛陵令，非任晉之宛陵令也；且賀惠必當沒於吳末或晉初，故此磚墓主必非惠也。疑墓主或為賀惠後人，襲父祖之職而任宛陵令。
圖：東晉永和四年賀氏墓磚。紹興地區出土。
又如臨安近年所出土的晉太康八年新長駱墓殘塼，亦尤具歷史學價值。如下圖，此磚一面（或側）有“其神尚”數字，“其”字上另有一字，應為“商”字。另一面（或側）則有“義宿治西方”五字。蕭毅教授謂此塼文字中，“商”與“方”押韻，且同墓之他塼有四字一句者，故應可斷定此塼之兩面文字可連續，讀作：“☐☐☐☐，☐☐☐☐（商）；其神尚/義，宿治西方。”今從之。
按戰國漢晉人習於陰陽家術，多以五常與五行、五方、四時相配。“其神尚義，宿治西方”意謂新長駱君立功之時在秋季，而秋主義，其宿在西方。同墓中他塼有“晉太康八年秋郎中始新長駱”、“晉太康八年八月卅日郎中始新長駱君立功”等文字可證。《禮記·鄉飲酒義》云：“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又同書《五行之義》篇云：“金居西方而主秋氣。”《禮記·中庸》鄭注則引《孝經》之說曰：“性者，生之質。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按《呂氏春秋》、《淮南子》、二戴《禮記》、《逸周書》、《管子》諸書於此多有陳說，今不具引。
圖：晉太康八年新長駱墓殘磚。“宿治西方”問題。
左：東晉時期。墓主裴氏。釋文：揚州刺史六州都督司馬公/寧康元年太歲癸丑九月作。
右：東漢時期。王氏墓磚。浙江出土。
圖：三國時期。張尚墓磚及其拓本。■ ■■■■3、文字
兩漢六朝磚銘中出現大量的異體、俗字、訛變以及裝飾化的現象。在這其中，學者如果要在文字學上有所收穫與推進，則必須對於“俗字”現象有所研究和把握，同時也需要通過縱橫二向而對磚銘文字作出釋讀。縱向是指充分熟悉磚銘字體的演變過程，橫向是指將磚銘字體與各種出土文獻中的文字作出比對。
4、禮制
另外，磚銘中包含了具體的喪葬禮俗，以及與此相關的在治葬之時節、方位等方面的內容。對於這些內容的研究，需要藉助考古學的成果，同時也需要研究者作實地的考察。因本文篇幅所限，加之在這一領域筆者的研究基礎不足，本文在此不再作具體的引申。
五
研究困難
目前來說，文字磚的整理、研究和保護，也遇到了一些亟待疏導、解決的困難。例如，近年來出土的漢晉文字磚數量巨大，研究者常未能確定出土地點，同時也未能作出及時的記錄與整理，常使文獻流失。其次，正如之前內容所論，對於文字磚的研究，在方法和視野上，需要有所更新與有所自覺。最後，在古磚的保護上，目前收藏者與收藏研究機構尚未總結出完全可行、可久的古磚保護方法。相信隨著學界與收藏界對古代文字磚的重視，上述困難亦將得到逐漸的疏導乃至解決。
（編者按：本文為作者於2018年12月23日在武漢大學古籍研究所所作講座“兩漢六朝文字磚的研究與欣賞”的講稿，部分文字有所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