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教育状况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教育科学学院
摘
关键词：教育状况；社会分层；知识经济
Theory for theinfluence of education condition on personal socialstatus
Liu
Abstract: In nowadays society, people areincreasingly keen to pursue the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Thecondition of good education can help one to obtain the personalsocial status, improve personal economic condition , enhancepersonal social competitiveness, realize self-worth , improve thecultural quality of the whole nation, and even
Key words: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Socialstratification; Knowledge economy
伴随着知识经济这一概念的提出，教育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多数人都希望借助于更高程度的教育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从而把接受教育看作是一种高回报率的投资行为。那么，教育状况对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究竟能产生多大影响？如何理性对待文凭与水平？所以有必要对教育与个人社会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分析各种不同观点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正确把握教育社会分层的作用机制，真正提升个人教育状况所包含的内在价值，也就是保证教育质量，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促进教育事业的与社会需求的协调发展。
一、个人教育状况与社会地位获得之间关系的几种观点
（一）教育与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关系的传统理论
关于教育社会分层的理论主要来自马克思和韦伯传统的阶级结构学说，马克思判定社会分层的突出特征是将个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作为划分阶层的基础，他把教育或技术资格看成是划分阶级阶层结构的重要依据。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很大程度来源于马克思的思想，但是他从自己理解的社会学出发，建立了他的多元标准，他重点选取的是三种“在一个共同体中的权力分配现象”—阶级、地位和政党。他观察的重点在市场，他相信一个人的市场地位强烈地影响着他的整体生活机遇。
后来的社会学者奥林·赖特用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他认为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与资本资产共同构成剥削关系的基本因素，而生产领域的剥削关系构成了社会阶级的基础。赖特根据人们对这三类资产的拥有状况来划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不过，赖特关于教育或技术资产具有作为剥削基础的分层意义的观点，遭到许多人的攻击，他自己也没有解释清楚教育、技术资产拥有者是如何剥削没有此类资产的人的。来自韦伯传统的吉登斯认为，社会阶级结构的划分基础是个人讨价还价的市场能力，主要有三类:生产资料和财产的占有，对教育或技术资格的占有以及体力能力的占有。[1]吉登斯的思想是专门针对市场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的，至于非市场社会或非完全市场社会中教育或技术资格是否具有同样的分层意义，则并没有过多的介绍。
（二）文凭社会
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对教育社会分层进行了更为系统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人们所受的教育被用来限制那些竞争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的数量，并帮助那些享有“教育专利”的人垄断这些职位，即存在一种“文凭社会”或文凭主义。文凭制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工业化大生产和科层制度作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使学历从教育过程中析出,从自然状态下凝固为文凭的重要条件。文凭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是那些所谓自由职业者和在庞大的工业、政府、教育和工会等科层制组织中工作的人。而那些自由职业实际上是文凭制度的创造物:“正是由于文凭制度的兴起，这些报酬优厚的职业得以自成体系，并提高了收入”[2]，使自身专业化。
柯林斯还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文凭社会”的产生，指出教育中的阶梯建构在整个社会地位大序列之中，而教育作为进入社会、经济方面受益阶层的筛选标准，不仅仅存在于市场社会之中，而且作为进人的壁垒设置，教育与阶层或集团的利益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人们所受的教育被用来限制那些竞争社会和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的数量,并帮助那些享有“教育专利”的人垄断这些职位,即存在一种文凭社会或文凭主义。
在我国，文凭社会是科举社会的延续,科举考试的精神之一——竞争性流动仍然是文凭社会的内涵。文凭社会对“文凭”的关注胜于对实际的知识、能力、胜任力和态度的关注。文凭社会往往把文凭看做能力的代名词，认为文凭可以表示一个人通过正规教育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存量有多大,从而表明其持有者在一般意义上拥有多高的技能与发展潜能。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市场机制成为决定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地位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决定因素,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元化社会分层标准——职业地位,越来越成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因为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下,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差别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特征的差别,社会分层结构因而表现为职业结构,不同的职业地位代表着占有着不同社会资源获的差异,如权力、收入和声望的差别,而职业地位的竞争不仅靠先天的智力和天赋,更靠自身的人力资本和文化程度。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取得成功的人未必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未必与受过高等教育直接相关,但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接受高等教育,拥有占优势的人力资本成为上升流动的主要模式。许多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工作,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根本无法胜任。社会上出现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是受教育程度低的社会成员面临着大量的下岗和失业即向下流动的威胁,另一种却是IT业精英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知识英雄的神话。高等教育所具有的选拔和分配社会成员的功能使之成为社会筛选的主要手段和向上流动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象征。
正是因为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与流动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个人将来得到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与所受的教育和所获得的学历文凭如此密切地相关,因而,尽管我国高等教育的收费不断提高,相关费用也日益膨胀,但即使相对贫困的家庭也愿意资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改变后辈的社会地位,改变子女与家庭日后的社会声望与经济收入。
（三）读书无用论
本文指的“读书无用论”,是一种认为接受高等教育对受教育者个人以后经济收入没有太多贡献,不能帮助受教育者个人改善生活,不能实现个人向上一级阶层流动的目的而感到高等教育无用的论调和看法。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最新完成了一项共有2323人参加的调查,内容就是关于“读书无用论”。调查显示,公众并不认为“学习知识”是没用的。一个有力的数字说明了这一点——90.4%的受访者认为“读书有用”。但同时,也有42.8%的受访者认为“光有学历、文凭没用”,35.3%的受访者认为“读多少书找不到工作也没用”。[3]以前的“读书无用论”主要是指知识受到猛烈批判,社会上出现学生不愿上学,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潮。改革开放以后,“知识改变命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读书无用”并不对知识持强烈排斥的态度,仅仅消极地对待接受高等教育,通过对读书的短期投资与回报作一个简单分析,学生或者家长便做出了“不读书”、不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这就是新“读书无用论”的内涵。
在我国，素有“鱼跃龙门”“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而且这些古训支持着一代又一代的农家子弟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理想。我国恢复高考以来，成千上万的普通青年、农家子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成为专家、教授、工程师、企业家或国家公务员，改变了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也改变了简单重复父辈的命运。但是，随着国家分配制度的改革，个人努力与奋斗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越来越丧失其保障力，而那些都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如种族、性别、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这些在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过程中似乎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知识已不再是改变命运的法宝，出身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酸葡萄”心理但却无法否认政治、经济上有优势的学生在入学选拔、学习过程以及毕业、就业等环节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先权，也无法不正视弱势群体“酸葡萄”心理背后的无奈与无助。因此，目前出现的新一轮“读书无用论”，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普通老百姓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怀疑与否定。
应试教育的僵化体制对读书无用论的滋长。教育要发挥产出，还在于教育本身是否过硬，是否适应社会和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仅提供一纸空有其名的学历文凭。我国教育存在一些弊端，教育不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创新能力，过于填鸭式的教学盛行，存在教学内容不实用、不适时诸多问题。许多企业招聘人才后还需要进行专门的培训，考试对学生的升学和毕业影响也非常大，在命题过程中也缺乏对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核，这就是应试教育的弊端所在，也自然影响到读书的价值，导致了“读书无用论”盛行。另外，教学经费利用的不合理以及教材价格的不合理也导致了学生家长负担的增加，也助长了“读书无用论”。
二、个人教育状况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个人教育状况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文凭的获得，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人们的不断学习和钻研而取得文凭。然而，文凭并不是一张生存竞争的护身符，它仅仅是一张个人学习经历的凭证，代表着一定的知识内涵，除此之外，我们不可忽视的就是个人的全方位素质与能力。因此，要想做一个对祖国，对事业有用之人，必须知识与能力兼备，在社会生活中既要具备系统的文化知识，又要拥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才干，成为社会上所需要的真正人才。
（一）个人教育状况是社会地位获得的基础性条件
文凭的出现,使学历发展出现了一次质的飞跃。文凭作为个人受教育与训练的凭证,就象贴在商品上的商标或质检证,一定的文凭代表着拥有它的具有一定的技能和知识,而且预示着他将来可能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换句话说,“是否受过教育”、“受过多少教育”等在一个人未来的社会地位方面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即人的受教育经历获得了一种社会准入的资格。当前,我国处于以文凭为主,职业资格证书为辅的人才评价和选拔阶段。职业资格证书经过专门机构“实力认定”,可以作为从事某种职业的通行证,这也将成为就业准入的一种趋势。
文凭是人们身份、地位的象征,是获得利益、分配社会资源的一个决定性前提和尺度。“文凭与其它社会资源的分配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文凭本身是一种稀少的资源,同时,是获得其它社会资源的手段。获得高文凭便可从事威望高的职业,并由此获得较高的收入和较大的权力。”“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从参与其中的个人方面来说,是社会资源的获得过程。”“人们将来会得到一份怎样的社会资源,与其受怎样的教育、取得什么文凭有关。”
社会分层一直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社会是由不同层级凝合而成的一个有序实体，其中，不同阶层的形成、定型与变迁，必须遵循相应的模式、原则和机制。由于整体上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不可能满足每个人都获得同等的所需资源，因此，社会分层实质上是社会资源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而产生的社会地位不平等现象。然而，问题是：人们凭借什么来进行社会分层？对此，最具影响力的是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即财富、权力和声望。美国学者丹尼尔·列文认为，有四种社会经济指标决定社会分层：职业威望、教育、收入以及社区评价。[5]中国研究者则更多地强调以职业来划分社会阶层，职业分层主要由不同互动关系和模式、教育程度、生活方式来决定。从社会资源分配角度看，社会分层反映的是社会资源的空间占有形式，无论采用哪一种分层方法，其中，通过教育、培训获得的“文凭”价值，始终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杠杆”。
（二）高校盲目扩招导致教育的内在价值降低
1、升学扩招。实际以降低分数、要求和标准为代价，使扩招的一般高校学生平均素质降低。研究表明，人类的智力发展成正态分布，智商特别高的和特别低的人群比较少，大部分人处于中间层次。这种数量结构在一定的人群规模下是稳定的。因此，当高智商的人被招收到大学之后，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就只能降低质量向低层次人群发展。
2、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致使大学生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各种不良现象增加。如“硫酸泼熊现象”、“马加爵现象”、“木子美现象”等。当然有些人可能认为这并不与扩招存在必然联系。但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低素质的学生进校后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大学规模扩大而造成的管理和道德教育上的缺位引发的。扩招之后，不安于学习而只想混张文凭的现象明显增多；各种标新立异，道德缺失的行为大量存在。扩招后教育经费的紧张造成学校不断提高学费。补贴、扶贫金的有限使得家境贫寒的学生不得不出去打工，追求各种诱惑增多。这些都对整个校园的学风、道德、文化环境造成强大的冲击。
4、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出口不畅，就业向低层次发展，社会对人才文化程度的需求呈梯度攀升。由于全国高校大幅度扩招，本科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选择了考研。到现在，一些专业的硕土毕业生就业难也已初见端倪，逼迫已初步接受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刚进入市场就业就不得不面临提高学历层次的问题，一时间高学历教育热风靡中华大地。与此同时，由于就业机会有限，致使那些怀才不遇的毕业生只好屈身附就，寻找低一级的工作；另一方面雇主也倾向于雇佣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从事文化程度较低的人能干的工作。其结果，原本由中学毕业生干的事情现由本科生干，由本科生干的事情由研究生干，最终导致知识的相对失业。这样，人才高消费现象便产生，且愈演愈烈，人力资源被无谓浪费，出现了教育“过度”问题。
5、研究生、博士生含金量逐渐降低。教育的“过度”导致了知识的失业，反过来，知识的失业又促进教育层次的进一步扩张，由于本科毕业生在就业中越来越被动，普通高校不遗余力争上硕士点、博士点，名校则拼命扩大硕士生、博士生的招生规模。事实上，知识水平的升级并没有与教育层次的升级成正比例，研究生教育存在着“炒现饭”的现象，一些研究生专业并没有比本科生教育增加多少知识点。本科及本科以上三大学历层次的知识水平差距正在缩小，三者间的能力档次已不是十分明显。
（三）职业获得走向学历与能力并重
文凭是个人接受教育与训练的凭证，一定的文凭代表着拥有它的人具有一定的技能和知识,而且预示着他将来可能获得知识和技能的能力。那么是不是有了知识，有了高的学历就一定能获得在社会职业上的成功的呢？不,它还要经过一定的转化,转化成能力。只有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有力结合，形成个人在此职位上的特定能力，才能真正发挥知识的作用，促进事业的成功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 教育机会的扩大, 高学历者的大批生产, 使高学历者等于英才的模式被打破,文凭的供给大大增加。为了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人们对文凭所代表的教育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教育扩展的结果是低层次工作所要求的教育资格上升。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受雇于过去由低学历者从事的职业。而且当高学历开始贬值时,高学历之间自然会分化从争夺高学历的竞争转化为争夺名牌大学文凭的竞争。社会不是根据实际教育质量，而是根据大学生的等级结构来评价各个大学的优劣，人们不再满足于获得高学历文凭,而是追求名牌大学的文凭, 而名牌大学文凭的稀缺性则加剧了普通大学文凭贬值的趋向。
在这样一个文凭普遍贬值的年代，我们唯有两个途径改变现实的不利处境：一、继续深造，争取更高层次的文凭。这也就是笔者在文章开始时列举的考研热现象的产生。人们通过更高学历步入更高层次，从而提升自我在社会中的竞争力。二、在文凭相当的情况下，更加注重自身能力的发展，促进知识的转化，从而获取满意的社会地位，促进事业的成功。
如今, 传统的用人机制开始被改变。干部、工人、教师都开始实行竞争上岗,文凭只作为报考的一种参考, “ 关系” 也不是万无一失的“ 通行证” 。人们不再为一个单位终老一生,单位也不再是你一生的依靠。人才走向市场, 在你情我愿中进行选择, “ 和则留, 不和则散” 。市场的竞争激烈而残酷,优胜劣汰的原则时时在起着作用, 一步走错有可能落得全盘皆输。竞争中的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种要求已经是对一个人全面竞争力的要求。个人要想在社会中脱颖而出，除了职位本身所需的知识储备，更要注重在社会实践当中的所发展能力。“一张文凭终身受用” 、“ 好脑子不如好老子” 的时代已经过去, 在当代社会, 真正需要看重的是素质、业绩、能力, 也就是指你的“内力” 。在《中国青年报》开展的一次“ 万人评说成功”调查中显示一个人获得成功的因素, 70%靠个人奋斗, 24%靠机遇,6%才是靠学历, “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 成功靠的只能是自己。
三、提升个人教育状况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作用
个人教育状况是其社会地位获得的基础条件，但它又不仅表现在文凭上，能力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提升个人教育状况对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作用就必须保证教育的高质量和人才的高规格，确实体现文凭较高的“含金量”。
（一）拓宽渠道，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教育投入指投入教育的人力物力的货币表现。教育要发展，教育投入是物质基础，其作用不言而喻，只有当教育投入充足时，才能保证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和质量。前几年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偏重了量的发展，忽视了质的发展，高等院校尤其是高职院校基础设施薄弱，教学仪器生均不足，师资结构失衡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从而直接导致个人所接受的教育状况与能力之间的不协调发展，产生所谓的“高分低能”等现象，而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办法是要加大各级政府及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首先，逐年提高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预算。增加的幅度要高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教育投资力度的加大一方面可以保证高校硬件设施跟上生源增长的步伐，吸收优秀师资，保证学校的教育质量。并且由于教育公平问题的广泛存在，所以从宏观上讲，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地域差别问题，保证不同地区学生教育机会均等的实现。
其次，启动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捐赠机制。各高校要改变观念，不能只依靠政府投入，要尽快成立社会捐赠专门机构，建立和完善相关捐赠的制度体系，逐年增加社会捐赠办学的比例，通过社会办学模式也能够加强教育监管的力度和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高等教育捐赠一方面要弘扬中国传统美德，因为捐赠属于道德范畴，为慈善事业，捐赠行为的非强制性和自愿性，决定了社会成员的善爱之心对捐赠事业的发展起道德支撑作用。一个缺乏对弱者关爱的社会，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一个缺乏善爱之心的社会成员，也不会真正无偿地向慈善机构或社会脆弱成员捐献。中华传统文化中，重教，扶贫济困，回报社会，造福桑梓，这是教育捐赠的道德基础，也是促使企业和个人向教育捐赠的精神支柱。对于这些优良传统和文化，我们要大力弘扬。同时对于慷慨解囊、乐于奉献的善举和义举，要进行大力的宣传和表彰，要通过多种形式，如政府表彰、新闻媒体宣传、对捐赠学校和建筑物命名等进行鼓励，营造教育捐赠的良好文化氛围。
另一方面，要想建立教育捐赠的有效激励机制，前提是完善有关政策法规。国家应当加强法规制度的建设，尽快研究并制定关于教育捐赠的法律，同时取消慈善机构要有主管部门的要求，明确政府部门和社会协调机构，并通过政府与社会的监督确保慈善组织的运作符合法制规范。
最后,通过加强校企合作，寻求“政府、企业、学校”三方联动的办学机制。以产学研的各种形式为载体，逐年扩大企业融资办学的比例。企业融资办学不仅能够提升高等教育的办学规模，也可以使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更加符合社会需求，实现学校和企业的双赢。校企合作不仅是一种教育行为，更是一种经济行为，要想充分调动校企双方的积极性，取得合作的成功，就必须找到双方利益结合点，建立利益驱动机制，才能达成持久、稳固、有效的校企合作。探讨实现企业与学校互相满足对方利益，达成双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应该成为教育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和努力的方向。
校企合作的办学方式，不仅有助于高等院校最大限度地利用企业资源，同时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得了行业企业的人才需求的信息，及时发现人才培养工作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转变办学思想，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针对性。对于企业而言，可以深入地参与到人才培养过程中，全面了解学校的专业、办学优势等，用较低成本就获得满足自己需要的毕业生。高等院校和企业共同合作，能够实现双方在实训实习场地和设备、师资、技术等方面的互动协作，既提高了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又能为企业提供大批优秀的实用人才，实现校企双方互利共赢。
（二）紧扣时代脉搏，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方案
完善高等教育产品供给质量问题实际上是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优化和落实问题。
1、各高校要根据自身的特点，找准定位，突出优势，按照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按照行业或地方支柱产业的要求合理地设置专业，并形成动态调整的长效机制。
2、以就业为导向设置课程体系，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重构基于工作过程、项目任务的专业课程，并根据新知识、新技能、新材料、新工艺等要求，不断更新课程内容。
在专业设置理念上各类院校要满足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需要，以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规律对人才的需求为依据，合理调整长、短线专业比例。使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联，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争取地方的支持，服务好地方。高校培养人才具有周期性，这就要求高校的专业设置具有前瞻性，从社会发展的超越特性来考虑专业设置，从而带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地方院校要以培养应用复合型专业人才为主，在专业层次与类别方而，应根据当地的经济结构、人才结构的实际需要进行合理布局，为地方相关行业的发展提供所需的人才。
(三)以人为本,建立刚柔相济的教学管理体系
高校文凭的发放既要对学生本人及家庭负责，更要对社会和用人单位负责。确保高等教育服务质量，把好文凭发放关，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是要完善和建立刚柔相济的教学管理体系。这时的教学管理体系的“刚”就是要求高校要严格按照人才培养规律和教育部的有关规定，逐步实现学生毕业质量标准化、学生学习过程全程监控化、学生考核精细化和全面化等。“柔”是指高校要以人为本，以方便学生学习、实验、实习、实训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加强制度的配套性和灵活性，并逐步推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实现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及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常态化和规范化管理。
在日常教务管理中,教师一方面提高对学生的要求,保证毕业生的质量,一定程度上还能帮助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保证大学毕业生的社会适用性;其次,教师本身也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素养和科研水平,以利于帮助学生加强专业水平建设,为其社会地位的获得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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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由于个人学术能力有限，完成的也比较仓促，文章还显稚嫩和粗糙，但是这篇文章也代表着我本科生涯的句点，更希望这是一个迈向更高层次的转折点。如今，在导师高屋建瓴地指导下，在自己孜孜不倦地学习中，我坚信自己可以取得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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