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席宇）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嵩樵，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崇祯皇帝当政期间任南京礼部尚书。1645年率众降清，接受清王朝礼部尚书的任命。王铎等书家由明入清，作为前朝文化艺术的拥有者和传播者，对清代初期书法风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明清之交中举足轻重的书家。而笔者于山西太原永祚寺见《古宝贤堂法帖》，其中收录王铎书作仅寥寥数行（图1），此收录数量与王铎在书史中的地位极不相符。参看清初其他刻帖发现，在清代初期，王铎的书作刻帖多为个人丛帖，集帖收录甚少（集帖指由不同书家的作品汇集而成的刻帖，个人丛帖则指某一位书家的个人作品汇贴）。本文旨在通过这些刻帖的刊刻内容、主持刊刻者、刊刻目的等来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以及作为贰臣书家的处境，兼谈王铎形象重塑的问题。
图1 《古宝贤堂法帖》收录王铎书作
一、清初集帖体系中的王铎
自北宋始，刻帖活动兴盛，刻帖成为保存、传播书法的主要途径。书法作品能够进入刻帖系统，则意味着可能流传后世，书史留名。至明清时，刻帖系统已臻成熟，历代书法作品流传有序。
从王铎好友丁耀亢的诗文“孟津碑版满天下，二百余年无与亚。法本钟王杂米苏，劲瘦中锋带潇洒”可见在王铎在世时就有大量的刻帖行世，然而清代初期的集帖体系中却鲜有收录其书作。目前所见清代初期集帖，除前文提及《古宝贤堂法帖》之外，收录王铎作品的有《翰香馆法书》《来益堂帖》《存介堂集帖》，而这其中部分书作以题跋的形式出现，依附于其他书家之后，如《翰香馆法书》第五、六、七、九卷中王铎为《李白爱酒诗》《与正辅书》《米芾蝶恋花词》《文徵明岳阳楼记》所做跋文。（图2）在集帖这种以保存书法图像为主的体系中，图像保存的形式、所辑录的作品、图像的大小、所占数量的比重，乃至于图像排列的位置都是对书家身份与地位的隐喻。
王铎作为明末清初崛起的书法大家，中州文人的代表，与董其昌在书坛形成一“南”一“北”的格局，明清以来多将他与董其昌相提并论。除上述几部集帖之外，清初其他集帖中鲜有收录王铎书迹，但对董其昌的书作收录甚多，如另外两部清初知名集帖《懋勤殿法帖》与《敬一堂帖》。
《懋勤殿法帖》是清朝建立四十六年来第一部官刻大型丛帖，康熙二十九年（1690）始，鸿篇巨制，选录有序。在御制序言中表明此刻帖目的在于“昭示子孙、臣民，垂诸不朽”。前四卷为帝王书，后二十卷为各名家法书和“二王”书，其中的第二十一至二十三卷收录董其昌书作，在“昭示子孙、臣民”的官方刻帖中并未选录王铎书作。
图2 清代初期的集帖体系中收录王铎作品，部分书作以题跋的形式出现
《敬一堂帖》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虞山蒋陈锡所辑。蒋陈锡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曾任山东布政使、山东巡抚，清代初期王铎书风影响甚大，尤其以山左地区最为明显，而蒋陈锡却不录王氏书作。《敬一堂帖》第十九册至第三十一册均为董氏书迹。同样作为明末书坛大家，王铎在清初的集帖中似乎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待遇”。究其原因，一方面，王铎书作多为长条横批、大轴大卷，从形制考虑刊刻成帖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明末清初刻帖活动虽呈现向北扩散趋势，但刻帖活动的中心仍在南方，而南方文人对于董其昌的推崇源来已久，其书风追随者众多。王铎书艺与董氏风格迥异，王铎大开大合的雄浑气势，更符合北方文人的审美需求，在艺术审美上与南方文人所推崇的清雅疏淡相去甚远，南方刻帖自然不刻其书。再者，清入主中原后，南方反清情绪激烈，清初官方为笼络南方文人，安抚反清情绪，有意推崇为南方文人所重的董其昌。在官方的介入下，王铎在北方地区的影响力也是有所折损的。形制的问题、南北审美的差异加之官方的导向，都是致使清代初期集帖体系中少见王铎书作的因素，但根本原因在于受传统忠君思想的束缚，对于王铎等大节有亏的书家，集帖选录时往往会有所“挑剔”。
二、王铎个人丛帖的刊刻
由前文论述可见，丁耀亢诗文中所指“碑版”并非集帖，应是王铎有大量个人丛帖行世。既然集帖体系已将王铎拒之门外，官方的导向也并不指向王铎，为何还会出现大量的个人丛帖？这要从以王铎等人为首的贰臣集团谈起。
在“君忧臣辱，君辱臣死”的传统忠君思想的束缚下，王铎等人的降清行为定会遭后世文人、史家的口诛笔伐。他们对于自身身份有着清醒的认识，自然明白史书的“好书数行”已然无望，名留青史更是无从谈起，后来乾隆时期所编纂的《钦定国史贰臣表传》也印证了他们的猜测。对于这样的现实，王铎及其子嗣，以及以王铎为代表的贰臣集团显然是能够预见的。由于相同的亡国经历、文化认同、政治利益，贰臣集团获得了空前的巩固和壮大。那么如何为自身开脱“罪名”，以期后世理解，成了贰臣集团必须思考的问题。
主流历史话语体系为官方所控，作为已然边缘化的贰臣官员显然无法染指。与主流历史话语体系不同，文艺话语体系相对弹性较大、可操控性较强。在传统文艺体系中，书法艺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书法家在其中主要占据着书法史论与书法图像两方面。而王铎本人以及子嗣、同僚对他的书艺极有信心，因此他们选择了后者。书法图像与其他艺术图像不同，兼具着文字与图像的双重功能，若是利用得当，定能消减政治失格带来的负面影响。传播王铎书艺的同时，家族记忆、诗词文章以及期待为后世所知的事迹也将一并传颂。入清以后，以王铎为核心的贰臣集团在获取政治资源上占得了先机，借助着政治优势，贰臣集团在文艺上取得了更大的话语权。这些话语借助政治网络得以迅速传播，而这其中的载体便是王铎的书法艺术。王铎的长轴大卷不易展示与保存，难以形成系统的书法图像用以传播，而刻帖则不然，既便于长久保存又能多次复制、利于传播，因此为王铎刊刻个人丛帖显然是最好的方式。
图3 《拟山园帖》收录王铎信札
王铎的传世刻帖中最有名者当属其子王无咎主持刊刻的《拟山园帖》，此帖共十卷，原石现藏于河南孟津王铎故居，共90石，前后历时八年完成，收录了大量王铎入清以后的作品。从收录作品类型来看，多为往来书信、诗文馈赠等，此类作品多达近60件，其中往来者为戴明说、戴仑、王含光、李际期、吴达等人。戴明说，字道默，号岩荦，河北沧州人，崇祯七年（1634）进士，后降清，顺治十二年（1655）任户部尚书，与王铎一并被编入《贰臣传》中。王含光，字表朴，号似鹤，自署鹤道人，猗氏（今山西临猗）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后入清为官。李际期，字应五，河南省孟津县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后仕清，任户部主事。这些人都是王铎入清之后往来颇多之人，也都是明王朝覆灭之后选择入清为官的人。择录这些信札的原因，王无咎在跋文中言：“先文安公书法，传之海内多年所矣，比来如琅华、银湾诗酒论二十等帖，非不备极精妙。余小子恐其久而散佚，且先文安五十年临池苦心仅仅见之数帖未尽也，兹刻博搜遗墨……”（图3）从跋文来看，家中所留王铎书作甚少“仅仅见之数帖”，因刻帖之需，故“博搜遗墨”，而搜求的对象自然是与王铎交往甚密之人。从所搜得的书作来看，提供书作之人对于王铎书作的择取应当是有所用意的。书法图像因其具备承载文字的功能，所以借刻帖之机展示与王氏的交好以及通过这样的方式传播家族记忆、诗词文章是极有可能的。据跋文记载“始于辛卯，竣于己亥”可知，刻帖之初为顺治辛卯（1651），当时王铎尚未谢世。王铎一生临池不辍，王无咎所言的“仅仅见之数帖”也难言可信。
《拟山园帖》后有张缙彦、龚鼎孳跋文两则，二人也均为由明入清的官员。张缙彦在跋文中道：“文安四十年精力尽在此矣。近代玄宰、子愿两先生戏鸿、来禽二帖坛坫海内，昔卫夫人见右军书叹曰：'此子必掩我名’，此本出，惜两公不及见也。”（图4）董其昌的《戏鸿堂帖》、刑侗的《来禽馆帖》为明代的代表性刻帖，而张缙彦直接将《拟山园帖》置于这二者之上，不免有故意抬高王铎书名之嫌。薛龙春先生也在《王铎刻帖考论》一文中将《拟山园帖》卷六所收《临阁帖卷》与今藏日本的墨迹卷进行对比，认为《拟山园帖》摹刻虽然精细，但原作中的涨墨丝毫未见，粗细反差甚小，行距改为均等，节奏平匀，而这恰恰与王铎的书法风格相抵牾。
图4 《拟山园帖》后张缙彦跋文
龚鼎孳跋文：“文安公书法妙天下，真得晋人三昧，寸缣尺蹄海内宝为拱壁。藉茅先生绍衣家学，不啻大令之于右军，购求散佚，传诸永永……”（图5）跋文中的“传诸永永”也证明了此刻帖的目的就在于永世流传。王无咎在跋文中也提到了“如《淳化阁帖》式”。从仿《淳化阁帖》这样的行为来看，王无咎自然是希望父亲的书名与书作能够像《淳化阁帖》一样传诸永久，文后钤有“传之子孙”一印，（图6）从这方印的印文来看，也同样印证了这样的目的。除《拟山园帖》外，王铎的传世刻帖还有《琅华馆帖》《二十帖》《银湾帖》《日涉园帖》《论诗文帖》等。
图5 《拟山园帖》后龚鼎孳跋文
图6 王无咎在《拟山园帖》跋文中提到了“如《淳化阁帖》式”，自然是希望父亲的书名与书作能够像《淳化阁帖》一样传诸永久
《琅华馆帖》为张鼎延主持刊刻。张鼎延，天启二年（1622）进士，明亡后入清，累官兵部右侍郎。王氏与张氏不仅是同乡、同年，同时还是姻亲关系，王铎曾将次女王相许配张鼎延子张璿，两家关系极为密切。
《琅华馆帖》收录的内容主要包括：王铎与张氏一族的往来书信、王铎为张氏所书作品、张氏一族的诗文。《琅华馆帖》于顺治辛卯（1651）刻成，当时王铎尚在世，王铎在此帖尾作跋，对张氏一族的功勋大加赞扬：“玉调（张鼎延）为名给事，力除六邪五蠹，皆与乃翁功在社稷……”由此可见，此帖的刊刻并不像一般性刻帖一样单纯为保存书法，实则有着更深层的目的。随着《琅华馆帖》的刻成，张氏一族的事迹以及诗词文章也将会随着王铎书作一并流传后世。王铎的跋文印证了这样的目的“是刻成，止谓无失于文墨字画则轻，谓张氏之屈前伸后，天道之昌，鲠亮者社稷所需若期会，然则又不轻，如以尺牍言，非其细者与”？王铎认为《琅华馆帖》更大的价值在于传颂张氏事迹，不应仅仅当作保存书法的刻帖。从张氏择取的书作与王铎的跋文来看，不论王铎本人或者张氏一族从来都没有把《琅华馆帖》的刊刻当作一个单纯的书法活动。
《二十帖》收录了王铎致李化熙书二十通、刘余祐致李化熙书四通，为李化熙主持刊刻。李化熙（1594—1669），字五弦，山东淄博人，明崇祯七年（1634）进士，明亡后仕清，累官刑部尚书，继太子太保。
此帖有李化熙跋文一通：“余数钦王、刘两先生高躅不可到，顷于长安酬答中每得其片幅，旋喜而缄之，时栉壁上以当坐卧，积成帖，因倩善手上石而藏其原本，须添丁以付之。粗人索得坡公书，辄诣肆换羊，余虽饕不敢如此屑越所以示鄙人倾倒于两君子之至、而兼以示鄙人之不见外于两君子如此也。”可见李化熙曾有意识的收藏王铎与刘余祐书迹，且极钦慕“两先生”书艺，跋文言辞真切，不似前文所提张缙彦对王氏书艺的赞扬有过誉之嫌。孟庆星先生在《王铎与晚明清初山左文人书法交往考》中言：“李化熙与王铎在明亡以前的交往活动目前没有资料证明，但二者在明亡后的交往非常频繁却是事实。李化熙既是王铎书风追随者也是后者在山左有力的传播者。”由此可见，李化熙本人主持刊刻此帖却有尊崇之意与保存书法之心。
除此之外李化熙也希望借此展示与王铎、刘余祐的交好，或希望以此留名也未可知，如容庚云：“经雨若（刘光旸）奏刀，便与墨迹不甚相远也。五弦不知何人，借此一卷帖，使三百年后犹知有李化熙者，其受王觉斯、刘雨若之赐厚矣。”帖中所收录的刘余祐四通信札“体俗笔弱，岂能与觉斯并列”，由此来看，刘余祐书能传世倒是李化熙“厚赐”了，李化熙以此一帖成就三人。
《致李化熙札》中王铎向李化熙推荐刘光旸：“刘雨若善镌书，旌德佳士也，当是伏灵芝后第一腕。”（图7）刘雨若为明清时期刻石名手，刻帖可以说是文人和刻工合作的产物，刻工技艺显得十分重要。王铎对此帖在形制上也有探讨：“故知长条横批易于散失，未若书柬册本，几案长留也。”从刻手的选择到形制的探讨，都可以看出王铎对于此帖的重视，也道出了他希望“几案长留”的目的。
图7 《致李化熙札》中王铎向李化熙推荐刘光旸
《银湾帖》，即容庚先生《丛帖目》所列《琅华馆帖》第七卷，帖尾有梁羽明一跋；“觉翁姻伯往来尤密，来则不问主人，兴到则赋，赋罢则书之粉壁，解衣磅礴，辄有以头濡墨之致，铁画银钩，可当秦碑汉鼎，令人玩赏不置。比壬辰，闻姻伯讣，不禁凄断，见壁上乌企龙跃，珠解泉分，益叹为绝笔矣！虑序（《银湾园宴集序》，笔者注）久为风雨剥蚀不可复得，急命摹之于石，以公同好。”由此来看，此帖应为梁氏主持刊刻，因书于“粉壁”而遭“风雨剥蚀”，此间闻王铎死讯而更加惜此“绝笔”，遂命人摹石刊刻。这段跋文既交代了刻帖的目的，也交代了此帖的由来。容庚先生将梁羽明此语归为《琅华馆帖》的跋文，实则不然。这段跋文只言《银湾》一帖，与《琅华馆帖》所录其他刻帖均无关联，应为容庚先生有误。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不再赘述。
梁羽明为梁云构之子，梁云构，字匠先，河南兰阳县人，明崇祯元年（1628）进士，曾任两淮巡按、两浙巡监、兵部侍郎等职，同王铎等人共同迎降并仕清，累官户部左侍郎。与王铎同属贰臣集团成员，同时又是王铎的亲家，两家往来甚密。银湾园正是梁云构居所。梁氏父子对银湾园颇为重视与自豪：“丁亥春，先大夫以邸寓小隘，辟城闉濒水地一区，建书轩五楹，堂额标之曰素濑，觉斯王姻伯先生笔也。檐额则先大人自标曰银湾曲，手植松蕉时卉数本，山翠添流，水光拂槛，每朝退公余，尝坐卧其间，翻阅古帙，就简书筠，时吟啸以适性情，词客宗工相过从，多唱和留连不欲去。”如此盛况自然希望为后人所知，梁羽明跋文记曰：“尚有诸先生长者题咏小园，名篇盈栋，当次第镌泐，传之世世，以志官邸佳况。”可见，梁氏除了倾心于王铎的艺术，惜其书作之外，更多的是希望将银湾园的“佳况”能够“传之世世”。从王铎所留大量关于银湾园的诗文来看，王铎应常过访此园，将王铎与银湾园所“捆绑”，定能随其久远。
《日涉园帖》为薛所蕴其子薛蒨主持刊刻，收录了王铎与薛所蕴的往来书信以及馈赠书作十余件。薛所蕴（1600—1667），字子展，号行屋，河南孟州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薛氏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降于李自成。同年四月清兵入城，薛氏又降于清政权。薛氏于仕途上可谓“劣迹斑斑”，也更希望通过其他手段消解多次易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薛氏于诗文一途名望颇高，而政治失格带来的影响薛氏也是有所预见的，其诗文或难以传世，抑或为后世所轻。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依附于王铎书名或为行之有效的手段，加之两家姻亲关系，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王铎跋文：“予书何足观，乃箧笥之藏耶？”（图8）证明薛氏于王铎在世时便有意识收藏王铎手迹，主持此帖刊刻者并非薛所蕴，是其子薛蒨。薛蒨同时又是王铎的女婿。薛蒨帖尾有一跋文：“孟津文安公书迹为世鸿宝，夙与先大夫交最笃……及文安公旋自关中，未几而殁矣，先大夫每□宝物不可再得，复叹息者久之。戊戌归里，自从兄芝裘处检出此十数纸，皆昔年同宦时笔迹，先大夫喜甚，即欲登石，以广其传，不意年来感疾病，未果。余兄弟辈日侍汤药，亦弗暇及此也。戊申王垂生来自山左，偶忆先志，付之双钩勒石，书以志之，不禁怆然。”此段跋文表明了在王铎去世以后，薛所蕴希望将王铎书迹刊刻成帖“以广其传”，而此事未成，薛所蕴也相继离世。薛蒨为完成父辈“先志”刊刻此帖，传播王铎书法的同时，薛氏子孙完成先辈遗愿、“日侍汤药”等孝行也被一并传颂。
此帖后有摹勒者王雪一段跋文：“文安公书法妙天下，与董宗伯南北分驰，隐若敌国。《银湾》《琅华馆》《拟山园》等刻，不下数十种，流布甚广。兹仲蒨出其家藏与先宗伯公往来手札，命予登石。试取诸本相校，或亦不失真面目，若曰譬之积薪，后来居上，则吾岂敢。”跋文中将王铎与董其昌以南北而论，此般说法虽是明末清初南北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借助董其昌的名望确立王铎在文艺话语体系中地位的手段。
与《日涉园帖》刊刻背景、目的相似的还有张缙彦主持刊刻的《论诗文帖》。张缙彦（1600—1672），字濂源，号坦公，河南新乡人，崇祯辛未（1631）进士，明兵部尚书，后降清，入清后被削职流放。王铎与张氏一族关系甚笃。在《论诗文帖》中，张缙彦收录王铎诗文、书信的同时，将自己的诗文一并收录其中。张缙彦为中州文学代表，在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与薛氏的担心相同，恐诗文为后人所轻。附丽于王铎的书迹则有望传世留名，立足文坛。这两帖刊刻背景、目的如出一辙。
图8 《日涉园帖》王铎跋文
三、王铎形象的重塑
刻帖自宋至明逐步发展，明清时已成为传播书法的主要途径之一。自《停云馆帖》始，家族刻帖、个人刻帖也开始大量涌现，刻帖成为标榜家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贰臣集团入清后大多难以受到重用，王铎作为前朝仕清官员中职位最高者，入清之后七年不迁，仕途无望，书画传家成为他们共同的期许。从前文来看，主持王铎个人丛帖刊刻活动的几乎都是王铎的子嗣、姻亲，以及共同仕清的前朝官员。这些人对于王铎艺术的认可毋庸置疑，主持刻帖也确有保存王铎书法艺术的想法，为后世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王铎书迹。同时，他们在保存王铎书迹的背后也有着相似的目的，或为传颂家族事迹，或为展示与王氏的交好，抑或依附王铎的书名传播诗文，其共同的目的都在于通过这样的方式寻求新的立身之本。
从清初这些刻帖看，最早与王铎有着直接关系的子嗣、姻亲、贰臣集团成员基本完成了王铎在文艺话语体系中的书法图像建立。一个家族、集体中的精英人物是其中的具体象征，他们努力为王铎占据着文艺话语体系中的地位。
自晚明始精英书法文化下移，上层文化、下层文化之间互动频繁，但除实用书写之外，有能力与精力研习书艺的仍是上层精英文人。王铎刻帖传世，若后学临习者众多，那么后世文人必然会自发为其开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企图通过书法图像来控制后世评价，显然这是极其高明的。这种大规模的刻帖活动不仅对当时王铎书风的延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为王铎形象的重塑奠定了基础，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受根深蒂固的“书品即人品”思维模式的影响，王铎这些个人丛帖能否传世依旧难说，形象的重塑仍缺乏一个契机。
由于明末清初复杂的政治局势，“南北对峙”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于这段特定时期的各种现象都应置于“南”与“北”对立的“场”中去审视，因此除书品与人品这一规则外，“南”与“北”的规则在特定时空下开始产生作用，甚至在特定的地域、人群中，这一规则凌驾于“书品即人品”规则之上。在这一点上，以山右地区的傅山对贰臣的评价为例。
傅山可以说是“书品即人品”评判标准有力的宣传者与践行者，从他对由宋入元的赵孟頫的评价即可窥见：“偶得赵子昂香山诗墨迹，爱其圆转流丽，遂临之，不数过而遂欲乱真。此无他，即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从长远的时间轴来审视赵孟頫，贰臣身份为赵氏带来的痛苦伴随着他的晚年。在金兵入主中原，强势推行蒙文的情况下，赵氏力倡复古，表面矫正南宋书坛的凋敝，实质上却以最有效的方式保存了汉文化，只此一点，便也当得起忍辱负重。傅山青年时期也曾于赵书用功颇深，傅山此评纯为“书品即人品”导向的结果。
明亡多年后，随着康乾盛世的即将形成，傅山对于亡国的激愤也逐渐缓和，对于贰臣的愤恨也日益平息，且傅山与仕清贰臣多有交往，也曾多次接受他们的援助与护佑，对于贰臣也有所宽谅与理解，对于赵氏的评判也能跳脱出个人偏见的影响，给出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价：“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近而视之，亦未可厚非……”“赵厮真足奇，管婢亦非常……”
虽然傅山晚年对赵氏不再“恶语相加”，但这其中确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转变过程，而对于同为贰臣的王铎则从始至终未加指摘，能够网开一面：“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这段文字出现在傅山家训篇目中，傅山不但对王铎的人品未加评议，甚至将王铎作为学书的成功案例教育子孙，显然这与傅山一贯主张的“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有所抵牾。出现此般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傅山本人便是王铎书风的追随者与传承者，且二人同为明人，有着共同的文化认同与亡国经历；其次，傅山家族明末时为官宦世家，明朝覆灭之后，政治依托不复存在，不得不向贰臣群体中的好友寻求帮助与庇护，例如曾多次接受魏一鳌的经济援助，在朱衣道人案中，魏一鳌为其作证成为脱罪的关键，其中还有龚鼎孳、曹溶从中斡旋。而这些仕清汉官多是二人的共同好友，傅山自然不能对王铎加以非议。这些虽是影响傅山对王铎评价的因素，但真正能使得傅山放下“书品即人品”标准的应该还是明末清初的“南北对峙”。康熙即位后对于董其昌的书风推崇备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董其昌书风一度成为清初官方书风，而傅山对清王朝一贯采取不合作态度，这直接促使傅山倒向与董其昌所“对立”的王铎。当傅山与王铎同时置于“北”的“场”中，傅山对于王铎的“宽谅”就不难理解了。王铎书作出现在文首提及的山右地区刻成的《古宝贤堂法帖》中且能够流传于世，也变得顺理成章，这与作为山右文人代表的傅山对王铎的态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傅山对王铎的态度来看，清代初期“南北斗争”确实成为王铎形象重塑的最后条件，这时期北方文人的主要书法活动在于整理王铎书法遗产，这些活动的书法色彩已经逐渐减弱，更多的是将王铎的书法遗产作为与南方文人斗争的工具与资本。这样，王铎子嗣、姻亲期待重塑王铎形象的目的与南北对峙中北方士人需要王铎书艺立足的需求相互动，于是王铎的书艺成为大家的共同选择，王铎形象的重塑成为可能。
总的来看，王铎在清代初期刻帖活动中表现极为复杂。对于王铎个人来说，一生中钻研书艺，临池不辍，自然希望书作传世，这主要表现在他在世时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参与刻帖活动；从其子嗣姻亲方面来看，希望借助他的书艺传颂诗词文章保存家族记忆，获取新的立身之本；从北方文人来看，整理王铎书迹汇集成帖，达到与南方文人分庭抗礼的目的。
于王铎来说，书名传世固然可喜，可贰臣书家的污名也如影随形。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对王铎评价：“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够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他的作品，固然流传很多，我们只要翻开他那部《拟山园帖》，就可以概见他这副优越的本领。历来论艺事的，并注重到作者的品格，王铎是明朝的阁臣，失身于清朝的，只这一个原因，已足减低他的作品的价值好几成。随后还有人刊行《明季十五完人手札》，那部《拟山园帖》，怎不要对之汗颜呢？所以我说，假使他也跟着这十五人中的几人同时上了断头台，他的声价，自然还要更隆重些。”沙孟海先生虽赞赏王铎书艺，但字里行间满是对其“失身于清朝”的惋惜。张伯英：“值明鼎革之时……王觉斯辈，不免为后世诟病……觉斯书法冠时，往往见其书者辄惜其人，学者之立身可不自重也夫。”
所谓贰臣书家，是书品与人品的交叠，是主流历史话语体系与文艺话语体系交织的结果，二者相交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更为立体的王铎：其性格中确有懦弱的部分，委身于新朝的同时又期待着青史留名，这与他的艺术实践呈现某种暗合，极力推崇复古、摹古的同时而孕育出个性鲜明的书风，这正是他性格中极为纠结的成分。
张伯英：“评书家于负盛名者每多苛论，夫有所长必有所短，虽大家岂能纯美……”此段虽为言书，但用于王铎的一生却也极为恰合，于王铎个人而言，一切的“长短”也都随着“有仙迎我”而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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