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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篇
☞一文诠释县域智慧城市EPC工程总承包（附全国数字百强区百强县名单）
2022年随着县域新型智慧城市、城市大脑、一网统管（城市运行管理平台）、城市生命线等热门词语的项目遍地开花，平均中标金额在3000-3亿级不等。
作为长期从事新型智慧城市、数字政府、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的我们，可以通过资方+建设+运营的方式建设智慧城市，让数字政府触手可及，为数字政府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激发数字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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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智慧城市、数字政府的特征与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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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在我国，县域从行政区域分布和经济发展上来说都占有重要地位。2019年，我国县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接近60%，而地区生产总值仅占35% （赛迪顾问，《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
作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发展县域数字政府，推动县域政府数字化转型是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县域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项目有两个层面，一是从顶层视角进行政府内部的统一管理，主要提供数据整合与应用打通，是县域数字政府的总体呈现，属于统筹型项目；二是面向委办局，从条线角度进行功能管理，主要提供各项实际功能应用主体，属于垂直应用型项目。
县域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整体建设包括治理、服务和决策三个方面：
治理是针对县级政府内部部门间要实现业务协同、数据共享，以提高整体办公效率，疏通整体办事流程；
服务是指政府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为原则，通过窗口、平台应用等方式对群众、企业提供高效办理事项的服务，如“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等”都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迭代深化；
决策是指通过数据打通及直观呈现，助力领导者进行科学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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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
➢“文件驱动型”：统筹机制不健全。
➢“项目带动型”：产业发展思路不清晰。
➢“粘贴复制型”：场景应用不创新。
➢“盆景展示型”：运营理念不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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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方式的转变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的行动年，谱写加快数字中国新篇章。中央、地方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政策陆续出台。数字政府及公共服务建设进入新阶段。《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14号）等政策文件明确指出，数字政府建设将进入智能化阶段。2022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的政府运行新形态，并指明了以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引领驱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生态的发展。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智能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广泛融合，在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为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创新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近年来，我国县域陆续开展了“互联网+政务服务”改革与数字治理探索，《2020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评价报告》数据显示，县域政务服务在线办事率为25.4%，县域信息化还处于初级阶段。县域数字政府建设将加速县域的信息化和数字治理进程，构建互联互通、协同一体的县乡村政务服务体系。随着新的技术和服务理念的发展，我国县域数字政府还将具备以下特点：
➢ 整体系统视角：从“政府为主”向“协同治理”转变。
➢ 服务模式从职能驱动向需求驱动转变。
致力于“一次都不跑”， 提升政府服务水平。精准梳理可在村级（社区）服务网点网办、掌办、自助办或帮办的事项清单，打造群众办事“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服务模式。
➢ 治理模式从单向治理向共建共享治理转变。
县域政府治理模式不同于省市级的“治官”，更多的是面向百姓的“治民”，因此更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致力于增强民众获得感。通过设置数字模块化的民情反馈、书记信箱、村民群等畅通民意，推动乡村治理公开、公正、透明，推动全民参与共治，提升基层服务水平。
➢ 决策模式从人力分析向智能决策转变。
未来县域数字政府建设将会出现新的目标，即“智能化管理，智慧化服务”，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会在数字政府中得到充分的应用。
➢ 政府再造视角：从“建设思维”向“运营思维”转变。
在传统政府治理思维体系下，政府公共产品生产运转效率较低，不管是横向的部门设置，还是纵向的层级设置，物理上多处于分散状态，绩效导向下的重复建设和不必要浪费的情况时有发生，政府以强制求公益的机制并不能完全实现公共利益。以泛在智能技术等为代表催生的新的政府管理范式，由政府打造统一数字平台，实现跨政府平台和跨部门服务。服务机制由各部门独立平台向共享平台转变，政府从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为改善公共服务系统的运营管理者，政府职责从原本的直接承担服务供给，逐步转变为建立伙伴关系、引导和间接的管理，将公共服务生产责任以委托、出售、竞争、特许经营和补贴等多种方式交由企业及社会主体。通过建设综合数字服务云平台和统一的数字文件平台，整合政府数字服务供给方式，建立数字身份识别，实现政府、个人、企业等多主体间的渠道畅通，提供便捷直观的公共服务。
➢社会转型视角：从“数据集中”向“数据联接”转变。
在随着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广泛融合，国家数据20条政策的颁布，数据资源作为新生产资料，是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要素，在全球经济运转中的价值日益凸显。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全社会范围内数据资源呈现爆炸性增长态势，政府部门逐渐成为数据资源的主要生产者和汇集者，现阶段我国80%的可用数据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整体性政府实现了从“分散建设”向“整体统筹建设”、从“独立系统”向“一体化数字平台”的转变，实现业务统筹、技术统筹、数据统一、数据集中。但这种整体性模式的数据统筹集中仍然是静态的汇聚，缺乏动态的数据联接与应用开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数字政府建设的结合，提升政府决策、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等方面的科学化与智能化水平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发展趋势。
➢ 运营模式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化运营转变。
无论是智慧城市、数字政府的建设模式，还是系统、数据的运行管理，都要摆脱传统的由政府唱独角戏的思维模式，要更多地借助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要在数字政府领域探索更多的行之有效的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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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劣势分析
作为县域经济体，城镇化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数字政府建设的空间大，有利于发挥后发优势。若策略、路径措施正确，便可快速产生成效。且相比于大城市，县域政府经济规模、地域面积、人口数量等都相对有限，内部管理和外部协调相对简单，在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也要相对简单。
但当前县域仍存在诸如信息化水平起点较低、数据资源管理缺乏自主权（存储在省市级）、信息化应用匮乏、资金人才匮乏等问题。
县域政府应充分把握当前国家支持县域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优势，抓住信息化的3.0技术发展机遇，促进政府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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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路径建议
4.1 夯实新型基础设施
县域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要注重基础设施的能力与市级贯通，政务云、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更多是对接，不再重复建设，浪费资金。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可以构筑起县域实时信息连接、数据处理及跨域协同的能力，实现远距离高效协同办公、网上购物、线上娱乐、远程教育和医疗等，一定程度上减弱物理世界的区位重要性，提升部分区位较为偏远但生态环境优良、文化符号鲜明的县域和乡村对人才的吸引力，成为本地化人才的“发展驿站”以及外部城市中高端人才开展培训学习、封闭式开发等活动的“间歇式聚合点”，从而构成县域对人口和经济要素的反向吸引。
4.2 建设支撑平台
数字政府发展离不开数字政府技术平台，县域政府对平台以用为主。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跨领域跨层级治理，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各方主体合力，协同共治。其核心是坚持人民群众需求和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基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规制，打造以数据驱动、平台应用、人机协同为主要特征的县域治理新模式，以数字技术为支撑构建社会治理的系统性制度框架。
4.3 创新能力应用
“一网通办”助力服务下沉：县域要享用省市能力支撑，依托省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支撑能力，承接使用各类应用系统。同时，充分利用自己的位置、产业、人才、资源等优势，因地制宜开发部署本县个性化应用。工作重点是贴近群众和企业，做好一站式服务工作。
“一网通管”助力精细治理：建设“互联网+监管”系统，以线上线下一体、县乡一体、抓条统块为支撑，实现多跨场景的融合监管，从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有效防止风险发生。同时，全面推进“掌上执法”，克服县域交通不便的困难，及时上报一线监管执法信息。
“一网协同”助力科学决策：建设县级运营指挥中心，通过信息资源融合贯通，构建全域、全要素、全业务汇聚的一张图，助力管理者快速感知县域多维、全量的政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为推动乡村振兴和信息城镇化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同时，建设一体化联动调度平台，与市级打通，实现统一调度指挥与任务下达的能力贯通。
加强数据回流：县域政府具有“责任大、体量小、事项多、数据少”的特点，国家数据来自于县域，但县域想要完成各行业数据对接却很困难。《“十四五”推进国家政务信息化规划》中提出，要加快服务融合，完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体系。县域应尽可能借助一体化政务数据平台建设的机会，将数据回流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切入口。同时，以事项为牵引，将事项与职能对应，加快本县全域全量数据汇集。
树立先进意识：在对河南、山东等县域的调研中发现，不少县域政府人员的办公审批、文件流转等业务处在传统纸质阶段，不利用便捷查询及数据共享。并且，不少政府人员及民众满足于当前的状态，对于信息化发展的需求不大。因此，提升县域百姓数字化素养，树立意识迫在眉睫。应建立多元数字素养提升通道，营造公民数字素养提升的优质环境，加强民众数字技能普及培训。
4.4 以全域场景开放构建新型产业生态
智慧城市是一系列技术、数据和场景的组合。以全域场景开放为切入点，围绕场景开放、数据开放、技术打磨三轮驱动，发挥智慧城市“大孵化器”的作用，激发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构建新型产业生态。
促进产业深度挂钩：
与产业深度挂钩，找到生长内驱力。城市的自我生长过程加上信息技术的高速应用，推动智慧城市的螺旋式循环发展。通过建立物联、数联、智联一体化的城市感知体系，对城市的物理空间进行全域感知，并进一步融合政府、企业及各类社会数据，促进产业的自造血、自循环和自生长，从而从资源、平台、环境、市场等多个维度推动智慧城市发展。
推动全域场景开放：
推动全域场景开放，构建产业生态。围绕场景开放、数据开放、技术打磨三轮驱动，发挥智慧城市“大孵化器”的作用，激发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通过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隐私计算等公共技术平台，搭建面向全社会的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并充分利用高校人才优势、央企国家队和各部委优势以及独角兽科技企业优势，为智慧城市的产业生态提供基础支撑。同时，一方面积极吸引创新要素，形成由政府机构、运营者、科研机构、开发者、投资机构形成的政企联盟；另一方面在开放场景相关行业管理、大数据管理使用、联盟运行等方面加强规范性约束和保障，并通过“揭榜挂帅”“毛遂自荐”“首场景”等机制创新，承载数据专区、“灯塔”示范项目、智慧城市实验室等一系列重大应用，形成一批落地创新成果。
中小城市数字化需求关注度
1、中小城市数字化7大分领域。
城市的功能可归类为民生与服务、产业与经济、治理与运行、环境与低碳、政府效能、基础设施6个领域，中小城市数字化转型也将围绕这6个功能领域来开展，除此之外，为促进城市整体的数字化转型工作，城市还需要提供政策、资金、人才、标准等一系列支持的措施
在7个数字化转型领域中，综合关注度由高到底的排序为：民生与服务、产业与经济、政府效能、治理与运行、基础设施、发展保障、环境与低碳，如下图所示。而每个领域中大家认为排名前三的内容则是：
（1）民生与服务领域：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智慧公共服务、智慧医疗、智慧社区。
（2）产业与经济领域：排名前两名的是智慧园区、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和智慧能源产业并列第三。
（3）政府效能领域：排名第一的为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和数据安全，第二和第三则为政府协同办公，政府与企业、市民协作。
（4）治理与运行领域：排名第一的为智慧化城市运行管理，第二和第三则为数字乡村治理、智慧城市应急。
（5）基础设施领域：排名第一的为市政基础设施智能化，其次为城市物联网、云、人工智能、数据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并列第三的为城市网络安全设施和智慧交通设施。
（6）发展保障领域：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数字化人才、数字化组织机制、数字化政策/规划。
（7）环境与低碳领域：排名前三的依次是智慧环保、智慧能源、智慧水务的相关解决方案。
中小城市数字化转型业务流程路径
1、中小城市数字化转型业务流程路径可以分为3个阶段。
阶段一： 其特征是技术驱动、局部发展，通过数字技术、工具、产品的应用和数字化应用建设，以提高政府或企业局部的业务效率为主要目标。
阶段二： 其特征是场景引领、系统发展，以场景为中心，通过将城市中的同类场景与人连接，通过场景来推动跨部门跨系统的数字应用连接，并且服务不受物理空间制约；
阶段三：其特征是创新迭代、生态发展，以人的需求为中心，通过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市民的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实现城市级资源的集约化汇聚和数实融合的智能化供给，支持城市敏捷自进化。
2、未来城市数字化转型3驾马车：空间、治理、服务。
长期来看，新型城镇化和新基建的持续深入推进，为数字技术与城市经济社会的融合带来了更多想象空间。短期而言，新冠肺炎疫情、洪涝灾害等社会突发事件也对加快恢复经济增长、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和综合服务水平提出了紧迫需求。在经济面临疫后恢复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未来城市发展既需善用数字技术加强社会治理和综合服务，更需兼顾打造新经济增长极的目标。
马车一「空间」：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引发城市空间的适应与变革。从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与疫情冲击下的城市应对来看，数字赋能下的城市价值与能量正在向外与向内传递，“向外”传递即是指城市开始突破自身的地域边界、资源限制以及行政桎梏，面向都市圈与城市群进行能力扩散，比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所在区域的发展前景、资产价格与产业创新将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城市内部，而是跟整个区域的发展潜力、前景与预期“同频共振”。“向内”传递即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下，城市治理和服务的工具、资源与能力向内精细到社区空间、乡村空间，并逐步形成数据要素流动支持下的一体化治理和服务。此外，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相关技术支持下，城市正在呈现实体空间、数字空间、社会空间融合的趋势，未来城市将依托城市云支撑的小程序、即时通讯、社交平台、微信群、城市信息模型（CIM）等，为每一个不同颗粒度的单位城市空间注入数据能力，走向由“数据”牵引、再造和重构城市空间价值的新时代。
马车二「治理」：
新治理是善用数字技术，助力政府组织体系、运行流程、技术架构适应快速变化的不确定环境，并支撑城乡共建、社会共治格局的形成，最终实现实时、协同和可持续的治理能力。新治理的目标应该是在数据、人流、资源高速流动的城市空间，找到数字时代城市治理的核心价值与关键杠杆。通过”一网统管”与“城市大脑”实现城市治理流程与模式创新，其本质是数据驱动下的城市运行问题发现、分析研判、领导决策、现场处置、结果反馈等各个环节的闭环联动，结合不同组织与个人的数据常识、数据思维与数字素养提升，将改变传统的“拍脑袋”治理决策方式，逐步建立符合城市发展规律与个性发展诉求的数字治理新范式。
马车三「服务」：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现代化都市圈战略的提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将带来巨大的发展增量。新服务其核心在于三个方面：其一是新的服务方式，“无接触服务”、“告知承诺办”、“无感申办”等均是在新基建支撑与服务流程优化下的创新政务服务方式；其二是新的服务体验，从“网上办”、“移动办”与“就近办”进一步升级“免证办”、“扫码办”等新的体验模式；其三是新的服务价值，数字化不仅仅提升服务效率与服务品质，同时也在改变服务生态以及服务水平对城市产业结构与竞争力的影响。通过城市政务服务与公共服务的在线化、智能化、均等化供给，以缩小数字鸿沟与普惠数字红利的重要举措。实现统一标准下的多元化界面、多样化终端与多种类入口的高效服务模式，是未来城市实现“数惠”全城的重要手段与路径。
县域智慧城市建设思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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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2021年9月9日，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联合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发布的《2021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报告》中指出，2020年全国2083个县域网络零售额达35303.2亿元，比上年增长14.0%，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比重为30.0%，提高0.9个百分点，其中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3507.6亿元，同比增长29.0%。
2021年12月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发布的《202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报告》中指出，2020年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总体水平达到37.9%，全国农业生产信息化水平为22.5%，全国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为7520.5亿元，占农产品销售总额的13.8%，2020年通过接入自建或公共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实现质量安全追溯的农产品产值占比为22.1%，应用信息技术实现行政村“三务”综合公开水平为72.1%，全国县域政务服务在线办事率为66.4%，全国已建有电商服务站点的行政村共40.1万个，共建有电商服务站点54.7万个，行政村覆盖率达到78.9%，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财政投入县均近1300万元，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社会资本投入县均超3000万元，全国县级农业农村信息化管理服务机构覆盖率为78.0%。附录中《2021全国县域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指出，应通过发展环境、基础支撑、生产信息化、经营信息化、乡村治理信息化和服务信息化六个一级指标，对县域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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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典型城市形态智慧城市建设思路比较
智慧城市建设可分为新建城区智慧城市建设、城市群智慧城市建设、大型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和区县级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四类，针对如上四种类型，本文从定义、特点及发展重点三个维度进行详细比较。
2.1 新建城区智慧城市建设
新建城区指国家或地方以产业发展为导向，进行各项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探索试验区，典型范例为雄安新区、山西省转型综改示范区等。
新建城区的特点体现在建设开发从零开始，前期的工作重点聚焦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上，依靠重大项目、政策扶持和国家产业战略布局推动新建城区快速发展，是区域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的领跑者，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深度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最终呈现形态各具特色。
因此新建城区进行智慧城市建设时，应重点在构建体系标准、打造数据基座和提升服务水准上发力。
在系统建设之初，统筹构建城市级统一框架体系；
整合先进案例经验，打造集约化的信息基础设施体系；
同步部署全城统筹的物联感知网络体系，为后期数据充分共享奠定基础；
紧扣新城区前期建设重点，聚焦基础设施、招商引资、人才服务等领域开展智慧化应用；
参照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充分结合当地现状，提前制订新建城区智慧城市标准体系。
2.2 城市群智慧城市建设
城市群指在地域上集中分布的若干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集聚而成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城市集团，是多个城市的联合体，典型范例为京津冀城市群、川渝城市群等。
城市群的特点体现在地理位置条件优越，覆盖城市众多，不同城市的定位和资源禀赋不同，因此最终重点发展的领域也不尽相同。
因此城市群进行智慧城市建设时，应重点在建立区域协调合作机制、区域利益分享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城乡统筹发展机制、统一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发力。
从国家全局战略出发考虑目标制订，建立稳定高效的发展合作机制；
坚持把城市群作为一个大城市来考虑的总体战略，构建城市间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的资源体系；
基于城市群不同城市的发展战略与特色，打造城市群下各具特色、功能互补的智慧应用标杆城市；
从组织领导、政策支持等角度，打造智慧城市群统筹协同的支撑保障体系。
2.3 大型城市智慧城市建设
大型城市指城区常住人口为100万-500万人的城市，典型范例为北京、上海等。
大型城市的特点体现在技术与生产力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正处于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格局当中，并逐步迈入城市圈、城市带、城市群的发展阶段中，但因扩张速度快，导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安全隐患等“城市病”的发生，因此大型城市更注重人民群众的体验，城市品质的提升和城市品牌的打造。
因此大型城市进行智慧城市建设时，应重点在生态低碳、以人为本、协同发展等方面发力。
以绿色低碳理念支撑大型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使城市从“灰色发展”向“绿色发展”转变；
以信息资源开放共享促进智慧应用对周边辐射，加速智慧城市服务范围从单个城市升级至以大型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
构建以人为本的信息惠民应用，真正通过数据多跑腿实现百姓少跑腿；
搭建问题导向、重点突破的智慧应用体系，以信息化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构建城市大数据驱动的产业创新体系，打造智慧型企业和应用示范项目。
2.4 县域智慧城市建设
县域城市指处于城市群、都市圈的各个节点的小型城市（城区），典型范例为绍兴黄酒小镇、贵州省清镇市等。
县域城市的特点体现在具有区位条件、资源条件、交通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土地价格较低，生态环境良好，自身的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较为明显，可以充分借势国家新型城镇化、特色小镇建设的战略，在中央政策允许范围之内先行先试。
因此县域城市进行智慧城市建设时，应重点在培育特色型、优势型、资源型产业，打造特色标杆试点等方面发力。
形成承接区域的智慧城市体系架构，将区县级城市打造成为区域发展改革的先行区；
构建上下联动的智慧城市体系框架，在基础设施层、信息资源层和智慧应用层三个层面充分对接；
实现传统产业智慧升级，全面促进产业链的协同融合发展；
形成合适的发展路径与建设模式，打造实用性、落地性重点工程体系；
探索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资金投入保障，引入社会资源共同参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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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智慧城市建设推进建议
综上可知，县域智慧城市相对新建城区、城市群和大型城市而言，定制性和灵活性更强，因此不应盲目套用大中型城市的标准化模板，要因地制宜走差异化道路。因此从发展重点、短板攻克和价值创造三个维度，对县域智慧城市建设提出推进建议。
✔ 在发展重点方面，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优势，找准区县级城市在省市及国家层面的定位，深度对接省市智慧城市总体布局，发挥区县土地价格低、生态环境好、资源有特色等优势，杜绝“大而全”的建设模式，在“小而精”上下功夫，打造特色标杆。
✔ 在短板攻克方面，县域智慧城市建设普遍存在财政实力不强、新基建基础薄弱、本地数据沉淀少、人才及能力缺失、业务压力大等问题，因此应正视短板，寻求破局。应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县域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加快网络、数据中心、安全、指挥中心等的建设。集约建设本地块数据中心/边缘计算节点、大数据平台及刚需业务，满足本地数据汇聚、使用要求，逐渐形成数据积累。加快统筹建设模式落地，组建本地运营公司，汇聚本地生态企业，通过智慧城市建设运营培养相关能力。加快梳理本地业务流程、组织机制保障，以智能化场景满足本地需求，以急用先行原则进行分阶段建设。
✔ 在价值创造方面，应充分遵循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注重数字乡村和县域智慧城市衔接，做到城域与村域统筹，让数字化成为城乡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数字乡村的发展方向可分为农业型、文化旅游型和资源型三类。针对农业型，应抓住农业“工厂化”“园区化”发展机遇，逐步形成产供销协同的农业数字生态链，为县域智慧农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开启县域数字经济新引擎；针对文化旅游型，应唤醒乡村文化基因，充分发挥其与城市衔接紧密的优势，通过综合运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打破农村与城市的壁垒；针对资源型，应在数字化的加持下，逐步释放县域生态价值，将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完成价值转化，让数字化的绿水青山，成为真材实料的“金山银山”。
中国区县智慧城市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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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建设传统模式
智慧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自顶向下、跨部门、跨行业、跨平台、跨层级等特点。参与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通常包括政府、企事业单位和广大社会公众等。为此，一般城市管理者会设置一个运营主体，负责智慧城市的运营，其运营的内容包括云、平台、数据、应用系统等内容。
智慧城市运营主体与城市信息资源的运营管理和信息资源的载体属性密切相关，例如，公共服务类产品由政府提供，而其他类服务则可以根据服务属性确定由政府或企业提供，通过市场运作，引进社会的力量进行经营。因此，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遵循政府主导、市场主导以及政企合作的基本思路上，通用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1.1 政府主导建设运营
政府管理类项目、公共基础类项目、纯公益型项目等不适宜市场化或者明确缺乏商业模式项目，一般由政府主导建设和运营。在投资模式上可选择财政一次性支付、分期购买赎回等方式；在运营维护上，针对政府运营维护能力不足的情况，一般引入专业运营维护维服务机构，按照政府授权，开展运维服务。此种模式下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及运营资金完全来自于政府财政预算：信息化预算资金或者信息化专项资金。
1.2 政企合作建设运营
针对公共服务类、半公益型的准经营性项目，一般由政府与企业合作建设和运营，政府和企业确定建设运营分工和职责，政府重点负责顶层设计、招募合作企业、对具有公共属性服务直接提供资金支持，或通过特许经营方式，许可企业开展市场化增值服务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补贴，开展政企合作建设运营。
1.3 市场主导建设运营
具有明确市场价值的项目，一般由市场主导，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做好统筹引导和布局，由企业自主开展智慧城市项目建设，政府主要侧重于做好市场监管，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出台政策鼓励商业模式创新，引入社会资源投资建设和运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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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合作模式的创新
为引入具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社会力量，共同进行城市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智慧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和创新能力优化发展，培育本地运营、维护的产业能力，我们看到三种创新的运营模式在部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被应用。
2.1 项目换产业模式
通过聚焦城市发展的产业，以设置项目的范式，吸引产业来本地投资，发展壮大产业的方式。例如，将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IOC 等关联项目组合打包，形成有影响力和规模效应的产业工程。可通过引进制造型企业，承接此总包项目，政府购买服务向此公司按年支付费用。引进平台公司需要本地化运营，招聘本地化人才，通过与国内外知名企业合作获得持续的培训，提升本地人才人力结构，及引进公司本地化技术能力，带动产业与经济的协同发展。
2.2 资源换资本模式
引入产业生态开发商投资，由知名技术骨干企业提供“智慧城市”项目解决方案的设计、实施，并对运维提供技术支撑，保障产业生态开发实施的效果，地方政府可以土地、文化、品牌、旅游资源等作为资本，联合智慧城市运营商、土地开发商、旅游开发商等资源开发性企业，盘活智慧城市的资金来源，支撑智慧产业生态扎根、发展，构建良性的、可持续的产业生态体系。
2.3 本地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的孵化模式
由政府成立本地化国资控股公司，负责“智慧城市”的投资、建设、开发、运营、维护。吸引外部知名技术骨干企业，培育本地信息化人才，形成信息化专项服务领域核心能力在本地的孵化、成长和成熟，并承担“智慧城市”建设与运维的任务。
以上几种智慧城市运营模式均有案例辅证，县域与城市既有共性又有区别，通过对县域智慧城市发展态势、建设问题、标杆解读，求同存异，来对县域智慧城市建设模式进行研究。
县域智慧城市、数字政府未来建设趋势
当前我国县域数字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县域政府高度重视、提前布局，在新基建、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数字核心产业培育等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同时，县域数字化转型仍存在区域差距较大、数字核心产业基础薄弱、产业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未来，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实施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县域数字化发展将呈现三方面趋势。
（一）数字化助力增强县域集聚生产要素能力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构建高水平经济社会的内在要求，增强县域要素获取和集聚能力是其中的关键一环。数字技术可降低要素流动成本，突破地理条件限制，降低县域要素获取门槛。一方面可促进县域数据要素的低成本汇集、高效化流动。另一方面能够打破传统生产要素的流动壁垒，吸引更多要素向县城加速集聚。由“亮见新数字智慧城市”排版整理。
一是县域通过数字化发展可以跨越空间限制，打破传统的稳定捆绑式的雇佣关系，拓宽县域汇聚人才的渠道，促进县域人才汇聚。
二是县域依托数字平台载体建立区域发展相适应的账户管理体系，提升集聚金融等资本要素聚集能力。三是县域通过数字技术可对知识产权等创新要素进行有效评估，明确获取技术要素的方向和目标、提升科技创新成果在县域转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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