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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滹沱河的变迁(朱玲玲)

滹沱河是海河五大水系之一子牙河水系的主要河流,在历史时期变迁很大,以“善淤”、“善决”而闻名,一有“小黄河”之称。至明清时期泛滥加剧,变迁更为频繁。

滹沱河源于山西繁峙县,进入河北平山县境后,汇入冶河,使水量大增,再由平山经灵寿东入正定,开始进入华北平原。在灵寿、平山以上,因沿岸高山耸立,河床稳定,历代变迁不大。滹沱河自平山、灵寿进入正定,地势陡降。据《深州风土记》:“自平山测量水平,每一里上高于下一尺五寸,至藁城每里高下仅五寸,献县则二寸耳。地形西峻东夷,故河流来急去缓。”今实测平山海拨500一200米,正定海拨105一58米。因此滹沱河由平山进入正定,犹如脱疆之马,奔腾直下,河道易溃善决。其结果“滹沱一河,入滋则滋病,入滏则滏病,俱不入,则滋滏间居人皆病”。致使滏阳河以北、猪龙河(即滋河下游)以南百数十里间,往往“成纵横激荡之域。滹沱河是一条变迁频繁并对沿岸人民造成灾害的一条河流,了解它在历史上的变迁情况,掌握演变规律,对今天综合治理、开发利用其水利资源是很有必要的。

有关滹沱河泛滥和变迁的资料,沿河各地方志中有许多记述,其中以《宁晋县志》记述变迁路线较为清楚,其文云:

至藁城陡落平原,流势大肆,或东北经深泽、安平、河间与猪龙河平行,以灌白洋淀;或东经束鹿,宁晋之间,而趋宁晋泊;以南、北盆地为中路。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滹沱河下大致分成北、中、南三路。其中南路又可分为二线:一线入宁晋泊,一路入滏阳河。中路由藁城经束鹿县东流入武强县南入溢阳河。北路由藁城深泽、安平、饶阳入古洋河。

下面将明清时期滹沱河变迁过程中的各路流向作一考察。

一 南路

南路中分两线,一由藁城经晋州西南入宁晋泊,另一由藁城经晋州流经束鹿南,东南至冀县境入滏阳河,或东入衡水汇滏阳河。

(一)入宁晋泊河道

宁晋泊位于宁晋县东南,亦名北泊,“东西经三十里”。其范围相当于今西自北鱼东至孟家庄,北自营上南至徐家庄以南这一区域。

滹沱河由藻城、晋州西,向南入宁晋泊。据《明史·河渠志》,滹沱河“明初故道由藁城、晋州抵宁晋入卫,其后迁徙不一。…… (嘉靖十一年)敕太仆卿何栋往治之,栋言:“河发浑源州,会诸山之水,东趋真定,由晋州紫城口之南入宁晋泊,会卫河入海,此故道也,晋州西高南下,因冲紫城东溢,而束鹿、深州诸处遂为巨浸。今宜起藁城张村至晋州故堤,筑十八里,高三丈,广十丈,植椿榆诸树。乃浚河身三十余里,导之南行,使归故道,则顺天、真、保诸郡水患俱平矣。”《畿辅安澜志》引雍正《畿辅通志》:“滹沱故道在宁晋县西北,明成化八年,河决紫城口入宁晋泊,正德十三年,紫城口淤塞,河分二股:一南由宁晋,一东溢束鹿,未几,并由束鹿,而宁晋遂无滹沱之患。”滹沱河由紫城口入宁晋泊一线并非始于明成化八年,上引《明史·地理志》已指出,这是一条明初故道,只是此时还没有正式称作宁晋泊。

关于此河的具体流径,据《畿辅安澜志》记载:“滹沱故道在正定县南者,为元明时所开浚,今已淹,南泛于藁城,晋州,入赵州之宁晋县,曰硷河。”此所谓入“宁晋县”即指注入宁晋泊。硷河初为滏阳河支流,后被滹沱水所夺而成滹沱河南注宁晋泊的河道。这段河道又曾称作寝水,《清一统志·赵州》山川载;“硷河在宁晋县东十里,即寝水也,《金史·地理志》宁晋有寝水。旧志,寝水自藁城以南,奕城、赵州以东,由宁晋入滏阳河。是河恒被滹沱水淤,今下流淤塞,上流亦涸,仅没渠形。”

这条河道所经之地,据民国《晋县志》山水项内作:浮沱河“南下之水,考其故道,当在故堤村、相古庄、洲头村、钧鱼口、孔孟庄、大尚村一带至宁晋,此入泊之道也”。今较详的地图如1981年《河北省地图集》皆有这些地名。而紫城口,则当即今晋县西与藁城县临界的东、西子城,在民国《晋县志》附图上这两个地点尚标作东、西紫城,子城显然是由紫城衍化而来。上述即滹沱河由藁城经晋州西南入宁晋泊的路线。

由于滹沱河“善淤”、“善决”,其入宁晋泊的具体路线及其入口处皆有变化。据《深州风土记》载,康熙五十三年由晋州平乡经宁晋司马、浩固、纪庄入泊;康熙五十四年又由宁晋司马徙羊碑(今羊杯)、四枝兰(今四芝兰)入泊,康熙五十五年由赵州大夫庄经晋尧台入泊;康熙五十七年由赵州朱庄徙往宁平邱入泊;雍正元年则由束鹿郎口至宁晋泊。

滹沱河冲入宁晋泊,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一)加重了宁晋泊的水患。

宁晋泊原地势低洼,为洨水、沙河、硷河等汇水之处,宁晋泊不仅承受任县、隆尧之水,还兼受赞皇、藁城、赵州、柏乡诸水汇归,历来以泊水为患。“因滏河身高,河腹势下”,故“一遇滏河泛滥,河水倒反灌泊,泊水不能归河,以致夏秋淫雨,便成巨浸,湮没田庐舍”。“即当水落之时,河水尚与泊水地面相等”,而滹沱河的决入,更加重了宁晋泊的水患。

(二)阻塞洨河、沙河、七里河、硷河入泊口,迫使宁晋泊水不得通泄,汇成大泽。

《畿辅安澜志·滹沱河》引《天津县志》:“自滹沱南徙,由贾家口而入,淤塞滏河故道,冲决洨口等村。”康熙《宁晋县志》载七里河“在县南廿五里宋家庄村北,为柏乡槐午诸水所注,东入滏阳,是河即在泊中。昔年任县、隆平水涨,自张家口注宁晋泊,俗呼曰南水。明隆万年间,南水六月至七月,即从七里口归滏阳。归水之期,声闻数里,不二十日,南水彻尽。……至崇祯巳卯、庚辰二年不雨,岁大荒,南水遂绝。遍野无禾,草木亦不生。顺治二年,南水复至,田皆种麦,又收麦十年有奇。顺治辛丑夏,麦方大熟,南水突至,麦皆漂没。自是年后水壅滞不去。遂成湖泊。盖由滹沱南徙,从贾家口横截滏水,滏阳遂淤,七河里口淤为平地。泊水无归河之路,汇为大泽

(三)加速宁晋泊的淤塞,迫使滏阳河改道。

《畿辅通志·宁晋泊》:“宁晋泊在滏阳河之西岸下淤,由七里河新挑河入滏。自乾隆五十三年广阳堤废,滹水南来挟沙而行,将滏河下游正身淤塞,连年南徙,遂将北泊淤为平地。嘉庆六年大水,愈淤愈高,浑水倒漾不能抵浊,泊水漫溢入滏,滏河下稍不通,无路泻泄,遂将东岸堤埝冲决,水趋东岸民田。自六年以后,连年冲刷,巳成河形”。滏阳河东徙,是由滹沱河水所迫的。

(二)南入滏阳河道

滹沱河南路的另一线,是由藁城经晋州束鹿县南,再分别由冀州或衡水入滏阳河。

明弘治年间,滹沱河主流曾一度由藁城北流向东北,即乾隆《正定府志》附菜城县图中滹沱故道(如上图)。据康熙《藁城县志》载,滹沱河“弘治十四年,因水泛涨北徙,去邑城八里”。此次北徙,几乎毁灭藁城。嘉靖《藁城县志·祥异志》云:“弘治辛酉岁,滹沱河水泛溢,巨浪洪滔,周流城郭,通衡水深丈余,冲坏民居不可胜计,城郭几致湮没。”

滹沱河此次北迁后,何时重又南迁,由其城东注晋州南关而东,文献上没有具体记载。但至少在清初已由北向南徙,经晋州入滏阳河。康熙《藁城县志》,“顺治十一年,自晋州上藁(城)之(东)正公村东冲突,而东南沿村十里,过(晋州西南)周头入白牧河。康熙七年,又自正公村上流陈村中间冲突,仍东南过周头入白牧河。”直至清未仍走此路。同治《藁城县志》卷一载:“滹沱河向自城东折而南,经兴安村、陈村、辛庄、彭学村入晋州境,同治七年决于(藁)城东北隅,改道经两河堡之南入晋州北辛庄。”陈村、兴安、彭(今改朋)学诸地名,仍袭用皆在藁城东南。因此,有清一代藁城滹沱河主河道的基本流向是由藁城折向东南。直至同治七年,滹沱河主流又向北迁,经今无极县南两河、辛河附近,与今滹沱河流向相似。

此线滹沱河在晋州、束鹿变化最大。据统计,自明正德十三年至清乾隆五十九年的270余年中,滹沱河在晋州改道23次。

明代滹沱河主流当在晋州束鹿的北部,即乾隆《畿辅义仓图》及乾隆《正定府志》附图所载晋州图中的滹沱故道(见上图),其河道皆在晋州北部。康熙《束鹿县志》建置载:“明天启二年六月廿三日,水从晋州境内涅盘村决口入束鹿境内,由南位伯村、北小陈、军齐村、董保村、大过村、田家庄冲破南堤,淹没城市一空,水北行由河庄村、吕彩村、天宫营、双井村入深州张村,现在东西大河身一道,今无水。”上述地名在今较详细的地图中,大多能找到,皆在晋州东、束鹿北。则直至天启年间滩沱河主流仍在晋州束鹿北部。

滹沱河由北向南迁,当在清顺治十三年,《瓷辅安澜志》引《晋州志》滹沱河“顺治十三年南徙,由藁城南彭村,经晋州(南)州头村、北钓鱼台、庞家庄、胡士庄寨入束鹿县(南部)”。就在明天启二年滹沱河由晋州东、涅盘村决口冲入束鹿境内这一次,冲毁了束鹿故城。束鹿故城在今县治东旧城。县治遂由旧城迁至今地。

滹沱河走晋州、束鹿南后,东南经冀州入滏阳河,或东北经衡水入滏阳河。

《明史·地理志》冀州下:“北有滹沱挟漳南注,以为州患。”这条记载说明明代滹佗河由冀州入溢阳河。又据《冀县志》载,自明永乐十三年至清同治七年的458年中,

滹沱河或谆滹河与漳水、滏阳河共同侵袭则县达40次。而直接冲击冀州城有6次,其中尤以永乐十三年损失最大,竞冲毁了冀州城。直至同治七年,滹沱河由晋州藁城之间改道北徙,遂不与滏阳河相通,不走此道。

滹沱河走衡水县,据乾隆《衡水县志·事纪》载:永乐“十三年,淫雨,河溢,大水坏城,及官民庐舍不可居,遂迁城”。这里的“河”即指滹沱河。《清一统志·冀州》记载衡水故城“在今衡水县西南十五里”。永乐十三年这次大水灾迫使衡水县迁至今地。

滹沱河在冀州与滏阳河的交汇口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据现有资料,顺治二年由赵家庄入口;顺治五年淖沱河分成二支,入冀州一支由贾家口入注;康熙五年,由晋州寨子村总河口入束鹿境分成五路,冀州二路分由堤北村、赵家庄入口,康熙四十八年由丁家庄入口;道光二十一年由邵村入口;而咸丰元年由王家庄入口。由衡水入滹阳河交汇口也常有变化,明永乐十六年由五花营入口;雍正四年由焦旺村入口。实际上滹沱河在冀州、衡水县入滏阳河口远不止这些。

二 中路

滹沱河走中路是由晋州经束鹿、深州至武强入滏阳河。此路束鹿以东经深州走武强入滏阳河。

滹沱河入深州,见于明大学士金幼文于永乐年间所撰碑刻:“永乐八年,友人萧公伯辰来理深州,州卑下,雨潦骤至,水入州,坏公宇民舍。公始相地,得距州可卅里曰吴庄者宜为州。……以永乐十年七月,既望,告州人而迁焉。又据道光《深州志·舆地志》:“故城在州治南廿五里,俗呼为旧城里,宋时所置。……永乐十年城没于水,乃徙治吴庄。”据明石宇《深州新城记》,冲毁深州城的“水”,是指滹佗河水。滹沱河由深州入武强汇滏阳河,入口也常有变化。明正德十三年因晋州紫城口淤塞,滹沱水分成二股,南股仍入宁晋泊,北股则东溢,由束鹿鸦儿河入深州,南至武强小范(今县治)入滏,此即道光《武强县志》附图中的旧溥沱河(下图)。乾隆五十九年,“由杜科、马兰井串腹至三龙堂有故河入武强归滏”。此故“河”即图中龙治河。而图中的新滹沱河当是道光二年“由衡水会滏入(深)州东南(入)武强”的一条。因《明史·地理志》武强县下:“南有滹沱河,归合于漳,万历廿六年北出饶阳县境,而县之滹沱河始涸。”万历年间滹沱河北迁后武强境内原河道已经干涸,因此图中新滹沱河只可能是道光二年新决出的河道。

滹沱河由南路(包括由晋州入宁晋泊及由晋州经束鹿南入滏阳河)与中路汇入滏阳河后走献县、再分为南、北两路向东流去。《清一统志·河间府》载滹佗河“自赵州之宁晋县与滏阳河合,经冀州、武邑、武强流入府境,由献县西南之完固口分为二,一由县北之藏家桥入河间县,又曰沙河,以城东四十里有沙河桥也,下流过龙桥入顺天府大城县境,经东西子牙村为子牙河。其一由完固口分流至献县南之单家桥,又东经沧州杜林镇,至青县鲍家咀入于南运河,此淖沱故道也。嗣以独流淤运,……雍正四年,塞完固口,使专循藏家桥东行”。清乾隆《献县志·舆地》下亦载有这南北两条河道,并记载北路在过臧家桥后还经有邓家、马坊两地;南路在过单家桥后还经有淮镇,高官两地。由臧家桥的北路即今子牙河。而据《明史·河渠志》等记载,在明代是以南路为滹沱河正流。明清时期滹沱河所流经地名,今天较详的地图上大多仍保存下来。今图上已无完固口,但据光绪《畿辅通志》卷四九献县图及乾隆《献县志》附图,其位置相当于今献县“南、北三堤口”附近。

明代滹沱河正流是由献县西南完固口经单家桥再东入沧州杜林镇,由青县鲍家咀入南运河;而分流则由完固口北行藏家桥经河间县沙河桥后入大城县,经子牙村、亦即今子牙河。这种情况至清初发生了很大变化。明滹沱河正流入注卫河即南运河,而南北运河是明清两代南北经济大动脉,北京所需“漕粮”主要通过南北大运河运输,“善决”、“善淤”的滹沱河汇入运河,势必威胁运河水运,为当政者所关切。为了保全漕运,清雍正四年,塞完固口,使滹沱河专由献县北藏家桥东行入河间、大城汇子牙河。这样北道便成了清代滹沱河的正流。康熙二十年后,河势趋北,五十年渐全归北道。雍正年间南流遂涸”,这里所记载的正是清康熙、雍正年间滹沱河的流向变化实况。

然而堵塞完固口后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滹沱河由北道入子牙河,而滏阳河挟带沿途两岸泊水至献县藏家桥与滹沱滏相汇。由于阻塞完固口,失去了完固口减缓河水之力,因此滹、滏两河相继泛滥为灾。加之汇入总滹、滏两水的子牙河在静县王口镇一带岸狭窄,沿岸渲泄支流又久已湮废;附近的大清河下游又无达沽之路,而与子牙河合流;三水汇入同一条河道,更拥挤不堪。故光绪八年以后,子牙河决南岸赵扶,继而再决王家口,文安、大城、新城、雄、霸等县均受其害。因此自清雍正四年塞完固口以后,不断有人主张恢复完固口减河,直至200余年后民国年间,仍有人再持此议。

由于塞完固口而断了源的滹沱河南道,水量减少,冬春干涸,但在夏秋雨量集中季节,却水量骤增,加之汇集沿途献县、阜城一带散水而形成急流,最后涌向青县鲍家咀归入南运河,对南运河仍构成很大威胁。每年夏秋之际,正值南运河盛涨之时,南运河不仅不能泄入滹佗河南道(即完固口减河),反而为其所倒灌。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确保运河畅通,“乾隆廿九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奏请在盘古庙西北十里洼开东西引河一道,长七里有奇,引滹滤河入东支黑龙港,归子牙故道,至静海县境北流入淀,邃塞鲍家咀河口”。自此以后结束了溥沱河汇入南运河的历史,亦确定了今淳沱河流向的刍型。

清统治者为了确保漕运,相继人为地阻塞完固口和鲍家咀,迫使滹沱河汇总于子牙河,沿岸人民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民国《青县志·舆地志》载:“夏秋雨集,上游积水汇合北下,其势仍甚汪洋,或卫河西决,子牙东灌注于此,为势尤狂。倘再遇淀水倒漾而南,两相冲激,水无所容,更易溃奔,动至数十百村沦为昏垫”。

三 北路

据《明史·地理志》系有滹沱河水的州县,说明滹沱河北路经由藁城、晋州、安平、饶阳、河间、任丘诸州县。北路又可分为二线,一由藁城北经晋州、无极、深泽、安平、饶阳,另一由藁城经晋州东走束鹿、深州,北去饶阳或安平,两线皆走肃宁、河间入任丘五官淀后归文安洼。

由藁城北经晋州、无极、深泽、安平入饶阳的一线,明清有关文献记载不多,但至少清康熙年间滹沱河北决走此道。有关此道文献记载较具体的是同治七年的一次。以前,滹沱河有在藁城、晋州逐渐南徙的趋势,自同治七年起淖沱河又遂北迁。这一次滹沱河迁徙的声势很大,民国《晋县志》载:“河复大溢,城南北水宽三十余里,遂北徙入古河道。”由藁城的冯村、两河之间流入晋县境内,经北辛庄、管洽村、祁底村、白水、侯抵庞村等地以南,张家庄、张里村、大樵、东留章等村以北,东流入束鹿县小章村。其后又由小章经宋村以南、过丁家庄、程王庄、杜合庄、北里厢、清官店东北行出境,入安平角邱。然后由安平经饶阳、肃宁、河间入任丘五官淀,泛于文安洼,而“新镇、雄、霸、大城均成昏垫”。据民国《冀县志》卷三“滹沱河”:“同治七年所改决者,即康熙年东入深泽、安平、饶阳之北道也”。可知此道即康熙年间滹沱河旧道。此后同治九年、十三年滹沱河曾再次北迁走此路。

滹沱河走此线后,与大清河水系滋水互为干扰,常相并泛溢,使地处二水之间的无极、深泽、安平、饶阳等地深受两河夹击之害。

另一线由藁城、晋州东入束鹿、深州,北经安平、饶阳。

1.走饶阳城南。顺治《饶阳县志·地理志》:“万历十三年,徙城南”。又:“三十九年秋,雨,滹水复溢。”关于后者乾隆《饶阳县志》曾考释云:“按旧志(指顺治县志)于(万历)册二年云徙城北,于是年(指天启二年)又云徙饶北,不载由北而南年月,岂(万历)册九年水溢时已徙与?”这里即据此把这一次列入去饶阳城南。

2.走饶阳城北。万历卅二年,,顺治《饶阳县志》载:“秋,大雨,滹沱北徙饶境。”乾隆《饶阳县志》亦载:“大雨,滹沱水徙城北”。顺治《饶阳县志·地理志》又载天启二年,“夏,滹沱冲决,徙城北,损稼。

3.同时流经饶阳城南北。顺治《饶阳县志》:“顺治二年秋,滹沱河自深州武强改流,北徙饶。”乾隆《饶阳县志》,“顺治二年秋,滹沱水徙饶北”。顺治、乾隆县志皆指出此年滹佗河北迁入饶阳城北,顺治县志又载本县大尹季世柞《乙酉(即顺治二年)水灾申文》:“复遭滹佗改流,不由深州故道,直入饶阳,弥天漫野,一望无际。一支自安平流于滋河,绕于城北;一支自束鹿以东直奔饶阳东南。四面围饶,变成水国,村村为壑,家家为鱼。”顺治二年的水灾没有结束,第二年的水灾又接踵而来,灾情更重。据《丙戍(顺治三年)水灾申文》:“自(顺治)二年六月,大雨淋漓泛溢,自束、深改流,不由故道,直奔饶阳。东南三十余村变为水国已经一载,村落丘墟,居民外徙。……今夏泛涨,自束鹿道经安平,一支注于饶南复接旧水,势更猖狂,一支注于饶北,冲决滋河,弥漫连天。自正西迄于东南,延亘五六十里,深或丈余,浅亦不下五七尺。……合饶地计之,不足五千顷,被潦之地几千余顷。”滹沱河同时流经饶阳城南、北的局面直至顺治四年才有所改变。或一年滹沱河由安平支窝村入吕汉河,迁至饶阳城北。从此吕汉河由原来的滹沱河分支,成为淖沱河正河的一部分。

4.由晋州、束鹿北入安平。据万历廿三、四年芦盐运使何继高撰《明安平滹沱河徙碑》载,滹沱河初不经安平,“自隆庆三年夏,河决束鹿始入安平西境”。以后万历十六年、廿一年皆决堤浸安平。万历廿三年六月,滹沱水再次暴涨,幸而年前安平城内外堤刚修,致使洪水没有决堤。至七月“河忽自束鹿界上南流离安平百里去矣,滹沱患安平三十年,今一朝徙”,迁向深州南。《明史·地理志》安平县下亦载:滹沱河旧在县南,万历廿三年自束鹿县南行,始不经县境。”然而滹沱河何时迁回,缺乏文献记载。据《安平县志稿》载:“万历卅五年滹沱、滋并溢,入城东门至孔庙,会城楼圮堵不得入乃免。”“天启六年丙寅,大水,滹沱河南徙深州境。顺治五年滹佗河复至。”(按:本县志有遗漏。上引顺治《饶阳县志》载“顺治二年,有一支由安平流于滋河,绕于城北)。因此康熙《安平县志·舆地志》云:“此水去来无常,或二、三十年一至,或四五十年一至,则或行十余年,或行二、三十年,水多纵横流,无定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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