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帖图片欣赏——董其昌行书《临颜真卿书》

对董其昌的书法，评价最高的莫过于康熙皇帝，他说：“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

康熙皇帝的“怒赞”，在清初书坛曾经掀起过董其昌热，其枯瘦疏淡的书风风靡一时。其评价之可信度姑且不说，却大致道出了其学书之渊源。董其昌除篆隶书外，楷、行、草书俱能，与明代多数书家一样，其书仍然以行书为代表。其楷书学颜，行书从阁帖中学王、兼学李北海、苏轼、米芾、赵松雪等，草书学怀素，取法极为庞杂。给董其昌的诸多评价大抵是综合晋、唐、宋、元诸家而自成一体，书风飘逸空灵，风华秀逸，用墨枯湿浓淡，集古法之大成。

董其昌最擅行书，圆熟秀媚，儒雅有书卷气，然字距遥遥，凋疏过甚，如北地严冬，水瘦山寒，生机罕有。其楷书描摹之习，为后来馆阁体之先导。其疏瘦书风，经康熙帝倡导，影响所及，至清代中叶。然其影响如其绘画一样，导致了清初以“四王”为首的形式主义画风的泛滥，其书法的负面作用也大于其正面影响。

清代碑学书风的兴起，一定意义上是针对董其昌的。董其昌名声如此显赫，后代对董其昌书画的研究也成为一门显学，与康熙帝的倡导宣扬关系密切。至于康熙的评价可信度有多少，看看康熙本人的书法修养便可以知道。董其昌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邑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文人画”分为南北两派。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他17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真卿的《多宝塔》，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伴其终生。他广泛吸取对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

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反对单纯机械地模拟蹈袭。随着阅历的增加、思想的成熟，他在继承前人技法时不倚傍他人庑下“作重台”，而是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他认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创意，古人的精神也难以表达，故应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风神”。凭借自己对古人书画技法得失的深刻体会，他摄取众家之法，按己意运笔挥洒，融合变化，达到了自成家法的化境。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颇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其书法风格与书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赵孟頫妩媚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亦领一时风骚，以致“片楮单牍，人争宝之”。在中国美术史上地位十分重要，他针对中国传统文人画创作所提出的“南北宗”论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之后近300余年文人画创作的主要指导思想。

虽然董其昌'南北宗论'对山水画进行的分类，为后世提供了剖析绘画的哲学观念，他以禅喻画提倡文人画，强调画家的道德修养及思想境界，对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南北宗论'同时也助长了绘画上的宗派之争，存在着明显的负面影响。

明朝著名画家蓝瑛、王鉴、袁枢等拜其为师，蓝瑛的著名作品如《白云红树图》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袁枢的作品《平泉十石图》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松溪泛舟图》于2013年9月17日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