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一场盛大的追悼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举行，主持人是刘少奇，出席者包括周总理、邓小平、林彪、李济深等等，规格极高。
这位逝者，就是生前曾任副总理、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
在我党的历史上，柯庆施是一位很复杂的人物，也是一位很有争议的人物，下面就来介绍一下柯庆施的复杂人生。
柯庆施，1902年7月出生于安徽歙（shè）县，在就读于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期间，正当“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柯庆施号召学生们走上街头，向安徽当局施压，称永不向帝国主义低头，结果被学校开除了。
后来，在陶行知等人的帮助下，柯庆施在1920年春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在南京时，他目睹了人力车夫的悲惨境遇，就抽出时间，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工作收入，完成了一篇名为《南京人力车夫底层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
这篇报告一经发表后，迅速引来了各方关注，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陈独秀。陈独秀在读完这篇报告后，觉得柯庆施胸怀大志，是可造之材，于是两人就有了书信来往，也促使柯庆施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1年11月，经杨明斋的介绍，柯庆施加入了刚成立不到三个月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此举可以看作是他踏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于莫斯科召开，柯庆施、张国焘、邓培三人，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此次会议。
在莫斯科会场上，柯庆施受到了列宁的亲自接见，并与他握过手，这在当时可是一项莫大的殊荣，也成了柯庆施独有的政治资本。
在土地革命时期，柯庆施曾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比如安徽省委书记、红八军政治部主任、中央秘书长、北方局组织部长等职，还曾在营救王若飞等同志时，出过不少力。
当时的柯庆施，可谓德才兼备，深受中央器重，但是等他抵达延安，特别是整风运动发起后，人们才发现，原来他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抗战爆发前，柯庆施抵达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当时的统战部部长是王明，除了这一层上下级关系外，柯庆施对王明还表现出了耐人寻味的好感，两人的关系特别近。
1941年5月，延安整风运动正式发起，柯庆施也开始了一段低谷期。
在这场运动中，柯庆施的新婚妻子曾淡如，因他的个人问题所影响，最终跳井自杀，而柯庆施本人，也一度被认为是“国民党特务”而受到审查和批斗，面临着性命之忧。
那么，引发这场危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事情还要追溯到1933年。
1933年，中央派柯庆施从上海前往东北地区执行任务，当他从上海出发后，因当时白色恐怖异常紧张，柯庆施就擅自做主留在天津。不仅如此，他在写给中央的工作汇报中，还谎称前往东北地区的火车暂时通不了车。后来他觉得这一说法不足以令中央信服，于是又在报告中写道，自己已去过东北地区，并顺利完成了任务。
当时中央收到他的报告后，信以为真。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两年后，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揭露了柯庆施当年的欺骗行为，正是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让柯庆施在8年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不过幸运的是，柯庆施的这一行为并没有给中央和满洲省委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在延安整风运动后期，毛主席对其网开一面，柯庆施得以保住了性命。
延安整风运动过后，柯庆施很长时间都没有被重用，一直到1947年底，才被中央任命为石家庄市长。
1949年5月，在石家庄工作近一年半后，柯庆施又被调到了南京工作，担任南京副市长。在柯庆施南下赴任之际，毛主席、刘少奇、朱德、聂荣臻等人，曾联名给华东局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提到：“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望你们随时注意加帮助。”
这句对柯庆施的评价，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这里面既有1933年赴东北地区执行任务的教训，也有他在以往工作时暴露出的一些缺点。
首先从“团结干部”上来讲，柯庆施喜欢搞一言堂。
尽管柯庆施很有才能，但一旦身居主要领导的位置上时，往往就会刚愎自用，从而导致班子成员之间产生隔阂，比如在他主政河北省委时期，曾与张家口特委负责人张慕陶在建立“北方苏维埃”等问题上，发生过严重冲突。这件事的最终结局，就是导致张慕陶被开除出党。
其次，在“履行工作任务”上，柯庆施喜欢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进行工作的指导原则。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他主政石家庄时，决定将工作重心集中到“组织与发动贫民”身上。幸运的是，这件事随即引起了中央的注意，在刘少奇、朱老总等人的及时纠正下，才避免了石家庄在后续发展上走一些弯路。
1954年10月，柯庆施又被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到他1965年4月在成都病逝，柯庆施在上海主政长达10年之久，在这人生的最后10年中，柯庆施不仅在仕途上焕发出了第二春，也为他日后的难以“盖棺定论”埋下了伏笔。
1956年4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会后，柯庆施对这篇《论十大关系》进行了详细研究，随后发表了一篇名为《调动一切力量，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政治报告。
正是这篇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于是从1956年起，柯庆施正式走进了毛主席的视线之中。而在这之后的两场重要的会议上，更是让柯庆施出尽了风头，换来的则是他在仕途上的风生水起。
1958年1月，“南宁会议”召开，当时正值全国“大跃进”时期，有人提出，我们应该尊重客观事实，从而制定国民经济生产计划及指标，此举被看作是“反冒进”。
毛主席对“反冒进”特别反感，在会上做了严厉的批评，同时，毛主席又表扬了柯庆施的政治报告，即著名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篇报告的要领，无非是对“大跃进”持肯定意见，并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与反对，因此，柯庆施深得毛主席的欣赏。
据参加会议的人回忆，当时毛主席还专门拿着柯庆施的这份报告，问周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
周总理无言以对，只能做检讨。后来，周总理还提出了请辞总理的请求，但没有被批准。
同年3月，“成都会议”召开，在这场会议上，毛主席着重谈到了“个人崇拜”的问题。毛主席的用意是指，在我们党内，一定要杜绝盲目服从、不加分析的崇拜，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崇拜。毛主席的用意非常好，但是柯庆施又开始了行动，他在随后的发言上，说出了那句“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此言一出，与会者都大吃一惊，就连毛主席听到这句话后，也是感到很不舒服。
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柯庆施再次表现出了他的“政治敏感性”，对彭德怀和张闻天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不得不说，这些都是柯庆施的“污点”，也让他的人生充满了争议。
当然，柯庆施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比如他在主政石家庄和上海时期，就曾做出过一些贡献和成绩。以石家庄为例，柯庆施在担任市长之后，大力推行教育和植树工作，改善卫生面貌，深入工厂、店铺了解经营情况，促进石家庄工业经济驶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因此，当时的石家庄被称为“中央接待站”，深得毛主席等人的好评。
当柯庆施主政上海后，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上海市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是柯庆施却向中央和上海人民交出了经济总量翻一番的好成绩。而且，柯庆施还提出了那个后来影响深远的口号，即著名的《论全国一盘棋》。
所谓的“全国一盘棋”，是说在经济民生、地区发展等问题上，应该从全国大局出发，而不是局限于一地。
另外，在个人品行方面，柯庆施也是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从来不讲排场，也不搞大吃大喝，对于请客送礼更是深恶痛绝。
有一年春节前，有一位干部拿着一只金华火腿来家中拜访他，一向文雅的他竟然发了火，指着那位干部大声说：“谁让你来的！还拿着一只金华火腿，赶紧给我拿回去，要不然我打断你的腿！”
所以，每年到春节时，都很少有人去他们家拜年，就是怕他训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其实柯庆施对周总理也非常尊敬，曾经对家人说：“周总理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精神，是我们的楷模。”
1964年，柯庆施在一次体检时，被发现患上了肺癌，被紧急安排手术，在切除肺叶后，病情趋于稳定。
1965年春，柯庆施觉得上海天气太冷，就前往广州疗养。当时，他又接到了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成都疗养的贺老总的邀请，便前往成都进行疗养。
柯庆施来到成都后，李井泉等人设宴款待，一起出席的还有朱老总、贺老总等人，柯庆施也非常高兴，不顾医嘱和夫人于文兰的劝阻，吃了不少东西。
宴会结束后，柯庆施回到住所，处理完一些文件后，就上床休息了。等到凌晨时，柯庆施感到腹部不适，被送进了医院。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不治身亡，享年63岁。
起初，柯庆施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公墓，到了1998年，被迁回老家安葬，墓碑上刻着两个大字——“诚实”。
（参考资料：《文汇报》《炎黄春秋》《中国故事·专栏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