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青衫与青袍：白居易的变相吐槽》系列的第一篇文章：
我们每个人上高中的时候都学过白居易的《琵琶行》，这首诗作于他由京官太子左赞善大夫出贬为江州司马期间。《琵琶行》中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句，其中的〝司马青衫〞后来成了〝受尽委屈〞的代名词。不仅如此，〝司马青衫〞也给人一种〝江州司马这一品阶的职事官一定要著青衫〞的可笑错觉。〝司马青衫〞一词，也催生出《青衫湿》这个词牌，最出名的便是纳兰性德的《青衫湿·悼亡》〝近来无限伤心事，谁与话长更〞。
白居易初到江州，江州刺史崔能亲自出郭（外城）迎接。〝遥见朱轮来出郭，相迎劳动使君公〞，由此可见白居易并没有受到上官江州刺史崔能的慢待，他在江州过得并不委屈。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到江州司马品列第五（从五品下）。在《祭匡山文》中〝将仕郎守江州司马〞，告诉我们他的散官官阶是从九品下（最低级别）的将仕郎。白居易所担任的江州司马，与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担任的司马不同。
刘禹锡等八人在贬所基本上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不能参与任何政务，境遇苦不堪言。以柳宗元为例，他的职事官全称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永州是中州，永州司马为正六品下。〝员外置〞即正式编制之外的人员，〝同正员〞是指工资待遇同在编的永州司马一样。公元806年，唐宪宗改元元和，大赦天下之时，他特别三令五申交待〝八司马〞不在大赦之列。元稹《骆怡等复职制》〝敕：前江州司马员外同正员骆怡等〞，也有〝员外同正员〞的字样，而白居易的任命制诰中却没有。
大家不要忘记《琵琶行》诗前小序〝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谪迁意〞，说明他在江州总体上还算惬意，从〝始觉有谪迁意〞，也可以看出他生活得还算惬意。白居易出贬江州之前，担任的职事官是太子左赞善大夫（职事官），这个官职是正五品上阶，而他此时担任的江州司马也是五品官，却是从五品下阶。
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有〝唐之臣僚章服，不论职事官之崇卑，唯论散官之品制〞的记载，不过这种现象存在于唐代中后期。白居易的散官官阶将仕郎属从九品下，在官服体制中偏偏对应青色。他的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仅仅只是一个曾经的京官被贬地方官后，在自己的贬所江州巧遇京城来的琵琶歌女，发出的一声去国离京的喟叹。
新授铜符未著绯，因君装束始光辉。
惠深范叔绨袍赠， 荣过苏秦佩印归。
鱼缀白金随步跃，鹘衔红绶绕身飞。
明朝恋别朱门泪，不敢多垂恐污衣。
――白居易《初除官，蒙裴常侍赠鹘衔瑞草绯袍鱼袋，因谢惠贶兼抒离情》
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琵琶行》中的青衫只是碰巧对应了散官将仕郎的服色而已。白居易这首诗中的裴常侍指裴堪（唐玄宗时宰相裴耀卿的孙子），当年授裴堪为江西观察使的制诰――《除裴堪江西观察使制》『江西指〝江南西道〞』，便出自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之手。
白居易初到江州，不仅没受到上官江州刺史崔能的慢待，还因为贵人裴堪收获了意外的惊喜，所以他在江州过得一点也不委屈。白居易的散官官阶将仕郎虽为从九品下，但是他因为裴堪的缘故，破格获得了〝借绯〞的机会。白居易之前如隋朝有职事官五品佩铜鱼符的先例，再如武则天时期把鱼符改为龟符的时候，也是强调五品佩铜饰。白居易强调〝新授铜符『铜鱼符的简称』未著绯〞，意思说他的职事官江州司马的官阶虽为从五品下按照之前的先例是可以佩铜符的，按照当前的规定却不能著绯。
此处用〝铜符〞代指五品职事官，〝因君装束始光辉〞，因为裴堪的帮忙才让他〝著绯袍佩鱼袋〞。〝鱼缀白金随步跃，鹘衔红绶绕身飞〞，也能够说明他的正式官服应著绯。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贬所江州归江南西道管辖。裴堪在江西观察使的任上，顺便提携了一下白居易。白居易与琵琶女相逢的这种场合属于非正式场合，他当然不能著正式官服（绯袍），此时他应该是便服著青了。当然白居易延袭了杜甫〝青袍也自公〞和〝青袍朝士最困者〞中的〝青袍〞，都是相对于正规朝服而言。
白居易也许还延袭了高适任九品县尉时写的〝青袍裹身荷圣朝〞的〝青袍〞，仅仅是官场失意之时的一句牢骚耳语，后来成了低级官吏的泛称。公元808年，白居易〝新授将仕郎守左拾遗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不计品阶与官署，左拾遗属从八品上，将仕郎属从九品下，此时他无论职事官还是散官，都属著青的范畴了。一个真正处于事业低谷期的人，绝对会对自己的窘境守口如瓶。此时的白居易反而没有写诗，吐槽自己著青衫或青袍。
没过多久，他便上奏疏向皇帝讨要京兆府判司这个官职，事实上，元和五年（公元810年）他的确如愿以偿到京兆府任职司户参军（正七品下）。白居易讨要这个官职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臣母多病，臣家素贫，甘旨或亏，无以奉养，药饵或缺，空致其忧〞的窘境。这才是此时白居易境遇的真实写照，与被贬江州期间任将仕郎守江州司马时的官俸――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形成鲜明的对比。白居易任职京兆府后立即晒了工资条――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
我们查到的一些资料只能证明唐初按散官官阶发俸，由于唐初散官体制并不完善，散官官阶高于职事官的并不多见，这样可以节约财政开支。以玄宗朝为例，授予最高级别的从一品文散官――开府仪同三司的现象并不多见，如姚崇、宋璟、王仁皎、王毛仲等人。尤其姚崇和宋璟是在罢相（此时宰相职事官为三品）后，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其实就是对两人明升暗降，剥夺两人宰相议政权后，让他们拿着高薪颐养天年。我们没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中唐以后散官官阶仍然决定臣子的官俸。因为散官同为将仕郎的白居易，因职事官不同，官俸截然不同。
我们列举有关白居易官职变动的诸多例证，能够证明唐代中后期散官体制经过整顿后，是以散官官阶决定官服服色的。起初著青袍的白居易，职事官与散官官阶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他没有吐槽自己著青袍。我们看到白居易的职事官从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太子左赞善大夫再到江州司马，他的散官一直都是将仕郎。由此可见唐代中后期将散官进行整顿后，散官体制相对滞后。
白居易在正式著绯（从五品下阶文散官朝散大夫）之前，除了江州司马〝借绯〞外，还有一次就是忠州刺史〝借绯〞的经历（下一篇详述）。白居易任江州司马的时候尚且能〝借绯〞，他在江州明明过得很惬意，在遇到来自京城的琵琶歌女时，仅仅发出了一声〝去国离京〞的喟叹，吐槽自己著青衫，却被后人误会他在江州受了天大的委屈。他回到京城后任尚书主客郎中，结果境遇却是〝服色恩光尽反初〞。白居易发了下〝官职不升反降〞的牢骚，一时兴起又一次吐槽自己著青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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