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7年1月19日，庄严肃穆的克里姆林宫乌斯宾大教堂正在举行隆重的加冕仪式，当满头银发的大主教马卡里把镶满珠宝的莫诺马赫皇冠郑重地戴在年仅十七岁的大公伊凡四世（又被称为伊凡雷帝）头上的时候，俄罗斯历史上新的一页开始了。
伊凡四世
伊凡四世加冕成为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沙皇，这决不仅仅意味着“称号”的改变，而是代表着一个民族帝国意识形态的形成。从这时起，到十九世纪末的仅仅四百年时间，沙皇俄国从一个地处欧亚平原一隅的、面积28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发展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面积达2200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这是一种何等惊人的扩张速度！
从伊凡四世起，象征着沙皇统治的双鹰旗帜，就开始在北半球的上空猎猎飘扬。
那么，沙皇俄国为何如此扩张成性呢？它的内在驱动力和外部环境如何？扩张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它本身所具有的东方基因，又是如何形成和助长了它在东方的扩张？另外，沙皇除了他手中高举的军刀以外，他还拥有什么魔力和法宝，驱使那些好战的哥萨克分子，像决了堤的洪水，向广阔的欧亚平原没有遮拦地倾泄而去？这一系列看似简单实则颇费考究的向题，长期以来，引起了人们无限的兴趣。
一架没有栏杆的婴儿车
俄罗斯发祥于欧亚大平原。它的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川大地，既没有高山大川可凭，也没有雄关要隘可守。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国家来说，欧亚大平原是一架没有栏杆的婴儿车，毫无安全可言。因此，它饱受过侵略和奴役之苦，那些神出鬼没的草原飞骑和金戈铁马的鞑靼军队，就曾是酷爱自由与独立的俄罗斯的大敌。在经过了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血与火的洗礼后，俄罗斯终于挣脱了鞑靼人奴役的枷锁，但是，就像胜利来之不易一样，要保卫胜利也是极不容易的。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经常扩张边界，以防止他们的敌人接近他们。
这其实只是一种简单的生存规律，一种本能而已。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教授曾经指出：生存和安全是人的头等需要。一个民族的心理也是这样。俄罗斯咄咄逼人的扩张行为，也只是出自一个单纯的欲望——继续生存的本能，这是一种对地形所造成的危险的直接反映。
近代地理大发现认为，有没有出海口和领海，几乎成了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进入近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在这一方面，俄国也有着先天的缺陷。因为濒临俄国北部和东部的海洋，尽管海岸线很长，实际上却不能用于经济上的需要。唯一起着海上大门作用的是阿尔汉格尔斯克——白海上的一个港口，但它一年也有9个月的封冻期。
铁路时代出现前，一个国家没有出海口，就等于与世隔绝，它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将停滞不前，对外贸易也将仰人鼻息。因此，寻找出海口的愿望，也是助长俄国向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到彼得一世时期，向海洋扩张的愿望就更为迫切了。马克思曾经评论说：“'俄国需要有水域’这句话，成了彼得一生的座右铭。”
此外，人烟稀少的亚欧大平原，还使俄国远离当时世界上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这就导致了俄罗斯文化上的孤立，从而迫使它不断地寻求与西方的一些中心对话。
俄罗斯的这种地理环境，一方面赋予了它对外扩张的内在要求，另外，也提供了它对外扩张的客观条件。既然亚欧大平原只是一架没有栏杆的婴儿车，它没有山川河流作为屏障来保护一个弱小的俄国，同样，它也不会有障碍来阻挡一个野心勃勃而又日渐强大的俄国。遍布于亚欧平原上的横交错的河流网，四通八达的连水陆路，无疑助长了它向南到黑海、向西到波罗的海的大移动。再加上广阔的东部地区人烟稀少，这就给俄罗斯向东殖民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和空前的机会。
有关地理环境引起扩张的观点，在许多学者们看来也是成立的。尼古拉·伯狄阿耶夫在他的论文《论空间对俄国人精神的抑制》一文中，就清楚地写道：“我虽然不是从亚欧平原成长起来的俄罗斯国家的同情者，但我也认识到它是为控制广阔土地而斗争的产物。我认为是自卫迫使俄罗斯人赶走侵略者，并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坚定地保卫自己，但由于居住的地方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自然保护条件，他们就不得不经常扩张他们的边界······”
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尽管早期的俄罗斯就野心勃勃地极欲扩张它的版图，但它毕竟还面临着复杂的周边环境。
西面，与俄国毗邻的有立沃尼亚（约相当于今天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沃尼亚以南是立陶宛大公国。俄国的西北方则为瑞典（其版图包括芬兰）。这些国家是俄国向西方扩张的严重障碍。特别是立沃尼亚位于俄国进入波罗的海的咽喉之地。立沃尼亚原为日耳曼骑士团的领地，后来成为独立国家。十六世纪时，立沃尼亚四分五裂，内战频仍，名义上是日耳曼帝国的组成部分，并受罗马教皇的庇护，实际上成为它的邻国瑞典、丹麦、波兰、立陶宛长期争夺的一块肥肉，俄国也想染指其间。至于波兰、立陶宛控制下的白俄罗斯、乌克兰，早就成了沙皇俄国觊觎的对象了。但是，和当时的东北欧强国瑞典、丹麦、波兰、立陶宛比起来，俄国还只是一只初生牛犊，尽管勇气可嘉，毕竟实力有限。不过，随着俄国实力的发展，这些国家也都纷纷成了它的俎上肉。
南面，与俄国连界的是从金帐汗国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克里米亚汗国，再往南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的前身为突厥人，它们于1453年征服拜占庭后建立奥斯曼帝国，它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地跨欧亚非三洲，特别是控制着黑海与地中海相连结的咽喉要道——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克里米亚本身实力不强，但它得到了强大的土耳其的支持，不仅堵塞了俄国进入黑海的道路，而且还经常袭扰俄国。
东面，与俄国接壤的是位于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以东则是诺盖汗国，再往东就是失必儿汗国了，这些汗国都是从金帐汗国中分离出来的。伏尔加河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一向被俄国扩张主义者称为“天下胜地”。喀山汗国的首都喀山城是通向乌拉尔一带的必经之地，也是东欧、北欧同高加索、中亚地区贸易往来的冲要之道。如果俄国一旦占领喀山，即可获得东进和南下的基地。再加上喀山等诸汗国实力相对弱小，因而就成了俄国扩张主义者的首批祭品。
吉普赛式的斯拉夫人
如果说自然环境造就了俄罗斯的扩张主义的话，那么，这种扩张主义的早期特征则是斯拉夫民族对亚欧平原长达数世纪之久的移民过程。从许许多多生动的文学作品中，我们知道了一个喜欢迁徙的民族——吉普赛人。他们携儿带女，轻装简从，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而俄罗斯人的祖先——东斯拉夫人，似乎也有着吉普赛人的习性，在广阔的亚欧平原上漂泊、游荡，艰难地繁衍着他们的生机和文化。
据编年史记载，斯拉夫人对亚欧平原自愿或非自愿的移民，比俄罗斯扩张主义的所有其它表现要早出现几个世纪。一般说来，斯拉夫农民的漂泊迁移，并不像吉普赛人那样浪漫，而是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被迫不断深入内陆和向北或向东推进的：寻找没有游牧部落袭击危险的土地；获得自由土地的愿望；希望躲避国家那些贪得无厌的税吏和募兵官。早在六世纪东斯拉夫部落到第聂伯河起，他们就开始利用第聂伯河方便的交通条件来扩大他们的领域。他们顺利地向南移动，远达黑海南岸并且往北到达伏尔加河上游。
从十一世纪开始，斯拉夫人的移民进入第二个阶段。波洛伏齐游牧部落的蜂拥而至，使基辅周围的南部草原生活变得日益不稳定，于是许多斯拉夫人逐渐向东北方向移去，其中许多人的迁移完全超越了过去斯拉夫人的定居线。这批移民的到来，使附近地区的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日益强大起来。这个公国位于蒙古人控制的罗斯地区的中心地带，而后来的莫斯科公国，就恰好诞生在这里。
在蒙古人统治的时代，斯拉夫人的扩张主义和移民传统虽然被限定往北方发展，但决不能说它们移民的范围缩小了，恰恰相反，数千逃难的农民逃往卡累利阿以躲避蒙古人的恐怖，因而给诺夫哥罗德共和国提供了一个要求合并该地区的机会。
斯拉夫族迁徙的第四次浪潮是从十六世纪中期开始的，这时俄罗斯国家已经建立，这次迁徙的浪潮成了任何官方的政治合并的先声，并为俄罗斯后来的边界扩张奠定了基础。当时，立沃尼亚战争在进行，为了反抗无休止的战争加诸农民的横征暴敛和拉枫征兵，也由于响应回到南方肥沃土地去的多年梦想的召唤，数千莫斯科国的农民向南方迁徙，其中大半迁入顿河流域和顿涅茨克河流域渺无人烟的土地。随着最初的农民进一步向南移动，他们建立起一些新的哥萨克社区，这些社区正好处于莫斯科政府的代理人力所不及的地方。因此，俄罗斯向黑海扩张最早的事实就是半逃亡的农民偶然的推进，如果没有他们的先期移民，那么征服和兼并黑海地区的进程就会被大大地推迟了。农民成了俄罗斯扩张的先遣队。斯拉夫农民最后一次迁徙的浪潮发生在十六世纪后期和十七世纪初，这是对开垦拥有诱人的自由土地的西伯利亚的响应，也是再次为反对压在莫斯科国全体农民身上越来越重的横征暴敛的一次无声反抗。提起“西伯利亚”，一般人会感到毛骨悚然，在他们的想象中也许会涌现出沼泽密布、冰雪茫茫的蛮荒景象。人们也许还会认为这里除了偶尔出现几个原始的土著外，就是满山遍野的野狼，间或有几个手持火枪的哥萨克······当然，这只是一般人的想象而已。其实，在一代又一代的拓荒者看来，这里是一片绚丽多彩的土地，到处是美丽的自然风光，这里的生活充满艰辛也富有自由。无论是宁静夏日贝加尔湖阳光明媚的景致，或是西伯利亚土著居民的纯朴热情，都令许许多多的拓荒者们心向神往。
但是，无论怎么说，这最后一次农民迁徙的浪潮却大大地促进了政治的统一。这次迁徙严格说来是随着皮货商人之后的，可是，在政府推行它的殖民政策之前，农民迁徙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以商人和教士为代表的俄罗斯官方人士，而且总是在数量上大大超过由国家遣往的移民。十七世纪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后，由于农奴制度的强化，自发移居的农民的数量大大减少了。以后，沙皇政府又严格地规定了农民流入西伯利亚的比例，从此，斯拉夫农民的移民浪潮基本停止。
但是，回顾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我们发现，俄罗斯农民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是走在国家官吏之前的，因此，他们才是亚欧大草原上真正的拓荒者。为了寻求肥沃土地或为了免遭游牧民的袭击或为了逃避国家的兵税，冒险的俄罗斯农民以他们勇敢而不畏艰辛的行动，扩大了俄罗斯人对于自然界的不幸的是，他们勇敢的行动，反倒给他们力求逃避的那国家开辟了扩张的道路。他们越是走在政府的前头，他们就越是助长了俄罗斯扩张主义加快速度。
金钱的诱惑
在促使向外扩张的诸因素中，贸易是最恒久不变的因素。早在俄罗斯统一国家出现之前，这种商业与扩张互为推动的情况就已经出现了。北欧海盗出身的瓦良格人首先发现了斯拉夫人地区巨大的商业意义：他们的领土能够用来连接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的市场与加罗林帝国的市场之间的贸易路线。于是，瓦良格人南下征服斯拉夫人，建立起基辅罗斯，为了实现他们建立商业大帝国的梦想，最初的几个基辅大公执行着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在处理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方面，基辅把对外扩张作为对外贸易的补充，几次发动了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最终迫使后者接受屈辱的条约，为基辅罗斯的商品和奴隶贸易进入拜占庭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
俄罗斯国家统一以后，莫斯科商人控制并且主持着罗斯地区的贸易事业，伊凡四世时，因为贸易冲突而引发的国际争端达到了严重的关头。1552年对“天下胜地”喀山的迅速征服被伪装成为一次反对伊斯兰教徒的基督教十字军，而1554年和1556年征服阿斯特拉罕时就公然以给莫斯科的贸易打开整个伏尔加河流域为目标。1558年，为了不使俄罗斯被排挤到欧洲贸易活动的外围，伊凡四世冒着极大的危险，发动了耗费巨大的立沃尼亚战争，以求在波罗的海海岸为莫斯科获得一个港口。因为在伊凡四世看来，只要他保有哪怕是最小的一个港口，这个战争就证明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但由于波兰、立陶宛和瑞典三方都反对伊凡插足波罗的海，因而伊凡四世最终一无所得。
在彼得以前莫斯科国领土扩张的最后阶段多半是为贸易事业推动。这种由于经济上的贪婪而引发的对外扩张在俄国征服西伯利亚的过程中达到了高峰。前面说过，西伯利亚的自然条件是艰辛的，但是那里也埋藏着淘金者的梦想。许许多多希望发财致富的商人和哥萨克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在西伯利亚寻找着发财的机会，他们中间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则长眠于此。
对于商人们的冒险和扩张，沙皇政府是完全同意的。它先是授予大商人斯特罗干诺夫家族一项政府专利权，允许他们在西伯利亚进行殖民掠夺。对于那些自发前往东方的人们，沙皇政府则通过一种纳贡效忠（以毛皮、牲畜等纳贡）的制度把他们管理起来。到1590年，沙皇政府又派出军队永久驻扎西伯利亚，用来镇压地方的起义。
沙皇政府与商人的紧密合作，不仅巩固了它在西伯利亚的势力，而且主持了不断向东寻求皮货的探险。这个殖民扩张进程于1648年达到了顶点，在这一年里，谢苗·迭日涅夫通过白令海峡自欧亚大陆的东北角到达了美洲大陆。
因为贸易的关系，沙皇政府除了在东方冒险外，还在西方与南方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在西方主要是争夺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在南方则是为了打通由黑海到地中海的商路，这一切都在证明，是金钱和贸易的巨大诱惑，促使沙皇政府进行着全方位的扩张战争。贸易与扩张，有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俄国的商人阶级也是这样，为了保证贸易道路、商业利润以及殖民掠夺，不断地支持和推动沙皇政府向外扩张。
正教的光辉
宗教原则虽然从来没有靠牺牲政治的利益而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它却常常成为一个有用的理论，因为它能掩盖扩张者为掠夺金银财富而发动战争的凡俗动机。从988年罗斯军队皈依罗斯人的生活方式，鼓舞和发展了他们个人的和公众的活动，更重要的是东正教赋予俄罗斯人一种世界观，使他们可以向其周围的人们－东面的伊斯兰教徒和西面的罗马天主教徒－定出自己的方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都对他们的政治生存因而也对他们的宗教生存摆出了一种威胁姿态。
基辅和莫斯科公国反对信仰其他宗教的国家的大多数军事行动，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并且以十字军的形式出现：夺取新的领土以扩充东正教的边界。因此，我们除了看到由地理限制引起的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和经济欲望引起的贪婪外，我们还能看到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另一方面，即由宗教的救世主义产生的热诚。既然俄罗斯被信仰其他宗教的列强长期包围，那么东正教在彼得以前俄罗斯的征服理论中就成了坚定不移的信仰。
伊凡四世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就是以宗教的名义完成的，有些为了追求商业利益的征服和扩张有时也假借宗教的名义。莫斯科特列基雅科夫画廊展出的著名圣像《教会的得胜》，就充分说明了伊凡四世是如何假借宗教的名义进行他的扩张事业的。这幅圣像表示沙皇伊凡与大天使米哈伊尔和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并列，表示在崇高的东正教征服者的神圣传统中，伊凡乃是神圣的后裔。当伊凡在劲头十足地与立沃尼亚人进行战争时，就把他们都当做是不信上帝的人。他还三番五次地把自己描绘成基督教的监护人，因而被赋予了统一基督教世界的任务，以便与他的伟大前辈康斯坦丁皇帝媲美。
就俄罗斯教会来说，它在配合莫斯科当局扩大边界方面也是毫不示弱的。从1328年俄罗斯的总主教移居莫斯科起，他们对莫斯科大公们日益增强的野心就更加给予道义上的支持。1453年，当东正教的中心君士坦丁堡陷落使莫斯科国成为唯一自治的东正教的政治体系时，教会在努力发展莫斯科国的帝国意识形态方面的呼声变得更响亮了。瓦西里三世时期，僧侣弗洛菲正式提出了“第三罗马”的理论。他在给瓦西里三世的文件中阐述了这一理论，他写道：
“至高至贵的君主，基督教正教的沙皇，大公陛下······您将取代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地位。
“第一个罗马因信奉异端而垮台，第二个罗马一君士坦丁堡的教堂之门也被伊斯兰教徒的战斧所劈开。现在这里是新的第三罗马，保持您的皇位以及神圣使徒的教会，使宇宙之内、普天之下，永远照耀着正教信仰的阳光。
“尊敬的沙皇啊！因为一切信仰基督教的王国将统一于您的王国，您也将成为普天之下基督教的沙皇。
“尊敬的沙皇，请自尊自爱吧！全部基督教王国将统一于您。两个罗马已经垮掉了。第三个罗马屹立着，而第四个罗马永不会有。”
这种呼声就是要莫斯科取代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全世界的基督教王国要统一于沙皇俄国，而沙皇将成为全部东正教徒的沙皇。
虽然都主教和教士们在直接影响莫斯科国的领土野心方面并不成功，但他们能够把救世主和宗教使命的生气勃勃的情感灌输进莫斯科国的外交政策。到伊凡四世统治时，整个朝廷受到一种基督教优越感和自以为是的气氛的影响，这种气氛一方面增强了把新教徒赶出波罗的海的欲望，另一方面在东方穆斯林地区加强了基督教广泛殖民的政策。
在十七世纪初，当弗拉莱特总主教与他的儿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沙皇共同统治时，教会有更多的机会指导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到1633年弗拉莱特死之前，他拟订了计划，以便有朝一日罗曼诺夫王朝的俄国能够进行反对波兰的战争，不仅要报复在混乱时期波兰的干涉，而且要使好战的东正教与好战的波兰天主教打仗。他这样做的时候得到了老百姓的有力支持，因为他们把波兰看成是反对基督的化身。随着1652年尼康总主教的就职，俄国更加转向信奉东正教的东方，并且拟就了解放那个地区信奉同一宗教的人们的计划。一旦波兰被迫宣布中立和东乌克兰被兼并，这种野心就与莫斯科现实主义的计划相吻合，即与土耳其打仗。从十四世纪以来，侵略成性的基督教君主的原则与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世界野心已经结合起来，到1700年他们终于完全合拍了。这时，沙皇认为，俄罗斯强大到足以向土耳其人挑战了。巴尔干半岛的关键是信奉东正教的各族人民，这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个进入巴尔干地区的绝好口实－解放巴尔干。这最终使俄罗斯人的贸易有一个通过战略要津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出口。
沙皇－帝国意识的象征
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俄罗斯的统治者开始把自己说成是罗马皇帝的后裔和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甚至把自己描绘成金帐汗国的大汗继承人。这种努力把自己装扮成正统继承人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但这种情况在西方似乎更多。
就俄国历史来说，早在伊凡·卡利达时期，这位号称“钱袋”的大公在取得“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称号后，就把它（指称号）扩大为“全俄罗斯之王”。伊凡在这样做的时候宣告说：我们是伟大的留里克家族的后裔，留里克王朝的世袭权起先确定在基辅，后来移往弗拉基米尔和苏兹达尔，现在已经在莫斯科确立起来了。这种宣称自己为某一个伟大家族后裔的做法并不仅仅是为了一种表面上的虚荣，而是反映出莫斯科公国所逐渐形成起来的帝国意识形态。因为他们的所追求的目标是收回他们的“世袭领地”（遗产），也就是世世代代扩大领土的幻想。
1473年以后，伊凡大帝在许多场合都用“沙皇”这一称呼号，这是莫斯科公国在帝国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的一个象征性步骤。“沙皇”一词来源于古罗马皇帝的称号“恺撒”，意思是“皇帝”。这个至高无上的称号原来是俄国人用来称呼拜占庭皇帝的，后来，俄国人也以此来称呼蒙古可汗。
伊凡大帝的这一举动，关系到下列的事实，即留里克家谱把莫斯科公国的家族上溯到古代罗马皇帝。为了给日耳曼皇帝（他也把自己当作罗马统治权的继承人）以深刻的印象，伊凡还使用了双头鹰的国徽（这原来是拜占庭帝国的国徽），对此，恩格斯曾经形象地指出：“当君士坦丁堡刚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莫斯科大公就把拜占庭皇帝的双头鹰加入了自己的国徽，从而宣称自己是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和复仇者；大家都知道，从那时起俄国人就力求占领沙皇格勒即沙皇城（他们在自己的语言中是这样称呼君士坦丁堡的）。后来小俄罗斯的富饶平原又引起了他们吞并的欲望。”
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加冕成为“沙皇”，这表明，他也成了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总之，莫斯科的统治者们采用和从战略意义上运用种种称号以及为这些称号附加上意识形态，这不仅想要表示与其他统治者平等，而且等于公开宣布了扩张主义计划，这对于莫斯科的一些敌对国家来说，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
莫斯科在向东扩张的过程中，还日益觉得他们是金帐汗国的遗产继承者，并把金账汗国曾经拥有的全部领域作为俄罗斯帝国政策的一种最终目标。在俄罗斯统治者看来，只有它才最有资格提出在前宗主的区域内充当领导者的要求。在对伏尔加河中、下游的两汗国进行征服的过程中，尽管莫斯科曾策动信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作为一支基督教十字军而进行战斗，可是，莫斯科国的统治者却是以充当早先金帐汗国旧址的当然继承人来进行这次东方战役的。在俄罗斯的思想里，把沙皇的称号与罗马恺撒的概念联想起来以前，沙皇这个称号同“汗”这个称号早就是同义语了。在伊凡三世取得喀山战役胜利之后，他才第一次采用了“沙皇”的称号。当伊凡四世以“沙皇”之尊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时，他乃是作为金帐汗国的汗的真正继承人而这样做的。在向东征服的过程中，沙皇政府利用许多土耳其部落和蒙古部落把它当做可汗继承人的这种感觉，为它的征服活动创造了心理上的有利局面。直到十八和十九世纪，对于加尔梅克和布里亚特人来说，沙皇还是他们心目中的“白汗”。
这样，“沙皇”这一明显表露俄罗斯帝国心迹的称号，就成了一个万能的法宝。在向西方推进的时候，俄罗斯的统治者就把自己看作是罗马皇帝的后裔和拜占庭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在向东方推进的时候，他又是金帐汗国的继承人了。东正教的俄罗斯尽管曾打着“维护正教信仰”的旗帜对外用兵，但它却是心甘情愿地承认伟大的穆斯林统治者的威望的。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利用了自己辉煌的过去——由基辅罗斯以及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所提供的一切可能的条件，为它的勃勃野心添上一层美丽的谎言罢了。但是，从俄罗斯发动的历次战争的动机来看，我们又几乎可以说，正是这种妄想至高无上的勃勃野心，构成了俄罗斯扩张主义的最大动力。
参考资料：《俄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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