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谷地处京杭大运河的中段，运河纵贯南北全境，全长30余公里。明清时期诸多河流在此与大运河交汇。阳谷运河为水、陆、南北、东西交通之枢纽，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可以说，阳谷运河北系京师，南控江淮，左右晋鲁豫，是数百万石漕粮转输的必经通道。
（一）运河航道的变迁
早在元朝定都大都后，元政府就着力想法建立起联结南北的可靠的粮食及货物运输线。裁弯取直大运河中段，开凿济州河；又为避海运风险，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元世祖采纳寿张县（今属阳谷）县尹韩仲辉、太史院令史边源的建议，开挖会通河。“起东平路须城县安山之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于临清”（《元史》卷64），这段运河，全长250余里。六月河成，元世祖赐名为会通河，取“会通天下”之义。由于济州河与新开会通河联为一体，故此二河统称会通河。会通河的开通标志京杭大运河正式形成，不仅使得南起余杭（今杭州市）北至京城的大运河全线贯通，而且较之隋唐时期的京杭大运河，航程也缩短了千余里。阳谷也由此纳入京杭大运河的航线。
明朝永乐九年（1411年），因会通河严重淤塞，难于通航，政府令工部尚书宋礼总领其事，重新开挖会通河。是年六月，工程告竣。开通后会通河河道比元朝时大为拓展，“深一丈三尺，广三丈二尺”（《明太宗实录》卷116）。同时修建15座水闸控制水量，每座水闸都有专门机构按照政府规定的制度进行管理。新修会通河的河道线路较元朝也有所改变。会通河自汶上县袁口改道，东徙约20里，傍安山湖东，经蕲口、安山镇、戴庙而达于张秋（今属阳谷），新开河道约65公里。安山湖可为新河之调蓄水柜，黄河向东决口后，有湖作为缓冲，亦不致淤塞运道。然而，黄河泛滥有时又会冲毁或淤塞运河河道。治黄保运，系国家大政。景泰年间，黄河两次冲毁阳谷张秋沙湾堤岸，“掣运河水入盐河（大清河），漕舟尽阻”（《明史》卷83）。景泰四年（1453年）采取开河分水、置造水门大堰、疏浚运河三种办法进行综合治理。至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工程均告完成，运河全线又得以畅通。
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和弘治五年（1492年）七月，黄河先决口开封等地，又决金龙口，两次冲毁阳谷运河堤岸，运河决口于张秋戴家庙。明政府调集民工，采取在运河上游西岸开月河接旧河，在黄河决口处之上游开新河、疏浚旧河，导水入淮、入运，使黄河水势减小，遂堵张秋决口。同时又复堵黄陵冈口、金龙口等黄河决口，在黄河北岸修筑防护大堤。此后，黄河北决之水多在济宁、鱼台以南入于运河，对于会通河不再造成威胁。这一系列工程使得阳谷运河线路基本稳定，张秋决口得以较好治理，京杭运河全线畅通，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通道，其运量由元朝初年的不足十万石，至明朝中期以后增加到400万石，最高年份达580万石，运河航运进入了最为繁荣的时期。
清朝时期，清政府十分注重闸坝的兴建与修整，想法保证大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顺治七年（1650年），河决荆隆口，直趋沙湾，“张秋以下堤尽溃，自大清河东入海”（《清史稿》卷279），清政府组织人员进行了大规模修治。康熙年间，对阳谷运河靠近黄河的堤坝进行了修整。雍正年间，新建了阳谷沙湾大坝。乾隆年间，再次重修阳谷七级闸，新建了阳谷张秋平水三闸。这个时期，几乎是年年治理阳谷运河，修闸建坝，基本保证了大运河的通航。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河南兰阳（今兰考）大决口，向东夺大清河入海，在阳谷张秋以南将运河拦腰截断，由于运河穿黄处缺乏工程控制，运河水源因之随黄河东流入海，黄河穿运口由苏北清口移至阳谷县张秋南。此时黄河以北至临清段百余公里运河水源断绝。运河运输能力骤减，运河漕船穿黄时，走的是安山至张秋南八里庙这一运道，极为不便。因黄河以南多山区，洪水泛滥，所以从安山穿过黄河到阳谷张秋八里庙的船只较少。约在1865年前后，运量较大的船只渡黄时不再走原道，而改道由安山镇附近入盐河，到盐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即现在的陈山口附近）入黄河，再逆水而西至八里庙张秋附近通北运口，这一段运道比以前多绕行50公里。光绪元年（1874年），运河穿黄处黄河大溜分为两股，一股南注十里堡，一股北经八里庙（即现在的阳谷张秋金堤河附近），这时漕船往往由黄河南溜下行，至交汇处（即现在的阳谷陶城埠附近）转入北溜，然后逆水至八里庙通北运口，这一段仍要绕行25公里。光绪七年（1880年），因北运口淤积严重，不宜行舟，遂改新运口于陶城埠，另开新河至阳谷阿城闸入运河（现仅为运河杈），此后的运道不再经过阳谷张秋，一直到1901年，因河运艰难，海运能力提高，漕运逐步停止。
民国四年（1915年），山东清理官产处通令各县，可将运河滩地变卖，阳谷、寿张两县垦务局乃变本加厉，准备将河心之地亦纳入变卖范围。东临道尹认为，变卖河道，归于私家之手，垦为农田，将来欲恢复运河，恐非易事，因而呈请山东巡按，凡属运河堤内土地，一律不准变卖。山东巡按蔡儒楷批准了东临道尹的呈文。不过，由于运河基本废弃，所以河堤及堤外道路均变为农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山东建设厅设工程局于聊城，对山东运河北段进行疏浚。“令沿河阳谷、聊城、博平、堂邑、清平、临清等六县人民分担挑浚之任”（参见民国《临清县志》卷6《疆域志》）。各村按田地多少出工，计征调民工20多万人，历三个月，至七月中旬，工程告竣，使阳谷陶城埠至临清段一度可以行船。同年十一月至次年六月，省政府与黄河水利委员会联合兴办小清河、黄河与运河通航联运工程，于是在黄河以北的阳谷至临清段运河上修筑了两座新式船闸，又在阳谷陶城埠安装抽水机，将黄河水注入运河，使较大的船只可以通行。此后，又修建了陶城埠活动桥、徒骇河、马颊河穿运涵洞，临清船闸和魏湾桥，使运河以西之水可以东流，又改善了这一带的交通条件。
（二）运河的管理机构
会通河疏浚后，明朝政府就在今阳谷县张秋镇设都水分监，管理会通河临清至徐州运河的河道疏浚、闸坝桥涵修建及漕运政务，后又在张秋设河南山东都水分监管理山东运河河务。永乐十五年（1417年），设漕运总兵，负有漕运管理与河道修治两种职责。成化七年（1471年），在阳谷张秋又设总理河道，专门管理黄河与运河的修治。成化十二年（1476年），以济宁为界分运河为南北两段。万历年间黄患频繁，运河事务复杂，又将运河分为四段，其中北河段设衙署由工部郎中驻阳谷张秋，管理山东运河事务。工部郎中均系奉旨行事，上受总河与工部之命，下可考核、稽查、调动、节制沿河所属有司管理河道的文武官吏，挑浚运道，督修闸坝。郎中下辖若干分司，分司设主事管理。如明后期北河段下曾先后设临清分司、宁阳分司、济宁分司、南旺分司、沽头分司、夏镇分司。分司主事主要负责管理所属运河河道及运河工程建设。
管理河道的官吏均为专职，管理河道的差役河夫也趋于专业化。河道事务之各个方面均设一定数额的专门役夫从事管理劳作，有专门负责启闭闸板的闸夫，有导引船只过闸的溜夫，有导引船只渡过浅滩的浅夫，此外还有挑浚泉道的泉夫。明初总兵官陈宣下令在运河沿岸建房让漕军沿途休息。天顺三年政府又特许在徐州、淮安、张秋、临清等地设置药局，配置医师药物，随时给患病的漕军诊治疾病。这些官吏、兵卒、夫役、医师大都要在阳谷张秋一带安营扎寨住下来。张秋一带名为营的村子特别多，有颜营、窦营、董营、五里营、王营等，一字排开分布在金堤之下。这大概就是因为阳谷张秋一带既为运河重要码头，又是黄河北溜穿运之所在，区位的重要性迫使朝廷不得不派众多的官吏、兵卒、夫役等在此驻扎疏浚河道、护堤防溃、巡察漕运。
明清两朝政府多次下令，管河官员及地方政府“俱要及时修筑堤岸，疏浚河渠，道济漕运”（王在晋《通漕类编》卷五）。对河道的维修分为岁修与大挑。岁修为每年一次的常规性维修，一般在冬季进行，以保证来年运道畅通。如阳谷一带每年十月十五日起停止通航，修筑堤坝，挑浚河道。大挑是数年一次的大规模维修，一般两三年一次，阳谷地近黄河补给水源之处，泥沙大量冲入，容易淤浅，乃行“三年两大挑之法”。大挑期间，河水断流，船只禁航，妨碍交通，于是万历四年（1576年）总河傅希挚又发民夫在阳谷张秋、阿城开月河，以便漕船通过。此外，管理河道的浅夫还在不影响船只通行的情况下对局部河道随时进行疏通，称为捞浅。明中期以前，阳谷有专门捞浅夫就多达500人以上。
中央和各府县都曾在阳谷张秋设置管理河道及漕粮的机构，如成化年间兖州府在阳谷张秋设有运河通判署（康熙《山东通志》卷36《公署》。又康熙《山东通志》卷19《漕运》说“成化初改令通政驻张秋，掌卫河、会通河漕政，北至天津，南至鱼台一带，凡泉湖闸坝堤浅之事皆录焉，寻改都水郎中。”），后来阳谷县、寿张县管河主簿署均设在阳谷张秋。入清后，北河分司曾驻扎张秋。
仓储是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所以历代政府都十分注重在政治军事要地和交通发达的地方修建粮仓。阳谷地处京杭大运河要冲，区位特殊，因此明清时期为储存转运漕粮在这里修建了很多粮仓。据《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8册《四部丛刊》三编“水次仓”条中载：“凡傍近邑转漕京师者则输之安平（即张秋）水次以发兑，每岁冬有部使专利号监临之”，其水次仓多达九座，分别是：曹州水次仓、曹县水次仓、定陶水次仓、郓城水次仓、寿张水次仓、范县水次仓、濮州水次仓、朝城水次仓、观城水次仓。阳谷七级附近也有五座水次仓，分别是东阿水次仓、阳谷水次仓、平阴水次仓、肥城水次仓、莘县水次仓。永乐年间，在各水次仓或派户部主事出任“监仓”或有户部员外郎出任“督某某仓储”（《明史》卷79），中央还要派遣一定数量的军队驻防守卫粮仓所在地。由于中央直接派遣官吏监督漕粮交兑、运输及仓储管理，建立仓储管理机构，从而提高了粮仓所在城镇的政治地位。大量漕粮集中在阳谷的张秋、七级，也提高了这两个城镇的经济地位。
（三）繁荣的商贸中枢
明清时期运河以其贯通南北，连接五大水系的优势，流通所及达明代十三个布政司中的九个，清代关内十八行省中的十四个，以及关外广大地区，运河的商品流通量远远超过其漕粮运输量，它对于促进全国物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全国物资交流的氛围中和商品经济的刺激下，阳谷运河范围经济作物尤其是棉花、烟草、果木的种植，出现了专业化的色彩，从而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区域间的交流融汇（物质、文化和信息方面的交流融会），造就了广泛的社会流动，这些都是造成社会经济兴盛繁荣的原因。
京杭大运河的畅通造就了阳谷新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原来交通便利的地方借助运河的畅通更加便利了，原本荒僻的地方因运河经过而成为交通要津。阳谷周边地区的大宗物资多经过京杭大运河阳谷段转运到全国各地，于是开辟出以运河为轴心向其两侧辐射的水陆交通路线。阳谷县的张秋、阿城、七级是重要的货运码头，由此转入大清河可至山东、江苏等地，起陆西行可达寿张、范县、濮州直至开州（今河南濮阳）。山东东部地区的鱼盐，山东西部地区的枣粟，江浙地区的纺织品，闽广地区的水果，山陕地区的毳皮革，在阳谷都有销售。阳谷的商品来源远及秦晋、吴越、闽广，以杂货、绸缎为大宗，输出的商品主要有枣梨、棉花、棉布和粮食。阳谷的商品分销和集散范围大致在济宁与临清之间的东昌府南部、兖州府北部、泰安府西部及曹州府北部的七、八个州县。通过阳谷的张秋、阿城、七级等地，把鲁西南市场与鲁西北市场联结起来了，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贸易区域，覆盖整个鲁西平原。
明清时期的阳谷工商业城镇大都分布在运河沿岸。城镇与运河相互促进，密切相关。没有运河沿岸的城镇，南北大运河的形成和发展就没有了动力；反之，没有南北大运河的畅通，运河沿岸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阳谷运河城镇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地理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其职能和变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交通条件的改善，运输位置的重要，漕运和盐业的兴盛，是阳谷运河城镇发展的支撑条件。
从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6年）会通河开通至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决口淤塞运河为止，阳谷昌盛繁荣达500余年，借运河之利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充分显示出阳谷在京杭大运河上的区位优势。
（王云，聊城大学图书馆馆长；张辉，聊城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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