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汉口这个从一座码头自我生长起来的商业都市，对于清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现代中国市镇与社会演进的稀缺意义。这个帝国中部腹地自我生长起来的商业化都市，更像是一个高度自治性质的特色区域，它没有那种官府主导一切的局面，也没有完全是西方力量与模式的冲击影响，更没有出现霍布斯所言的自然状态，发生每个人对每个人冲突的丛林战争。
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湖北和安徽的暴雨又让这些地区的民众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武汉的全城内涝和交通堵塞更是占据了各种新旧媒体的头版头条。这样的场景也让之前武汉市政府所宣称的130亿的防洪市政工程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笑话。且不说曾经以“百湖之市”著称的武汉近几十年因为大规模的城市开发、填湖造市导致城市雨水的自然调蓄能力大幅下降，这次武汉短时间的、堪称历史极的大暴雨确实再一次考验了中国城市建设、市政管理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1998年百年一遇的长江全流域洪灾的记忆还没褪去，这次又是小概率的集中性的大暴雨带来的洪灾，甚至“百年一遇”这个词都受到了人们的调侃。虽然98年那次抗洪抢险所带来的集体主义激情和爱国主义式的团结仍然停留在众多人们的脑海中，而且人们似乎早已熟悉了由国家主导的、部队和消防等机关参与的救援模式。不过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上来看，明显的是武汉，尤其是汉口的抗洪经验里，国家或政府官僚机构虽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汉口的民众、商人和各种社会团体可能才是故事的真正主角。
文：季周，华东师范大学博士，专业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1】
武汉三镇（武昌、汉阳、汉口）大家都耳熟能详，可是少为人知的是汉口作为这个城市曾经的商业中心（一部清初的商业指南把汉口说成是“整个清帝国最大的货物集散地”，武汉“东方芝加哥”的称号也是西方观察家对汉口地理和商业地位的概括）和清代的四大名镇，其本身历史并不久远。在明朝成化年间由于汉水的改道和汉江航道的稳定后汉口镇才诞生，因此，与许多中国大城市不同，它既非以王城帝都而奠基，又不是因外邦文明之力肇始，更不是与西洋文明之接触才发达起来的。汉口是从两条大河交汇口的码头开始，自然形成的一个内陆商业城市，法国汉学家魏丕信甚至把汉口的泽国地势称为“内陆三角洲”。
汉口相对新近的历史、更易遭受洪涝灾害的地势（曾经西边是汉江、南边是长江、北面是后湖）决定了它在古老帝国的行政层级里，低到难以想象。比起武汉三镇中的武昌府（也是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的驻地）、汉阳府，汉口只能屈就为汉阳府下汉阳县属地的一个镇，汉口镇。这是在明嘉靖年间正式设置的镇，明政府在汉口设置巡检司对城镇进行管理。清雍正五年，随着汉口镇规模的扩大，又将汉口巡检司设成二分司。汉口这个城市政治地位之卑微，还可以从两类古代城市地标性建筑的缺失来证明：一是没有官方庙宇，即城隍庙。城隍是儒教尊奉的掌管城市之神，在明朝开始正式被列入国家祀典。通常而言，这类庙宇代表了城市在帝国行政序列里的地位。比较来看就更加清楚，汉阳有祭拜大禹的晴川阁，而武昌城则有四座城隍庙。第二类缺失的建筑就是城墙，汉口不像早就有了完整城墙防御体系的武昌、汉阳城，因而屡屡遭受动乱之苦。汉口只是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因为没有城墙而被太平军反复攻陷和蹂躏之后，才于1862-1864年由居民和地方商团自行组织修建起了迟来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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