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6月15日，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在上任3个月后，决定辞职跑路。
他很决绝，也很果断，没有通知任何人，只留下一封辞呈。
当天清晨，唐绍仪拿着些生活用品，坐上黄包车，直奔北京前门火车站，他知道，在有如巨网的北京城，那里是唯一的缺口。
黄包车穿过一个又一个胡同，不快不慢的穿梭在偌大的北京城，黄包车夫越跑越卖力，唐绍仪感到久违的轻松，他将帽檐深掩，一边陷入沉思，一边享受着突围的快感。
三个月前，孙中山和袁世凯南北议和，双方代表伍廷芳和唐绍仪在上海进行谈判。正是这场谈判，终结了清朝帝制。
然后，小皇帝溥仪缩在宫殿一角，孙中山功成身退荣归故里，袁世凯如愿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拥趸、好兄弟，出任民国首任内阁总统。
新生的民国，一切就像是尘埃落定。
但让唐绍仪没有想到的是，事情竟然朝着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
他更没有想到，孙中山对他的影响会如此深远。
南北议和谈判，是一场拉锯战，唐绍仪和伍廷芳一共谈判了6次，最终以孙中山让位，并许诺“如袁赞成共和，当举为大总统“而结束。唐绍仪在和孙中山的接触过程中，孙中山及同盟会都对他极为友好，唐绍仪的立场也开始向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转变。
在唐绍仪上任10天后，经过黄兴和蔡元培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
唐绍仪此举，不知道袁世凯会持什么态度，但或许是默许的，毕竟，在他和同盟会之间，多一个中间人物，没什么坏处。
毕竟当时的袁世凯，正是春风得意，他刚刚凭借自己的智慧从清末纷乱复杂的政治丛林走出来，权力在手，一切如愿以偿。
但袁世凯没有想到，在他即位不到半年，竟然有人公然挑战他的权利，而为首者，竟是自己的老部下，唐绍仪。
两人虽然是很多年的拜把兄弟，可看问题的方式却截然不同，一旦面对实际问题，冲突便不可避免。更何况，是涉及到“权“这个敏感词。
早在武昌起义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被制定，当时，革命党中形成了总统制和内阁制的争端，最终孙中山以决定性的声望优势奠定了总统制新政权。
而到孙中山让位之时，参议院又匆忙进行了修改，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这显然是南方方面留下的一招，目的是制约和限制总统的权利，总统一切命令，需要经过内阁副署，方才能产生效力。如此以来，总统不过是一个虚位。《临时约法》还规定，临时参议院在正式国会成立前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在临时参议院成立后的10个月，临时总统需要进行国会选举，国会成立后再进行正式总统的选举，并且以宪法代替《临时约法》。
整个看下来，同盟会所掌握的参议院修改《临时约法》的目的就很明显了，实则是对袁世凯极大的不信任，并且妄图在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将其拉下来。
在权场驰骋多年的袁世凯一眼就能看穿这种小孩子的把戏，但他有足够的耐心。
于是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国会的选举很快开始进行，中国政党空前活跃。一年之间，新成立的党派足足有682个，民初的政治舞台，异常热闹。
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基本形成了四党鼎力的局面，即多党派合并的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再细分，其实就是以革命派为主的国民党，和以清末立宪派为主的其他。
毫无疑问，国民党以第一大党的地位控制了国会，袁世凯真正意识到，自己得到的不过是一个虚位，而唐绍仪，作为内阁总理，他目的就是捍卫内阁制，袁世凯在总统府做的决定，内阁总理唐绍仪可以直接驳回！
唐绍仪，在美国多年，早已经不是封建型的奴才官僚，他醉心于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又迷惑于内阁的责任制度，所以他并不会百依百顺做袁世凯的臣子，很多问题，他甚至跳过袁世凯自行处理。
千百年的君臣之道，或者就算是作为僚属，这样的举动，显然是无比危险的。
有人向袁世凯进言，说唐绍仪已经完全倾向于同盟会。每当唐绍仪进出总统府，都有人指着背影窃窃私语：总理又来欺负总统了。
当时，袁世凯的总统地位真的很尴尬。
有一天，袁世凯对唐绍仪说：“少川,我已经老了,你就来做总统吧！“
袁世凯语气平和，像是褒扬，透露着老朋友的宽厚和大度，但唐绍仪心里明白，这是袁世凯发出的警告。
果然，袁世凯开始反击了，唐绍仪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在任命直隶都督时，唐绍仪向袁世凯汇报，又地方推举人王芝祥担任，此人于同盟会关系密切，袁世凯自然不愿意，但不好明示，于是表面勉强同意。而唐绍仪，自然开始准备任命公文。没想到袁世凯突然收回成命，将王芝祥改派到南方军去了。
当然，袁世凯的改派任命并未得到内阁副署，也就是说，他的任命是无效的。
袁世凯这一举动却让唐绍仪深感不安，想到当天的警告，唐绍仪有些慌了分寸，他太知道袁世凯的脾气秉性了，他苦心维护的内阁制受到严重挑战，他不想妥协，却也没有和袁世凯斗一斗的勇气。
于是，走为上，逃的越远越好。
人力车突然停下，唐绍仪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他一抬头，看到前门火车站人来人往，圆形的拱顶，像是一个句号。他穿过人流，登上一列火车，到了天津。
这一年，唐绍仪刚满五十岁。
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匆忙出逃，公众一无所知，直到几天后，才从报纸中知道了这个离奇事件。
唐绍仪一走，必然会给新生的民国政权带来天翻覆地的变化。
果然，内阁中4位同盟会籍总长，包括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人宣布辞职，内阁近乎崩盘，留任的都是袁世凯的部下，比如外交总长陆徵祥、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等。
袁世凯可谓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本就想把失去控制的唐绍仪和同盟会成员扫地出门，没想到唐绍仪一走，一切都解决了。
唐绍仪这一走，袁世凯和同盟会彻底分道扬镳，这个过程也极其体面。在四位总长请辞之时，袁世凯颇为不舍的说：“我代表四万万人请诸位留任。“
可是，谁敢留啊。
中华民国第一届内阁迅速垮台，原因显而易见，对袁世凯来说，他不愿意坐虚位，也绝不会像内阁所希望的那样安分守己，他最终跳过内阁发布命令，不过是一个“总统”对权力的正常渴望。再反观内阁，总理唐绍仪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直接出逃，和唐绍仪一样，那些同盟会阁员，不过时理想主义者，一旦出现差池，他们就会“出逃”，放弃内阁，然后放弃国会，将之拱手相让。
没有斗争的耐心，也没有前仆后继的勇气，只能眼睁睁看着袁世凯权利欲望日益膨胀。
而最终，也只能重新举起革命大旗，用牺牲来弥补和祭奠如今的“礼貌离开”。
此时的袁世凯，兴高采烈的组建了另一个“内阁”，并且亲自拟定名单。而参议院和国会呢，早已在枪口之下屈服了。
袁世凯一边解封个巩固自己的权利，一边将国会和内阁一一击破。
6月18日，唐绍仪出走第三天，袁世凯任命陆徵祥代理国务总理，填补唐绍仪的空缺。
而此时的唐绍仪，仍然处于惊魂未定的出逃旅途中，在天津住了两天，唐绍仪转而乘船准备前往上海。
到达上海后的唐绍仪隐居起来，深居简出，远离政坛，为了生活，还与人集资创办了一家人寿保险公司。
而袁世凯，忙于清除异己，又是解散国会，又是改内阁制为总统制，甚至修订《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十年任期，并且可以连任选任。
一系列操作，袁世凯对于权利更加执迷，欲望也愈发膨胀。
唐绍仪处在江湖之远，但却不仅仅是个看客。
1916年，袁世凯暴病身亡，段祺瑞暂时接力接力。唐绍仪听闻之后，多年沉伏的仕政梦想再次苏醒，他立刻联合伍廷芳、梁启超等人，联合通电，责问段祺瑞：
三年约法，绝对不能视为法律。此次宣言恢复，绝对不能视为变更。今大总统之继任及国务院之成立，均根据元年约法。一法不能两容，三年约法若为合法，则元年约法则为非法。然三年约法，不特国人均不认其为法，即今天大总统及国务院之地位，皆必先不认为法，而始能存在也。
一场新法与旧法的战争。
1917年8月，唐绍仪出山南下，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财政总长。
1919年2月，在新一轮的南北战争中，议和谈判再度开始，唐绍仪被任命为谈判代表。富于戏剧性的是，这一次，他代表的是南方政权。
然而现实与梦想背道而驰，连年军阀混战，北方大地早已备受煎熬。而南方，孙中山建立的广州军政府，在制度上与北方的军阀政权没有去区别。
唐绍仪苦心坚守的民主共和，最终是没有找到生存之地，民国政坛这盘棋，更加混乱了，唐绍仪越看越糊涂。
于是，唐绍仪决定再次出走。他拒绝了段祺瑞外交总长的任命，也拒绝了孙中山军政府财政总长的任命，重新回到上海。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挂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和国府委员。
1929年，唐绍仪再次出山，而这一次，他没有在权力中心，职位只是一个中山县长，小官小吏，唐绍仪却表现出莫大的热情，他残余的政治理想，终于找到了一方净土，中山县，就是他的理想试验田。
1931年3月16日，唐绍仪走马上任，在就职演说中，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用25年的时间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
十九年，唐绍仪从一国总理成为小小县长，这位理想主义者，始终没有放弃过他的信仰。在中山县境，唐绍仪为政清廉，革除官府衙门陋习，以解决百姓实际问题为主，传下诸多美名。
可他毕竟是元老级人物，虽然如今权力甚微，但依然有着举重若轻的地位。在广东没少遭到时任政府主席的陈济棠的排挤，1934年10月，陈济棠发动兵变，唐绍仪再次被迫出走。
时至此时，唐绍仪已经三次出走，而这次被迫而为，心中难免不甘，记下了陈济棠的仇。
1936年，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公开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唐绍仪抓住机会，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中提议撤销国民党西南政府委员会等机关，从而，直接促使了陈济棠兵败的结局。
在报了一箭之仇后，唐绍仪回到上海，远离政治。
这一次出走，唐绍仪就再也没回来，他的出走，在民国的政治版图中掀不起风浪，因他产生的缺口，在他身后又迅速的合拢，蜂拥而至的政客挡住了唐绍仪瘦小的身躯。
唐绍仪也终于明白，那个时代，缺的是理想，缺的是道义，唯独不缺政客。
已经年过六十的唐绍仪对政坛再无兴趣，开始收藏起古董字画，兴趣转移，生活休闲了不少。
就在唐绍仪安度晚年之时，日本人为了“以华制华”，制定了一个所谓“南唐北吴”的计划，即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专做唐绍仪和吴佩孚的工作，计划以唐绍仪的名义组织全国伪政府，取代蒋介石。
而唐绍仪，虽然不问政事，但也深知自己的处境，身处在日寇包围的孤岛，在各方势力云集，暗流涌动的上海滩，他不愿得罪任何一方，于是态度很不明朗，与各方都暧昧不明。
正因为此，唐绍仪引起诸多猜测，蒋介石担心他为日本人所用，欲除之而后快。
1938年9月，军统第一杀手，素有“追命太岁”之称的赵理君亲自出马，扮作古董商，进入唐绍仪府中，乘其不备，用斧头砍死了唐绍仪。
这位民国元老，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就这样死于暗算。没有证据，也没有审判，单凭猜测和传闻，国民党当局就要了他的命。
这份“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决绝，着实让人震惊。
这个醉心于民主共和的理想主义政客，眼睁睁看着民国变为暗枪黑斧的天堂。
唐绍仪在咽气的那一瞬，内心恐怕无比失望。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