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樊重，字君云，西汉南阳湖阳人。性情温和厚道，为人乐善好施，喜欢帮助别人。
樊重的家中世代擅长耕种庄稼，并且喜欢做生意。家里能够上下同心戮力，财产和利润每年都成倍增长，以至于后来拥有田地三百余顷。乡里有穷困紧急的人向他家求助，樊重一般都满足他们。
起初，樊重的精打细算并不被人们看好，反面受到乡亲们的讥笑。一次，樊重说要盖房建屋，还要置备一些家具，但他并没有出钱去买，而是先种了一大片梓树、漆树。人们很不理解，认为他的行为很是愚蠢，纷纷嘲笑他，几年之后，大片的梓树长成了木材，樊重就派人将这些梓树伐倒，木材用来建房打造家具，树皮当药材卖给了药店，漆树树干榨油做漆，全都派上了用场，一点也没有浪费。那些曾经笑话过他人家，盖房遇到难处，开口向他借点木料，樊重也不记前嫌，都一一借给他们。
樊重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称赞，这并非因为他的节俭持家。更多的是他不贪财不吝啬宽容大度的品质。他要求自已勤俭节约，待别人却慷慨大方。亲属族人中有遇到天灾人祸的，他二话不说，开仓赈济，这成了他家一条不成文的家规，至于乡里乡亲生活上有什么短缺的，他也是及时帮助。有的人家来了客人没有荤腥，要在他家的鱼塘抓两条鱼下酒，他更是有求必应，毫不犹豫。他的两个外孙何氏兄弟，为了家产吵到大打出手要对簿公堂的地步，樊重听说后，感到十分丢脸，把两位外孙叫到一起狠狠地批评教育一顿，并分给他们二顷良田，平息了这起纠纷。县中的人都称赞樊重的德行，将他推为“三老”。
樊重八十多岁去世，他平素所借给别人的钱财多达数百万，他临终前嘱咐子女们将那些有关借贷的文书契约全部烧掉。向他借贷的那些人听说后都感到很惭愧，争先恐后地前去偿还。樊重的孩子们都谨遵父亲的遗嘱，一概不接受。
樊重的儿子樊宏也同样宅心仁厚，为人谦虚谨慎。王莽末年的战乱中，曾有军士要杀樊宏的家人，但听说樊重父子两人，向来以礼义恩德行于乡里，因此没有敢乱来，樊宏家人得以幸免。樊宏后来辞官返乡，与同族亲属们聚居而住，有老弱千余家前去归附他。当时赤眉贼残杀无数，本欲攻打樊宏居住的地方，但听说樊宏素来仁厚，喜欢行善，因此也没有忍心前去攻打。
樊重后来被追封为寿张敬侯；樊宏拜光禄大夫，封寿张侯，去世后皇帝为表彰他的德行赐钱千万，布万匹，谥为恭侯，赠以印绶，车驾亲送葬；樊重的另一个儿子樊丹被封射阳侯；孙子一个被封平望侯，一个被封玄乡侯。樊重一家人乐善好施，重德积德，成为当时的一大名门望族。
2．宣秉虽然官至三公九卿，被皇帝尊为“三独坐”，权势很大，但他一生节约，从不乱花，“服布衣”，“蔬食玉器”，帝尝其府舍，见而叹曰：“楚国二龚（“二龚”反映的是汉代的两位著名高逸之士龚舍和龚胜），不如云阳宣巨公。”即赐布帛帐帷什物。
宣秉身居高位却如此节约，那么他丰厚的俸禄都干什么去了呢？“所得禄俸，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原来把他历年所得薪俸，尽数赠与贫苦亲族和孤寡之家，以致逝世时“自无担石之储”。
3．王丹。光武朝另一名臣京兆人王丹，虽“家累千金”，但把他的财富全部救济贫困百姓，博得“好施周急”美名。对于乡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而失去父母的“财赙给，亲算将护。”甚至乡里之间“其有遭丧忧者”，都“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
最有意思的，是每当农忙时节了，王丹都会带着酒菜到田间，专门送给那些勤于耕作的人，以示奖励。以至于懒惰的人都“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
4．黄霸——西汉最好的地方官
西汉时代最好的地方官是黄霸，《汉书·循吏传》中称“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他年轻时代，曾经在河东郡担任过“均输长”，算是与河东结下了缘份。
一、爱作官的富家子弟
黄霸字次公，原籍是淮阳郡阳夏县（今河南省太康县），家里很有钱，算是一方豪强，后来被迁徙到长安附近的云陵。
黄霸年轻时，喜欢学习法律知识，喜欢当官吏。曾经在阳夏县当过“游徼”，大约相当于现代的乡镇派出所所长。有一次，他和一位相面先生同车出游，在路上看见一位姑娘。相面先生出于职业习惯，悄悄观察了半天，对黄霸说：“这个女人是大富大贵的相，如果不是，那相书就该扔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黄霸是“派出所长”，利用职务之便，察访这个姑娘的来历，原来是本乡一位巫师家的女儿。黄霸为了追求大富大贵，就托人说媒，把这位有富贵相的姑娘娶到家里来，相亲相爱地守了一辈子。
家族迁到云陵之后，黄霸继续为作官而努力，谋到了一个“待诏”的空职位，也就是“候补”，等候皇帝的正式任命。汉武帝末年，国家经济紧张，开放了卖官政策，黄霸向国家交了一笔钱，被任命为“侍郎谒者”，职责大概是传达命令、接待宾客、守卫宫门等。因为兄弟犯罪，黄霸受到牵连，被免了官。不久，汉朝在西南边远地区设立沈黎郡，缺少粮食，黄霸便向国家交纳了一笔谷物，再次进入官场，被任命为左冯翊“二百石卒史”。长官因为黄霸走的是“财路”，不太尊重他，不给他委派重任，只让他当“财务会计”。
黄霸并不气馁，很认真地对待会计工作，账本抄写得很工整很清楚，而且严以律己，绝不贪污一文钱，获得了廉洁的名声。朝廷知道之后，就提拔黄霸为河东郡“均输长”。
“均输”，是汉朝的一项特殊经济政策，由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桑弘羊提出实施。所谓均输，就是由国家统一征购、转销、调运货物。朝廷在富裕的“千乘之郡”设立均输官，用地方赋税做为资本，收购当地的物产，然后运输到其他地方出售谋利，朝廷需要的重要物资则直接运送到首都。说白了，就是“官商”，由政府来经商赚钱，打击民间商业。黄霸任“河东均输长”，做的就是这项工作。虽然是“官商”，手里过钱无数，但黄霸仍然很廉洁，所以再次被提拔为河南太守丞。给太守做助手，相当于副职了。
黄霸是位德才兼备的官员，他精通法律，知识渊博，善于观察，思维敏捷，又谦虚礼让，待人宽和。做河南太守丞的时候，处理各种事情，既合乎法律，又合乎人心，既得到太守的信任，又得到百姓的爱戴，所以他就出了名。
当时是汉昭帝时代，霍光执政，沿用汉武帝时代的严刑峻法。全国上下的官员，都以“严酷”为能，而黄霸的宽和，却如同冬天里的一丝春风，给人带来一点点温暖的气息。
二、监狱里求学三年
汉宣帝出身于民间，深知官吏“严酷”的危害性，继位之后，听说了黄霸的宽和名声，便召黄霸为廷尉正，负责刑法诉讼。黄霸上任后，处理了几宗疑难案件，大家都觉得很公平。不久，黄霸便被提拔为丞相长史。
这时，发生了一宗著名的“汉武帝庙乐案”。
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曾经一度沦为平民，因为很偶然的机会才被霍光等人推上了皇帝的位子。他大概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正统地位，就想褒扬曾祖父汉武帝的功德，下诏给丞相和御史大夫，让大臣们商议汉武帝的“庙乐”。大臣们自然应该顺水推舟，按皇帝的意思来办。但是，在商议的过程中，偏偏有人站出来反对。此人是汉朝著名的儒生，今文《尚书》专家夏侯胜，当时任长信少府，也有资格参与商议。他客观地指出了汉武帝时代的种种暴政过失，认为如此不合格的皇帝，根本不应该享受“庙乐”。而身为“丞相长史”的黄霸，也偏偏随声附和，支持夏侯胜的观点。夏侯胜和黄霸，公开违背皇帝的旨意，当然是属于大逆不道了，于是丞相和御史大夫上书弹劾。夏侯胜和黄霸都被逮捕，关在廷尉狱里，判了死刑。但汉宣帝好像舍不得杀这两位贤臣，就把他们一直关着，不肯执行死刑。
黄霸和夏侯胜关在一间牢房里，等着挨刀。过了好久也不见动静，黄霸就向夏侯胜说：“每天坐在牢里也太无聊，浪费大好光阴，不如我拜您为师，学习《尚书》经义吧？”
夏侯胜推辞说：“咱们都是要死的人，学这个还有什么用呢？”
黄霸说：“孔夫子曾经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咱们就听从夫子的教导吧！”
夏侯胜很感叹，就收黄霸为弟子，每日在狱中讲授《尚书》。一个讲，一个学，就这样度过了三年时光。后来，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发生大地震，还有几个地方发生了山崩，全国压死了六千多人。汉宣帝非常恐惧，就下罪己诏，大赦天下，夏侯胜和黄霸都出狱了。
夏侯胜被皇帝任命为谏大夫，又做了官。他没有忘记自己在狱中收的弟子，就委托左冯翊宋畸推举黄霸为贤良，他自己又亲自向汉宣帝推荐黄霸。于是，黄霸被任命为扬州刺史，三年后，因政绩突出，被任命为颖川太守，汉宣帝还赏给他几种高级的待遇，比如高达一丈的车盖，车马可以使用一种“缇油屏泥”等等。
三、颖川郡的转变过程
颖川郡，位置大概在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地区。本来是一个吏治败坏、治安混乱的地方，汉宣帝时代，先后任用了赵广汉、韩延寿、黄霸等几位不同风格的贤太守，彻底改变了颖川的面貌。
赵广汉做太守的时候，郡中有原、褚两家大豪强，他们门下宾客众多，为非作歹，是地方上的大祸害。赵广汉用铁腕统治，诛杀了原褚两家的首恶，压制住了这种不良风气。郡中的其他大姓，重重结亲，团结紧密，又和官吏们结为朋党，左右官府，赵广汉便使用了许多阴谋手段，制造矛盾，激化纠纷，让他们结下仇怨，互相攻击，然后各个击破。虽然打击了黑恶势力，却也败坏了民间风俗。
赵广汉调走之后，韩延寿来当太守。他吸取赵广汉的教训，想方设法，化解矛盾，教导百姓团结礼让，勤俭向善。这样，又改善了颖川郡的风俗。
韩延寿之后，便是黄霸来当太守。他在韩延寿教化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就把颖川治理成天下最好的一个郡。
四、爱民如子的好太守
汉宣帝是一位爱民的天子，他下过好几道恩泽诏书，教导百姓。但是，地方官吏却不拿皇帝的诏书当回事，接到诏书后，自己看看就放下了，并不向百姓宣讲。黄霸当太守后，却很认真，挑选了一批品行好、会讲话的官吏，拿着皇帝的恩泽诏书四处宣讲，让百姓了解皇帝的意思，接受皇帝的教导。
他又发动手下的官吏，在全郡各处的公务场所，大量地养猪养鸡，拿这些食物，救济郡中的鳏寡孤独、贫穷人家。虽然救济能力有限，但总是官府的一番好意。
黄霸从小学习法律，在监狱里又学习了儒家的著名经典《尚书》，是有其政治理想的。他撰写了许多“条教”（大约就是一条一条的教诲，或者类似于后世的乡规民约。）让各地的“基层干部”，如父老、伍长等人，拿着推广宣讲。他的“条教”，规定得很具体很详细，甚至都有些琐碎。内容包括劝善、止恶、耕作、蚕桑、畜牧、节约、积财、饮食等等，老百姓生产、生活各方面，几乎都规定到了。史书称，黄霸的“条教”虽然看上去琐碎，但因为他精力过人，聪明过人，把这些都能够真正推行起来。
黄霸喜欢与官吏百姓谈话，见了面，问这问那，能谈好久。这样，不仅加深了感情，也能了解到许多实际情况，甚至了解到某些人的隐私。
有一次，他派一位下属官吏微服私访，这名官吏担心泄露行踪，中途不敢住到邮亭里，便在路旁休息吃饭，乌鸦把他的干肉都叼走了。黄霸从百姓口里了解到此事，就表扬了这名官吏。官吏们以为黄霸能够明察秋毫，就什么也不敢隐瞒，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民间的鳏寡孤独，死后无力安葬的，地方官吏会向黄霸汇报。黄霸就做具体安排，说某个地方的树木可以做棺材，某个地方的猪可以祭祀，说得清清楚楚，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颖川的官吏百姓，都把黄霸当神人。有些职业的犯罪分子，见颖川不好混，都跑到其他地方去了。（据《汉书·地理志》，颖川郡下辖二十个县，有二百多万人口，黄霸能了解到那么多具体情况，真是很不容易。史书记载是有可能夸张的，但黄霸熟悉民情，应该是基本的事实。）
黄霸的政治方针，以教化为主，万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他对部下的官吏，也比较爱护，尽量地保全他们。有一位姓许的郡丞，年纪大了，两耳重听，不适宜再做官，郡中的督邮要求把许丞撤换。黄霸说：“许丞是位廉吏，很能干。虽然年纪大了，但还能够办公，拜起送迎都不影响。只是有点重听，这有什么关系呢？好好地帮助他吧，不要让贤者失意。”有人私下询问黄霸，黄霸解释说：“重要的岗位，是不能经常换人的。送旧迎新，要花一笔钱；职位更迭之际，有些人也会钻空子，盗窃财物，给公家造成损失。这些钱，不都得让老百姓出吗？再说，更换了新人，也未必就是好官，还不如用旧人呢！为政之道，只要把特别过份的人罢免就行了。”
5．召信臣为西汉时今安徽省寿县人，字公卿，从小家境贫穷、勤奋好学志向高远，后考入甲科，被举为郎，汉元帝时初为谷阳县令，因其政绩卓著，被历次擢升为零陵、南阳太守，后又升为少府，位列九卿，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走到哪里均受到人民夹道欢迎，他在任南阳太守时，不受当时旧框框的约束，敢于改革、破旧俗立新风，带领人民兴修农田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号召人民大搞畜牧业，使南阳人民逐步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
汉元帝末年，政治腐败，元帝昏庸无能，整天沉迷酒色，朝政大事交由宦官石显主理，宦官当道，贪赃枉法，地方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大量土地被地主豪强官僚霸占，农民无立锥之地，各种赋税加在农民身上，人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生计有的铤而走险，揭竽而起，有的伦为强盗，社会混乱，人民苦不堪言。
召信臣来到南阳上任，他为人民兴利除弊，他提出口号“务必使民富之”。汉王朝当时推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这显然是有失偏颇，在民富必需是农商併举，先搞好农业生产，有一天他深入田间地头了解情况，他亲眼目睹干旱时，土地干裂，禾苗枯萎，农民用肩担手提的办法运水灌溉庄稼，这建于干枯的禾苗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对此，他心急如焚，他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不修好，无法发展农业，于是他决定在南阳地区兴修水利工程，引水灌溉农田，说干就干，他亲自到各地走访群众，寻找水源，勘察地形，准备材料，做好规划，到了秋后农闲时，他就带领官员指导当地人民挖沟渠、挑大河、筑堤坎、建闸涵、垒坡塘，使河水可以直接流入农田灌溉庄稼，其中一个著名的钳卢塘，可以灌溉四万多亩良田。使农业生产有了保障，粮食连年丰收在望，农民除了交税，还能过上温饱的日子，南阳人民非常感谢这位太守大人。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郡寿春(今安徽寿县)人。生卒年不详，活跃 于西汉初元至竟宁年间(公元前48—前 33 年)。水利。 召信臣以明经甲科(汉代考试取士，分甲、乙、丙三科)出身任职郎中， 后出补谷阳长，又举高第(考核优秀者称高第)迁上蔡长。他在任期间爱护 人民，得到百姓称颂。升任零陵太守，因病归家。病愈后征为谏议大夫， 又迁任南阳太守。他和在谷阳、上蔡时一样，一心为民。他工作勤奋，又很有方略。 “好为民兴利，务在富之”。他经常深入乡村，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出入田间，有时就在野外休息，难得有安居之时。他巡视郡中各处 水泉，组织开挖渠道，兴建了几十处水门堤堰，灌溉面积逐年增加，最后 多达3 万顷。百姓因之富足，户户有存粮。召信臣还大力提倡勤俭办理婚 丧嫁娶，明禁铺张。对于有些游手好闲、不务农作的府县官员和富家子弟， 则严加约束。使南阳郡社会风气极好，人人勤于农耕。以前流亡在外的百姓纷纷回乡，户口倍增。而盗贼绝迹，讼案也几乎没有。郡中百姓对召信 巨非常爱戴，称召信臣为“召父”。荆州刺史(当时南阳郡归属荆州刺史部) 上报召信臣为民兴利，全郡殷富。朝廷赐金奖励，迁召信臣为河南太守(河南郡治今洛阳市东
6．路邕
阳平清渊人。世宗时，积功劳，除齐州东魏郡太守，有惠政。灵太后诏曰：“邕莅政清勤，善绥民俗。比经年俭，郡内饥馑，群庶嗷嗷，将就沟壑，而邕自出家粟，赈赐贫窘，民以获济。虽古之良守，何以尚兹。宜见沾锡，以垂奖劝。可赐龙厩马一匹、衣一袭、被褥一具。班宣州镇，咸使闻知。”
南北朝时的北魏路邕任魏太守时，每天从家中拿出粟谷去赈济贫苦百姓。另一良吏闫庆胤任东泰州敷城太守时，正遇荒年，他把自家千余石粟米全部捐出，“赈恤贫穷”，帮助许多困难家庭渡过难关。
7．闫庆胤任东泰州敷城太守时，正遇荒年，他把自家千余石粟米全部捐出，“赈恤贫穷”，帮助许多困难家庭渡过难关
8．孙景茂.隋文帝时,有伐陈之役,征途中有许多兵士不服水土而患病,景茂
自求用自己的薪俸为这些病兵求医煮粥熬药,因为他的善举而存活的人达到1000多.后来公孙景茂任道州刺史时,又动用自家薪俸和家产购买大量鸡猪牛犊,"散惠孤弱不自存者".
9．辛公义
一．
隋文帝时，辛公义被提拔为牟州刺史。上任后，他不是先去州衙的办公室，而是径直去监狱，对犯人一个个亲自验问，整整忙了十几天，直到把所以案子清理完毕，接着受理新的诉讼。一时处理不完，就住在公堂上，也不回住处休息。有人劝他说：这是公事，有固定的程序，该咋办咋办，为何让你这么辛苦啊！辛公义对答：当刺史没有把老百姓引导好，让人犯法受刑，自然就应该尽快解救他们，怎么能把人关在监狱而自己心安理得呢？后来这话传到了犯人和老百姓的耳中，犯人听后深受感动，老百姓听了也受到了教育，牟州一时风平浪静，违法犯罪的事情逐渐少多了……
历史悠悠，历史幽幽。牟州违法犯罪的事情逐渐变少与辛公义的这一做法是不是有绝对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不敢确定。可我敢断言，辛公义对待罪犯的态度和罪犯犯罪原因的剖析，绝对令我们深思。
人之初性本善，你说谁天生是坏蛋？人谁想坐监狱，谁想当囚犯！做好事难，做坏事就容易？任何犯罪都是有其原因的，一个人想“成长”为一名罪犯也是要费一番周折的。一个人的一生大概有几道十分重要的关口：父母、老师、社会、政府。这几道关口有一道出了问题就很危险。罪犯之所以成为罪犯，除了自身的问题外，大抵都与这几道关口的把关者有一定的责任。然而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你见过我们的把关者（特别是最一道）勇于承认自己的责任了吗？一提起罪犯便是罪大恶极，人民公敌；一提起犯人便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仿佛一切犯罪都是罪犯的事情，与自己没有一点关系，把自己应负的责任推的一干二净。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致使犯罪增加，才致使一些罪犯更加仇恨社会，仇视政府……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任何犯罪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客观原因。辛公义看到了这点，并替隋朝承担了责任。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执政者的智慧和勇气难道还不如他吗……
二．辛公义是陇西狄道人，早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并亲自教他读书。长大入仕后，辛公义跟随隋朝的军队攻打陈，凭功劳被授官岷州刺史。
当时在岷州当地有一个很不好的风俗，就是害怕病人。“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养”，以至于“孝义道绝”，因此患病的人大多数死亡。
辛公义对这种情况感到担忧，想改变当地这个习俗。于是分别派遣官员巡行观察管辖地，凡是患病的人，都用床运来，把他们安置在处理政务的大厅里。夏天流行瘟病时，病人有时候到几百人，厅堂内外都放满了病人。辛公义亲自摆放一榻，独自坐在里面，从白天到黑夜，面对病人处理政务。所得俸禄，全部用来买药，用来请医为他们治病，亲自劝他们进食，最后他们全部病愈。此时，辛公义叫他们的亲人来，并告诉他们说:“死是由天决定的，不会相互传染。过去你们抛弃他，这是死的原因。现在我将患病的人聚集起来，并在他们中间办事睡觉，假如说能传染，我哪能够不死的。现在病人又恢复健康了，你们不要再相信传染这件事。”那些病人家里的儿子、孙子们都十分惭愧地拜谢离开。
在辛公义的努力下，岷州百姓开始相互关怀体贴，丢弃病人不管的风俗也渐渐消亡了。为了表示对辛公义的尊重，当时岷州全境之内都称其为“慈母刺史”。
10．大峰是北宋末年潮阳著名高僧。他俗姓林，名灵噩，字通叟，生于公元1039年，卒于公元1125年。原籍浙江温州，出身豪门，自幼聪明好学，后列位进士，当过浙江绍兴县令。为官几年，因不满当时朝政腐败，不愿同流合污，遂弃官为僧，法号大峰。
公元1125年，大峰从福建云游到现今的和平。时逢干旱，瘟疫流行，不时可见陈尸在路上，大峰看到这种情形，于是设坛于“狮尾石”（今大峰石）一边念经为百姓祈福，一边清洁饮水，并采药为民众治病。当时，练江（古大川）连通大海，水流湍急，两岸阻隔，时有覆舟溺死乡民之事发生，大峰祖师急乡民所难，立愿建起和平桥，以通往来。他亲临江边量度江水深浅高下，四处奔走，募众出资。他到福建募捐三年，筹集了一笔捐款，返回潮阳建设和平桥。建炎元年（1127），当桥建至16孔，只差首尾2孔就完工时，大峰因年事高，操劳过度而圆寂。大峰死后，人们为他这种舍己利人的精神所感动，齐心协力继续他未竞的事业,终于建成了和平桥，方便了此地交通。
大峰乐施好善的行为，受到当地人的推崇，兴建善堂救助弱孤者，成为许多潮阳人的善举；形成善堂处处可见的独特景象。据不完全统计，如今在潮汕各类善堂有300多处，都以大峰祖师为号召。
11．陶澍 (shù)清嘉庆七年（180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年（1805） 散官，授职编修；后迁御史、给事中。道光元年（1821年）调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三年（1823）授安徽巡抚。在职间清库款，禁流摊、购米，劝捐赈长江水灾灾民。五年（1825），因洪泽湖决口，漕运阻浅，特调任江苏巡抚，亲至上海主持漕粮海运，雇沙船一千五百艘，运苏、松、常、镇、太五府州漕粮一百六十余万石至天津，为清代大规模海运漕粮之始。十年（1830）升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任期内，力图整顿淮盐积弊，裁省浮费，严核库款，缉禁私盐，淮盐得以行销。又于淮北试行票盐，后推及淮南。陶澍勇于任事、为朝野所重用。十二年（1832）与巡抚林则徐治江苏水患，修刘河、白茆、练湖、孟渎等水利。十五年（1835）入觐，赐御书“印心石屋”匾额。官至宫保尚书、太子少保，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卒，谥文毅。
陶澍为官期间，在除恶安民、抗灾救灾、兴修水利、整顿财政、治理漕运，倡办海运，革新盐政，整治治安，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上作出了较大贡献。且著文赋诗，造诣不浅，书画兼长，为后代留下了不少佳作，蓍有《印心石屋诗抄》、《靖节先生集》、《陶文毅公全集》传世。在他为官过的地方，民间流传着不少故事，《陶澍私访南京》作为淮 剧的传统保留剧目，百看不厌，常演不衰。
清代两江总督林则徐曾作一联挽陶公，对陶澍作了这样的评价：
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
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
12．林则徐。清道光五年（1825年），闽浙总督赵慎畛调任云贵总督即将离开福州时，倡议在省会福州创建敬节堂，作为救济那些死去丈夫又无子女赡养的妇女的慈善机构。时外任布政使的林则徐、刑部尚书陈若霖等乡贤立即响应并慷慨捐银筹建。是年，敬节堂在福州潘安巷落成。林则徐一直关心着敬节堂，道光六年（1826年）回福州守母孝时，还特意撰写了《敬节堂章程并叙》，为该慈善机构的性质、资金来源、管理和发展做出了明确而详尽的规定和计划，保证了福州唯一的妇女慈善机构得以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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