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爱普斯坦的交叠影响域理论中指出，学校、家庭、社区间的合作，使三者对学生的教育和发展产生叠加影响[1]。学校教育作为育人的主阵地，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系统性，重在育“才”；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起点，具有一定的奠基性和扎根性，重在育“德”；社会教育则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益补充和发展，具有广泛性和灵活性，三者有机衔接、协同配合、形成合力，才能保证教育方向的一致性，更好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近年来，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迅速成为国家教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要求“推进家庭学校共同育人”；202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把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纳入我国法律体系，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成为国家全面推进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体现了我国育人机制改革的重大时代转变，也凸显了协同育人在我国教育事业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然而我国正处于社会快速发展阶段，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对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提出新的挑战，协同育人工作在多样化实践进程中也显现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导致育人效果不尽理想。因此，本研究通过选取能够提供不同视角信息的领域专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干部、中小学校长及教师、家长等人员开展访谈，深度剖析当前我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尝试提出突破实践困境的应对策略，服务于我国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和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根据本研究聚焦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一核心问题，选取可以为研究提供最大信息量的个体作为研究对象[2]。鉴于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这一研究领域涉及群体的复杂性，本研究选取能够提供不同视角信息的领域专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干部、中小学校长及教师、家长共计59人作为访谈对象。其中，本领域专家13名（包括高校教师和教育研究机构研究员），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干部16名（包括省教育厅、地市区县级教育局干部），中小学校长11名，教师8名，家长11名。本研究访谈对象的选取还同时兼顾到我国东中西三个区域。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为了对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本研究采取现场访谈和网络访谈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了十一场座谈会，对访谈对象进行一对多半结构化访谈。每场座谈会包含5—11名访谈对象，时长约为180分钟。访谈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1）您觉得当前学校、家庭、社会开展协同育人工作中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2）您在开展（参与）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过程中，觉得压力最大、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您希望得到哪些方面的支持？本研究的访谈录音经机器和人工转录为文字，并逐一核对，确保信息准确性，共转录文字约15万字。本研究在资料编码方面，以扎根理论为方法论基础，运用开放式编码、关联式编码、选择式编码三种方式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深度挖掘[3]，编码步骤和示例如图1所示。开放式编码是对材料概念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应保持开放的心态，尽可能“悬置”自己的“倾见”和研究界的“定见”，将所有资料按照资料本身呈现的原始状态进行编码，将文字编码为研究概念。开放式编码可以分为两级：第一级编码是对文本材料进行逐一阅读和分析，逐字逐句对比分析寻找关键词转换为概括性短语；第二级是对第一级概念进行归纳组合，形成跨被试的概念类属。关联式编码在开放式编码基础上开展，通过不断比较概念类属的结果，明晰这些编码之间的关系和共同特征，建立概念类属间的关系，形成关联式编码。其目的主要是用于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种关联，以描述资料中各部分之间联系。选择式编码则是系统分析已有的概念类属，并从中选择一个具有统领性的、能将其他概念类属串联起来的核心类属，使得研究结果呈现出基本的理论构架[4]。本研究文本最终形成161个1a级编码，其中22个与协同育人存在的问题无关。最终合并12个关联式编码（学校教育“越位”，责任被无限延伸；家庭教育“缺位”，家长协同育人意识不足等），形成4个核心类属（育人主体的职责定位不够清晰、协同育人的机制建设不够健全、协同育人的条件保障不够到位、协同育人的整体发展不够均衡）。通过逐级编码，最终得到当前我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面临的困境。该框架包含4个一级指标和12个二级指标，如表2所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各安其位，各扬其长，相互配合、有机衔接是保障协同育人工作有序推进，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必然要求。然而，当前我国协同育人工作存在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定位不明确、职责不清晰等问题，导致主体间相互推脱责任、缺位、错位、越位、偏位等现象严重。1. 学校教育“越位”，在协同育人工作中责任被无限延伸学校作为育人的主阵地，承担着学生教育的绝大部分任务，影响着教育的价值立场，在协同育人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协调作用和带动作用[5]。然而，当前学校在协同育人工作中需要承担的职责和具体工作尚未形成清晰的界定，缺乏明确的方向和边界，导致难以发挥重要导向作用，甚至严重影响其自身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一方面，学校对于协同育人工作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错误认识，将协同育人当成是把家长作为学校义工和志愿者的一种形式。如，“家长委员会、家长会有些变形，变成了学校便于自己管理的手段，家长委员会成为代收费、管理的，家长微信群成为打卡和布置任务的地方”（A206）。另一方面，许多校长教师和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反映，学校教育的责任在延伸、放大，学校承担起无限责任，既要管学习又要管生活，使得校长和教师难以专注教育教学。特别“双减”政策出台以来，许多学校增加了课后延时服务，进一步延伸了教师的责任，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部分教师对协同育人产生抵触情绪，给两者合作带来不利影响[6]。如，“课后三点半，学校放学时间逐渐延长、层层加码，很多课程要求（经济、书法、舞蹈等）都要进课堂”（B101）。家庭育人是教育的起点，是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基础，具有一定的扎根性和奠基性，在协同育人中发挥着重要力量[7]。但是受到应试教育思潮的影响，家庭教育功利化倾向严重，出现功能缺位现象。首先，我国当前家庭结构和家庭类型日趋复杂化，家长素质也存在较大差异，相当一部分家长缺乏协同育人意识，将教育孩子的责任推卸给学校和老师，没有承担起家庭教育主体责任，参与协同育人工作积极性不高。如校长表示“家长忽视自我成长，学校家庭教育培训对家长培训的时间没有硬性的要求，很多家长可能就没有办法保证按时来或者全程参与……”（C002）。其次，在多元价值冲击下，家长的育儿观、成功观、成人观出现偏差，导致家庭教育焦虑弥漫，功利化倾向明显，逐渐偏离了生活教育的本质属性，将家庭演变成“第二课堂”。如“家庭教育学校化、知识化。家庭教育背离了其本质，扭曲了几代人的生活。家庭教育是生活，现在异化了，带来的结果是灾难性的”（D002）。此外，家长开展家庭教育的能力有待提升。由于缺乏专业教育和培训，相当一部分家长没有掌握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方法，遇到家庭教育难题时手足无措，甚至出现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情况，导致家庭教育质量不高、效果不佳。如“父母在养育孩子时未能尽到应尽职责，养还可以，育方面的意识没有完全树立，作为上大打折扣……家庭教育的主要的功能是养成习惯……塑造良好的人格，学会与他人的联结，这些内容才是家长在家庭教育当中最应该去落实的，而恰恰这些东西却没有很好的去落实”（A311）。社会教育比学校和家庭更宽更深，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重要补充。优质的社会教育不仅仅有助于形成良好育人氛围，也能弥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不足，提高协同育人的成效[8]。然而，社会教育在我国当下教育体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发挥应尽的功能职责。一方面，社会教育主体力量分散，既包括社区也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服务单位和商业培训机构等，但当前对于各主体在协同育人工作中各自发挥的作用缺少明确定位，导致责任不清，难以为学校和家庭教育提供充足有力的支持。特别是社区，作为离家庭最近的地方，也是除家庭和学校之外离学生最近的地方，本可以在协同育人工作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起步晚且缺乏有效的工作机制，难以真正发挥作用。如“我们现在的社区楼盘比较密集，没有更多适合于家庭或者孩子们活动的场所。……还有就是社区能否组织一些有利于亲子沟通的活动”（C006）。另一方面，社会教育受到文化和资本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良风气，例如商业培训机构盈利化、功利化倾向明显，过度贩卖焦虑，用错误的舆论导向误导社会大众，包括加剧家长的焦虑和攀比之心。“市场化极端造成教育的偏位，学生5天上学2天上班，白加黑的状态，压力很大，家长经济压力也大，尤其是大城市，造成整个社会的焦虑，造成学生苦学、教师苦教、家长苦陪的现象”（D007）。由于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涉及到多个部门，建设完善的管理运行机制是对协同育人工作进行统筹规划，保障工作协调、有序、高效开展的关键。然而，当前我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机制建设仍不够健全，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的缺失导致协同育人工作“谁来管？”“谁牵头来协同”“各部门如何定位？又如何联动？”等问题尚未得到理顺。当前我国尚未出台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专门政策规范和指导协同育人工作的开展，已有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中也尚未对协同育人的责任主体做出明确规定。本研究中不同领域的访谈对象均强调了当前我国协同育人工作存在牵头部门不明确，没有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缺少专人专管的问题。如协同育人领域的专家学者表示“政府和各职能部门之间的领导关系是什么？谁牵头来协同？妇联、教育部各自都怎么定位的？根据各自的优势、资源、意愿等来划分”（D006）？教育行政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协同育人责任主体的问题尚不明确，妇联权利有限，开展工作力度不够，成效微小；教育系统已经都在做了，但是政府的作用没有发挥到位”（A207）。学校校长则表示“谁来管这一块，没有特别明确，作为校长都不清楚是教育科、妇联、关工委还是哪里”（B104）？这一问题的凸显将导致难以协调各方资源从规范、发展、管理、协调和保障等方面为协同育人工作开展提供有力保障，使得协同育人工作推进受到较大阻碍，无法得到真正落实。2. 各部门沟通合作机制缺失，“各自为政”现象突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涉及面广，体系庞大，需要全国妇联、教育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国家卫计委、国家科协、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众多部门共同参与，联动配合，发挥各自优势，为协同育人工作的开展提供广泛资源。然而，当前我国协同育人工作推进过程中，政府各部门职责尚不明确，且部门间缺乏有效的联动沟通机制，存在不联不通的现象，导致多方有责，责任却难以落实的问题突出。如，“妇联、广电、科协其实都在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在于大家各自做的有多好，而在于各部门的衔接上，缺少的还是更有效的沟通和融合的机制”（A209）。3. 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尚未形成，协同育人资源供给受阻我国各级企事业单位、公办校外机构、公共服务单位和社会组织，如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拥有丰富的适宜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资源。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对接机制以及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平台，使得这些社会资源与学校、家庭、社区对接不畅，社会公共服务机构难以进入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中。如“很多学校资源的获得不通畅，想获取没有找到合适的资源，或者不知道资源在哪里”（B105）。“学校确实有一些社会机构在参与，比如说，人民法院、检察院会组织进校园活动，但那些活动真的是没有系统性，而且只是蜻蜓点水”（B215）。此外，已有的社会资源存在一定的功利性，缺乏公益性和便利性，学校和家庭获取受阻。如，“社会有很多专家讲座，但我接触到的更多的是功利性的，我觉得还需要政府去结合一些资源开展一些公益性讲座，真正的能够长期地去给家长进行一些分享，帮助家长提升家庭教育能力”（C007）。当前我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开展所需的条件资源保障并不充分，存在缺乏权威统一的信息化资源平台、经费保障不足、专业人才配备不足、专业支持不够等一系列问题，尚无法为协同育人工作的开展提供良好的内外部条件，严重制约了协同育人工作的开展。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既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但当前协同育人相关的基础研究严重不足，且现有的研究问题不够聚焦，多为宏观描述、经验梳理，对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关键理论、创新模式等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如，“从学术研究这一块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大量的政策缺乏研究支撑”（D013）。“现状非常迫切，但理论研究还不是很够”（D005）。此外，在高等教育体系没有建立家庭教育专业、形成主流二级学科，更谈不上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家庭教育相关的专业和学科群。没有专业的科目作为研究和培养体系，使得高校科研机构在才人培养中缺乏对相关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培养，难以满足加强人才培养和夯实基础研究的需求，如“现在师范大学很少开设家庭教育课程，没有相应的课程支持，未来教师培养的过程中对家庭教育这个板块的重视度不够”（D013）。2. 专业队伍建设不到位，相关人员缺少知识和技能提升路径由于当前我国学校家庭社会育人缺少专业队伍和专职人员，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主要实施者，成为了我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主要组织者、指导者、推动者、活动资源开发者，是推进我国协同育人进程，保障协同育人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人力资源基础[9]。然而，由于缺乏系统的职前和职后培训，教师在开展协同育人工作中遇到重重困难，特别是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能力严重不足，缺少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难以满足工作需求。如，“中小学老师也在承担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但是缺乏专业性，家庭教育专业知识不够”（D005）。“学校内部缺少专业队伍，专业服务水平不齐，需要对教师进行培训，邀请的专家不足，从事这方面的专家比较缺少”（A209）。当前我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缺少专门的经费保障机制，没有明确的投入标准和经费来源，用于平台建设、资源开发、家校合作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开展等方面的经费难以获得满足，导致协同育人工作难以真正落地。如，“我自己在小学里做家委会工作，我们非常希望很多家长能够提高自己的素质，跟学校能够紧密的配合，也能了解到很多关于学校的情况，组织一些活动加深家校社合作。但是因为做什么活动都是需要有一些费用的，很多时候其实可以深入开展一些特别好的公益活动，往往因为一点点的经费问题就会停滞不前”（C004）。当前，我国无论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还是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都存在明显的地区和群体差异，发展不充分、不均衡，尤其是边远农村、贫困地区协同育人工作起步晚、发展不完善，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城市贫困家庭儿童、重病重残儿童等特殊群体在家庭教育和协同育人中缺位严重，且缺乏有力支持等问题突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不同地区、城市乡村在教育发展进程中也产生了较大差异，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等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边远地区、贫困地区、农村地区协同育人工作起步晚，无论是在家校合作机制建立，还是在活动开展以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计划性和开展情况方面，亦或是社会各方力量的支持方面，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如，“城乡差异很大。……农村缺失，放任不管。如，孩子到学校了，特别是寄宿制学校，家长完全缺位。对农村孩子的关爱太少了，孩子意外伤亡主要是农村，是放学、放假时段，安全谁来监护？”因此，这些地区的协同育人工作需要引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全社会的普遍重视和充分关注，予以更多政策倾斜。随着社会变迁，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类型日趋复杂化，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单亲家庭儿童等特殊家庭出现了许多新型教育问题，同时特殊儿童比例明显增加、面临的问题加剧，对这些家庭和儿童教育问题的关注既是对人民群众需求的回应，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福利的体现。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对于促进特殊群体的健康发展更为重要，是减少不良因素消极作用的重要举措。但当前特殊群体的协同育人工作开展中尚存在家庭教育缺位严重、实施难度大，家庭如何整合社会资源有待细化，学校层面如何联动社区、社会力量开展针对性服务的要求尚不明确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加强特殊群体的协同育人工作，提供充足关注与支持应得到进一步关注。推进我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发展，就必须要认识到学校、家庭和社会是基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共同需求所形成的具有“异质共存”特性的共生关系[10]。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确立共同目标，明确三方主体职责，实现各育人主体之间协同合作，构建“政府保障有力，学校协同有序，社会多元参与，家长乐意尽责”的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格局，切实增强育人合力，发挥育人实效，共同担负起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责任。共同育人目标决定着协同育人的发展方向和育人效果，是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重要前提[11]。当前我国协同育人显现出的诸多问题，其背后的本质原因均是学校、家庭、社会三方的育人价值取向不一致、理念不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更多根据党和国家政策导向，将育人目标落脚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而家庭教育的关注点却落脚在孩子的学业成绩以及是否能够为社会发展所用，短视化、功利化倾向突出[12]。由于三方的育人目标存在差异，导致三方“貌合神离”，难以真正做到“同向同行”。因此，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首先要增强育人共识，从党和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将立德树人思想融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环节，树立科学教育理念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共同育人目标，真正以儿童发展为中心开展教育活动，尊重儿童权利，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二) 学校协同有序，积极联动家庭社会，切实提升协同育人能力学校应充分发挥育人助阵地作用和在协同育人工作中的主导作用，调动家长积极参与，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同心同力推进协同育人工作的有序开展，最大限度地提升育人能力和效果。首先，学校应当建立协同育人领导和协调机制，将协同育人纳入工作计划，健全日常运行机制。建立由校长牵头，全体教师共同参与的协同育人队伍，着力加强教师协同育人能力建设，将家庭教育指导、家校沟通等相关知识和技能纳入学校校本研修课程，定期组织教师专题培训，确保全体教师掌握协同育人基本知识和技能，为广大家长提供补偿干预和支持性帮助，助力家长承担起家庭教育责任。其次，学校应有效开展家校合作，促进家校协同。学校要认真组织好家长开放日、家长会、家长接待日、家长志愿服务等活动，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定期同家长了解、沟通和反馈学生思想状况和行为表现，引导家长积极参与家校合作工作；同时，创新家校合作形式，根据家长需求，定期开展专题讲座、个别座谈、经验交流、互动体验、咨询服务等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营造良好家校关系。此外，学校积极联动社会力量，充分利用社会优质资源，开展参观体验、调查研究、研学旅行、志愿服务和社会公益等多种形式的综合实践活动。学校可以将家长和社会各方中具备条件的人员引入学校开展讲座或向学生提供兴趣类课后服务，满足学生兴趣特长发展等特殊需要。(三) 家长乐意尽责，切实履行育人职责，积极参与协同育人家长应自觉承担起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深刻认识到协同育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乐意并积极主动参与到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中。首先，家长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孩子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以端正的育儿观、成才观、成人观引导孩子形成良好思想、品行和习惯。注重优良家风建设，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引导子女形成尊老爱幼、明礼诚信、友善助人等良好道德品质，构建文明、和睦的家庭关系。履行好法定监护职责，保障儿童休息、锻炼、闲暇和娱乐的权利，合理安排儿童的学习和生活，及时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形成良好的亲子交流互动模式，营造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其次，家长应当与学校、社区密切配合，自觉学习家庭教育知识，积极参与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提供的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掌握家庭教育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切实提升自身育人能力。同时，认真配合学校教育教学安排，积极参加各级家长委员会工作，配合家访、家长开放日等活动，主动了解子女学习情况，沟通子女在家表现，合理表达诉求，对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积极建言献策，形成良性互动，推动构建育人合力。同时家长也充分认识社会大课堂对孩子教育的重要作用，主动利用节假日、休息日等闲暇时间带领子女开展户外活动和参观游览，积极参加多种形式的职业体验、文化艺术以及体育运动等实践活动，使子女更好亲近自然、开阔眼界、提高素质。(四) 社会多元参与，整合各领域资源，净化社会育人大环境社会作为协同育人工作的三大主体之一，其蕴含的丰富教育资源为学校和家庭开展育人工作提供重要保障，这就需要社会建立育人资源整合和对接机制，促进社会资源在育人工作中能够切实发挥实效。首先，应充分发挥校内外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体育资源、科技资源的育人作用。加强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研学实践基地等学生专门活动场所的建设和管理，各场所要结合各自功能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德育、艺术、体育、科技、劳动等活动，满足学生兴趣发展和综合素质提升的需求。其次，应充分发挥社会的距离优势，依托城乡公共服务设施，设立儿童青少年活动中心和社区家长学校等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积极开展面向家庭和学生的形式多样的活动。尤其要特别关注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特殊儿童生活和学习情况以及家庭情况，根据不同类型家庭提供多元化、菜单式服务，推动建设老百姓推门可见、服务可感的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网络。此外，应净化社会育人环境，多层次多角度宣传科学的教育理念，引导家长和社会转变观念，努力破除“抢跑文化”“超前教育”“剧场效应”等功利现象，营造良好社会育人氛围。一方面，要引导规范校外培训，严禁开展超标、超前、超范围学科类培训，校外培训机构要积极提供体育、艺术、科技等素质拓展类培训，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满足学生发展的个性化需求，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应加强网络监管，大力繁荣符合学生成长需求的网络内容，积极建设服务学生发展要求的网络载体，打造清朗网络环境，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网络氛围。(五) 政府保障有力，切实发挥主导作用，健全管理保障机制各级政府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国家有关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制度框架下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推动成立专门部门或组织，从统筹规划、发展管理、协调保障等方面为协同育人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建立“上下联动”的多级管理体系，各级政府要把加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作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纳入当地政府职责范围，加强制度建设和条件资源保障。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组建专门部门来统筹相关工作，如美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由教育部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办公室专门负责。强化顶层设计，研究制定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工作规划和相关配套政策制度，整合育人资源，推动各环节、全环境有机融合，着力构建全方位的育人格局。不定期开展实地考察，将责任明确到位、措施落实到位、问题解决到位。健全“左右协同”的多部门联动、分工合作的工作制度。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妇联、教育行政部门共同牵头，宣传部门、关工委、民政部门、公安部门、文旅部门、财政部门、卫建委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协调领导机制，加强统筹规划，定期沟通，共同推进协同育人工作。明确各个部门在协同育人中的职能、定位和分工，实现信息畅通、资源共享，建立健全各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联合妇联、关工委共同推动各级各类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党委政法委要协调公安、司法行政等政法机关和有关部门，加强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维护校园正常秩序和师生合法权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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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边玉芳，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家庭教育、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教育评价与基于评价的教育质量提升。
张馨宇，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家庭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