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汇，如今上海地图上最重要的地名之一，和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先贤、明末爱国科学家徐光启名字相联。400多年前，上海还远不是大都市时，因徐光启而闻名的徐家汇拉开上海近代文明的大幕。在政治浑浊的晚明，徐光启卓尔不群，学习西方新知识、新思想，将中国在农学、天文学、数学、军事思想等领域的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缅怀先人，关照当下，徐光启超前的眼光、开放的态度、求变的精神和学以致用的科学理念，对于当今的上海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来说，仍具有现实价值。
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10日），字子先，号玄扈，镒文定。明朝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今年4月24日，是徐光启诞辰450周年纪念日。当天，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朱维铮先生的弟子、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著述颇丰的李天纲举行徐光启纪念讲座“徐光启与近代中国文化”，细致梳理徐光启的功绩，并将徐光启称为“四百多年来最杰出的上海人”。此外，此次系列纪念活动的推动者之一、徐汇区文化局副局长宋浩杰也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在他看来，徐光启身上具备的品质——容易接纳新事物，已经成为继承者的特征。
在天文学、数学、农学、军事思想等领域拥有跨时代的成就：主持历法修订和编译《崇祯历书》，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为中国引进世界近代科学奠定重要基础；其一生关于农学方面的著作甚多，著名的《农政全书》共60卷，70余万言，其中关于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的论述，极大推动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军事思想上以“求精”和“责实”为核心，并提出“极求真材以备用”，是中国军事技术史上提出火炮在战争中应用理论的第一人。
李天纲
徐光启是“向西方寻找思想的第一人”，比一般大家所说的林则徐（史家所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要早二百年。有人质疑徐光启的成就是建立在翻译之上，其实，翻译也是一门学问，比如说对于几何二字的翻译，用明代的上海方言念，“Geo”听起来就像是“几何”，还能让人联想起曹操《短歌行》中的名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而徐光启对于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翻译，则精准地对应了宋明理学的术语。徐光启有一个著名的主张：“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
1600年在南京遇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改变了徐光启的人生轨迹。当时的西方，耶稣教会掌握最先进的思想、科技，而意大利贵族后裔利玛窦来到发达的中国，自然会用西方最前卫的科技来证明自己的文明，加之明朝一批学者的实学风潮兴起，徐光启便通过利玛窦“开眼看世界”。
让一天“变成”24小时
“一天24小时”，是最天经地义的事情了，但是在徐光启之前，一天不是24个小时，而是12个时辰。
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时，礼部向朝廷奏称：明朝的观象台年久失修，地面凹凸，仪器摆放不平，星相测不准，导致历法与“天度不合”。当时的钦天监里，只有几个人稍稍懂得历法，大多数天象预测都不准确，皇历也编得很烂。天子不知天象，导致百官议论，百姓不服。礼部想借用徐光启和耶稣会士的天文历算知识，用欧洲的《儒勒历》，修订明朝的《大统历》。然而，就在明朝的万历十年（1582年），罗马教廷颁布了一部更新了的历法——《格里高利历》，采用了最新的天文学计算技术和观察数据，将一天分为24个小时，精确性大大超过明朝的《大统历》。
年过半百的徐光启毛遂自荐修订历法。1612年上疏修历拖延很久，一直被其他的事务打断，1627年，崇祯继位。年轻气盛的崇祯，求教身怀绝技的“三朝老臣”徐光启，重新启动已经搁置了16年的“修历”计划。
徐光启等请耶稣教会对《格里高利历》作出翻译，然后由钦天监中国学者对传统历法进行比较。西方历法符合中国传统的加以引进，中国历法不符合实际运行的部分就加以删除。比如，中国传统的天算，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一百刻。西方的时间划分则是每天24小时，一小时4刻，合共96刻。东西换算的话，“十二时辰”对“24小时”真好对等，把每个“时辰”一分为二，称为“小时辰”（简称“小时”）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中国的“每天一百刻”，和西方的“每天96刻”就无法换算。更大的困难在于，西方的“每天96刻”是“24小时”乘“4”得到的，两者之间，可以通算。中国的“十二时辰”和“一百刻”则是两套计算方法，“时辰”与“刻”不能除尽，因此也不能合并。一定要合并的话，得出的结果是每小时4.166刻的时间划分。徐光启、汤若望最后断然采取西方历法的方法，废除了一天百刻的计算法，让中国历法和世界上其他多数民族的计时方法保持同步。
徐光启负责修历四年，大致已经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定。他去世后两年，李天经、汤若望已经完成了徐光启的未竟事业。面对这样一部全新历法，崇祯皇帝又没有了主意。到底是沿用祖宗留下的《大统历》，还是变法维新，改弦易辙，颁布这部革命性的历法，他很犹豫。生性多疑的崇祯终于在1644年下令刻印《崇祯历书》，向全国颁布。可是，太晚了。
这部完美的历法，并没有能够挽回明朝。清朝奠基人努尔哈赤将自己的年号定为“天命”，1616年是满清的“天命元年”。满洲人很早就与明朝争夺“天命”，而明朝的“天学”混乱，似乎也真的是被清朝夺去了“天命”。清军入关以后，将士在北京的胡同里找到了“通玄教师”汤若望。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崇祯历书》。顺治皇帝把它改名为《西洋新历》，颁布全国，施行至今。
把番薯带到中国
明代中国的人口仅5000万，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则飙至3亿，明末清初的人口爆炸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徐光启的那折《甘藷疏》。
番薯十六世纪由西班牙人从美洲引种到菲律宾，殖民当局严格控制，西班牙人不让一块番薯出领地，以防传给中国人后夺了他们自己的种植利益。在南洋一带谋生的福建闽南移民陈振龙，设法把番薯藤藏在船里，靠几根青藤繁殖起来，才冒死把这种神奇的粮食作物带到台湾，再传入福建，于是活人无数。徐光启是内陆士大夫当中“第一个吃番薯的人”。1607年徐光启回上海为父亲守孝，在家三年，他年年都请在福建莆田经商的一位徐先生带种子回上海，试验移植，当时人们认为番薯是南方植物，不可能在长江流域引种，江南平原地区种植番薯，最难“传种”。播种季节，茎块不是霉烂，就是冻僵，或者温湿过度，甫经越冬，已经发芽。
为找到薯种“冬藏”技术，徐光启用窖藏保温，铺稻草防湿，在霜降前收种以避冻，在清明前下种不发芽等方法，终于成功了。他总结出“传种”、“种候”、“土宜”、“耕治”、“种栽”、“壅节”、“移插”、“剪藤”、“收采”、“制造”、“功用”、“救荒”等一整套做法，称为“松江法”，把番薯种植地图，往北方推进，直到山东、河北、朝鲜和满洲。“松江法”，是高纬度地区的番薯种植技术。从南半球到北半球，从拉丁美洲到亚洲，海疆万里之外的异国作物，落户江南，并没有发生生物学上严重的“退化”（degeneration）现象。徐光启不无得意地说：“庶几哉，橘逾淮，弗为枳矣。”
徐光启的心思和一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士大夫有所不同，他并不是消极地“辞官归田，告老还乡”，他是要完成自己的一生志向，完成那一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之为“科学试验”的“农业革命”。据说徐光启的天津南郊的农庄有1500亩到2000亩，都是从盐碱荒地里开垦出来的土地，他试验把水稻引种到华北平原，徐光启改进的水利灌溉和造肥施肥技术，解决了北方旱地水稻种植的难题，使得水稻种植在天津扎根。明朝开始培植的天津“小站水稻”，后来享誉全国。
《农政全书》共60卷，12目，约50万字。这部著作和历代的农书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按陈子龙在《农政全书》的《凡例》中说的，徐光启是“杂采众家，兼出独见，有得即书，非有条贯”。《农政全书》中，完全由徐光启个人写作的，约有6万字，只占全书的十分之一，其余篇幅是对历代农家著作的征引，据统计，交待了书目来源的共有250种。因此，我们可以说《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的农业百科全书。
自掏腰包，练炮救国
万历四十七年（1619），离清军入关还有26年时，徐光启已经察觉到明朝危如积卵，满族在关外虎视眈眈。然而巡视一下营中军械，都是嵩山少林之长棍，河南田间之镰刀，山陕农民之长耙，还不能人人都配齐。徐光启决定采用先进火器，避免冷兵器肉搏。他自掏腰包，从澳门购买大炮，却被告发私办军火，一路受阻，三年后，红衣大炮最终到达北京，当时的北京城，会造炮的，都是上海的天主教徒，长城上一炮打出去，击中了一个人，此人三月后离世，此人便是努尔哈赤。多年后，多尔衮才打进中原。
文官练兵，虽有魄力，却遭致朝廷各种言论。徐光启逝世前一年，几十年来一直追随在他左右的学生，同他一起带兵的孙元化在冤案中被朝廷杀害，徐光启有心救国却无力回天，次年于忧愤中病逝。
和宋氏家族的渊源
徐光启有五个孙子：尔觉、尔爵、尔斗、尔默和尔路，全体入教，子孙繁衍，姻亲遍布，使得上海城厢和徐家汇成为天主教重镇，松江、嘉定、青浦、川沙也逐渐发展出天主教社群。徐光启有一位孙女徐甘第大嫁到松江府城内，一心传教，1658年捐建邱家湾教堂，还出巨资帮助西洋传教士。死后不久，罗马教廷曾经有计划把她封为圣人。清代末年，有一位徐氏后人嫁给了青浦倪氏。倪家有女，嫁给了从美国回到上海，为卫理公会传教的宋耀如牧师。宋耀如夫妇和他的子女们，还有他的女婿们，构成了民国时期上海乃至中国的第一大家族，他们是：女：宋蔼龄（适孔祥熙）、庆龄（适孙文）、美龄（适蒋介石）；子：宋子文、宋子良。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本文根据其4月24日所作“徐光启与近代中国文化”讲座录音整理，有删节。）
对于徐光启的科学家身份，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江晓原认为，徐光启事实上比科学家更伟大，而且徐光启的一生很悲情，完全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精明的上海人”。
昨天早报记者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副理事长江晓原。
东方早报：有人说，“回顾徐光启一生，让人想到了百十年来经常提的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出科学，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主要原因）应当是世代迁延的政治文化，即专制的体制和支持它的思想。”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江晓原：“中国历史上是否有科学”这样的说法首先取决于对“科学”两字的定义，如果按照宽泛的定义来看，中国古代是有科学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讨论是没有意义的，这就像在大街上突然去问一个人你为什么没有生出姚明那样的孩子，这完全是无解的，美国科学史家席文曾经说过问这样的问题就好像在问“为什么今天你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报纸的第三版上”一样无谓。
东方早报：那关于科学没有出现是因为专制体制的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江晓原：至于说原因是专制体制，我想也是不成立的，西方出了科学，难道就没有专制过吗？这种问题更像是一种文学修辞，其实都是无解的，这样说不过是抒发自己的某种情绪罢了。
东方早报：还有人说中国没有出过哲学？
江晓原：这更是无稽，我们的孔孟老庄不是哲学吗？
东方早报：和现代科学家相比，徐光启哪些地方更值得称道？
江晓原：徐光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说科学家不是美化他，而是贬低他，事实上他比科学家更伟大。单说两个方面就足以看出他的精神。一个是开放的精神，在他的那个年代，要像他这样开放心怀去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确实很难，作为知识分子，他的开明实在难得。另一方面，作为官员，他极其清廉、勤政，让人称赞。
东方早报：有的人说徐光启是一个精明的上海人，十分懂得灵活变通，为我所用。你怎么看？
江晓原：这种说法完全不妥。徐光启的一生非常悲情，年轻时候苦学考试，中年做官之后照样悲情，他想做的事情大都遭致各种阻挠。
徐光启为救国练兵，投入极大的精力，不断向朝廷呼吁练兵、造炮、守城等事，并积极引进西洋先进火炮技术之外，还亲自拟定《选练条格》亲自考核挑选了士兵操练。但是因为朝廷官僚机构互相推诿牵掣，军饷器械都不给予充分支持，致使他亲自练兵的努力不了了之。此后徐光启的军事思想不得不依靠他的入室弟子、炮兵专家孙元化来实现。
孙元化一度统帅了当时中国最精锐的炮兵部队。非常戏剧性的是，明清之际最著名的汉奸吴三桂、“三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皆曾为孙元化部下。最终孙元化因为部下的叛变降清被朝廷处死，徐光启练兵造炮保国之梦彻底破灭。孙元化被处死的第二年，徐光启在忧愤中病逝。徐光启曾寄以厚望的炮兵部队，后来成为大举入侵中原的满洲军队的精锐。从这个角度说，徐光启本想练兵造炮报国，没想到却助敌人之力，反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他能不忧愤吗？
再说他晚年为之呕心沥血的《崇祯历书》，直至他辞世也未能看到其完成。所以说徐光启的一生非常悲情，我想这样的悲情人生，恐怕不是精明的上海人愿意过的吧？
徐光启撰 《农政全书》六十卷清末民初石印本
专访上海徐汇区文化局副局长、徐光启系列纪念活动推动人宋浩杰
“他具备典型的上海式智慧”
为纪念徐光启诞辰450周年，上海日前启动系列纪念活动。
自2002年起即在徐汇区文化局分管文化遗产保护和推广的宋浩杰是这一系列活动的推动者之一，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徐光启身上有典型的上海式的智慧，不论哪国人从哪个角度研究他都是值得的。”
“徐家汇是上海近代文明开始的地方”
东方早报：曾经有学者说过徐光启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上海人，他和海派文化的形成有怎样的关系呢？
宋浩杰：之前我们说的海派文化的开端大家都觉得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其实当时西方国家为何选择上海，肯定不只是因为上海作为港口城市的地理条件。
徐光启那个年代，上海在全国就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既是传统的沿海贸易区，也是传统的棉织品产区，该地区的赋税曾经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多。但是徐光启之后的上海才真正建立起自己独特的海派文化和国际大都市的基础。为什么呢？因为徐光启生前曾在法华泾和肇嘉浜两条河流汇合处，也就是现在的徐家汇这个地方建农庄别业作为农业试验场所，他去世以后就葬在了肇嘉浜北原（今徐家汇南丹路17号光启公园内）。
当时法国天主教刚来上海的时候到的是青浦、松江、董家桥等地，但因徐光启加入天主教，他的后代也多信天主教。他死后，随着他的两个皆为天主教徒的孙子举家迁至徐家汇，徐光启的后裔开始在徐家汇繁衍。法国天主教在1841年搬到徐家汇，并在之后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到了1864年，徐家汇已经有了一个容纳三万个孤儿的公益院，并汇集了许多西方科技和工艺。
徐家汇本名叫“徐家厍”，后来因为徐光启的子嗣在此不断繁衍以及西方文明的进入，这块地方日益繁华，渐渐变成城镇，也就是今天的“徐家汇”。可以说因为徐光启而繁华起来的徐家汇是上海近代文明开始的地方。
“徐光启身上有上海式智慧”
东方早报：那他本人身上有什么“上海元素”呢？
宋浩杰：他身上有东方的、中国的，特别是上海式的智慧：容易接纳新事物，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想方设法让别人满足自己的要求。比如当他在知道自己需要经世致用的学问和打破时弊的精神信仰之后，很快就明确自己需要帮助，无法靠一己之力解决这两个大问题。
1595年徐光启在广东韶州教书，接触到了基督教堂和传教士。然后他把一个叫郭居静的传教士带到了上海，成为上海第一个外国传教士。此举虽然不能说直接帮助他解决自己的困惑，但是至少说明他是很容易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在韶州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知道了世界不是“天圆地方”而是“天方地圆”的，自此埋下了用知识探寻世界改造社会的念头。
1600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利玛窦。徐光启知道这个人可以帮助自己，不仅是解决自己信仰上的困惑，还能帮助自己学到西方科学知识。1605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开始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没有利玛窦的帮助徐光启一个人完成不了这件工作。
徐光启在接纳了新知识之后明确了自己要做什么：学习西方经世致用的科学和思维方式来拯救自己的国家，然后通过种种方式让利玛窦和其他很多外国传教士一起满足他的要求，不管是知识上的还是信仰上的。我觉得这就是上海式智慧。
东方早报：除了上海式智慧，徐光启还有什么精神特质能让他在经过那么长的时间以后依然被纪念？他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宋浩杰：我觉得有四点：爱国精神、科研追求、开放胸襟和清正廉洁。他爱国，生于倭患猖獗的上海老城区，希望能够保护家国，之后引进“红衣大炮”欲抵抗努尔哈赤的进攻。他一生希望通过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挽回国家的颓势，无论是编历法还是研究农政部署军事，最终的诉求都是希望国家好。再有就是清正廉洁。他官居二辅，上面只有首辅和皇帝，是非常大的官。但是他死后家里没留下什么钱，只有简单的家具和破蚊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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