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斗争”二字，很多人认为其结果完全是由己方的军事实力所决定的，如果在武器火力和人数战术上都占有优势，就势必会达到预想的目的。然而这种想法未免太过于片面，事实上每一次军事行动后面往往都隐藏着其他方面的角力。换句话说假如没有对于人性的洞悉以及在政治方面敏锐的嗅觉，只靠着强势的军队也未必能够取得理想的结果。而这一点在我军和平解放新疆的这一事件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自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逐渐开辟丝绸之路以来，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大片领土逐渐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在汉代，为了加强对于西域的统治，当时的皇帝在此设置了西域都护，从行政管理上确立了国家对西北地区的主权。到了清代，新疆地区又设立了“伊犁将军”这个职务，延续了千年来的传统。有着这样的历史，我们也完全可以说“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然而到了近代，这种局面则悄然发生了变化。由于长期闭关锁国所导致的科技实力脱节于世界，所以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所敲开中国大门的时候，我们根本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抵抗，就这样在几次军事上惨败之后，中国被迫和列强签订了诸多不平等的条约。
在这些条约当中，列强除了索要大额的金银之外，对于中国的领土同样提出了要求，这样一来国家的大好河山便受到了强盗的觊觎，西北的新疆自然也未能幸免。由于新疆和当时的英属印度以及沙俄所接壤，所以这块宝地也同时受到了英俄两大列强的垂涎，他们不断采取各种方法对新疆实施渗透，意图让这里变成己方的势力范围。
十九世纪中后期，当时的沙俄甚至扶植了一个叫阿古柏的傀儡意图使新疆彻底从中国版图当中独立出去。幸亏一代名臣左宗棠挺身而出亲率大军远征西北收复了新疆，这才遏制了俄国人卑劣的阴谋。虽然这一战使得新疆的主权得以保全，但彼时中国国力的衰微还是使得新疆的未来更多地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
大清灭亡之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内斗的混乱时期。在没有统一号令的背景之下，各大实力派都在打着“有枪便是草头王”的主意，在这种情形之下，新疆也同样未能幸免：无论是蒋介石,盛世才还是回族的马氏家族都曾经在不同的时期成为新疆的实际统治者。另一方面，久经战乱之苦的新疆人民也期盼着早日迎来稳定的日子。
1949年，国共之间的三场大规模战役已经结束，在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之后，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也宣告倒计时。在大局初定的情况之下，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也制定了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当时我军有着四大野战军这样的王牌部队，其中二野进军大西南，四野南下直插两广并夺取海南岛，三野渡江后朝东南福建方向剿灭残余的蒋军势力，而收复大西北的任务则被交到了第一野战军，目标则是甘肃、青海以及新疆等西北省份。
作为第一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用兵速来以善打恶仗而闻名。尽管当时盘踞西北的马氏家族以残忍和凶暴而闻名，但在彭德怀的指挥之下，一野官兵还是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消灭了宁夏的马鸿奎以及青海的马步芳等地方军阀。在荡平马家军之后，第一野战军的剑锋已经直指新疆，只待一声令下，武力解放新疆近在咫尺。不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一野的指战员却并没有接到进攻的号令，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对于新疆问题毛主席等领导人们是另有规划的。众所周知自古以来新疆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近代以来由于战乱等因素，使得当地的民族之间矛盾显得极为尖锐，如果像之前一样单纯用武力解决问题，那么极有可能引起新疆当地的各个少数民族的强烈反弹，退一步来讲，就算这些少数民族人民没有公开表现出来抵触的行动，我党和我军在他们的眼中也和曾经所统治新疆的反动势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样一来我们解放新疆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则是国际原因，从地图上来看，新疆和当时的苏联直接接壤，双方隔着边境线可谓是“鸡犬相闻”。如果颇为草率地对新疆用兵，显然是在向苏联所释放出了不够友好的信号。除了苏联之外，晚清以来英美等西方国家在新疆也经营了多年，在这里有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力。如果不经过深思熟虑，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国际影响，此时已经处于建国前夕，凡事都要从大局来考虑。
所以当彭总的一夜兵临新疆的时候，领导人们也对于解放新疆做出了谋划。那就是先用宣传和舆论稳定当地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人心，以求得新疆内部的稳定。在此之后我们再和苏联进行行之有效的沟通，证明彼此的诚意，到那个时候大势已定，无论是残余蒋军还是英美势力都无法影响新中国对于新疆主权的行使，这便是关于新疆和平解放的设想。
按照这样的谋划，一系列的工作则要到1950年才会结束。但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在当时由于局势的变化，最终提前了新疆解放的时间，而这一切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内幕呢？
原来就在我党决定采用“徐图缓进”的方式渐进解决新疆问题的时候，却突然收到了来自关于新疆的情报。报告中称在新疆的内部残存着的蒋介石和美国方面所扶植的势力决定趁我军大军压境的时候在新疆搞武装破坏活动。蒋介石在丢失大陆已成定局的情况之下，不甘心将新疆就这样拱手让给我军，所以在他沉底覆灭之前还要在新疆进行一次“最后的疯狂”，而美国人的想法则是如果新疆一旦成功被一野所拿下，那么中苏的领土将会覆盖整个中亚地区，这可不是美国人所乐于见到的。这两股势力虽然各怀鬼胎，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让新疆乱起来。
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周总理就新疆的问题特意询问了曾经在疆工作多年的张治中将军。早年间张治中曾经是蒋介石麾下的将领，在1949年北平和谈之后弃暗投明加入我方阵营。在1944年的时候新疆地区出现武装叛乱，张治中受命到处理，可以说张治中是此时我方中对新疆问题最为了解的人。而根据张治中在新疆工作时候的所见所闻来说，和平解放新疆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时期新疆主要有着三股实力派系，首先是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负责行政的包尔汉，虽然在名义上他们二人是新疆的最高领导人，但由于当地情势的错综复杂，很多部队实际上并不听命于他们；第二股势力是驻新疆的骑兵第五军，部队长官是马呈祥和叶成，这支部队是新疆军队当中实力最强的一支，但马呈祥等人却是蒋介石的心腹；而第三股力量则是和苏联关系密切的阿合买提江。
对这三大派系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之后，领导人们了解到陶峙岳和包尔汉等新疆高层军政领导实际上并不希望看到新疆生灵涂炭，因而同他们有着谈判的余地，而亲苏的阿合买提江由于意识形态的相近所以也对我党抱有好感，最为棘手的要数骑兵第五军的马呈祥等人，这些人可谓是蒋介石的死硬派追随者，一旦他们不合作，那么新疆的和平解放仍旧是一句空话。
针对新疆的局势，毛主席果断做出了“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具体部署便是联络陶峙岳和包尔汉等上层领导，动之以理晓之利害，劝他们以和平的手段解决新疆问题，其后联合陶、包等人向马呈祥等蒋介石的死党进行施压，必要时候先下手为强控制几人，这样一来盘踞在新疆的骑兵第五军便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可以将潜在的危机降到最低。而联络陶峙岳和包尔汉的任务则落到了曾经和他们共事的张治中肩上，对于这一工作张治中也是义不容辞。
在接到了毛主席的书信之后，陶、包二人被我党一切人民的大义所感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接受和平起义的建议，但正如张治中之前所分析的，如果不解决掉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势力，那么新疆终究难免陷于战火。
作为智勇双全的名将，陶峙岳对此很快做出了部署。首先他派人同围困新疆的彭德怀进行密谈，请他将大军向前推进，造成一种武力攻打新疆的假象；另一方面他又以新疆军方最高领导人的名义召集马呈祥等蒋介石心腹召开作战会议，等他们一到会议现场，陶峙岳就下令将他们控制，并请他们考虑和平起义的事项。
对于马呈祥等人来说，一方面是彭德怀的一野大军兵临城下使他们感到压力倍增，另一方面作为顶头上司的陶峙岳又已经和我党达成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共识，这个时候他们的坚持已经失去了意义。就这样马呈祥等人终于在接受和平改编的通电上签字，1949年9月25日，新疆正式宣布和平解放，为七天之后的新中国成立典礼送上一份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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