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和谐”思想
张东宝
一
德国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人的历史》中写道：“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上。”“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兴起，这是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
从16世纪开始，随着东学西渐，《道德经》风靡西欧。欧洲哲学重镇德国的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尼采等哲学名家都十分看重老子，把老子的哲学看成是“一个宇宙最高的奥秘”，把老子的“道”视为推进人类思维的源泉。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十位最重要的作家时，老子被誉为文化“轴心时代”最具思想创造性的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被誉为“中国和世界的第一哲人”（《道德经》在世界翻译出版的数量已经超过《圣经》，跃居第一位）。他在中国和世界思想史、文化史、宗教史等方面都有着巨大影响。
老子开创了哲学本体论，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老子创立的道德文化对老子以后的诸子百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公认的“百家之祖”，乃中国古代文化的奠基人。《道德经》是老子思想的精髓，内容涉及哲学、文学、美学、医学、军事学、社会学、伦理学、天文学、养生学，被誉为“万经之王”、“百科全书”。
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创建的过程中，老子思想也对孔子以及其他先秦诸子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与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学说互相补充，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成为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渊源和主流，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以来，老子思想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开始真正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西方的罗素、海德格尔、托尔斯泰、雅斯贝尔斯、爱因斯坦、李约瑟等享誉世界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都从老子那里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并对其予以高度评价。毫无疑问，老子及其所代表的道家文化，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全人类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2011年6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连任推荐。他在就职演说中引用了《道德经》中老子的经典语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韩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作为韩国人的潘基文读过《道德经》不足为奇，但是在这样一个场合，以老子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中国文化对其影响之深可见一斑。西方一个名叫肯特·尤因的学者，在2007年5月8日的香港亚洲时报在线上发文说：“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之后，人们经常把道教看作建立在封建迷信基础上的反动思想。但是，《道德经》强调平静祥和正是中国领导人希望传达的信息。”“有太多的人为了攫取利益而争得你死我活。中国希望借助古人的思想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国专家认为，这部典籍（注：指《道德经》）不仅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另一位叫彼得拉·科隆科的西方学者，则在2007年5月20日的德国《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上发文说：“还有哪种宗教比道教更适宜推广‘和谐’呢？毕竟道教中有很多内容是在论述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的确，“和谐”是融洽，是调和，是一种内外协调，上下有序的最佳状态。
在老子的道家文化中，“和谐”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思想理念。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转引自徐行言主编的《中西文化比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谁将取代西方的主导地位》一书中说：“人类已经掌握可以毁灭自己的高度发达的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却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营垒中，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谐，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而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道家文化的中和之道，就是一种不走极端而取中道的辩证观点。
举例来说，北宋的大文人王安石、苏东坡在政治上一生对立，但在晚年均取中和，谈禅论道而成为朋友，由斗争而转变为和谐。苏辙在其《东坡先生墓志铭》中写道：“东坡初为贾谊、陆贽书，论古今话胡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首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所以，中和之道，首先要洗自己的“不和”之心。问题全出在人心“不和”上。人与大自然不和，导致了土地沙漠化和环境污染；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不和，导致了彼此关系紧张和流血事件；人与自身不和，导致形神分裂、阴阳失衡，心身受损，产生种种疾病。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承认矛盾，另一方面要推行中和。这是因为世上万事万物，即有矛盾又必须相互依存。对矛盾的处理，不外乎二种，一种是主张激化，通过斗争来一分为二；第二种是推行中和，用和谐来合二为一。走偏锋难以持久，因为物极必反；合二为一，归于中道，才能找到双方共存共荣的平衡点。
春秋时期，古人就已经认识到，“和”是不同事物的有机结合，是不同因素的相反相成、相互补充，所谓“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和而不同”的“和”，是以不同的他、不同的物为前提的。故而，在政治上的“和而不同”，首先是以君臣间的相互独立为先决条件的，包含着对君、臣各自人格独立的肯定。实现这一政治共识，才能形成开明的政治局面。
而在春秋时期，它确实为许多政治家们所实行，从而，在许多国家形成了与后来君主专制有很大区别的开明政治（见《诸子百家兴起的前奏——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黄开国等著，巴蜀书社2004年版）。2003年12月8日的《学习时报》刊登了《宽容：现代文明的一种核心原则》一文。文章说，在传统的政治斗争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被“压倒”的人总是没有好日子过，总是憋着劲要“复仇”。怨怨相报，没有终结。在这种文化下，人们相信“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斗争”哲学，斗争，谋杀，政变，你死我活。这是野蛮政治的典型表现。为了结束这种状况，现代人倡导政治上容忍异己。政治宽容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多数人要容忍少数人，二是少数人也要容忍多数人。然而，宽容也有限度。对那些反对宪法和挑战共同价值的极端主义采取不宽容的态度，是因为一旦他们上台，可能取消宽容，实施极权和独裁统治。
在战国时期所产生的《吴子兵法》中，即便是举兵用战的国家大事，也是把“先和”视为制胜的先决条件，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胜算命题。《吴子》强调指出：“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有此四“不和”，大事难成，战则必败，这是举兵用战的大忌。反之，要有效地克敌制胜，必须充分考量敌我双方的国和、军和、阵和、战和的“四和”态势，全力打造超越敌国的“四和”优势。《吴子》的“先和”论，既是对历史前事的经验总结，也为后来的史实所证明；当然，也是对当代，未来那些因内部“不和”而图谋不轨的国家的警示——“不可以决胜”！由此可见，从根本上说，“和”是中华民族的灵魂。一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不断融合，不断多样化的历史。
二
一提孔子，人们都会说他是儒家的鼻祖。然而，孔子的思想也是不断变化的，青年时期的他，崇尚周礼，他是纯粹的儒家。中年崇拜法家人物管仲与子产，又变成了儒法家。晚年孔子仰慕的心中偶像是老子，讲道论德，这样他就成了道家人物，或可说是儒道和合的思想家（在《史记》、《礼记》、《孔子家语》、《庄子》、《韩诗外传》等书中，都记载着老子传授孔子礼制、历史、哲学及天文等方面的知识，老子思想对孔子产生过很深刻的影响）。孔子以儒释道，以道诠儒，二者相互沟通，相济相成，以儒道互补为前提，从而建立起“外儒内道”的理论架构（如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慎终追远，本立道生《论语·学而》，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等等）。也许有人会说，儒家效圣人，道家法自然；儒家重人际，道家尚天道；儒家主有为，道家倡无为。二者何以沟通、何以相成？其实，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即它们之间差异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二者统一的另一面。无论儒家或道家，都致力于论证天、地、人、物息息相关，它们组成有机整体，形成以相互依存之特征的网络系统，任何人为的割裂系统或破坏整体的和谐，都会导致天地失衡、社会混乱并危及自身的安全。他们并不否认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但始终认为思想的状态应是矛盾的化解与和谐，最终求得系统的有序与整体的和谐与统一。这种寻求整体和谐与稳定的观念，成为贯串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根本原则。对此，道家的贡献不亚于甚至超过儒家。
老子的“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的思想理念，贯穿于个人养生、为人处世、治国安邦以及国际关系，一切为了“和之至”。在老子理想的和谐社会中，人与人不争，国与国不战，“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人人平等和乐相处。总之，老子五千言，为我们描绘了一种美妙而合理的社会理想。在这个理想社会中：圣人当国，身正政慈；大公成私（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人平等；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法令宽简，安居乐业；损富济贫，抑高举下；信善成风，民皆孝慈；以和为常，不见争战；甘食美服，生活富足；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素风朴俗，贵身尽年。
这里所列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社会特征，都可在五千言中找到根据，确为无一字无来历，只不过做了一次简单的加法而已。说老子的社会理想属于空想社会主义，恐怕并非无稽的拔高。可惜至今很少有人注意及此。就是“小国寡民”之说，如果加以适当修正，将它当作社会自治的基层单位，在其上加上多级联合，而及于全国乃至全世界，岂不正是切实可行的大同世界（见《中国文化太极老子与孔子》，洪迪著，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
针对学界有人批判老子的所谓“愚民”思想，所谓“小国寡民”之说，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说：“人心之险恶，既因社会组织之堕落而然，非因物质文明之进步而至，则知《老子》所谓‘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绝不足怪。何则？人对于天然之知识，及其克服天然之能力，虽日有增加，断不至因此而相欺相贼。至于诈愚之智，侵怯之勇，则本乃社会之病态；此犹病者之神经过敏，本须使之镇静，乃能复于康健也。故谓道家欲毁弃物质文明，或谓道家欲闭塞人民之知识，皆全失道家之意者也。”老子讲和，孔子亦说和，所谓“和为贵”，“和而不同”等。孟子更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言。有学者指出，“人和”，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乃是磨合、整合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能发现、理解对方，又能发现、了解自己，并不断得到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磨合、人与群体之间的磨合、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磨合，无不如此。俗话说得好：不打不成交。正因为人世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人和”作为一种首选的磨合方法和最终目标，也就具有了永恒的文化价值。所以，“知和曰常”、“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提供给人类解决当前、乃至未来的地区冲突、民族纠纷、贸易矛盾等种种争端的最佳思维选择。可惜，西方人士对这一优秀的人文精神太陌生了，动辄是“文明的冲突”。八十年代初有一部罗马尼亚的音乐故事片《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留给人们的印象十分深刻。仅仅因为作曲家波隆贝斯库与他的恋人，分别出身于信奉东正教、天主教两个水火难容的家庭，致使一对青年男女难成眷属。这种事，对中国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唐太宗李世民以老子为自己的先祖，因而将道教排在佛教之前。有不少宗室女子信奉道教，身为女冠。而当时的吐蕃（今西藏）已流行佛教，却照样娶来了大唐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不同的文明、文化、宗教和生活习俗，在交往中是会产生一些冲突、磨擦。但在中国，这些冲突或磨擦往往表现为一种互动式的彼此理解、吸收、消化、取长补短的磨合调和过程，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并存格局。“人和”的文化力量，使道、儒、释三种文明形态鼎足而立，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骨架；不仅体现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之中，也体现在民间民俗文化中。比如现在民间办丧事，大都已采用火葬，从文化渊源上讲，火葬是佛教方式。但祭礼悼念仍用儒家的方式，包括简化了的守孝、服丧、出殡等。而超度亡灵的仪式，则往往佛、道兼施，和尚、道士两班人马各做各的法事。出殡那天则又吸收了欧美的西方文化，雇来一支铜管乐队吹奏哀乐。中国人对待不同文化，向来采取“拿来主义”。假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到中国来，亲眼看一看中国老百姓所操办的丧事的全过程，恐怕就不会草率动笔写《文明的冲突》了。
1996年9月，亨廷顿到新加坡、马来西亚讲演，宣称中国未来的崛起，“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要说中国的崛起，历史上早就有过，推崇道家文化之汉唐的强大举世瞩目，然而一条横贯亚欧的丝绸之路，给欧洲带去的是什么？难道是威胁、是战争、是文明的冲突？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途经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庞大的船队可称当时的巨无霸，多达百余艘，最多的一次达二百零八艘，最大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堪称为当时的航空母舰，出海人员多达两万七八千人。然而这庞大的船队奉行的使命是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被称为海上的丝绸之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波澜壮阔，从来就没有对人类历史构成过“最危险的时刻”。个中道理，就在于有“人和”精神。中国人几乎事事处处都在倡导“人和”精神。在人际交往上，希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冤家宜解不宜结”。在家庭中，“婆媳亲，家业兴”、“兄弟协力石成玉，父子同心土变金”、“家有贤内助，夫不遭横祸”，总之，“家和万事兴”。在邻居关系上，“乡邻好，赛金宝”。做买卖时，奉行“和气生财”宗旨，“人无笑脸勿开店”，“买卖不成诚意在”。在民族关系上，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在邻国关系上，则是“唇齿相依”，处理不好会导致“唇亡齿寒”的后果。“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就是中国人向全人类所倡导的“人和”精神。
1998年6月2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华时曾引用过孟子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在以不同的方式坚决维护着孟子的思想，孟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孟子·万章下》）。的确，“善”是“人和”的基石。故而，老子反复强调多行善事，曰：“常善救人”，“常善救物”，“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只有信善成风，民众才能孝慈，社会才能和谐（见《人世大关怀——〈孟子〉今读》，张铁民编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可惜的是，建国以后，中华民族固有的“和谐”理念，被极左的“斗争”哲学所代替，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国与国之间（如输出革命）的紧张，和谐的被打破，必然是灾难的来临。大跃进导致的饥饿，文革导致的浩劫，不就是有力的证明吗！
三
有学者指出，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并不是单一式的进步，而是善恶并举，苦乐同行的矛盾过程，至古人所谓“省优喜之共门兮，察吉凶之同域”。中外哲人所构想的那种“桃花源”、“君子国”、“乌托邦”、“太阳城”式的“无差别境界”并没有从天而降。展现在现代人面前的，仍然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弊共存的世界。就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而论，以“征服自然”为行动指南的工业文明在造就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始料未及的严重问题：“温室效应”的加剧、生物多样性的惊人损失，环境污染，资源系统崩溃、人口爆炸、城市膨胀和畸形发展，能源危机、耕地减少等等，都以惊心动魄的规模和速度显现在现代人面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9年9月10日——15日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了“21世纪科学与文化：生存的计划”国际研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二十一世纪生存的温哥华宣言》深刻指出：“利已主义是千万人与其同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缺乏和谐的首要原因。”1992年11月，世界1575名科学家（内有9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联名公布一份长达四页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此文件开宗明义指出：“人类和自然界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论，近代工业文明取得了社会契约化、法治化、民主化的重要进展，却又带来社会的失衡和人的异化，金钱与权力拜物教的极度膨胀，导致的物欲主义的泛滥和道德的沉沦，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的分离割裂等令人困扰的问题层出不穷，造成人变为单相度的片面的人；精神价值的失落，人性的萎缩与畸变，显示着个人失调以至社会失调的危险趋向。面对上述严峻形势，人类正在寻觅解决途径，力图在新的层面上实现人类的多重价值，实现人类在能力、情感、道德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着解决这些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战略问题，需要集中全人类智慧。不仅是世界现存各国度、各民族的智慧，而且是古往今来的人类智慧。而文化“轴心时代”的老庄、孔孟、墨子等圣哲，在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方面，蕴含着极富洞察力的思想，可以给予现代人诸多教益。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比利时科学家普里高津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然性，研究协调和协和。
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十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如托姆的突变理论，重正化群，分支点理论等，都更符合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思想对于西方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爱中国文化，因为它注重和谐，阴与阳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普里高津撰著的《耗散结构与系统演化》，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与中国传统“整体观”密切相连的是“融通——中和观”。求融通、致中和的思维，强调事物的同一性与平衡性，主张以缓和的、调谐的方式解决世间诸问题，意在防范事物走向极端而出现系统平衡的破坏，认为诸事要留有余地，这便是老子所谓：“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无穷。”先秦哲人不仅对文明进展的正面效应给予肯认，同时也敏锐地洞察到文明进展还将带来负面效应。
对此，《老子》五千言中多有犀利的揭示：“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邪事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老子的这类思想曾经被作为“反文化”观念而加以否定。其实，老子是通过对文明进展导致的二律背反的披露，向陶醉于文明进步的人们提出警告。这种警告，历时愈久，愈益显示出深刻性和预见性。文明的进步，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有其利必有其害。人类要想只享其利，全然不受其害，也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我们所能做到的只是：对弊害的自觉认识和有效控制，从而给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创造较为健全的社会心态，规定较为稳健的前行步履。老子主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圣人”不私自积藏，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充足；尽量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就是说，以“慈”为善，可广结人缘；以“俭”持身，可富足长久。“不敢为天下先”，才会谦让不争。而其中的“俭”者，乃简朴也，乃“心灵环保”也，乃自在无累也。庄子则在人为物所役，为欲所累的社会中，看到了生存的荒诞，所以便有了超越现实的向往和逍遥于尘世之外的愿望，他不倦地追求生命的自由和诗意的生存，从而不倦地追寻人类早已遗失的精神家园，回归其本真。
冯友兰先生曾在其《论人生底境界》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境界说”。他说：“人所可能有底境界，可以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乃生物直觉，是最低层次的精神境界；“功利境界”，是自私利己的；“道德境界”，是利他向善的；“天地境界”，是人与宇宙的关系，不但超越了个人、家庭、而且超越了社会，一切都以自然天地为最高价值标准。站在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才会知道，尽管人类凭借工业和科技的力量赢得了迅猛增长的物质财富和舒适的生活条件，但同时也导致了物欲至上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贫富分化以及对作为自身必要生存条件的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现代性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以培育个人物质利益为本位的自我中心主义，必然造成个人中心、集团中心、民族中心，国家中心、西方中心，并且强化着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着把他人、异族文明和自然界当作征服和奴役对象的价值观。
为了防止全球性的生态毁灭的灾难到来，使人类文明得以持续下去，人类心须转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老子及其道家思想愈益显示出其当代价值和意义。它正得到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和认同，展现出其超越时代、民族和国界的强大生命力。美国著名科学家卡普拉曾说：“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是最完善的生态智慧”（转引自《生态智慧论》，佘正荣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老子的“道”论特别是“尊道”思想为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和根据，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老子的“贵德”思想能够促进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有助于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老子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其中所蓄含的生态智慧正在为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们所接受，成为当今人类解决生态困境、建设绿色家园的重要传统资源。老子为反对物欲至上，反对把物质财富作为追求之目的而提出的“节欲”崇“俭”思想，有益于人们树立合理的利义观，反对、防止和克服物欲主义、拜金主义和个人极端主义。
总之，老子及其道家的“和谐”思想正愈来愈成为一种有着警世、医世功能的普世文化，在当代及未来显示出其独特而又巨大的价值和魅力。正如德国学者尤利斯·噶尔于1910年在其《老子的书——来自最高生命的至善教诲》一书中所说：“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这就是老子的不朽与不朽的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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